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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5日 星期二

1930年香港工潮與中共


1930年香港工潮與中共

前言
受1929年10月美國華爾街股市暴跌影響，伴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從1925年的頂峰走進下坡。一連串的事件和因素最終促成了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不單止美國股市，還波及英國、德國、法國、比利時、奧地利、瑞典、挪威和荷蘭，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持久的股市下跌風潮。從那時起，世界金融和經濟發展陷入了長期的蕭條之中，全球瀰漫經濟不景，香港亦受影響，金價暴漲，外匯猛漲，國內市場購買力銳減，洋貨滯銷；世界產業不振，消費力萎縮，國內土貨難以外銷，這種情况使香港的中轉貿易遭到極大挫折，全港工業凋敝，金融緊縮、呆滯，產價低落，投機盛行，糧油、生活用品已經加價，生活指數日高，各行業工人紛紛要求加薪。工人失業嚴重，生活困苦，部份人要露宿街頭[1]。部份行業工資已經提高，政府文員亦要求加薪，港英已答允酌量加薪。
香港失業工人約有10餘萬人，最多的是機器工人，約8至9千。港英加派警員搜查工人宿舍，若發現没有職業者，或會拘押在監房[2]。
當時香港生活費用大致來說，一家3口每月家庭生活費最低為30元。食品為5.4-6元，房租為3元，衣服為1元，其他為2元，這樣，每人每月不租床位最低生活費為9元，租床位為12元[3]。
中國政府派到香港考察市政的譚炳訓（？）在《香港市政考察記》描述：「香港最繁華之德輔道及皇后大道，一到晚八時，行人道之水門汀上，即睡滿勞工乞丐，以破蓆覆體，白的電炬，照其灰白的面上，儼如殭屍」。英藉警官K.W.安德魯（K.W. Andrew，？）在《往事雜憶》（Chop Suey）憶述：「有許多極其窮的華人，從不知道下一餐飯來自何方。有的人窮到甚至没有能力負擔苦力館的租金以為自已找一個容身之地。他們露宿街頭，有的人在商店門前租1個釘子，把行李掛在上面」。《1935年房屋委員會報告書》指出，住房「擠迫幾乎完全是因貧窮而產生的。貧窮在香港是如此觸目驚心，許多家庭在香港根本無力支付房租」[4]。
當時新任港督貝璐（Sir William Peel，1875-1945）剛到港履新。英國殖民地部在香港設立勞工委員會[5]。
當時中共的總書記是向忠發（1879-1931），實際上發號施令的是李立三（1899-1967）。4月，中共調羅登賢（1905-1933）返香港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兼廣東省委書記。羅登賢是香港太古船塢工人出身，在中共黨內最高職位晉身政治局。
3月13日，中共發出《中央通告第十一號》，指中共的任務是「堅決去組織偉大的政治鬥爭以匯合更多的革命勢力，特別是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形成全國偉大的總的革命鬥爭，推進直接革命形勢更快的到來，並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首先勝利」。

以中國革命推動革命
4月7日，李立三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中國革命必然可以推動世界革命的爆發，斷定中國已經成了帝國主義矛盾最尖銳，而統治最薄弱的地方。也就是說，中國已經取代了過去俄國的位置。正是從這個邏輯出發，李立三明確得出結論：中國革命一爆發，帝國主義必然要以全力來鎮壓，結果勢必促成西方無產階級和東方殖民地革命的爆發。會議上，與會者多半比李立三更加衝動，說：在現在的形勢下，僅僅說我們革命形勢復甦已經不夠了。李立三表示：我們已經指出革命高潮一天一天逼近了。向忠發對此不以為然，說：如果明天有幾萬人上街，可說是革命高潮到了。
