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女子曾珍（1918-1993）為了中國解放奮鬥了半生，不畏危險，投身抗日救亡，工人運動；淪陷期間，深入敵後，以智慧和勇氣打倒敵人，為中國歷史展開新一頁，中年後卻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失常，子女四散，夫妻分離，晚年始有較好的家庭生活，可惜要呆渡餘生。
曾珍是廣東五華人，香港出生，童年時跟外婆去英國兵營討殘羹充饑，食物內夾雜著煙頭、牙籤。後來，守寡12年的外婆改嫁菜販，繼父供她讀初中。在學校生活，曾珍出任女校畢業班學生會主席[1]，在課餘時間閱讀了不少進步書刊，激發了她對現實社會的階級壓迫和女性受歧視的不滿。
1935年5月，曾珍就讀「大中女校」，「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在該校組織「讀書會」，曾珍參加了讀書會的活動，了解了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明白必須堅持抗戰的道理，同時還認識了婦女解放和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關係，進而加入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當時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開辦了免費女工夜校，招收附近女工數百人入學，曾珍受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委託，組織數名夜校畢業生出任敎師工作[2]。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是國民政府將領李濟琛（1885-1959）、陳銘樞（1889-1965）、蔣光鼐（1887-1967）、蔡廷鍇（1892-1968）等於福建事變失敗後，繼續祭起「抗日反蔣」旗號，於1935年7月25日 在香港成立，主席為李濟琛，以中央委員會作為同盟的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下設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民運部、青年部、不管部等機關，出版《民族戰線》。同盟具體工作由中共黨員梅龔彬（1900-1975）、宣俠父（宣古漁，1889-1938）等主持。陳辛人（1915-2005）編輯《民族戰線》。除此之外，中共黨員陳昭禮（陳豪人，1907-1940）、胡鄂公（1884-1951）、張威（？）、金城（？）等都在同盟內擔任要職。宣俠父任李濟琛的秘書及同盟的不管部部長；梅龔彬主持同盟在港的日常工作及擔任宣傳部部長；陳昭禮任同盟的青年部部長；在同盟工作的中共黨員還有蘇惠（1909-1996）、姚鐸（？-1946）、陳辛人、林望中（林蒂，？）、陳子谷（1916-1987）、鄭德（？）、邱東平（？）等。中共還陸續派潘漢年（1906-1977）、胡蘭畦（1901-1994）、雲廣英（1905-1990）等人來港，與同盟領導人聯絡。這些與政治局保持聯繫的黨員，從著重聯合在港國民黨反蔣派力量的層面，拉開中共在香港重新開展地下活動的序幕。
1936年，曾珍因經常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而認識了吳有恒（1913-1994），吳有恒當時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南區總部幹事，後來兩人結成夫婦，組織革命家庭。
曾珍在蘇惠（1909-1966）引領下，於1936年下半年加入中共，時年18歲，在九龍灣海邊天后廟舉行入黨宣誓儀式。
蘇惠是「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工作人員，負責恢復黨組織的接頭工作；同時在民族解放大同盟與華南救國會做統戰和宣傳工作。
10月，吳有恒、曾珍、賴石昂（1918-2012）3人組成中共香港支部，賴石昂負責交通聯絡工作。吳有恒、曾珍以夫妻名義租屋與賴石昂共住，不久，吳有恒、曾珍經組織批准結為革命伴侶，兩人成為真正革命伴侶，共偕白首。吳有恒職務雖高，但家庭生活水準很低很艱苦，夫妻倆日夜為革命工作奔忙，還要自己買菜做飯，湊嬰兒。一天只開兩餐飯，都是一碗青菜湯，一碟鹹菜頭，天天如此。家裏除了1張床，1張書桌，兩張木凳和1個盛放衣服的藤箱，還為馮坤（1921-2001）買了一張舊帆布床，別無其他家具，但報刊書籍卻很多。
