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與香港海員大罷工

東華與香港海員大罷工

上年是海員大罷工勝利九十週年，東華三院近十年出版了很多院史，令我們進一步了解東華的活動，加深了香港人•香港史的認識。東華一直以來都是慈善團體，但早年亦是擔任香港華人代表的角色，在反法罷工，鼠疫事件中，東華都擔演了重要角色。到了1922年海員發動罷工，全港癱瘓，東華當然不能置身事外，本文根據東華出版的史料，填補海員大罷工一直以來有關東華活動的空白。

1922年1月，香港海員向船公司提出要求增加工資，資方置之不理。

1月12日，“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簡稱海員工會）下令罷工。

2月1日，罷工海員已達1萬6千餘人。

華民政務司夏理德（Edwin Richard Hallifax，1874-1950）召集陸理貨、同德、集賢等15間運輸工會負責人到華民政務司署，責問他們是否罷工，由於同德等工會都没有發出罷工公告，會員表面上只是回鄉未返，負責人當然可以理直氣壯，肯定的說：“没有。”夏理德警告說，今後如有煽動或威迫他人罷工，必定遞解出境，並下令海陸理貨、同德、集賢3間工會各招集三、五十工人前來報到，3間工會負責人乾脆回報，工人返了廣州，找不到工人。夏理德勃然大怒，將3間工會負責人帶往中區警署關押，以武力封閉海陸理貨、同德、集賢等3間工會。隨後，港英召集100餘間海員宿合，要他們簽名退出海員工會[1]。

2月2日，港英派出數十名武裝軍警到海員工會搜查，藉口海員工會“與殖民地的和平及良好秩序不調”（incompatible with the peace and order of the Colony）為名，宣佈海員工會為“非法團體”（unlawfull society）[2]，拘捕職員，抄走文件，封閉會所，並把“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的招牌除下。1星期後，港英又封閉集賢、同德、海陸理貨等3間工會，拘捕4名辦事人員。至此事態被嚴重化和擴大。海員工會會所被封，不但對已遷往廣州的罷工總部指揮罷工毫無影響，更造成法律上的嚴重的死結。海員工會不能合法存在，資方找誰談復工。海員工會堅持香港當局一日不解禁把工會復原，就一日不談判復工。

罷工蔓延至汕頭，汕頭海員舉行同情罷工，成立汕頭海員罷工辦事處，通電聲援罷工，組織糾察隊，阻止糧食、日用品運往香港。汕頭各工會援助罷工[3]。

2月5日，東華總理及顧問召集會議，討論海員罷工事宜，首先由主席黃埔船塢經理盧頌舉（？）發言說：“本院桑梓各行商及30餘號來函，求敝會開會磋商，妥籌辦法解決海員罷工之事，既受坊眾所請，似難推却，如何之處，請為卓奪。”李亦梅（？）說“東華醫院為至大慈善機關，於此次罷工風潮，似應出面維持為合，至於有效與否？極難逆料；以弟愚見，請東華醫院聯合各邑商會，出力維持，未始毫無效力也。”[4]

當時東華只有東華醫院和廣華醫院兩院，東華東院在1929年才成立。所以介入罷工只是東華醫院。

2月6日，東華再舉行會議，盧頌舉說：“弟昨見華民政司，准本院明日開會磋商：維持調停海員罷工之事，但係身處調人地位，須十分慎重，應如何措詞之處，請公定。”會議認為東華是慈善機構，斷不能離開慈善宗旨，由於明天是開會日期，時間甚為短促，所以改期於2月8日（農曆正月12日）下午2時半舉行市民大會（坊眾會議）[5]。

一向以來的書刊都指港英採用以華制華策略，主動明示式暗示東華出面調停罷工。但盧頌華以上的發言，東華是應華商邀請出面調停罷工，然後才找華民政務司。

因罷工而停泊在香港的輪船有168艘26萬噸，其中以英國輪船為多，共有76艘12萬7千噸，佔45%。加上帆船和運貨船工人也一律罷工，香港水上交通完全停頓，市面食物短缺，物價飛脹，洋行商戶生意一落千丈，損失巨大。