中共為了檢驗群眾發動的程度，決定在上海組織五一示威遊行，又要求中共粵省委在五一工作中，發展1,600名工人黨員，在城市成立工人糾察隊，組織同盟罷工，組織公開示威，飛行集會等[6]。
4月3日，南京下關區和記蛋廠發生打鬥，英國水兵和國民黨警員強行武力鎮壓，做成工人重傷數十人，輕傷者不計其數，稱為「四•三慘案」。
4月8日，中共江蘇省委召開上海各界五一紀念總籌備會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五一同盟罷工、罷課和到南京路示威等8項決議。散會時，100餘人被捕[7]。「自由運動大同盟」等團體和上海部份工人、學生、市民等在寧波同鄉會開會成立「四•三慘案後援會」，有5人被捕。當會議轉到上海貴州路北京大戲院後，又有1人被巡捕開槍打死，3人重傷，多人被捕[8]。群眾又在南京路新世界舉行抗議大會和飛行集會，均遭巡警鎮壓，20餘人被捕，10餘人受重傷，稱為「四•八慘案」。
4月13日，香港工人代表大會（簡稱工代會）在油麻地京士柏球場舉行紀念上海四•八慘案後援會，聲援上海四八慘案反英屠殺，抗議港英逮捕驅逐工人[9]，有300-400人出席，工代會主持會議，「青年反帝大同盟」主席演講，約15分鐘散會，散會時高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反革命國民黨」等口號，散發傳單[10]。後，海員說：「為甚麼不示威！」某印刷廠全廠工人全日怠工出席大會，會後返廠被廠方拒絶進廠，工人要求廠方提供廠外食宿費用[11]。
中共認為香港自年關的鬥爭至樹膠廠的罷工，顯示香港工人的鬥爭已由經濟鬥爭轉向反港英的政治鬥爭，四一三大會表明香港工人開始邁向直接反英鬥爭，所以中共必須堅決的領導，使鬥爭加深和擴大，組織五一示威，衝破港英的陣線。號召工人參加五一示威，不要只以開會的目標來號召，而要結合工人的要求。四一三大會未能充分發動動群眾，只能動員中共黨員和紅色工會群眾，其他的群眾很少參加。紅色工會雖然有開會，但没有在廠內開會，進行宣傳，没有在其他方面組織後援會，廣泛發動群眾。要求在支部加強討論五一示威，與支部生活聯繫起來[12]。
4月19日，中共發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對革命浪潮表現樂觀，分析國際形勢時，認為「最近國際失業鬥爭日（3月6日），在全世界各產業中心與重要城市都發生了廣大工人群眾的大示威，資產階級竭盡他的武裝力量極力鎮壓，可是絲毫不能阻止示威運動的實現。」「另一方面殖民地革命暴動的發展，更是普遍到了全世界任何一個殖民地國家。這就充分證明了世界革命浪潮正在激劇的向前發展。因此今年的五一勞動節必然要爆發空前未有的無產階級的示威運動，偉大的階級鬥爭！」[13]
中共分析國內形勢，認為「目前中國革命鬥爭，無疑的是成熟復興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勢。城市罷工浪潮繼續發展，農民暴動與遊擊戰爭，普遍到了任何一個省區，兵士自覺叛變的增加，紅軍日益壯大，這就指示出革命形勢是在平衡的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帝國主義侵掠的加深，軍閥戰爭繼續蔓延與擴大，更要加深廣大群眾的痛苦，逼使廣大群眾除掉革命沒有出路，使革命危機更加急劇。在這樣形勢之下，黨的任務，便是要堅決的去組織偉大的政治鬥爭以匯合各種革命勢力，特別是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力量，形成全國的偉大的總的革命鬥爭，推進直接革命形勢更快的到來，並極力爭取一省與幾省政權的首先勝利。因此，在偉大的國際鬥爭日——五一節，黨必須堅決去發動廣大群眾起來組織偉大的政治罷工與示威運動」[14]。所謂「直接革命」，也就是奪取政權。
中共估計「在目前統治階級日益趨向崩潰的形勢之下，帝國主義國民黨對於五一節的辦法必然是採取壓迫和欺騙雙管齊下的政策：就是一方面極力以武力殘酷的鎮壓群眾的鬥爭（壓迫罷工示威等）；另一方面必然要指使一般官僚化的黃色的領袖，召集工賊走狗的非群眾的五一紀念會來欺騙廣大群眾。黨必針對著這樣的形勢，堅決執行獨立的政治號召，並且要堅決準備激烈殘酷的鬥爭。決不應號召群眾去參加國民黨組織的黃色領袖會議，因為他們的會議並沒有群眾，而且決不要群眾去參加的。如果我們採取參加的政策，便會失掉了我們獨立的政治的領導，失掉我們在群眾中的政治影響。所以黨必須堅決的去號召群眾的政治罷工，組織廣大群眾的示威運動，反抗國民黨的壓迫，並極力揭破國民黨欺騙政策」[15]。