馮坤（1921-2001）又名馮美坤，恩平人，出生於1921年7月22日 ，祖父、父親和哥哥均在美國、加拿大、馬來西亞和香港等地做工人，11歲到香港打工，當香港棉藝織造廠工人。1934年入讀「晨鐘社」的工人夜校，接觸了馬列主義理論，回到紗廠車間組織讀書會、姐妹會，領導車間工人反對資本家克扣工資的罷工鬥爭，發展工人出來參加進步團體。1936年10月，中共調馮坤到廣州分廠發展組織，七七抗戰開始時還領導和發動全廠工人示威遊行。1938年春節加入中共，時年17歲。1938年，中共香港市委派馮坤到粵中做抗日宣傳鼓動工作，任「旅港恩平回鄉服務團」中共黨支部副書記。後調「珠江縱隊」，任海燕分隊政治指導員兼中共黨支部書記。1946年調回香港，在「嶺英學校」教書。
再後來，吳有恒、曾珍夫婦和馮坤轉移到紅碪的一座破舊樓宇3樓居住，這裏經常有廖承志（1908-1983）、周伯明（1919-1998）、黃宇（呂良，1915-1994）等香港市委領導和委員來開會，人多的時候，個別黨員還要坐在地下。有些委員在晚上開完會後不便回去的，就躺在房間的地板上睡。
1938年，中共香港市委成立，吳有恒任市委書記，曾珍任婦女工作部部長，曾珍通過辦女工夜校、組織女青年會活動等形式，發展女黨員，積極聯絡上層人士，開展統戰工作。
1938年中共廣東黨組織經過整頓後，成立廣東省委。粵省委決定當前工作重點是首先集中全力抓黨的建設。4月後，曾珍參加粵省委在廣州主辦的黨員訓練班。為了確保建黨工作的順利開展，粵省委對各地方組織作了具體的指示，要求「應採取公開合法形式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從中建立和擴大黨的組織」。曾珍作為香港市委婦女部長，堅決貫徹粵省委和香港市委的指示，深入工廠做女工工作。為了更廣泛地發動女工，利用傳統拜「七夕」拜七姐的習俗，組織婦女團體「七組會」，另外還借舊社會「做會」的辦法，組織「儲蓄會」，加強與女工的聯繫[3]。
5月，吳有恒、曾珍的大女兒吳小堅出世。一天，早飯後吳有恒叫馮坤抱着剛出生的吳小堅（？）跟他們夫婦2人上街。到了尖沙咀碼頭，他們站在花圃旁邊。曾珍從馮坤手上接過吳小堅緊緊抱在懷裏，親了又親，淚水在眼裏打轉。不一會，一輛黑色轎車駛到跟前，吳有恒從曾珍懷裏抱過熟睡的吳小堅，放在小車裏的座位上，司機把腳一蹬，小車開跑了。曾珍淚水立即直流，吳有恒平靜地勸慰曾珍。小車裏除司機之外還有1人，那人就是國民黨元老何香凝（1878-1972）。何香凝是負責抗日戰爭中的孤兒工作的。吳有恒、曾珍為了把精力集中於革命工作，為了爭取更多時間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力量，忍痛割愛把孩子送進了孤兒院。
曾珍解除家庭負擔後，全身投入開展女工工作，深入基層，加入九龍城「陶化大同罐頭廠」當一名普通工人。曾珍開始時給女工講述蘇共的故事，並發動女工晚上參加「港九婦女教育服務團」組織的讀書、唱歌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曾珍教廠內女工學習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於1939年發展了鄧儉（1918-？）等加入中共。鄧儉曾任陶化大同罐頭廠中共支部的組織委員。曾珍積極向工人宣傳抗日戰爭的形勢，組織部份工人去聽廖承志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時淘化大同罐頭廠的中共黨員還有蔡國梁（1912-1952）、陳定安（？-1940）等，蔡國梁於1939年帶領陳定安等17人，北上東江加入游擊隊， 蔡國梁於1942年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總隊港九大隊大隊長，開展港九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直接威脅日軍以香港為中轉站的作用。
同時，曾珍還組織陶化大同罐頭廠工友參加支援「中華書局」800工人絶食罷工。
曾珍當時只有20歲，女工把她當作大姐，主動把心裏的話告訴她，她不僅及時掌握女工的思想情況，和迫切要求。在這些基礎上，曾珍宣傳反對階級壓迫，與剝削的道理。動員女工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中。在曾珍啟發下，女工思想覺悟提高，參加抗日賣花籌款。捐棉衣，以實際行動支援前線抗日戰士[4]。
曾珍除自己深入工廠外，還按照粵省委的指示，「要具體運用中共以往具體通過知識分子為橋樑發展黨組織的成功經驗」，在基層組織普遍抽調部份知識分子婦女骨幹、女學生積極分子調到工廠去活動。在她的領導下，工作開展很快，短短幾個月內，不僅辦了女工夜校，而且組織青年同樂會、廣九敎育服務團。推動了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向前發展。湧現了不少女積極分子，並吸入了中共[5]。
9月，曾珍出席粵省委婦女部在廣州召開的婦女幹部會議，會議由粵省委婦女部長張越霞（191-1979）主持，會期1星期，會議提出要組織婦女抗日救亡運動從城市擴大到鄉村，組織婦女開展武裝鬥爭[6]。會議肯定了曾珍工作[7]。
11月，吳有恒北上延安出席中共七大。