南北商人集會，大部份人埋怨海員工會，華人內部勞資對立表面化。

2月8日（農曆正月12日）下午2時半，東華舉行市民大會，共有98名總理、協理、顧問出席，連同街坊等人合計有500餘人[6]。

出席者有：買辦何華堂（？）、商人梁弼予（？）、香港國民商業儲蓄銀行有限公司董事陳少霞（？）、黃秀生（？）、葉露韶（？）、馮汝臣（？）、李杰初（？）、洋煤公司東主曾富（曾兆榮、？）、唐子初（？）、區紹初（？）、李聘侯（？）、林鳯巢（？）、怡和洋行買辦何甘棠（何棣生、1866-1950）、寶順輪船有限公司東主李葆葵（？）、當舖大王李右泉（1861-1940）、德忌利洋行（Douglas Laprik & Co.）買辦陳賡如（賡虞、1863-1924）、東亞銀號東主馮平山（1860-1931）、沙宣洋行買辦何世光（？）、匯豐銀行買辦何世榮（？）、商人葉蘭泉（1868-1948）、律師羅文錦（1893-1959）、商人羅旭龢（1880-1949）、李亦梅、葉廣田（？）、商人唐溢川（？）、金山庄行李耀堂（？）、陳碧泉（？）、紗廠東主杜四端（1859-1940）、商人郭少流（？）、律師周埈年（1893-1971）、東亞銀行董事龐偉廷（？）、黃麗川（？）、紳商李榮光（？）、紳商伍漢墀（？）、怡和買辦岑伯銘（？）、李瑞琴（？）、油麻地小輪船有限公司董事李星衢（1879-1955）、黃活泉（黃慰慈，？）、林翰屏（？）、馬沃川（？）、朱嶧桐（？）、林德儔（？）、李礽藻（惠余、？）、陳樹階（？）、郭墨緣（？）、尤瑞芝（？）、陳聘予（？）、林圃香（？）、捷成洋行合夥人周雨亭（纘霖、1872-1933）、香港國民商業儲蓄銀行有限公司董事吳東啟（？）、上海聯保水火險有限公司司理陳符祥（？）、平安棧司事熊鑑泉（？）、劉少彭（？）、郭聘候（？）、陳連學（？）、黃緝臣（？）、黃沛霖（？）、陳漢年（？）、蘇浦雲（？）、周楊（？）、麥喜（？）、袁燦平（？）、梁耀初（？）、關少模（？）、徐煥文（？）、商人陳鑑坡（？）、麥曉東（？）、黃沛棠（？）、丘頌濤（？）、彭炤庭（？）、潘衡石（？）、義安工社黎棟軒（？）、項佐伯（？）、審計師劉毓芸（？）、鄧伯俊（？）、書法家李供林（1898-1979）、黃鑑人（？）、蕭全（？）、廠家伍耀廷（？）、商人麥禮廷（？）、鄧玉泉（？）、徐公俠（？）、劉雨泉（？）、韓夢予（？）、鄭慰武（？）、蔡元（？）、林仲甫（？）、羅遜卿（？）、徐育之（？）、陳球（？）、梁雲生（？）、鄧湛元（？）、湛光卿（？）、劉萼繁（？）、潘雨溪（？）、徐子彬（？）、馮蕙辰（？）等97人[7]。

主席盧頌華說：“承南北行、九八行、金山庄行、銀行行、花紗行、疋頭行、香港暹羅米行、東京行、聯益行、檀香行、參茸行、合益公司、硍硃行及30餘號來函：着敝院維持海員罷工事，竊以此次本港海員與船東因加薪問題，兩方面相持不下，經有4星期之久，此種問題，今日仍未解決。本院為慈善機關，未有善法辦理，請各行各商會及在座諸君，互抒偉論。[8]”

遂由華商總會代表葉蘭泉發言，詳細報告華商總會調停海員罷工情形[9]。

繼由金山庄行代表李耀棠發言：建議推舉第三者代表出面調停才有轉圜的機會，否則前途不堪設想[10]。

徐公俠、徐子彬、陳君漢（？）等次第發言，略謂：雙方各讓一步方能解決問題，提議一方面請海員顧全大局，不可阻止糧食來港，另一方面請船東增加薪金多些，則容易解決[11]。

何世光發言：建議推舉代表數人，與雙方面都没有關係者，向兩者調停，務求早日解決[12]。

羅旭龢說：必須設法維持治安、秩序，這是最重要的[13]。

唐溢川發言：認為東華應該出面維持局面，如選派代表立即上廣州，勸海員工會切勿阻止糧食來港，從速和平解決罷工，否則非廣東人之福[14]。

順德商會總理伍漢持（伍漢墀，1876-1923）發言：也認為最好由東華代表全港市民上廣州，徵求海員工會意見，請廣東政府派出公正人調停罷工，這樣才容易解決罷工[15]。

