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與旅俄華工
旅俄華工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期，中國宣佈對德奧宣戰，因應協約國勞工短缺，就以「以工代兵」形式參戰，為協約國提供了道義上的支持，法國從中國招募了四萬勞工，英國招募了十萬勞工，俄國招募了二十萬勞工，整個一戰期間總共約有四十五萬華工在俄國。[1]這些華工替協約軍挖戰壕，或在後方工廠做工，協約國得到中國源源不繼的人力資源支援，在全方位的現代戰爭中，起了一定的重要作用。[2]
1917年3月，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專制政權，聖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曾稱列寧格勒Ленинград）工人建立了新的政權機關彼得格勒蘇維埃，與原沙皇的國家杜馬（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俄羅斯的下議院）組織臨時政府。
11月7日，佛拉迪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1870-1924）領導的布爾什維克（俄文Большевик的音譯，意思為多數派），發動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政府。
加入紅軍的華工
在十月革命期間，俄國首都聖彼得堡市有五千名華工參加工人赤衛隊，聖彼得堡造船廠華工劉辰福（？）和馮扎瓦（？）等建了華工赤衛隊，東歐白俄羅斯（Рэспубліка
Беларусь）首都明斯克市（Мінск）的森林採伐場就有多達千人參加了赤衛隊。仇山旺（？）、佟立方（？）和劉寶山（？）等加入莫斯科工人赤衛隊，明斯科巴赫（位置不詳）千餘名伐木華工加入工人赤衛隊。喀林柯維契（位置不詳）二千餘名伐木華工人加入工人赤衛隊，後編為紅軍。[5]
1918年初成立於俄國西北的彼得羅紮沃茨克市（Петрозаводск）成立了赤衛軍中國支隊。
劉辰福、馮扎瓦、仇山旺（？）、佟立方（？）和劉寶山等資料不詳。
以中國人為主的部隊，其中最著名的是情報組織契加（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簡稱全俄肅反委員會，通稱契卡，即是秘密警察機構KGB，國家安全委員會，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克格勃的前身）的一支中國人保衛隊，在聖彼得堡擔任保護列寧的工作，部隊由伊諾•伊曼紐洛維奇•雅克爾（ИонаЭммануиловичЯкир，1896- 1937）領導。1919年初，列寧警衛二百餘人中，內有李富清（？-1972）等七十餘名中國人。
李富清（？-1972）是山東人，1916年赴俄工作，彼得格勒十月革命指揮部斯莫爾尼宮（Смольный институт）的警衛，出任列寧衛隊的小組長。後編入第一步兵師（布瓊尼師），後後4次負傷，1923年到莫斯科軍事學院學習。列寧於1924年逝世時，以莫斯科軍事學校學員身份任儀仗隊成員，為列寧守靈，1933年回國到哈爾濱，1949年調到新疆工作。[6]
1918年1月人民委員會決定創建工農紅軍（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Кра́сная а́рмия），其後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接受華工共產黨人的建議，成立華人國際主義部隊全俄司令部，負責組織華工部隊，司令部政委為沈慶和（資料不詳）。[7]1920年第五集團軍成立全俄華人部隊司令部暨中國團，駐伊爾庫次克，編入伊爾庫次克省軍事委員會，指揮員14人，行政人員4人，戰士325人。[8]尚有申欽賀任司令部政委的的華人特別部隊。
夏季，俄共國際支部聯盟建立了一個負責組織紅軍國際部隊的軍事委員會，後來又成立了組織中國志願軍的參謀部，該參謀部對順利建立中國志願軍，意義重大。[9]
