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戴卓爾夫人政府利用傳媒擊倒工會，自此傳媒成對奕雙方的重要場，傳媒的獨立和公正表露無遺，工業傷亡權益會就以自己的立場來說傳媒。
冷淡與熱情
──從傳媒的報道看這十年的工傷及職安情況
工業傷亡權益會
2018年11月28日
翻開舊報，不難發現八、九十年代的報紙，沒有艷麗的色彩，豐富的圖片，甚至只是黑白印刷，內容卻樸實而言之有物。現時的報紙雜誌，無不鮮豔奪目，大量圖片，版面設計一流，標題誇張吸睛，內容卻有嫌空洞不實。
傳媒就市民關心的議題趨之若鶩，想方設法尋找耐人尋味的材料，吸引讀者，無可口非。讀者的口味和關注的題目，同時隨著傳媒的報道而受到感染和轉變，亦屬常理。到底誰先牽引誰？或有如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道理一樣，互相關聯，互相影響。
本會總幹事陳錦康常說：「以前好多傳媒採訪，上電視，上電台，市民很容易就看到我們，看到以後，就找我們求助。現在，都沒有了。」我們並不感慨沒人採訪，不能上鏡；但我們可惜，傳媒都不再注重職業安全了。「職安這些事情會報道，但不會放在很明顯的位置，那麼就不需要採訪了，說一說事故就可以了。」這大概就是傳媒的想法了。
這種轉變，反映了職業安全之於傳媒，已經看得很輕了。
有人會說，不是傳媒不關心，而是社會普遍都不關心職業安全啊。且看我們「自我宣傳」的例子好了。每宗工業意外發生，我們都會在facebook發帖，除了講述意外，還會附上職業安全資料，某些個案更加有家屬親述的感受和訴求。另外，也少不了爭取行動和議題的討論。觀看人次數目不斷上升，有些帖子更加得到很大的迴響，例如，早前港珠澳大橋通車前，我們在其中一個意外地點進行了悼念儀式，便喚起了超過33萬用戶的關注。
這現象反映了市民其實是關注職業安全的，但是，當主流媒體不再報道或冷淡對待的時候，日常仍然依賴紙媒的市民大眾就無法從報章中得到此訊息。
傳媒沒有把議題「熱」起來也是其中一個問題。現在，普遍的情況是意外發生後，傳媒拼湊意外經過；編寫煽情故事；再附上一些職業安全資料。猶如一份食譜。意外經過是配菜，煽情故事是主菜，職業安全是調味料。不過，作為一道菜，調味料絕對是點睛之處，調味不出色，方有上等食材也是浪費。但作為一篇工業意外的報道，職業安全卻成了可有可無的調味料。
議題「熱」了，就能製造輿論。籌款、協助家屬、監察政府、改善職安健、減少同類意外、迫令政府修例便能成事。煽情重要，但故事背後所引出的問題更值得發酵。可惜，我們看到現時傳媒一般缺乏跟進報道，如果是大型的職業意外，還「有幸」得到兩、三天的版面。非大型意外，往往寫完故事就完結了。不討論職業安全，不討論改善方法，不修例杜絕危險施工程序，就不可能保障工人生命健康。
過去十年，香港一共有611,956宗工傷個案，2,165名工人殉職。以上為勞工處官方數字，由於有些個案沒有向勞工處呈報，實際的受傷數字應更高。而我們所見，受傷數字每年維持在五萬多宗，死亡每年在200宗上落，並無明顯下滑趨勢。這進一步反映了我們政府並沒有吸取教訓。
2012年8月28日，擎天半島發生奪命工業意外，一名年僅23歲的搭棚工人搭建狗臂架時連人帶架從60樓墮下死亡。媒體重點放在：高空、屍體分離、家庭背景、棚架安全、單位面積、豪宅樓價和入住的名人。篇幅只有不到A5的尺寸。
