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英國大罷工

近日在公共圖書借得一本工會理論的書，［英］理查•海曼（Richard Hyman）著，許繼峰、吳育仁譯：《比較工會運動》（UNDERSTANDING EUROPEAN TRADE UNIONISM Between Market, Class and soctiety），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

書中談及1926年省港罷工時，英國工人發動了一場大罷工。現綜合我手上的資料整理罷工經過，看到勞、資、政府三方的手法都曾在香港出現，值得大家細心探討。

回溯一戰後，英國出現“短暫的經濟繁榮（部份反映了許多歐洲競爭者經濟結構瓦解的程度）很快就崩潰了，曾經增強勞工力量的高行程勞動市場條件也隨之衰退。很快地，出口導向產業的僱主試圖大幅削減工資，而政府則採取通貨緊縮的財政政策，這都加速了經濟危機的來臨。[1]”

1921年3月，英國僱主大規模減薪（龍：金融海嘯後香港有這現象出現。），試圖說服煤礦工人聯合會（MFGR）承認僱主有權在協商前變更工廠的僱傭條例，並同意大幅減薪。僱主的遊說行動失敗後，藉機實施全國性封鎖行動持續3個月，礦工是首批主要遭殃者，於3月底被“解除管制” [2]。

最初三邊聯盟的其他工會同意採取團結一致行動，但是混亂中，於4月15日，撤回了支持（稱為“黑色星期五”，Black Firday），餘下礦工繼續單獨鬥爭了3個月，最終承認失敗。僱主乘勝追擊，再次減薪，低至1914年的水平，做成大規失業，直至二十年代尾失業率持續維持10%以上，從工會會員人數下跌超過三分一可見當時的失業情况。

1922年，在新的聯合機械會（AEU）領導下，機械業勞工站上火線。

1923年，英國自由黨（The Liberal Party）政府試圖用降低工人生活水準的辦法來穩定經濟。

1924年，工黨（Labour Party）取代自由黨執政地位，詹姆士•拉姆齊·麥克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組閣。同年11月大選敗於保守黨（Conservative and Unionist Party）。

1925年，英國保守黨政府採用戰前價位相等的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令到煤炭出口嚴重受挫。6月，礦主提出要大幅降低工資，取銷工資最低限額，增加工時等要求，遭到礦工拒絕後，礦主使用關閉礦井威脅礦工。省港大罷工就在這時爆發。

這時英國出現經濟普遍復甦跡象，部份行業工會開始和資方談判適度提高工作條件。英國總工會擔心黑色星期五發生，主動出擊，聲稱如果礦主鎖廠，就封鎖煤礦的流通。

7月31日，保守黨政府在工會的壓力下被迫讓步，宣佈向礦主提供9個月的補助金，共2300萬英鎊，使他們可以維持工人的工資，工人取得一次重大勝利，這一天被稱爲“紅色星期五”。但礦主提議，在政府津貼用完後，應減少工資，延長工時。

踏入1926年 3月，皇家煤業情況調查委員會（Samuel Commission）發表報告，建議推遲礦工提出的煤業改組，短期反對加薪，長期應降低礦工工資10％，每日工時由7小時延長到8小時。煤礦工會毫不讓步，斷然拒絕，提出“工資一個便士不能少，工時一秒鐘不能多”。礦工聯合會同礦主的談判陷入僵局。

此後，政府和資本家立即著手儲煤囤糧，建立特別警察部隊和破壞罷工的“維持供應組織”，準備反擊。同時，資產階級報刊制造反對罷工的輿論，指責礦工堅持過份的要求。政府和地方政權制訂了對付罷工的詳細計劃。

4月底，政府津貼用完，礦主宣佈如礦工不接受他們的要求就從5月1日起開始總同盟歇業，封礦。英國總工會部署反擊，聲言若礦主鎖廠，發動運輸、印刷、及重工業等工人罷工。政府企圖介入調停失敗。