在聖彼得堡，單清河（單貝富，？）於1918年8月組建第十七彼得格勒團中國國際支隊，又名第一烏拉爾混編步兵師中國國際營，隊長為布濟科（？），政委為單清河，第一副隊長為山德列爾（？），第二副隊長為魯義文。10月第三集團軍將第一、二烏拉爾狙擊師合編為混編烏拉爾狙擊師，11月改名為第二十九狙擊師。中國國際營屬第三軍第二十九步兵狙擊師第三狙擊旅第二二五中國團，全團二千餘人，成員主是俄國遠東烏拉爾（Уральский ）彼爾姆省（Перм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阿拉巴斯克礦區的礦工，團長為任輔臣（1884-1918），第一營營為張清簫（？），第二營營長為桑來朝（？），第三營營長為潘白川（？）。1818年烏爾拉圖林斯克（Тури́нск）的維亞-巴夫金斯卡亞車站戰鬥中，損失100人，陣亡者有團長任輔臣、1連長陣亡，1名營長及兩名連長受傷，尚有指揮員等，參與戰鬥的其它部隊，也有團長和戰士等大部人陣亡。中國國際營曾被授予紅鷹團稱號，報刊稱它是「我們戰線最頑強的部隊」和「最可信賴的部隊」。[10]
1918年成立了第三軍二十九師後備團，全團都是來自烏拉爾煤礦、石棉礦和鐵路上的華工，團長為郭來賓（？），稱為烏拉爾中國團，團內有莫斯科沃羅涅什市中國獨立營，又名沃龍涅什第一步兵師第六團，戰士 210人。[11]
任輔臣是遼寧人，警校畢業，1907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哈爾濱工人團，1914年以外交部官員身份帶領華工赴俄，1917人參加紅軍，1918年陣亡後，蘇維埃政府派出一個班的戰士將任輔臣遺孀及子女等4人接到莫斯科，並得到列寧專門接見，稱讚任輔臣是一位卓越的指揮員和優秀的布爾什維克，同時高度評價中國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妻子張念光（1884-1975）也是紅軍，曾任中國團後勤辦事處主任，1921年回國。[12]
1918年5月，在遠東西伯利亞戰線就有一支四百人的中國分隊，1920年擴編為西伯利亞步兵第三師，又名中國師，師長為中國人，指揮員為魯義文，政委為張海成（？）。[13]
單清河、魯義文、張清簫、桑來朝、潘白川和張海成等資料不詳。
1918年夏天，在遠東尼科爾斯克（位置不詳）礦區，建立了尼科爾斯克中國支隊，又名王易祖中國國際支隊，王易祖（資料不詳）是領導。[15]
在遠東作戰的著名戰士夏伯陽（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恰巴耶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Чапа́ев，1887-1919）領導的第二十五步兵師國際團中，也有不少中國士。在遠東抵抗白軍的阿莫爾游擊隊中，近七成戰士是華工。[17]
俄國內戰時，莫斯科國際主義者軍團第一營下有第二連，又稱朝鮮連，成員以朝鮮人為主，第三連是中國連。[18]
第一國際主義共產黨員團國際主義義勇隊，戰士463人，內有中國126人，朝鮮義勇隊28人。[19]
1918年7月底，一千八百名華工乘火車到達俄國中部莫斯科州（Челя́б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特羅伊茨克鎮（Троицкий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округ），因紅軍與白軍激戰，鐵路被破壞無法前進，紅軍指揮員加倫（瓦西里•康斯坦丁諾維奇•布留赫爾，Васил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Блюхер，1889-1938）爭取到這批華工參加紅軍，這支中俄混合部隊總共有八千餘人，年齡約十五至二十歲，華工內部份人曾過北洋軍部隊，略具軍事常識。[20]
由於這批中國戰士戰績突出，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將俄羅斯烏拉爾-伏爾加（Уральская
-Волго）地區的各支中國國際志願隊編組成中國軍團，集中由加倫指揮，張福榮（？）為軍團長。後編入第三集團軍，1919年11月貝加爾湖（о́зеро Байка́л）戰鬥中，中國軍團損失較大，張福榮也受傷，治療後返回部隊。中國軍團後被編入第五十一師，師長為加倫。在克里米亞半島（Кры́м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戰鬥中，中國軍團犧牲了一半以上的戰士，張福榮身中七彈，幸好尚能活下來。餘下的中國軍團部份士兵後來加入了蘇聯國籍，部份返回中國。[21]
