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車工會領袖何耀全
何耀全一生是短暫而光輝的，為了中華民族和工人階級的解放，以鮮血寫好一個“人”字。
何耀全（1897-1927）字永輝，祖籍福建永定，1897年3月6日出生在廣州。父親何貴榮（？-1912），有3子1女，何耀全為次子。何耀全9歲時過繼給何瑞業（？）做嗣子，並開始入私塾讀書。13歲生母病逝，兩年後生父又與世長辭，家境日衰，遂中途輟學。
後來，何耀全經朋友介紹到廣州市警察局當電話接線生，每月工資僅能維持最低生活。不久又失業，改做臨時工。在這期間，何耀全跟隨福軍拳術總教練林世榮（1861-1943）學習拳術。何耀全經過武術鍛煉，身體健壯，武藝高強，被聘為李福林部的拳術教師兼文書。
1919年1月18日，何耀全與香港捲煙廠女工吳麗貞（？）結婚，並於同年底遷往香港居住。到香港後，何耀全一時找不到固定職業，只能靠妻子的薪金度日。1920年，吳麗貞生下兒子何灼逑（？），不能再外出做工，一家生活更加困難。
1921年，何耀全在表哥和契娘幫助下，進入電車公司當售票員。3月後，何耀全、鎖春城（？）等發動電車工人組織「香港電車工業競進會」（以下簡稱電車工會）。「會員有揸車（駕駛）、售票員兩部份，共約350餘人，會內職員有郭鏡泉（？）、簡公（？）、白潔之（？）、何耀全、鎖春城等主持會務」，主席為鎖春城，會址設在灣仔鵝頸橋街口的頂樓。
電車工會是香港工運的重要支柱。1927年「香港電車工業競進會」被迫解散。1931年，在工友的團結努力下，正式註冊為「香港電車公司營業部華員職工存愛學會」，舉辦了文娛康樂活動。1948年修正名稱為「香港電車職工會」。4月，電車工會與21間工會一起聯合成立「香港工會聯合會」。1950年。電車工會舉行5天怠工行動，港英以武力鎮壓，製造了羅素街流血事件，封閉工會，將工會主席劉法（？）、副主席歐陽少峰（？）等主要負責人及工友遞解出境。電車工會在工聯會和各業工會大力支持，堅持維護工人權益停工48天，結果勝利復工、復會。
1920年，電車工會響應「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要求改善待遇鬥爭，向資方提出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二至五十，取消不上班罰扣兩天工資的苛例；取消「每天晨早到廠等候點派出車，無車去則不給工資」的苛例。（此後人多時就派往站坐亭）。年尾發給3個星期花紅；超過八小時廿分鐘工作後當超時工作；年級加薪；在總站設兩名替代人，以便工友急需時替代工作；非經勞資雙方代表會商決定，不得任意開除工人。由於工會的正確領導，工人的團結一致，結果得到公司全部答應改善，工人的團結更鞏固，會務更加發展。
1922年1月，香港海員舉行大罷工，何耀全領導電車工人也舉行罷工支援。2月底，全港參加罷工的有酒樓總工會、茶居工會、牛羊行工會等70餘團體。但不久，資方以「帶頭鬧事」為由，宣佈將何耀全開除。電車工會一面動員工人捐錢幫助何耀全解決生活困難；一面派代表與資方交涉，要求允許何耀全復工。
何耀全失業後面對逆境並未灰心，為了解決生活困難，減少工會負擔，他在新界租了「中華農藝會」的一小塊耕地，種植蔬菜等作農作物，以維持家計。何耀全對民族和工人的解放理想信心不減、持之以恒。何耀全與電車工會仍然保持著聯繫，關心電車工人鬥爭得來的利益，希望工會注意維護罷工的勝利果實。電車工會也關心何耀全，為他的被無理開除事件，繼續與資方鬥爭，並迫使資方同意讓他復工。何耀全很感激工友的支持，更堅定地，剛毅不屈為工人利益而鬥爭。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何耀全被選為香港工團總會出席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代表。會上，何耀全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從此，何耀全躋身於全國工人運動領導人的行列，指導全國工人為自身權益而奮鬥。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後，何耀全返回香港，與「海員工會」的蘇兆徵（1885-1929）等一起，聯繫電車、洋務、木匠、印務等工會，準備成立「香港華工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何耀全是籌備委員會委員。
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香港，激起了深受帝國主義壓迫的香港人的無比憤怒，迫切要求和全國人民一起行動。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香港工人罷工，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6月中旬，中共派鄧中夏（1894-1933）等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等黨員，研究發動香港工人參加為「反對帝國主義求得民族解放」而舉行的罷工鬥爭。
