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關生《中共在香港》上卷筆記
讀江關生的“《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書，啟發了我很多研究香港中共史的思路。
江關生在書中談及共產國際與省港罷工關係，我翻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7卷”目錄，顯示共產國際主要注意力放在同時發生的五卅運動，甚少專門討論省港大罷工。有細心整理這些資料的需要，以加深了解省港大罷工。近日在香港中山圖書館閱讀國民黨出版的黨史書籍，亦有小量文字、檔案談及省港大罷工，正好補充國內研究省港大罷工避談的歷史，把這些資料整理出來，更能立體展現省港大罷工。
以繁體字寫中共史經常會在繁簡字換上出問題，很多人會將蘇兆“徵”誤為蘇兆“征”。書中提及的“梁復燃”，簡體字是“梁复然”，“复”的繁簡字可能是“復”、“覆”、“複”等，梁复然應是那一個繁字呢！我尚未找能找出來，但“燃”字很多官方網都採用這個字，部份簡體字書籍亦有採用。
在第42頁談海員罷工與國民黨，江關生引用褟倩紅的文章《香港海員大罷工是國民黨領導的嗎？》一文：認為褟倩紅的論據十分薄弱，我同意。但在引述文章內容指“聯義社只是海員工人組織的社團，並不是國民黨組織或國民黨下面的分部”。但我認為褟倩紅這數句論述完全錯誤，據“黃朗正撰述：《聯義社社史》，香港，義聲出社，1971” 一書內容，聯義社應算是國民黨外圍組織，它的社員除海員外，尚有八和會館的關德興（18905-1996）等。《聯義社社史》一書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聯義社社史》可算是聯義社的官方修訂歷史。
在第44頁江關生用“專研黨史”來稱謂莫世祥敎授，是一個美麗的誤會，莫世祥敎授用功最大的題目是護法運動，見莫世祥的新作“《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 一書章開沅（1926-？）的序。
在第44頁，江關生道出梁鵬萬與中共粵區委的金錢糾紛，在“《阮嘯仙致實庵信》（1923年9月30日 ）；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41頁”，記載了梁鵬萬的另一個問題，開會的時候，有人反駁梁鵬萬的言論時，梁鵬萬立即發脾氣，破口大駡。引致其他團員排斥梁鵬萬，學界團員將梁鵬萬劃為黃色分子。中共一大時，在工人運動問題上產生矛盾，張國燾等工運幹部主張大搞工人運動，李漢俊等學者黨員等反對，主張宣傳、敎育為主。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和包惠僧的回憶錄有深入的記述，鄧中夏、劉仁靜、張國燾都是北方分部黨員，鄧中夏、劉仁靜是梁鵬萬的入黨引路人。10月1日梁鵬致函鄧中夏，當時香港共青團的上級是共青團粵區委，而鄧中夏在上海。10月24日梁鵬萬致函劉仁靜，都是越級的行為。此事可能有“工學”派系鬥爭成份，我會進一步探討。
在第48頁註45 ，江關生誤將黃愛、龐人銓稱為夫婦。
在第114-115頁，江關生引用：1930年6月16日 《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的告》。我運用我手上資料，擴充寫了“1930年中共舉行的五卅示威游行大會》一文，載：http://blog.yahoo.com/leungpolung/articles/109256/index。
在第50頁，江關生說：“綜觀中共20年代前半段時間，勢力相當薄弱，整個廣東省才只有幾十人。在香港的活動，並不算活躍，黨員人數不多，不到10個”。我認為事實並如此，據《社會主義青年團（第1號）》（1924年11月15日 至1925年1月1日 ）；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132頁。團廣東區委有241名團員，香港團支部有33人，其中木匠20人，電報員4人、教育界3人、苦力3人、排字工人3人。
看來“整個廣東省才只有幾十人”一句不夠準確，因為香港共青團員亦應歸類為中共的人。香港共青團成立後，它的活動全部是按中共廣東省委的指示進行的。但1921年至1922年的廣州共青團則作別論，它的情况與香港略有不同，在這不談，而且我没有深入研究廣州共青團。
在第157頁，吳有恒報告中所指托派並不是托派，是親日派。當時中共泛指所有托派成員都是漢奸，如陳獨秀曾被攻擊為漢奸。文中的“馬超凡”曾於1939年奉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委吳鐵城（1888-1953）命，策反《南華日報》、《天演日報》、《自由日報》等排字、印刷工人反汪，醖釀罷工。吳有恒報告又指《國民日報》和《華南日報》共用同一間寫字樓，極大錯誤。吳有恒這段資料極有問題。
在第223頁，馮燊誤排為馮焱木。
江關生是皇仁生，未知有没有在校內查看有關“張仁道”的資料。
江關生在附錄中對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歷史》一書的評價我完全同意，尤其質疑港大出版社竟出版這種質素的書。我本想寫一篇文章指出如江關生類似的質疑，指出陸書的錯誤，但江關生掌握的資料比我更強，更能從英文本中指出《地下陣線》的錯誤，這一點我做不到，因我的英文能力低。《地下陣線》我没有全書通讀一次，只是在書局中打書釘看了數十頁，已發現謬誤百出。看了李志喜、程翔等的推介文字，更覺可笑，我懷疑他們有否看過該書的三分一內容。當他們知悉書中的謬誤後，會否收回推介文字呢！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你們已烙下吹捧的歷史記錄，以後小心一點吧。
江關生在書中甚少引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7卷”，該書有小量中共在香港史料，我曾整理一篇《香港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組織》一文，上載在我的網誌；http://blog.yahoo.com/leungpolung/articles/5766/category/%E4%B8%AD%E5%85%B1%E9%A6%99%E6%B8%AF%E9%BB%A8%E5%8F%B2%E7%A0%94%E7%A9%B6，文中的資料與江關生相同，但我加插了以上書的資料加以論述。
中共已公開了很多檔案文件，香港中共史正是待開發的處女地。很多檔案書籍都可能收有香港中共黨史資料，江關生没有引用這些書不足為奇，國內學者亦很少引用這書來研究香港黨史。大部份都是跟從莫世祥敎授的《中共早期黨、團組織在香港的最初建立與發展》一文的足跡前進，並未超出莫世祥敎授的範圍。江關生則根據《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來寫香港中共史，超出了莫世祥敎授的範圍，擴大了香港中共史的點線面。
書中列出了參加長征的香港人，遺留了香港出生的陳慧清，鄧發的夫人，我曾整理一篇《長征路上的香港女工──陳慧清》一文，上載在我的網誌；
（完）
龍少爺
20.11.2011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