第一位工人議員梁達誠
本文是陳明銶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一書內李志坤所寫的《第一位工人議員梁達誠》[1]一文的資料補充。
梁達誠（1913-？）是港英委任的第一位工人議員，而梁達誠認為自己應以個人身份晉身立法局，而非代表某一團體或某一階層。立法局為上層社會所把持，繁瑣的會議程序，做成技術上的困難，阻礙工人議員工作之推展。例如提出議案時，必須要掌握詳盡的資料，又要對所提的議案負全部責任，使梁達誠不敢輕率行事，其他議員對梁達誠所提出的議案十分冷淡，使梁達誠有孤立的感覺，未能在立法局內為工人出聲，一展抱負。
梁達誠認為，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是最有希望的工運推動力量，因為它得到政府的尊重。近年來，勞顧會人數的增加，非官委委員的設立，參與制訂勞工法例，勞顧會的重要性日漸擴大。但是，要充份發揮勞顧會的功效，有賴各委員的主動性。勞顧會所討論的法案，政府往往會在立法局內加以修改或拖延，以配合政府既定的整體政策，產生一個與政府整體構思没有很大偏差的計劃，故提議每每要經過一段長時間才生效。另一方面，梁達誠不同意賦予委員會實際權力，因為委員會的代表性仍不足。
梁達誠認為香港的工運發展，有賴於主觀和客觀兩種力量的互相配合，但先要有客觀環境的出現，主觀力量才可以發揮。
主觀力量乃指港英政府（整個官僚架構），此乃對香港工運推動的絶對（決定性）力量，但港府本身對工運並不熱衷。反之，抱有非常謹慎的態度。
客觀環境是工業化過程中，使資方有可觀的利潤；而勞資糾紛的加劇，工業意外的增加，造成一種巨大的力量，迫使港英介入。除此之外，英國工黨議員對港英抨擊，世界工運的潮流，其他鄰近亞洲國家的勞工法例，勞工福利的改善，國際勞工局等，給予港英國際壓力，港英必須以行動來抵銷國際的抨擊。順應整個社會潮流的發展。
如果主觀力量和客觀力量相配合，便可達致勞資合作之最高境界：協調、和諧，互相諒解，消除對立。要達致這個境界的唯一途徑就是敎育，工人、管理階層、老闆都要接受教育。可是，回顧這數十年來工運的發展及各因素的情況，皆發現存在種種困難制肘。
要邁向上述理想境界，目前的條件還未足夠。目前香港工運的最大障礙是參與勞工運動的人員，在量和質兩方面俱缺，可惜現在仍非常缺乏這類人才。在量方面，工人的認識不足，未能全力支持工會；再加上現實生活的關係，工會職員絶大多數是自願性質的，不似外國有由資方給予薪金的全職工會職員，另一方面，資方的認識亦不足，受到歐西過份膨脹的工會力量的剌激，香港資本家普遍對工會反感，視工會職員為滋事分子，忽略了香港工會可以促進勞資合作的作用。
梁達誠認為勞資雙方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衝突難免。勞資談判的成敗則有賴勢力的強弱，因此工會起着團結工人力的作用。
香港政府對於工會活動既不限制亦不鼓勵。但經常透過職工登記局，對工會進行審查。並經常挑剔工會行政的一些小錯誤，增加工會人員的壓力。
工會本身，其持續不斷的努力，對政府決策固然產生一定影響，但並非唯一的力量，僅是多種力量之一。同時，工會亦面臨人力、財力、工運領袖質素種種難題，有待克服。例如缺乏一些有學識，能全心全意投身工運的領袖。過往政治分歧影響了工會間的合作，削弱工人參加工會的熱誠。加上近年不少年青工人對工會作用抱有懷疑態度，不肯參加，以致會員數目下降。會員的減少，力量自然被削弱，工會所的作用更少，相應減低。因此，儘量工會都抱有為工人爭取福利，調和勞資關係的理想，種種困難嚴重影響工會發揮作用，也削弱工會對政府所能施加的壓力。
香港工運雖然障礙重重，無論如何，其過去的成果仍是可以肯定的，只是進展比較緩慢而已。
（原文是根據作者於1984年夏對梁達誠訪問稿整理而成。）
梁達誠是順德北滘青沙村人，於1913年在香港出生，1948-52年就讀英皇書院，港大學預科畢業，獲英國皇家衞生學會公共衞生學證書，英國皇家學會熱帶衛生學證書。
曾出任香港市政事務署衞生督察會主席，1965年任市政事務署九龍職總工會主席、會長，1971-1981年任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1971年，獲工會推選為國際勞組織第七屆亞洲會議香港代表，會議於2月4日 至15日舉行。
1977年，港督麥理浩委任當時任港九工團聯合總會英文秘書的梁達誠，與及曾當過九巴售票員的王霖為立法局議員，與此同時，麥理浩又委任了一些從事下層群眾工作的教會人士、社會工作者擔任議員。
本文附圖取自“梁植穎：《英皇書院師生──133載愛國愛港情懷》，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第78頁，香港公共圖書藏有，可外借。」
（完）
龍少爺
06.07.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