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銶教授編著目錄（中文部份）

陳明銶教授編著目錄（中文部份）

中文書/文集：

1.  梁寶霖、梁寶龍、陳明銶、高彥頤合編：《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香港基督敎工業委員會，1982）。

2.  陳明銶主編，梁寶霖、梁寶龍、趙永佳、陸鳯娥合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香港：香港基督敎工業委員會，1986）。

3.  陳明銶：《落日香江紅：衛奕信政權的歷史挑戰》（香港：信報有限公司，1989）。

4.  陳明銶、饒美蛟編：《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1900-1938》（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0）。

5.  陳明銶、鮑紹霖、麥勁生、區志堅合編：《中國與世界之多元歷史探討》（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

6.  委員會編：《陳明銶教授追思錄》（2018）。

中文論文/期刊文章：

1.  陳明銶：〈五四與工運〉載汪榮祖編：《五四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79），第57-88頁。

2.  陳明銶著，張榮芳譯：〈資治通鑑的史學〉載《食資月刊》第12卷第4-5期（1982年8月），第164-178頁。

3.  陳明銶著，張榮芳譯：〈資治通鑑的史學〉載《食資月刊》第12卷第6期（1982年9月），第207-215頁。

4.  陳明銶：〈民國初年勞工運動的再評估〉載《中國民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1912-192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第875-891頁。

5.  陳明銶、單瑞蓮（1986）：〈戰前香港勞工調查—─畢特報告書（Butters Report）簡介〉載《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第111—115頁。亦載在趙雨樂、程美寶合編：《香港史研究論著選輯》（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1999），第155-58頁。）

6.  陳明銶：〈機器工人與海員的早期活動史略〉，《珠海學報》（香港：珠海學院）， 第15期，1987年，第352-360頁。

7.  陳明銶：〈近代香港與廣州比較研究〉，載《學術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第3期，1988年，第69-73頁。

8.  陳明銶：〈當前香港工會發展及其歷史淵源：行會意識，政治紛爭和內部分裂〉，載陳坤耀等合編：《工運與社會發展：香港的經驗》（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8），第119-132頁。

9.  陳明銶：〈從歷史角度看香港工運發展〉，載香港工會聯合會編：《香港工運路向》（香港: 新城文化服務公司，1989），第39-43頁。

10.       陳明銶：〈中國勞工運動史研究〉，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下冊，第599-639頁。

11.       陳明銶：〈晚清廣東勞工「集體行動」理念初探〉，載《中國社會經商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第28期，1989年。

12.       陳明銶：〈清季民初中國城市群眾動員之型態〉載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係與中國近代化》（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 第326-342頁。

13.       陳明銶，〈珠江上之「炮艦外交」──一九二零年代廣州海關事件與中英聯繫〉，載吳倫霓霞、何佩然主編：《中國海關史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1997），第469-496頁。

14.       陳明銶：〈近代粵系/嶺南幫構建全國政權之局限〉，載呂芳上編：《論民國時期領導精英》，（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991），第243-256頁。

15.       陳明銶：〈香港學界近年研究民國史的成果〉，載周佳榮等編：《當代香港史學研究》，（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第289-304頁。

16.       陳明銶：〈香港邁向1997不完善國度──中國大陸與台灣關係的另一參考〉，載賴澤榮編：《台灣的四鄰論文集》，（中瀝：中央大學歷史研宄所，1998），第151-170頁。

17.       陳明銶：〈在革命前綫──1920年代中期粵港工運重點勾劃綱要〉，載周奕、伍錫康、梁寶霖、梁寶龍編：《港粵工人大融合──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回顧論文集》。

18.       陳明銶、區志堅合編：〈中國現代化的廣東因素〉，載沈青松主編：《中華現代性的探論──檢討展望》（台北：政大出版社，2013），第89-105頁。

19.       陳明銶：〈民初香港華人愛國行動初探──1912-13年「抵制電車」及1919年 「五四運動」〉，載郝廷平、魏秀梅主編：《近世中國之傳統與蛻變──劉廣京院士75歲祝壽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第661-677頁。

20.       陳明銶：〈粵港與上海異勢與互爭，1842-1949〉，載《民國研究》總第16輯（2009冬季號）。

21.       陳明銶：〈超越「夏灣拿化」現象──澳門博彩之社會影響及過度發展危機〉，載梁潔芬等：《中國澳門特區博彩業與社發展》（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0），第6611-677頁。