鄧中夏、蘇兆徴依靠何耀全等積極分子，一方面在各工廠散發傳單，一方面與各工會領袖接頭。在鄧中夏、蘇兆徵發動下，全港工團30多間工會負責人，在香港中環「車衣工會」4樓舉行了兩次秘密會議。第一次會議由鄧中夏報告五卅慘案的經過和各地援助上海群眾的情況，號召各工會發動工人罷工回廣州。楊匏安（1896-1931）以國民黨工人部長廖仲愷（1877-1925）代表名義，說明廣東軍政府負責解決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電車工會派何耀全、郭鏡泉為代表參加會議，何耀全表示堅決擁護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支持罷工。會上一致通過舉行總罷工的決定和罷工宣言與罷工要求。
翌日，鄧中夏等又召開各工會領袖第二次聯席會議，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作為臨時指揮機關，並選定職員。何耀全被選為全港工團聯合會委員。這次會議還決定發動罷工的時間和離港方法。
6月13日，香港工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臨時辦事處，負責接待罷工工人及籌劃罷工經費。
6月15日，省港臨時罷工委員會發出《為“五卅”慘案致香港各工團》的公開信，號召各工團「立即通令全體工友一致罷工，以制帝國主義者死命。並希提出要求條件，不達目的不止。」何耀全接到《為“五卅”慘案致香港各工團》的公開信後，即翻印成傳單，交給電車售票員，讓他們行車時沿途散發，擴大罷工宣傳。
6月19日，省港大罷工爆發。最先發難的是海員、電車、印務工人，接著就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工人，各種工人相繼加入罷工，機器
船塢工人殿後。香港工人罷工後，乘火車、輪船、以至步行，從深圳、前山、江門、三水河口等分途返廣州。何耀全身為全港工團聯合會的發難委員仍留在香港，主持發動未罷工的工會加入罷工行列。
港英為對付罷工，一面派軍警鎮壓，宣佈戒嚴令，搜捕工會領袖數十人；一面派軍艦在海上遊弋，禁止糧食出口，禁止商船到廣州，企圖對廣州軍政府進行經濟封鎖。何耀全在警員到處搜捕的險惡環境下，從容鎮靜地秘密來往於各工會和工人居住區，繼續組織罷工，處理罷工善後工作，完成任務後，在工人掩護下，巧妙地離開香港北上廣州。
6月23日，廣東各界舉行援助滬案示威大會。是日到會者有香港罷工工人、廣州的學校、商界、工農團體、黃埔軍校學生軍等約10萬人，群眾列隊遊行。何耀全出席了大會並任香港工人隊伍領隊，率領群眾沿途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沙面租界」等口號。當隊伍到達沙面的對岸沙基時，駐守沙面的英軍開槍掃射，打死54人，打傷117人，造成「沙基慘案」。事後， 何耀全義憤填膺地對工友說：「上海五卅慘案的血跡未乾，沙基慘案接踵而來。帝國主義者不把中國人當作人，而是當作螞蟻，任意開槍殘殺，我們不能坐著等死，只有起來鬥爭，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領土，爭取中華民族獨立，才能洗雪這個奇恥大辱。」
6月2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決定設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關; 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作為執行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的決議，掌管省港罷工一切事宜的最高執行機關。罷工委員會選舉蘇兆徴為委員長，何耀全、曾子嚴（？）為副委員長。
1925年夏，蘇兆徴介紹何耀全加入中共。從此以後，何耀全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格。中共廣東區委為了加強對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和罷工委員會的領導，設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黨團，鄧中夏為黨團書記，何耀全是黨團委員之一。
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設有宣佈員，其職權相當於大會司儀兼執行主席，往往可以左右會場。宣佈員不是中共黨員，罷工委員會黨團的決定難於在大會貫徹。於是，罷工委員會黨團發動群眾另行改選，推選何耀全為宣佈員，掌握操控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從此，中共的決定即能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中順利貫徹執行。
何耀全注重工人團結一致的力量，在7月4日《工人之路》發表〈罷工工人之責任〉一文，指「此次罷工，不僅為外交的後盾，而且是國際的奮鬥，是被壓迫民族圖謀解放的政治運動」。「我們的責任，既然如此重大，我們應力肩斯任，而勿輕於放棄」。採用的辦法是「對內則固守我們聯合的戰線，不可使有些微缺點，以受敵人攻擊;對外則一致奮鬥，向敵人陣地進攻。」這樣，即使帝國主義很強，又「何愁其不倒哉？不平等條約，何患其不取消哉。」文章有助罷工工人在複雜的形勢面前認清方向，團結一致，勇往直前。