5月1日，各行業工會對協同罷工政策投票表決，決定實行總罷工。

5月4日，總罷工開始，當天參加罷工的人數約有300萬，包括各個主要工業部門。全英經濟陷入一片混亂，有些地方的罷工委員會和行動委員會控制交通和食品供應，行使地方政權機關的一部份職能。英國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還提出將礦井收歸國有，建立工人對煤礦的監督等訴求。總罷工越來越帶有政治性質。

政府運用軍隊，徵召罷工壞者（strike-breakers）以維持生活基本供應物品的緊急運輸服務。並且僱用了幾千名特別警察，公共汽車和火車都由自願者駕駛。又組織反罷工宣傳廣播，指罷工是“對憲法的挑戰”，罷工者是革命分子。將罷工議題轉為“革命與違憲”，而不是放在罷工要求上。（反英抗暴罷工時，港英出色地使用這一招。）罷工領袖不知如何應對，罷工應如何進行下去。（龍：反英抗暴時，香港的罷工者由被暴力壓迫者變成盲目使用暴力者。港英成功利用傳媒攻擊左派，左派大失民心。）

5月11日，最高法院法官宣佈總罷工非法，斯坦利•鮑德溫（Stanley Baldwin, 1st Earl Baldwin of Bewdley，1867-1947）政府組織大量後備人員投入生產，破壞罷工，並拒絕在復工前與工會進行任何接觸。又以改組煤業為誘餌欺騙工會代表大會同意復工。這時右翼工會領袖怕總罷工的進一步發展和鬥爭的激化，會加左派力量對工人的影響。

由於政府多次同工會領袖談判，職工大會的領導也對罷工的前途產生懷疑，各工會的經費也日漸拮据。（龍：經費拮据是罷工的致命點。）

5月12日，工會代表大會總理事會宣佈無條件停止總罷工，但部份工會仍繼續號召工人罷工。

總罷工持續9天，罷工高潮時總人數接近600萬人，除煤礦工業外，電氣、鋼鐵、鐵路、建築和印刷行業的工人均參加罷工，所有的大工業中心都陷於癱瘓。

各工會右翼領袖紛紛與企業主簽訂屈辱性的協定，總罷工失敗。

但礦主繼鎖廠，礦工工會拒絕復工，單獨堅持罷工近7個月之久，礦工終因資金用盡，在極度饑餓和精疲力竭下不得不於11月30日復工，被迫接受礦主降低工資10％，廢除7小時工作制的條件。

事後許多罷工受害者，活躍分子被起訴監禁。

英國工人階級的鬥爭得到中、蘇、德、法、美等國工人階級的支持。上海20萬工人捐款資助。德國漢堡市（Freie und Hansestadt Hamburg）是英國煤礦工人罷工得益者，替代英國 煤炭輸出港的地位。德國共產黨（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主席台爾曼（Ernst Thälmann，1886-1944）認為漢堡工人必須行動起來支持英國罷工，而不是從英國罷工中消極收益從而阻止英國罷工。支持漢堡碼頭工人罷工，認為這對英國煤礦工人的罷工是一種團結支持。

總罷工的失敗給英國工人階級帶來嚴重後果，1927年議會通過《勞資爭議與工會法》，宣佈總罷工和一切同情性罷工為非法，禁止組織群眾性的罷工糾察隊，限制工會為政治目的而募集資金的權利。工人稱其為“工賊憲章”。資產階級開始在右翼工會領袖配合下大力推行“工業合理化”運動，加強了對工人的壓制和剝削。（香港繼承英國傳統，同盟罷工都是非法的。）

（完）

龍少爺

28.08.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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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理查•海曼（Richard Hyman）著，許繼峰、吳育仁譯：《比較工會運動》（UNDERSTANDING EUROPEAN TRADE UNIONISM Between Market, Class and soctiety），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134-135頁。

[2] ［英］理查•海曼（Richard Hyman）著，許繼峰、吳育仁譯：《比較工會運動》（UNDERSTANDING EUROPEAN TRADE UNIONISM Between Market, Class and soctiety），台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134-1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