22.       陳明銶：〈香港與孫中山革命運動之多元關係（1895-1925）──革命基地兼革命對象的重疊角色〉，載麥勁生等編：《共和維新──辛亥革命百年紀念論文集》（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3），第235-258頁。

23.       陳明銶：〈跨越及多元化下之複雜工作──香港口述歷史基金會項目嘗試〉，載李向玉：《眾聲平等──華人社會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3）。

24.       陳明銶：〈香港特區新時代之中國歷史及本土歷史教育新意念〉，載李向玉：《天人古今──華人社會歷史的使命與挑戰》（澳門：澳門理工學院，2014）。

25.       陳明銶：〈中國近代史之「香港因素」與香港研究之「大中華」基礎理念──全球、區域、國家及本地層次論述〉，載《香港的歷史與社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編：《香港的歷史與社會研究》（香港：《香港的歷史與社會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第16-24頁。

26.       陳明銶：〈「盡信書不如無書」──淺談香港歷史科程改革兼評學者所著香港歷史教科書〉，載李帆等：《知識與認同──現代學者論教育及教科書》（香港：中華書局，2017），第16-24頁。

27.       陳明銶：〈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權力重建對香港群眾力量影響1919-19225〉，載《第一次世界大戰百年紀念文集》（2019），（未刊稿）。

28.       陳明銶、鄭華君：〈北美華人學者探討大中華地區歷史教科書與博雅教育精神之「中華性」軟實力〉，載《清華社會學評論》（2019），（未刊稿）。

29.       陳明銶、區志堅：〈經世思想與地域──明末以來廣東經世思想〉，載黎志剛編：《劉廣京院士紀念論文集》，（未刊稿）。

撰序的書刊：

1.  文灼非編：《永遠記得那些日子─香港大學學生會北美交流團文集》。

2.  文灼非：《採訪心影錄──十年磨劍》（香港：田園書屋，1999）。

3.  盧兆興等著：《董建華政府管制危機與出路》（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

30.       陳惜姿等著：《不認命的故事──工盟20年》（香港：職工會聯盟，2010）。

4.  梁寶龍著：《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

5.  沈旭輝著：《國際政治夢工場Ⅱ》下卷（香港：上書局，2009）。

6.  區志堅等：《香港海關百年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

7.  區志堅：《九龍總商會七十五週年發展史》（香港：九龍總商會，2014）。

8.  譚志廣：《百年之路──澳門文化遺產的保護》（台北：學生書店，2018）。

9.  譚志廣：《澳門文化遺產保護公民參與的挑戰》（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

10.       施安東（António M. Jorge da Silva）著，葉浩男譯：《跨文化時空的葡亞人──澳門葡裔的演化》（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

11.       《春秋》2017年7-9月號（第三季），第098-1100期。

（完）

龍少爺

20.12.2019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民粹主義與工運

民粹主義與工運

                             

前言

部份評論家因本土派的排外行為，指他們是法西斯主義，近日看了多本有關民粹主義的書，把拉丁美洲曾被指為法西斯主義者的胡安•多明戈•貝隆（西班牙文Juan Domingo Perón，1895-1974）等列為民粹主義者，綜合來看本土派應稱為民粹主義較合適，龍少試闡述民粹主義與工運的關係來看這一問題。

先說何謂民粹主義（英文populis，西班牙文Populismo），按阿根廷學者厄尼斯特•拉克勞（西班牙文Ernesto Laclau，1935-2014）在《論民粹理性》（On Populist Reason）一書說：民粹主義不是一種意識形態，也不是政治體制，是一種論述策略，該策略透過建構政治疆界，將社會分為兩個陣營，從而動員基層對抗權貴，重建不公平的社會秩序。[1]以上論述正是本土派的最佳描述，我們從不見他們對遠景有任何具體的論述，主要是動員港人對抗中共。

而英國學者阿爾貝塔齊（Albertazzi） 和麥克唐納（McDonnell）所下的定義是：「反對精英以及其他危險人物剝奪或試圖剝奪一群相互類同的善良的主權人民的權利、價值、富足、身分或聲音」的意識形態。綜合以上論說，可以簡單直接的說，民粹主義就是指對抗人民的剝削者的主張和行動，所以台灣太陽花運動和香港雨傘運動，都可歸類為民粹主義。[2]