1942年香港淪陷後，曾珍尚留在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1898-1976）指示，黨員幹部要執行「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粵南省委由於組織嚴密，沒有受到破壞，廣州、澳門、香港的地下黨組織仍繼續活動。3月，中共開始整頓香港地下黨的領導層工作，粵南省委書記梁廣安排張如（？）為港九特派員，下設香港特派員黃施民（1921-？），九龍特派員曾珍由黃振賢（？）、鄧演獻（？）、黃燈明（？）、蕭汎波（蕭泛波、蕭響三，？）、鄧和（？）等協助。以上情況不到1年，張如表現不大適合留在敵後城市工作，於是調回內地，曾珍的一位要好的脫黨的女友同漢奸特務結了婚，嚴重威脅曾珍的留港工作，故梁廣立即把曾珍暫時撤退回吳有恒的家鄉[10]。
1943年1月，根據南方局指示，廣東黨組織成立臨時省委，梁廣任委員，負責城市地下工作。
曾珍把4歲的女兒送回恩平，隻身去廣州開展地下工作，直接與粵南省委書記梁廣聯繫。下線領導廣州的數名黨員。廣州那時是工廠不開工，商店不開門，要想找一份職業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也不是一件易事。中共是沒有錢發給的，是黨員養黨，沒有組織活動經費。曾珍在廣州沒有親友，中共安排她住在偽廣州婦女會工作的地下黨員馮平（？）家裏，以姑嫂相稱。兩人靠馮平的工資維持生活。不久，曾珍通過地下黨員何瓊（？）的社會關係，進入偽廣州市高等法院做書記員，以職業為掩護，執行勤職、勤學、勤交「三勤」。曾珍更大膽機智地將中共的機密文件和刊物放在偽機關的檔案文件櫃內[11]。
曾珍有了工作後，搬離馮平家，在芳草街租了一間能接近貧民婦女的小屋住。每天下班後，曾珍在家中吃完了飯，就到小北一帶活動。結識了以打草為生的婦女黃英（？），兩人建立了姐妹情，曾珍進而把印傳單的工具放在黃英的瓦平房草堆內。通過黃英的關係，在貧苦群眾中組織了「游擊之友社」，宣傳抗日，同時把自己隠藏在群眾中[12]。
1945年5月，德國無條件投降。中共召開七大，廣州中共地下組織決定，在廣州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攻勢，以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的名義起草《告全市同胞書》，印成宣傳單張散發，在全市範圍內大規模散發，擴大中共的影響力。曾珍把傳單藏在黃英家裏的草埋中，和廣州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余化，？）研究，在遊擊隊之友成員邵智（？）協助下，前往大東門和中山五路一帶內街，順利把一部份傳單散發出去。曾珍返回黃英家再取另一部份傳單後，返到現場街上，邵智卻不見蹤影。曾珍沒有助手，影響了散發傳的速度，這就會增加了被敵人發現的危險。曾珍冒著危險，沿大東門把傳單投遞到預先掌握好的住戶、商店內。曾珍又在偽法院的辦公室靠街窗口和地面，悄悄地散發傳單，《告全市同胞書》的出現，在廣州引了很大的回響，議論紛紛。有人說：「昨晚遊擊隊入城了，共產黨真厲害」[13]。
1946年上半年，曾珍調回香港工作。
5月，吳有恒作為中共南路特派員與曾珍重聚，吳有恒在湛江赤坎和平路30號，掛出「長發莊」的店號作掩護。曾珍是中共湛江市特派員負責情報和後勤供應工作兼婦女工作。吳有恒是長發莊的大老闆，曾珍是老闆娘。平常平凡外出做生意，寒暄應付，吳有恒總是衣冠楚楚，談起生意來頭頭是道，出手十分大雅；曾珍則燙著一頭海浪式的捲髮，著色彩素淨的絲綢旗袍，戴著一條光閃閃的金鏈，仿佛是氣度實足、珠光寶氣的老闆娘。長發莊後改成「合源行」。曾珍經常以老闆娘的身份去找「生意商」談生意，這些生意商都是公開黨員。「談生意」時，生意商把奪取的情陳述訴曾珍，曾珍回抵家後，趕忙用米湯把情報形式寫在一張小紙條上，找黨內有關負責人交給公開交通站，轉送到「戎行」，以利於戎行帶領作出新的對敵妥協佈置。
1947年，曾珍生下吳幼堅（1947-？）。11月，吳有恒、曾珍把大女和次女帶到香港，安排大女兒上學，幼女吳幼堅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1904-1971）及夫人蘇惠撫養。吳有恒回恩平創建粵中縱隊並任司令員。吳幼堅年幼，帶到遊擊區戰鬥不合適。為此，方方樂意把吳幼堅留給他撫養，解放後，吳有恒到廣州開會，才把吳幼堅接回家。
1948年，中共從遊擊區和香港調黃群（？）、劉筠秀（？）、陳秀（？）等到廣州地下婦聯工作[14]。
1949年4月，華南分局特派員鍾明派曾珍從香港再上廣州，領導地下婦聯工作[15]。曾珍線，主要任務是婦女工作和一些情報工作。曾珍到達廣州後，蕭芳（？）、何雪雲（？）把女工的工作情況和所有聯繫的部份女黨員轉給她。曾珍以家庭敎師職業為掩護，中共派剛離校門的黃鳯英（？）作她的助手。曾珍以女黨員為核心，分派她們到工廠、學校、衞生部門和機關團體發展地下婦聯成員。曾珍將地下婦聯分為若干條線，她抓住線頭，進行單線聯繫，及時溝通上下情況，並注意耐心細緻解決骨幹思想，經常強調婦女工作的重要作用，引導骨幹根據婦女特點和心理狀態，利用傳統習慣活動，如拜七姐、拜月光等，賦以新的革命內容，向群眾宣傳形勢、中共政策，消除婦女的疑慮。地下婦聯逐步發展[16]。