羅文錦發言：也認為選出代表，才能兩方疏通解決罷工[16]。

葉蘭泉說：最好由東華請海員工會派代表面商，今由東華先打電報給海員工會，然後再發信，派1名代表持信上廣州敦請。

最後大會贊成通過推舉東華總理、保良局總理、華商總會、工團總會為全港市民代表，北上廣州與海員磋商解決方法[17]。

會後東華、華商總會、工團總會以“闔港街坊”名義致電海員罷工辦事處，邀請海員工會派代表回港商談。海員罷工辦事處就1月18日的條件，再加1條，恢復海員工會原狀，及現被封各工會與被拘禁的辦事人，為首要條件，電告港英。華工總會在廣州與蘇兆徵會見後，將海員工會的決議帶回香港轉交港英。海員工會提出要求恢復海員工會原狀，釋放被捕的工會幹事，港英認為海員工會已被法定為非法團體，斷難繼續存在，提議海員重新組織工會，但會名要改，並重新推選工會辦事人員[18]，先行復工，再談條件。海員工會當然不會答應，反而更加積極去擴大罷工，爭取各業工人同情罷工。

2月12日，海員工會為了表示誠意，修補華人內部分裂情況，開大會選派出盧俊文（盧俊民、盧俊明，？）、陸常吉（？）、翟漢奇、蘇兆徵等4人為全權代表回到香港談判。

2月15日，海員工會代表蘇兆徵等與東華、保良局、華商總會代表談判。東華代表儼如港英發言人，複述港英的立場，說：恢復工會是可以的，但不是原來工會的名稱，應改變招牌名稱，添多或減少幾個字，工會招牌不能送還，這是與政府威信有關，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來。關於加薪是可以的，但是你們都知道的，各船的情形是不同的，最好你們先上工，我們大家從長商議，那船該加薪，那船該減，定出一個公平辦法來。蘇兆徵毅然站起來答覆說：工會名稱是1個字也不能改，工會招牌必要送還。各船情形雖略有不同，然而工資太薄，不能維持生活是普遍的現象。所以加薪非馬上簽字不行，不能等待以後從長商議[19]。東華代表見話不投機，乃改變態度，試圖以民族感情折服海員工會，說：你們罷工我們不反對。但你們要顧念香港現在已糧盡食絕，豈不把幾十萬留居香港的中國同胞活活地餓死。蘇兆徵等反擊說：是的，香港居民將絕食，這是實情。我們早已預計到，而且早已掛念著。但是，我們掛念香港居民，而你們卻一點也不掛念海員，我們海員老早就有幾十萬人要餓死了。我們此次罷工，更苦得要命，天寒肚餓，你們為什麼不曾說一句救濟的話呢？[20]

東華代表眼中，政府的威信高於一切，港英就是在這一群精英的支持下創造繁榮，令到香港没有民主、人權，只有港英圈設的自由。把繁榮建築在可恥的鴉片貿易和苦力貿易上。在這些人帶領下，香港的“人”字如何能寫好。

海員代表再應東華代表邀請，同到華民政務署商談。當晚匯豐，怡和，wion燕梳公司等與海員代表談判[21]，談判也無結果。

2月14-15日，港英連續兩天召開行政局（議政局）會議，劉伯鑄（1870-1926）、周壽臣（1861-1959）應邀出席，劉伯鑄在會上分析廣州政局，認為海員罷工是香港與廣州的一場政治角力，海員得到廣東政府的支持，但陳炯明、孫中山有矛盾，國民黨可能會在廣州成立共黨政權，並打算以黃埔取代香港的貿易地位，要留意國民黨可能指使華機會發動罷工。周壽臣支持劉伯鑄的建議，拒絕讓海員工會復會，認為港英的立場不能再後退一步，要加強鎮壓罷工的力度。兩名華人發言後退席。司徒拔不甚同意劉伯鑄、周臣壽的意見，正考慮恢復海員工會，夏理德反對恢復海員工會。會議決定由英軍接掌天星小輪、纜車和發電廠，在十九世紀華人與港英對抗的工潮中，港英都會把工潮的組織和發動歸咎於三合會，但海員罷工港英就没有這推論[22]。