民粹主義又有譯為平民主義、大眾主義、人民主義和公民主義等，因而可以指是平民所擁護的政治與經濟理念。在如此內容空泛下，可說是沒有精確定義的社會科學語彙之一，但經常被學者當作政治哲學或是政治詞語。按其在拉丁美洲的奪權行為，又有學者定義為，以抗爭手法對抗民主政權，其抗爭手法或者可能是暴力。

從歷史來看民粹主義通常是精英主義的反義詞，古希臘城邦實行民主制度後，對於應由精英貴族還是一般公民來 掌握政治展開爭論。民粹主義者則要求直接民主與草根民主，認為精英只會追求自身利益，腐化且不可相信，希望由公民直接決定政治事務。

俄國十月革命前俄國的民粹主義定義又有不同，因其特徵是抬舉民眾和蔑視精英，而統治階級則用來稱謂包括自由派、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等反對者，當出自他們口中，這是一個有貶義的用詞。

貝隆主義

貝隆統治阿根庭長達11年，他集軍人、工人領袖、工運組織者和理論家等於一身。暨發動街頭鬥爭，又在議會內抨擊對手。

美國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簡稱FBI）評價他，「願望是成為阿根庭領導人，不想以政變來使自已成為總統，只想由事先安排好的選舉中名正言順地當選。」[3]

貝隆15歲進入軍事學校，深受德國影響接受了納粹思想。畢業後仕途順利，1930年曾參與政變。1941年任駐義大利武官，深刻體會工人運動的強大力量，和對維持政府統治的作用，亦了解通過武力取得政權的可能性。

1943年參加軍事政變更聲名鵲起，政權改變後掌管勞動和福利部，後兼副國防部長和副總統等職。1945年在軍隊內部的反對聲中被迫辭職。激發9月廿萬阿根庭工人從北區出發，向布宜諾斯艾利斯進軍，10月政府在軍官要求下逮捕貝隆。10月勞工總同盟（西班牙文Confederación General del Trabajo）發動大罷工，[4]並上街要求釋放貝隆，襲擊象徵精英的馬球俱樂部、銀行和報館等。工人齊集在五月廣場（Plaza del Mayo）要求釋放貝隆，結果貝隆被釋，日後這天定為聖貝隆日（西班牙文Día de San Perón）。

早在1943年已有反貝隆者組成立民主聯盟（西班牙文Unión Democrática），成員有自由保守派、自由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5]

貝隆被釋後成立工黨（西班牙文Partido Laborista）參加總統選舉，以得票一百五十張56%的得票率當選總統。此時他除到勞工支持外，還得到中產、保守派和天主教的支持。[6]

翌年5月貝隆解散勞工黨，另組由自已全力掌控的正義黨（西班牙文Partido Justicialista），因而引致部份工人領袖不滿。他又於1949年修憲以利自已連任，並安插親信在最高法院以替換不指揮的最高法官，且要求1,250名大學教授辭職，禁止反對派人士集會和活動，對傳媒進行審查和監視，拘禁反對者和施以酷刑等。[7]於1946-1955年間包庇了不少德國納粹分子。[8]

貝隆主義大體上融合了具有改革主義特色的民粹國家主義（西班牙文nacionalism Popular），民粹主義和具革命主義的國家主義（西班牙文socialismo nacional）。其手段是使用人民暴力、軍事政變、罷工和非法集會等，還有在選舉中投白票，支持不反對貝隆的候選人。[9]投白票是本土派常用的策略。

自稱是在社會矛盾運動中，將理想主義、物質主義、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等四者結合。[10]

貝隆主義具有以下元素：民主、屬於全民的、工運、利他和義務、成員有休戚與共的關係、價值標準應是祖國優先，其次是運動和人民等。貝隆主義也結合了經濟民族主義、國家工業化、文官與軍官聯盟等，排斥外資和寡頭政治，得到天主敎的支持。

貝隆主義強調社會正義，組織工會合法，勞工可享有薪假期，減工時，建立勞工法庭，限制不合理解僱，強制僱主改善工作條件，提供工傷賠償和遣散費，不分勞工、老弱婦孺都享有社會福利等。貝隆上任後採取有利於工人階級的政策，擴大工會會員人數，建立勞工總同盟，並提拔了工人出身的官員進入內閣。勞工總同盟作為全國最大的工會，一直是正義黨的重要支持者。他致力於經濟獨立，沒收英美兩國家大量資產。又致力推進國家工業化，1947年頒佈發展國有工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45-1949年間經濟增長接近6%，工業產量上升25%，就業率提升13%。這時工人抓住機會罷工，得到提高工資，改善待遇。[11]