加倫於中國大革命時出任國民政府首席軍事顧問，回國後被斯大林清洗喪生。張福榮是譯音，資料不詳。
1918年春，以包清山（1887-1924）為首的六百餘名華工，在弗拉基高加索（Владикавка́з，今北奧塞梯-阿蘭共和國Респу́блика Се́верная Осе́тия-Ала́ния的首府，曾名奧爾忠尼啟澤市Орджоники́дзе）組織了中國國際支隊，又稱中國營。8月中國營二十餘名中國戰士守衛紅軍司令部大樓，與敵對峙5天5夜，只剩下一人，於1922年解散。1919年5月，列寧接見了這支被編為第四團第三營的全體戰士，許多人還榮獲列寧勳章。[23]
包清山（1887-1924）是遼寧人，又名包其三、鮑紀山、和蒲基山，俄文名為科斯嘉，在俄國長大，1917年加入蘇共，1918年加入紅軍，於1924年後下落不明。可能於三十年代受蘇聯迫害致死，他或是回到中國在抗日戰爭中殉國。[24]
1918年6月第三十三庫班師二九二傑爾賓特（Дербе́нт）團中國營在高加索莫羅佐夫斯克市（Морозовск）在莫洛佐夫斯卡婭車站地區遭白軍襲擊，為掩護鐵路工人和紅軍官兵家屬，中國戰士以巨大傷亡擊退白軍，當地民眾將犧牲的中國戰士遺體統一收殮安葬。
1918年東歐摩爾多瓦共和國（Republica Moldova）蒂拉斯波（提拉斯浦，Тираспол）附近森林，450名伐華工參加了紅軍，組成第四十五沃倫斯克紅旗步兵師中國國際營，又名特別國際中國營，[26]營長是孫富元（？-1918），是紅軍首個華人營。戰鬥在烏克蘭各地，同德奧軍隊和白軍作戰，損失慘重。同年5月，餘部撤退到莫斯科，重建為中國營，營長為孫富元。9月被編入第二十一莫斯科蘇維埃步兵團混成旅（拉奇茨基特別旅）中國國際主義營，團員五百人，開赴南方作戰。[27]接着的在攻打諾沃霍漂爾斯克市（位置不詳）的戰鬥中，傷亡極大。[28]
孫富元又名孫福元，東北人，因父親在邊防軍任職，故自幼學會打槍，並了解許多基本的軍事知識。青年時參加民族解放鬥爭，移居俄國後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十月革命加入工人赤衛隊，後轉入紅軍。1918年1月在烏克蘭蒂拉斯波創立中國國際營，轉戰烏克蘭各地損失慘重。同年5月餘部撤退到莫斯科，重建為中國營，營長為孫富元。9月，中國營被編入拉奇茨基特別旅第二十一莫斯科團，奉命到南方前線作戰，在攻打諾沃霍漂爾斯克市（位置不詳）的戰鬥中，傷亡極大。一說孫富元於1918年底的一次戰鬥中陣亡，一說1934年尚健在。[29]
東歐烏克蘭（Україна）於1919年在頓巴斯（Донбас）礦區伊凡和索菲亞礦井的華工組成第七十四步兵團中國支隊。頓巴斯煤礦的華工另組成第九步兵師第十八步兵連，連長是李生安（？），副連長是魏炳成（？），該連也全部由曾經在南俄作戰。[30]李生安和魏炳成料不詳。這兩支部隊可能相同，只是名稱不同，暫未能證實，有待進一步研究。
烏克蘭首府哈爾科夫市（Харків）一個煤礦的一百餘名華工組成張川林連，被編為第十三軍十二師第一旅第三連，連長為張川林（1895-？）。[31]張川林是東北人，於1917年赴華工作，後加入蘇共，1932年回國，組織遊擊隊抗日。
某華人特別部隊司令部：政委為申欽賀（資料不詳），支隊九成戰士為華工。[32]
其餘的華工戰士部隊有：中國國際營營長是匈牙利人雅科夫（？），副營長是唐富順（？），有五百戰士。唐富順是山東人，[33] 第四十六狙擊師阻截支隊中國連，[34]土耳其前線特務團中國連（第十連）。[35]還有韓喜順支隊、第十九步兵師中國團、巴拉少夫地區（位置不詳）的中國獨立連等。西伯利亞狙擊師第一狙擊團有華工戰士。[36]
紅軍華工戰士的紀念碑
1918年9月1日《烏拉爾工人報》就曾報導，在我們戰線上作戰的中國團，以其堅強和極端堅韌不拔的品質而著稱，在戰鬥中繳獲的機槍就可以裝備一個師了。中國團是我們戰線上最好的紅軍部隊。
蘇聯元帥菲利普•伊凡洛維奇•戈利科夫（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Голиков，1900-1980）於1918年10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我們的戰士中有許多關於中國同志的談話。大家知道，他們愛護武器，任何時候也不離身……中國人的紀律性很強，他們無條件遵守營、連乃至排、班的任何規則。」還有許多參加過國內戰爭的蘇聯紅軍老戰士在回憶自己的中國戰友時，也都稱讚他們在戰鬥的最危險時刻「總是衝在最前面」，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37]