對於「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陳獨秀與脫洛斯基派）以及與他們有政治聯繫的黃色工會等，他們在五一節必然是要極力進行他們的欺騙政策。就是一方面組織群眾的會議來宣傳他們的改良欺騙的政綱，另一方面極力阻止群眾的示威行動，引導群眾走向合法請願的道路。黨的策略是要更堅決的進行反改組派第三黨與取消派的鬥爭特別是反黃色工會的鬥爭，盡力去揭破他們的欺騙，宣傳我們的口號，加緊在各工廠作坊的組織，特別是發動政治罷工與同盟罷工，從現在起就要提出同盟罷工罷課舉行“五一”示威的鼓動，把廣大群眾奪到我們政治影響之下來」[16]。
「我們五一節的宣傳的中心口號應該是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爭取組織工會與罷工的完全自由，反對資本進攻，反對白色恐怖，反對軍閥戰爭，反對進攻蘇聯，同盟罷工罷課。這些口號必須從現在起就在群眾中作廣大的宣傳與解釋，同時在一個〔切〕宣傳上都必須指出要達到這些目的，只有〔有〕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資本家的統治。要特別注意的就是要把這些口號的宣傳，聯繫到群眾的迫切的要求與鬥爭，提出許多群眾迫切的要求，抓住一切臨時的事變來做鼓動的口號」[17]。
中共要求在勞動節當日「在上海，南京，武漢，香港，天津，唐山，哈爾濱，奉天，青島……等重要城市與產業中心必須極力組織廣大群眾的示威行動，同樣在農村中也要組織群眾的集會與示威，在赤色區域中更要組織廣大群眾的武裝示威。總之在這一天必須有全國一致的廣大群眾的示威運動」 [18]。
各地的「示威運動必須盡可能的運用公開號召的策略。在五一前必須以工會及各種群眾團體組織紀念“五一”的籌備會來公開號召群眾。並且公開召集群眾性的代表大會（至少有幾百代表參加使警察巡捕無法逮捕），並要在工廠作坊中舉行群眾會議與飛行集會等來鼓動廣大群眾」[19]。
「如果示威行動有號召廣大群眾的可能，必須準備在示威運動時堅決與巡捕員警軍隊的急劇反抗，必須以強固有組織的隊伍衝破敵人的防禦來奪取街道舉行示威，奪回被捕的人，防禦敵人的衝擊，這就是巷戰的演習。今年“五一”敵人必然採取殘酷的壓迫，這樣從示威轉變到巷戰，將是不可避免的形勢。必須有堅強反抗敵人壓迫，衝破敵人防禦的準備，然後才能取得示威運動的勝利」[20]。
「準備五一示威的第一個中心問題就是組織政治罷工，同盟罷工，過去歷次的示威運動教訓了我們，如果是正在鬥爭的群眾便是示威運動中最勇敢的群眾，只有鬥爭廣大的發展，才能號召廣大群眾來參加政治示威。所以各級黨必須從現在起堅決的去發動廣大群眾的鬥爭，組織政治罷工與同盟罷工，這是組織五一示威運動的主要的條件」[21]。
「特別加緊工人糾察隊的組織。組織工人糾察隊是目前的中心工作之一，可是現在組織“五一”示威運動中，尤其特別重要，只有工人糾察隊有強固的組織，然後示威運動才有中心的力量，才能衝破敵人的壓迫，奪取街道以至與敵人巷戰。所以必須從現在起就加緊糾察隊的組織與訓練，在每個赤色工會的分會或支部中至少有一隊糾察隊的組織，而且要加以特別的訓練，政治與武裝的訓練」[22]。
「建立工廠委員會。組織五一示威，單只號召赤色工會會員來參加是萬分不夠的；一定要能動員無組織的工人，奪取黃色工會的群眾都來參加這一示威，然後才能成為廣大群眾的行動，因此在每個工廠作坊中去建立工廠委員會成為準備示威中主要的工作。這就是說每一個赤色工會的分會（在還沒有赤色工會組織的工會〔廠〕，便由黨的支部來執行這一工作）都須在他的本工廠內號召全廠工人的會議，組織五一紀念的籌備會（這就是工廠委員會的形式）以領導全廠工人去參加示威運動，以領導本工廠的鬥爭，以準備本工廠作坊中的組織宣傳等工作」[23]。
「加緊三一八與四一二（國民黨屠殺上海工人的紀念日）的工作。盡可能的在這兩個鬥爭日組織群眾的示威或飛行集會，並且要在這兩次的行動中極力擴大“五一”的宣傳，使這一鬥爭的行動一直發展到“五一”去。同時要注意在這兩個鬥爭日的工作中，檢查各方面工作的弱點，以便針對著這些弱點來加緊準備工作」[24]。