貝隆一方面於1945年頒佈《職業協會法》，條文有利工會建立中央組織，改善財政，擴大權力。一方面在農村則干涉加薪，凍結租金，制定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和休假等法例。1950年頒令所有公務員必須加入工會。工會會員由1945年的近五十三萬人，增至1954年的二百二十餘萬人。新定法例有利加強政府控制工會，每個產業只有一個由政府領導的合法工會。控制物價以提高實質工資。[12]

第一個五年計劃，將鐵路、電信和電力產業等國有化，又確認私有財和自由經濟，重金由外資手上購回以上企業，壟斷農產品出口，以低價收購高價向國際出售，以農業盈利支持工業。[13]1946年大量移民湧入，有利加速工業化，貸款給勞動密集工業。[14]

1952年推出第二個五年計劃，提出減少公共開支和消費，提供農產品價格以鼓勵生產，穏定工資和物價以控制通脹等，因而影響勞工總同盟的財政，工會漸走向貝隆對面。又提出婦女有投票權。[15]

1954年大學生和天主敎徒開始反貝隆，1955年海軍政變推翻了貝隆，貝隆先後流亡巴拉圭、委內瑞拉、巴拿馬和多明尼瓜等國，最後定居西班牙，共流亡18年。在國內仍得勞工、少數軍人和知識分子的支持，多數軍人和中產仍反對貝隆，後來反對陣營現分裂。新政府清除正義黨分子，干預工會，監禁反對者，解僱勞工總同盟中的貝隆分子。[16]

1973年貝隆回國，群眾蜂湧接機，遭反對陣營槍擊發生槍戰。9月他第三次當選總統，得票62%。[17]1974年7月貝隆逝世，布宜諾斯艾利斯上百萬人冒雨送葬，現仍有貝隆主義者。

在長期通脹下，貝隆第三執政正值石油危機，經濟蕭條，新自由主義抬頭。貝隆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色彩日淡，還滲入了馬克思主義，並加入了新自由主義，推動勞資簽訂社會公約，政府出面協調工資與物價。分配房屋給低收入者，阻止資金外流，解決失業問題，抑制通脹。1980年政府大力鎮壓貝隆派。[18]

這時施政策略以生活尊嚴創造消費社會，鼓勵低下層消費。生活尊嚴不只是經濟，還是政治，造成商品供不應求，出現通脹。[19]貝隆在任期間，拒絕了使用軍隊鎮壓同性戀者。他還下令警察和司法系統對同性戀者採取寬容態度。他改良了探戈，還使性工作合法化，在當時仍較為保守的阿根庭社會，算是比較開明。

因國內資本不足，1952年農牧生產額下滑到1946年的55%。公共服務雖然廉價，但没有效率，亦造成財赤情況。[20]

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

二戰後歐洲多國走上福利國家道路上，工會力量擴大，略為改善國民的民主、平等和民生等。這時英工黨雖執政，經濟未能改善故連工人也表示不滿。到了六十年代，新社會運動冒起並呈現多元化抗爭，如城市、生態、反威權、反體制、女性主義、反種族歧視和族裔、區域與及小眾的鬥爭等。剌中了新自由主義的神經，他們力圖扭轉局勢，指這些爭平等的鬥爭把歐洲帶上懸崖邊緣，他們藉1973年的經危機反撲平等主義運動，而右翼又要遏止民主運動的蔓延，指民主浪潮令社會難以管治。[21]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和右翼又以民主、自由和平等為旗幟，批評共產主義國家，表現言行不一致。

自由主義宗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海耶克（德文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認為民主次於個人自由，以經濟自由和保障私有財產來取代平等，以民主保障個人自由。觀察智利奧古斯圖•何塞•拉蒙•皮諾契特•烏加爾特（西班牙文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 -2006）的執政，正是以經濟改革來打壓民主運動，可謂頗得海耶克的神髓。

六七十年代英工黨面對右翼的進擊，未能把民主訴求與工人階級訴求接合，只着重經濟改革，令工黨和工會出現分歧，削弱了自身的力量。[22]