2月16日，海員工會在廣州開會，選舉蘇兆徵為海員工會代理會長，蘇兆徵不能出任談判代表，改選林偉民繼任談判代表，會後，盧俊文、林偉民、翟漢奇等3人再回港談判。林偉民等先與東華總理盧頌舉、陳少霞等調停人商談[23]。後又和夏理德進行談判，雙方堅持原來立場，互不相讓，談判又告失敗[24]。

各行業正醖釀全港同盟大罷工，聲援海員工會。香港各工會開聯席會議，議決援助海員，決定如果運輸工人同情罷工不能取得勝利，則一致舉行總同盟罷工。

海員工會根據此一決議向各工會大肆活動，香港電車競進會、酒樓總工會、茶居工會、牛羊行工會、洋務等70多間工團，都表示同情，但未能立即罷工。因為工人須到月底才能支取工資，此時正是2月中旬，不能不略等些日子。各工會共派出7名代表到廣州與海員工會商議籌備一切，並組織“全港同情罷工辦事處”，只提出援助海員的單一要求，並未附加自己的條件。

盧頌華、李葆葵與再回港的林偉民等4人到華民政務署討論，下午4時又到香港總商會討論[25]。

2月25日，林偉民等再到東華開會，均没有結果[26]。

2月27日，港英通過《1922年緊急則例》，宣佈香港進入戰爭狀態，防範共產主義者煽動，擾亂社會秩序。調集軍艦16艘到香港，英軍出防邊界和各交通要點，下令九廣鐵路停駛。《緊急則例》規定，香港市民離港必須有鋪保，如有觸犯，罰款1000元及監禁1年。此外，還頒佈檢查電報、郵件等10條法例[27]。香港變成戰時狀態，謠言四起。罷工海員縱火焚燒香港3間貯藏糧食的貨倉，於是全港更起恐慌，不少市民只好離港回鄉。

港英對支持罷工的廣州政府採取報復行動，禁止將糧食、煤炭、五金轉往廣州。廣州政府外交部次長伍朝樞急忙致函英國駐廣州領使，聲明“海員罷工，是工人自身利益問題，與粵政府絶無關係”，孫中山的英文秘書陳友仁也在的《宇林西報》上剖白“廣州官方採取不干預罷工的原則，但可能有借款供給工人使用” [28]。當時在桂林致力北伐的孫中山原則上是支持罷工的，罷工已影響到軍需品的運送，孫中山更擔心罷工可能會導致列強的武裝干預，從而殃及北伐。罷工後，孫中山接受外國記者訪問，解釋與海員罷工的關係，“當罷工事起時，余在廣西之桂林，其地與廣州不通火車，余方全力注於北伐。彼時主管廣州政府者，為陳烱明。余初不知有罷工事，直至吾人軍用品因交通斷絶，不能達梧州時， 余始知之。至余對罷工者感想，苟彼者之目的為經濟的，余固予以同情。而彼等之目的，其後雖牽政治，原始時實為經濟的也。但謂余贊助罷工，以期損害英國利益，余絶對不能承認。惟凡關於改良勞工情形之運動，余皆贊同之”[29]。這段話反映了孫中山的態度。

英國工黨（Labour Party）議員約西亞•韋其伍德（？）上校在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指責港英阻止工人離境，實際上就是“用饑餓代替工作”，港英的鎮壓行動不但是可恥的，也根本於事無補[30]。

2月28日，酒樓總工會、茶居總工會、酒宴總會、牛羊行工會、駁艇業協進總工會、茶葉集成工會、工親愛國燒臘行、雞鴨行等70餘團體没有發聲明、宣言，就是為了支持海員，發洩對港英的不滿，領取工資後，毅然加入同盟罷工行列。罷工蔓延到郵局、銀行、酒店、茶居、街市、海底電纜、山頂纜車、報館、印刷局、渡輪夫役，餅乾店員，麵包工人，公事房使喚人，牛奶公司等行業。外籍人士留連的食肆、會所的廚師和服務員，家中的家務助理（僕役）、園丁等亦加入罷工行列，他們只好體驗一下勞動的樂趣，留在家中做家務，有秩序的排隊購物。罷工人數高達14萬7千餘人，當時香港人口54萬餘人，罷工工人佔27%[31]，全港死寂，生產停頓，店鋪關門，歇業者有30多行。市面垃圾無人打掃，糞便無人清理。全港秩序大亂，市民都感覺危在旦夕。外籍人士的主要食糧麵包供應緊張。港英為了阻止罷工工人返廣州而停止火車服務，禁止船隻進出，市內交通中斷。罷工工人索性步行離港回鄉。港英調遣全部海陸軍警巡查街道，加緊戒嚴。軍警四出巡查，威逼工人上工，如有不從，押送警署。