意外發生後，我們即時到了現場，等待家屬，給予支援。最後我們知道的故事是：僱主沒有出現，沒有慰問，沒有交代意外經過。人走了，卻沒有答案，家屬非常徬徨。於是，我們陪同家屬在僅有的資料中，找到公司地址，但沒有找到人。我們在公司門口派發傳單，要求僱主出來交代事件。另外，我們冒險進入了意外屋苑的範圍，向住戶派發傳單，希望大家關注職業安全。期間，有熱心市民把錢塞到家屬手中，表示支持。我們也陪家屬到勞工處，聽著一位師傅冷冷的把所有責任推到死者身上。僱主沒有購買勞工保險，法官只判罰款1,500元，我們到律政署抗議，要求其嚴正對待輕判的個案。可惜，上訴後也不過是罰款3,000元。家屬多番致信政府官員才得以成功要求就意外召開死因庭，還原意外真相。僱主申請破產，逃之夭夭，賠償只能向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申請，除了耗時更長，也需要支付額外律師費。奔波輾轉差不多六年，終於了結。
家屬憤怒於政府的被動，不願意主動提供協助，不重視職業安全，無良僱主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家屬形容當時的自己就像瘋狗一樣，到處吠叫咬人。坦白說，我們當時也感受到那股誓不罷休的氣場。但是，幸虧家屬能堅持到底，方能得到真相，以告亡者在天之靈。
以上的故事，傳媒沒有跟進，當然也不會有報道。讀者無法得知原來一宗工傷意外背後，竟牽涉到如此複雜的問題和程序，也無法知道政府各部門的跟進是如此的不足夠。
而這個故事，只是冰山一角。
2009年9月13日，6名工人在興建中的環球貿易廣場工作時，墮電梯槽死亡。發展商給予每個家庭100萬的撫卹金及承諾照顧死者子女的教育費。隔天，傳媒就鋪天蓋地講那100萬，風聲鶴唳。可是這100萬能賠上逝者的性命，能改善的業界的職業安全了嗎？
2016年6月28日，三名修路工人在青葵公路工作時，被的士撞斃。從2011年至2016年的5年內，已發生9宗涉及箭嘴車的致命車禍，共奪去11條人命。既然意外經常發生，我們政府為何不直接立法提高職業安全指引，例如在馬路的兩旁加設水馬；增加防撞車及箭嘴車的距離等等，這些措施已經足夠保障工人的性命，但政府仍不願意去做。
2017年12月22日，一名清潔工人清理家居垃圾時，不幸墮下垃圾槽，被困近兩小時後獲救，送院搶救後不治。意外後有輿論提到垃圾槽設計不安全，直接導致意外，不過最終政府對改善此類設計也無動於衷。
對於某些大型意外，所引起較大的輿論，就能迫使政府作出改善方案。
2017年7月10日，紅磡一個中電地盤發生嚴重工業意外，3名工人在四至五米深坑工作時，突有水湧入，最終3人先後不治。意外揭露了手挖深坑工作環境之惡劣，工人需要在1.4平方米的密閉空間內屈身工作，遇上意外，逃生無門。那次意外輿論非常大，政府有所改善，在該年年底勞工處便出版了《手挖隧道工作的安全與健康指引》，著意改善相關工程的安全。
此外，我們多年來一直強烈譴責法庭對違例僱主懲罰過輕的問題。一宗職業死亡意外，僱主被判罰違反職業安全條例，卻輕輕罰款數萬元，完全不具阻嚇作用，無法反映罪行之嚴重性，更也無法推動僱主重視職業安全。或許是因為我們多年來不厭其煩疲勞轟炸式地催促政府提高刑罰，也或許是政府也收到各方意見，認同多宗意外判罰款數字強差人意，因此，早前有官方文件指出政府有意提高刑罰金額，並仿效外國，以營業額與判罰金額掛鉤作為其中一個標準。
可見，輿論的力量可以很大，大到足以影響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施行。但，如果不好好把握，就白白浪費了好的議題。沒有傳媒的眷顧，我們只能靠「自我宣傳」來把職業安全的話題帶到眾人之中。可惜，我們的力量仍也十分微小，期望越來越多的大眾能自發地關注和討論職業安全問題，這樣才能推動整個社會、整個政府一同改善安全。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