8月20日，省港罷工委員會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決定加強工人糾察隊和會審處工作，嚴厲打擊走私活動和開展對工賊的鬥爭。何耀全鑒於會審處力量薄弱，在工人代表第二十三次大會上提出健全會審員制度，從速增補委員的建議。大會接受何耀全的提案，增選車衣工會馮煜南（？）、平樂工會麥波揚（？）等為會審員。為了擴充罷工工人糾察隊，何耀全積極向工人宣傳組織工人糾察隊的目的和作用，動員電車、印刷、洋務等罷工工人中的青年踴躍參加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出發到廣東沿海港口執行任務時，何耀全向他們作動員，要他們機智勇敢，秉公辦事，不怕犧牲。
10月初，盤踞在粵東的軍閥陳炯明出兵攻打廣州，顛覆廣州軍政府，廣州軍政府下令舉行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何耀全與罷工委員會其他領導人研究，決定發動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宣傳隊、衞生隊支援東征。300餘名罷工工人出發上前線時，何耀全發表講話指出，為前線輸送糧食、彈藥和救護傷患等工作，對奪取東征的勝利關係甚大，而東征的勝利，又有利於封鎖香港和解決罷工問題。東征軍在罷工工人和東江農民支援下，消滅了陳炯明部隊，勝利完成第二次東征。
1925年底，罷工委員會決定派羅珠（1902-1970）、徐惠東（？）、黎勝（？）等人到香港，發動年關第二次罷工。出發前，何耀全向他們詳細交代了罷工的方針、政策和策略，要他們大膽細心地工作，並表彰他們敢入虎穴的革命精神。
為加強反走私和封鎖香港的鬥爭，罷工委員會發動總商會、市商會、全省商會聯合會、商民協會組織了工商檢驗貨物處，定於1926年2月22日開始檢驗各航業公司輪船進口貨物。香港當局嗾使粵海關停關對抗。粵海關稅務司（？）於2月20日上午向廣東軍政府代表陳述：「罷工糾察扣留8艇貨物，未經稅關查驗，糾察如此做法，彼實不能執行」。旋即宣佈停止驗貨起卸，製造了封關事件。
罷工委員會黨團討論此事時，何耀全極為憤慨，指出粵海關封關是無視我國主權，絕我財源，主張堅決反擊。會上一致決定開展反對封關鬥爭，並分工聯絡各群眾團體。罷工委員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省商會聯合會、廣州市商會、廣州商民協會等團體聯名發表《工商聯合對粵海關稅務司貝爾宣言》，列舉貝爾製造封關事件的罪惡陰謀，要求政府撤銷貝爾職務。與此同時，何耀全等罷工領導人發動罷工工人參加全市十萬群眾在廣東大學操場舉行的反對封關大會，會後率領工人隊伍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撤換稅務司貝爾」、「粵海關即日開放」、「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經過幾天鬥爭，終於迫使貝爾於2月26日重新開放粵海關。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中共黨員被捕，軍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企圖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何耀全看到形勢驟變，十分鎮靜地指揮罷工委員會的職員管好文書檔案，堅守崗位，又通知工人糾察隊拿起武器，加強戒備。因此，前來監視罷工委員會的軍隊，不敢闖進罷工委員會內，更不敢收繳糾察隊的武器。
同年三、四月間，中共廣東區委決定充實組織機構，增加一些工人領袖黨員參加區黨委領導。何耀全被增選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
1926年，全總派何耀全等24人任香港總工會籌備委員。4月26日，香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推選何耀全為執委會交際部長。隨後，何耀全出席5月1-14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並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
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決定遷武漢辦公，中共的一些領導人也相繼調往武漢工作。何耀全等則留在廣州，繼續領導省港罷工委員會等各方面的工作。
1927年，上海發生四一二事變，何耀全等領導人，根據中共廣東區委的指示，為應付惡劣形勢和突然事變，轉入秘密工作。4月15日，廣東當局執行清黨行動，何耀全被捕，秘密殺害。
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史19189-1926》一書中，列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名單時，在何耀全的名字後加上（消極）字句，據現有資料顯示，未見何全有明顯的消極行為，有待進一步研究。
（完）
龍少爺
27.05.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