從蘇聯各地，到處都安葬着中國國際主義戰士的無名烈士墓和友誼墓。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在彼爾姆、高加索等地的中國戰士紀念碑被拆除。唯一倖存的是位於卡馬河（Кама）畔中國國際營的紀念碑，當地民眾自發起來制止了搗毀的行為，原因是別爾米中國支隊曾掩護當地民眾和遊擊隊撤退，別爾米中國支隊全體陣亡，政委郭旺琴（資料不詳）受傷被俘後堅貞不屈。[38]
在莫斯科紅場列寧墓後側有一座墓碑，上面用俄文刻著：「張-1917，王-1917」。這是1918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一周年紀念日，列寧親自為之揭幕的陣亡將士紀念碑之一。因犧牲的中國烈士姓名不詳，於是用張、王兩大中國姓氏來表達紀念。
莫羅佐夫斯克市於1957年，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日前夕，將第三十三庫班師二九二傑爾賓特團中國營烈士遺骸遷葬於城市中心廣場，並興紀念碑。正面用中俄雙語鐫刻著：敬禮 這裏安葬的是在保衛蘇維埃政權的戰鬥中於1919年7月在莫洛佐夫斯卡婭車站地區犧牲的第二九二傑爾賓特國際團中國紅軍游擊隊隊員。
俄國西部新霍皮奧爾斯克市（Новохопёрск）中國志願者紀念碑於1921年豎立，紀念第二莫斯科軍團犧牲的紅軍戰士和18位中國戰士，刻有「18位中國志願戰士和區革命戰士赤日馬科夫、波波夫、利特維諾夫、尼古拉耶恩科、卡爾波夫、阿尼休科、安東諾夫、沙普寧、雅布洛奇金、貝利涅夫永垂不朽」。後在該市中心建立了革命公墓，亦稱兄弟墓。後來因基礎設施改造，兄弟墓被拆除，1970年在原位置重新建立俄國內戰爭烈士紀念設施。
烏拉爾圖拉市（Ни́жняя ́Тура）維亞火車站旁於1919年中國烈士紀念碑，紀念任輔臣保護維亞火車站，1988年重修。
1960年4月，弗拉基高加索建造了一座25米高的紀念碑，碑文為：「獻給國內戰爭年代為北奧塞梯蘇維埃政權獻身的中國同志們」，紀念碑所在的廣場被命名為中國廣場。
華工的共產黨組織
但是這些華工組織大都規模小，組織間缺乏緊密的聯繫與合作，能發出的聲音不大、不夠堅強有力。
旅俄華人於1917年4月1日在聖彼得堡成立中華旅俄聯合會， 宗旨是：「聯絡旅俄華人，保護華僑的合法行動，輔助旅俄學商工三界。」設幹事會在聖彼得堡，會長為聖彼得堡大學留學生劉澤榮（劉紹周，1892-1970），副會長為劉雯（？），秘書為張永奎（張玉川，？），幹事有15人，中華旅俄聯合會在協助華工回國上做了許多工作。[41]1918年改名為旅俄華工聯合會，修改章程，在各地建立分會，會員發展到六萬人。向國內中國同胞發出呼籲書，指出與俄國工人團結一致，才能在反壓迫的革命中取得勝利。這組織邁向為宣傳革命機構。出版宣傳共產主義刊物《華工》周報，編輯為波利萬諾夫（？）和張永奎，《旅俄華工大同報》編輯為劉澤榮和孫言川（1880-1921），尚有《共產主義之星》等。後來更派人回國搞革命。[42]
1902年6月18至20日，旅俄華工聯合會第三次代表大會，設有5名委員和兩名候補委員，內有華工戰士單清河、孫富元等。
劉澤榮（1892-1970）原名劉紹周，廣州人，早年隨家人前往俄國定居，1917年組建旅俄華工聯合會，被選為會長。曾以「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名義出席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後任職中東鐵路，1921年當選為哈爾濱公議會議員。1930年任北京大學法商學院俄語教授、1937年赴西南聯合大學任俄語教授。1940年赴蘇任使館參贊，1945年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中共建政後任外交部條約委員會法律顧問，主編《俄漢大辭典》。
孫言川（1880-1921）是浙江青田縣仁莊鄉孫山村人，赴俄國經商，曾任旅俄華工聯合會幹事、秘書和名譽主席等職，《旅俄華工大同報》編輯。