3月2日，英國廣州領使詹米遜答應以海員工會提出的9條條件為談判基礎。港英表示願意以海員工會的復工條件為基礎，進行談判。

3月3日，海員工會代表林偉民、翟漢奇、盧俊文、陸常吉等4人回到香港，成立公斷處，成員有海員工會代表林偉民、翟漢奇、盧俊文、陸常吉，廣東政府代表交涉署秘書陸敬科（1863-1945），港英代表夏理德、英國代表詹米遜、外資船公司代表代包特倫（？）、華資國船公司代表等。

罷工談判正準備開展的時候，突變出現。罷工工人2000餘人步行回鄉，扺達大圍城門河附近（大埔道7哩靠近沙田），遭副警司京氏（T. H. King，？）率20餘名印籍士兵持槍攔截，並由英國軍官布洛森（H. H. Bloxham，？）協助，阻止罷工者步行前進。在没有衝突的情況下，京氏下令開槍，當場打死4人，傷數十人，導致5死7傷慘劇。死因庭裁判司活特（J. R. Smalley）裁定京氏動用武力没有過失，而且對京氏的盡忠職守表示讚揚[32]。沙田慘案引起全港市民更大憤怒與恐慌，電力、鑄造、制模、舵手、汽艇船員、鍋爐修理等工會聯署，限令港英48小時內解決罷工，否則發動罷工[33]，罷工將會擴大和惡化

事態嚴重惡化，港英至此亦山窮水盡，無計可施，只好向海員工會讓步，以求解除香港的經濟社會癱瘓狀態。最後，在廣東政府協調下，海員工會派林偉民等為代表回香港與船公司談判加薪事宜，同時與港英談判恢復工會。

3月5日，船公司、海員工會、港英等3方面達成協議，罷工圓滿解決，海員工會宣佈3月8日復工。

3月6日，港英發表特別公報，宣佈取鎖將海員工會列為非法團體的封禁令，解封海員工會，並將海員工會的招牌送回掛在原處，釋於被捕工會幹事，撫恤沙田慘案死者家屬各1000元。罷工總辦事處宣佈從3月8日起正式復工，持續56天的香港海員大罷工至此結束。

（完）

龍少爺

26.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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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盧權、禢倩紅：《林偉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3-94頁，引：《申報》1922年2月11日。

[2]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7，第133頁。

[3] 盧權、禢倩紅：《林偉民》，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第130-131頁。

[4]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7-8頁。

[5]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7-8頁。

[6] 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152頁；引：《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紀錄》1922年（壬戌）正月12日。

[7]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8]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9]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0]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1]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2]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3]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4]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5]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6]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7]  《東華醫院創院90年之沿革》，載：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篡委員會：《香港東華三院發展史》，第1輯，香港，1961，第8頁。

[18] 盧權、禢倩紅：《林偉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99頁，引：《申報》1922年2月13日。

[19] 鄧中夏：《蘇兆徵同志傳》，載：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31/marxist.org-chinese-gong-1929.htm。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鄧中夏：《蘇兆徵同志傳》，載：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31/marxist.org-chinese-gong-1929.htm。盧權、禢倩紅：《林偉民》，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第100-101頁，引：《申報》1922年2月23日。

[20] 盧權、禢倩紅：《林偉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100-101頁，引：《申報》1922年2月23日。

[21]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盧權、禢倩紅：《林偉民》，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101-102頁，引：《申報》1922年2月23日。

[22]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42-43頁。

[23]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鄧中夏：《蘇兆徵同志傳》，載：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31/marxist.org-chinese-gong-1929.htm。盧權、禢倩紅：《林偉民》，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第100-101頁，引：《申報》1922年2月23日。

[24] 陳業承：《香港海員大罷工》，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12頁。

[25] 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152頁；引：《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紀錄》1922年（壬戌）正月28日。

[26] 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152頁；引：《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紀錄》1922年（壬戌）正月28日。

[27] 盧權、禢倩紅：《林偉民》，珠海，珠海出版社， 2008，第112頁，引：《申報》1922年3月7日。

[28]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342-343頁。

[29]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343頁，引：《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635頁。

[30] ﹝英﹞克弗蘭•韋爾什著、王皖強、黃亞紅譯：《香港史》，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第418頁。

[31]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45-46頁。

[32]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46、562-568頁。

[33]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4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