新自由主義者戴卓爾夫人（瑪嘉烈等特•希爾妲•戴卓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運用民粹主義的策略向工會展開攻擊，宣稱打倒官僚主義。這本是工黨和工會打着的旗幟，現卻是新自由主義使用的利器。[23]當時國營企業滋生了官僚主義作風，引致國民有怨言。

1983年煤礦工人大罷工時，戴卓爾夫人多次發動群眾與工會較量，如部份礦工妻子發動支持復工運動，公開到唐寧街10號首相府前表示支持戴卓爾夫人。戴卓爾夫人指女性主義者和移民搶工人飯碗。[24]

戴卓爾夫人另一方面又樹立自已的領袖威權地位，故戴卓爾主義又被稱為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而其核心思想是鼓吹利已和個人競爭，但又樹立領袖權威，與貝隆等相似。

戴卓爾夫人主導下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鬥爭，結果切斷了自由主義和民主之間的連結。[25]在攻擊煤礦工會時，戴卓爾夫人以投票決定罷工上大做文章，要求全國投票方可罷工。

結論

以上舉例的貝隆和戴卓爾夫人都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民粹主義是指他們的策略。美國社運人士賀佛爾（Eric Hoffer）的《群眾運動聖經》The True Buliever （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內容雖與民粹主義大部相類同，但值得工會組織閱讀。綜合以上資料來看，民粹主不屬於左派或右派，而左右派都有使用民粹主義的策略。托洛茨基在討論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原因，認為是共產黨没有認真去組織無產階級。

德國將軍埃里希•魯登道夫（德文Erich Ludendorff，1865-1937）的《總體戰》The Total war（新北：八旗文化，2018）一書認為：「總體戰的本質需要人民的總體力量。」[26]書中鼓吹的民族主義，與本土派的論述有點相似。

將以上民粹主義策略套入今天的本土派，有很多相同點，在領袖方面也曾見意圖把梁天琦塑造出來。

有興的是貝理雅（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1953-？）領導的工黨，不單没有挑戰新自由主義，還推出向新自由主義投降的第三條道路。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和《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完）

龍少爺

12.11.2019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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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墨菲（Chantal Mouffe）著，楊天師譯：《寫給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 （香港：手民出版社，2019），第4頁。

[2] 陳弘毅等著：《民主與選舉》（香港：天地，2017），第149頁。

[3] 湯世鑄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台北：知書房，1966），第164-165頁。

[4] 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45頁。

[5] 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46頁。

[6] 水島治郎著：《民粹時代》（台北：先聲，2017），第059頁。湯世鑄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台北：知書房，1966），第165頁。

[7] 布朗著：《阿根庭史》，第196-頁。王春良著：〈20世紀中期的阿根庭與庇隆政府的內外政策〉，第405-406、412-413頁。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45-47頁。

[8] 王春良著：〈20世紀中期的阿根庭與庇隆政府的內外政策〉，第417頁。

[9] 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48頁。

[10] 陶竦編著：《完美的人》（海口：海南，2002），第31-32頁。

[11] 布朗著：《阿根庭史》，第192-200頁。王春良著：〈20世紀中期的阿根庭與庇隆政府的內外政策〉，第406-411頁。李春輝著：《拉丁美洲史稿》下卷（北京：商務，2009），第570-571頁。

[12] 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49-50頁。

[13] 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50-51頁。

[14] 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49-50頁。

[15] 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50-53頁。

[16] 布朗著：《阿根庭史》（北京：中國大百科，2010），第192-229頁。湯世鑄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台北：知書房，1966），第169-168頁。

[17] 向駿等著：《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回顧與前瞻》（台北：韋伯文化，2004），第61頁。

[18] 水島治郎著：《民粹時代》（台北：先聲，2017），第067頁。

[19] 水島治郎著：《民粹時代》（台北：先聲，2017），第064-066頁。

[20] 水島治郎著：《民粹時代》（台北：先聲，2017），第060-061頁。

[21] 墨菲著：《寫給左翼民粹主義》（香港：手民，2019）第33-頁。

[22] 墨菲著：《寫給左翼民粹主義》（香港：手民，2019）第33-36頁。

[23] 墨菲著：《寫給左翼民粹主義》（香港：手民出版社，2019）第33-36頁。

[24] 墨菲著：《寫給左翼民粹主義》（香港：手民，2019）第38頁。

[25] 墨菲著：《寫給左翼民粹主義》（香港：手民，2019）第38頁。

[26] 魯登道夫著：《總體戰》（新北：八旗，2018），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