華工更加入了蘇聯共產黨，截至1920年中，蘇共的中國籍黨員在聖彼得堡有20人，在鄂木斯克（О́мская о́бласть）有100人，在秋明（Тюм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有61人，在莫斯科、葉卡捷琳堡和薩拉托夫（Сара́тов）等地也有很多中國籍黨員。[44]這應是最早的中國人共產黨黨員。旅俄華工聯合會各地分會成立了蘇共黨團。
紅軍中所有華工部隊各連都建立了蘇共支部。[45]
中國南北政權對十月革命的態度
二月革命後的3月30日，中國駐俄公使劉鏡人（1866-？）在聖彼得堡會見俄臨時政府外交部副部長，宣佈承認臨時政府。
1917年11月，蘇共在中國哈爾濱建立的工兵代表蘇維埃。為了保持蘇聯在中東鐵路的利益，把在俄國時期擔任中東鐵路督辦的霍爾瓦特（？）撒下（當時北洋政府正在與新俄國政府協商處理中東鐵路的問題），而換上新政府自己的人，蘇共於11月在中東路建立了一個以柳京（？）為首的蘇維埃組織。這樣便可立即把中東鐵路掌握在新政府手中。列寧支援這個組織並且於12月4日拍發電報給它：「現以工農政府委員會的名義命令奪取政權並派員赴滿洲里、綏芬河、哈巴羅夫斯克海關」。這是一個建立在中國領土上的蘇維埃政權。北洋政府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政府，自然會抗議並採取行動，一則要維護國家領土的尊嚴，二則防範共產主義散佈。據北洋政府命令，黑龍江省採取強硬措施解散了這個蘇維埃。不過這只是蘇共推廣其革命的其中之一的活動，解散一個蘇維埃並不能完全堵住共產主義的傳播。
在中俄兩國漫長的國境線上，特別是在東北和西北，蘇聯設立了許多以中國為目標的宣傳點。新疆督軍楊增新（1864-1928）在他發給總統、國務院、邊防處、參謀部、陸軍部、外交部、內務部的電報中詳細報告了俄國「意圖在新疆鼓動革命」的情況：一、「旅俄安集延（Андижан，現烏茲別克共和國，O'zbekiston
Respublikasi 安集延州首府）、塔什干（Тошкент 現烏茲別克首都）等處華僑，受人煽惑，紛紛設立議事會，開會演說自由，冀圖破壞中國沿邊一帶秩序……塔什干所設議事會內，有由莫斯科到來之漢人二百餘名，陸續尚有到來者」。二、「華僑受俄激黨影響，在俄各處組織黨會。」[48]。
中國南方政權主腦孫中山（1886-1925）特任王孰聞（1883-1931）為西北利亞調查專員，赴俄國考察了解十月革命的情況。
（完）
梁寶龍
11.10.2017
[6] 中共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45-47頁。賴晨：〈參加十月革命的20萬中國志願軍〉載：《紅廣角 》2012003 期，網址：http://qk.laicar.com/Home/Content/1432305。〈十月革命時期的中國志願軍〉，載《網易》，網址：http://zwp-nm.blog.163.com/blog/static/8069887201601423441931/。
[12] 中共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4-17頁。賴晨：〈讓列寧尊敬的中國紅鷹團蘇俄女紅軍傳奇〉，載：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7970863.html。
[20] 〈這支部隊本來是參加一戰的，結果參加了俄羅斯內戰 最後打出了中國軍人的風采〉，載《每日頭條》，網址：https://kknews.cc/zh-hk/history/p5v2ebe.html。
[29] 中共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第2頁。〈中國營的歷史檔〉，載http://dushu.qiuzao.com/w/waidianpingwenge/1969/01/60.htm。
[44] 郭淵：《旅俄華工接受和傳播馬列主義過程的歷史考察》，載：《西伯利亞研究》，2007.34(5) ，http://qkzz.net/article/29fba932-9f49-45b0-afd5-b5d179236bef.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