曾珍根據形勢的發展，要求在宗敎團體工作的周玉珍（？）爭取上層領導開展婦女群眾運動，在女工夜校培養中共力量，培育了「南洋煙草」的副廠長和工會副主席等
曾珍針對解放前夕可能出現的真空期，造成市民生活困難的情況，成立貯糧會和豆漿站，以維持失業工人的生活，同時利用送豆漿的機會，加強與女工的聯繫[17]。
1949年中共建政時，曾珍才31歲，結束了對外鬥爭的生活，面對對內鬥爭的前路，尚未能接觸到幸福家庭生活。
1957年，曾珍到高級黨校學習，學成返廣州未及施展，就受吳有恒地方主義案牽連，從此得不到提拔重用，後安排為市政協專職常委。
文革期間，曾珍的家也被抄了。吳有恒離家躲避，最終被廣州軍區下令逮捕。1968年，造反派謊說吳有恒和吳幼堅都死了，非法帶走曾珍。處於更年期的曾珍遭此刺激，患上間歇性精神分裂症。後來，曾珍由造反派手裏轉去市監獄拘留，同樣未經有關法律程式，亦是非法行為。吳有恒則關押在省監獄。曾珍被非法剝奪自由，斷絶親友的音訊，病情日重，卻被當作裝瘋扮傻。曾珍彷彿在作對敵鬥爭，試圖說服看守的士兵，結果又被加上一條「攻擊紅色長城」罪狀。
某天，曾珍迷迷糊糊的把《毛主席語錄》扉頁畫像扯下當信紙，在背面寫信給女兒吳幼堅，寫滿叮囑孩子們革命到底的話。吳幼堅接信嚇了一跳，不敢告訴任何人，悄悄地撕碎了媽媽的來信──亦即是毛澤東畫像[18]。
1968年10月，曾珍家庭成員各散東西，吳幼堅和弟妹4人，分赴海南島樂東、儋縣、增城、粵西北陽山當知青，留下14歲的小妹獨自在廣州讀書。5年後，當局准許吳有恒、曾珍的子女去見分別被監管的父母。曾珍的病拖到轉去幹校也沒醫治，後來學員觀察她白天黑夜、有人無人都一樣傻，常舉著「忠字牌」向毛澤東像喃喃請罪，於是向上峰反映，才把曾珍送進芳村精神病院。曾珍生前曾先後3次住進這家醫院。
1973年，曾珍戴著現行反革命帽子回到家裏，與仍受審查改造的吳有恒重聚，再嚐家庭生活。上峰說是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每月發給20元生活費。
文革結束後，曾珍獲得平反，恢復十一級離休幹部待遇。在家人關懷和藥物控制下，身體時好時差。
1993年11月，曾珍病逝，享年74歲。1994年8月，吳有恒病逝，享年81歲。這雙革命伴侣奮鬥了一生，用心寫一個“人”字，雖未能為全人類帶來幸福，却使中國人站起來了。
（完）
龍少爺
15.03.2011
[2]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1頁。
[3]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2頁。
[4]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2頁。
[5]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2-163頁。
[6] 省婦運史工作室：《抗日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大事記》，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37-1945），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73頁。
[7]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3頁。
[9] 《中共東南特委工作告》1939年1月29日 ，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259、262、271頁。
[11]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3-164頁。
[12]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4頁。
[13]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5頁。
[16] 廣州市婦運史辦公室：《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概况》，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22頁。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5頁。
[17]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