「現在特別加緊組織五一示威，決不是以實現五一示威為目的，而是要使這一偉大的政治示威，推進革命更快的向前發展。並且統治階級無疑的要極力來壓迫這一示威運動，所以我們要準備著繼續堅決的鬥爭。在五一示威後便須馬上組織反抗帝國主義屠殺，拘捕壓迫的政治罷工，或者爭取八小時工作的罷工，推動這一鬥爭廣大的發展起來，一直發展到五卅的總的行動方面去。各地黨部對於這一點必須嚴重的注意！」[25]
在中共推動下，上海英租界汽車公司700餘工人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中共滬總行委立即着手組織電車、電汽工人配合，藉機邁向上海市政同盟罷工，以此擴大為五一總罷工[26]。4月25日，英電車公司首先響應，發動2,000餘工人舉行經濟罷工[27]。
 
紅五月活動
5月1日，中共期待的偉大政治罷工與示威運動没有出現，香港的五一示威，只動員了數百群眾[28]。全國只有零星的五一示威。
5月，中共粵省委開展「紅五月」活動，糖業、鐵廠、碼頭等工人舉行反工頭鬥爭。大規模的政治罷工與示威運動雖然没有出現，但工人自發的鬥爭仍不斷湧現。
香港豐字號輪（豐慶輪、豐平輪）工人反對無理解僱舉行同盟罷工[29]。「馮強記樹膠廠」開除20餘名女工，女工包圍工頭提出質問，工頭指她們怠工、組織工會，誣告她們是中共黨員。「兄弟樹膠廠」工人提出加薪要求，廠方拒絶，工人以辭職要脅，廠方報警，指工人罷工，警員帶工人返警署問話。最後，廠方將一批工人解僱。某織造廠更改上班時間，由早晨8時改為6時，由於上班時間太早影響女工梳頭，女工群起與工頭爭論，包圍毆打工頭，結果可以照常8時上班。太古發生工人包圍寫字樓事件，要求改善待遇[30]。《華僑報》開除兩名工人，接着《中華報》又開除兩名工人，恐嚇工人說：會到警署誣指工人是中共黨員，組織工會。工會聞訊召集南華報業集團工人開會，工人害怕失業不敢到會，工會只能做一份告工友書，指出《南華報》工頭的陰謀和壓迫[31]。
清明節「廣文堂印務局」工人向廠方借糧，廠方不肯，全廠工人告假出廠行街吃飯，廠方報警指工人罷工，關閉廠門，工人3時回廠吃飯未能入廠，轉去工會報告。工會建議工人衝入廠內。廠方見工人衝入工廠，即時支付工資解僱工人。工人不領取工資，馬上進一步提出要求：1.恢復我們工作；2.要二十九、十五關糧；3.改良吃飯；4.每人加工資五元。廠方召喚流氓驅逐工人出廠，將工人的私人物件擲出門外。工人再去工會商議，工會召集工人開會，決定：1.發動其他廠工人協助廣文堂工人，質問廠方勾結流氓驅逐工人；2.要求廠方恢復工人工作：3.募捐援助被解僱工人[32]。30餘名印刷工人到廣文堂支援，包圍工廠。被開除工人向東主質詢，東主答覆工人說：你們不是我的工人，我没有拖欠你們的工資，我現在要結業，不做生意，没有錢聘請你們工作。工人聽到東主這樣的回覆，激憤地說：你不請我們，你要馬上清付我們工資，及補回退職金6個月，如果你不馬上答覆，我們會搬機器。東主見有數十人包圍工廠，恐慌起來，從後門離去，工人以為東主去報警，半小時後仍没有動靜，到了吃飯時間，來支援的工人回廠吃飯，只餘廣文堂工人，廠方再度報警，警方拘捕工人帶回警署。警官問工人：你為什麼召集流氓搗亂廣文堂，你懂得本港的規矩嗎？工人回答說：我們回廠叫東主出糧，没有流氓搗亂，東主不出糧，反說我們搗亂。警官對工人說：没事了，你們回去吧[33]。工代會動員各分會購備食品派代表慰問。
「威信印務局」開除3名工人，全廠工人寫信要求廠方挽留3名工人工作，廠方不答覆，工人召開支部會議，以發動全廠停工要脅。廠方一方面利用做小日報的工人來工作，反擊工人的行動，另一方面報警。再一方面恐嚇工人，你們那一個不即簽字，排字長工全部即時簽字。偵探恐嚇工人離廠，聲稱做小報的工人以後在街上遇有不測，追究你們，工人面對這種情况，領取工資後，憤怒而無奈地離廠。首批被開除的3名工人向廠方說：你解僱我們時，答應另給我們15天人情工資，現在我們收取的人情工資不足15天。3名工人離廠到華民政務司進行合法鬥爭，告東主不支付工資[34]。當時印刷廠工人每天工作21小時，報館印刷工人工作17-18小時，赤色印刷工會恢了兩個月，有會員200餘人[35]。
5月13日，廣東省總工會（簡稱粵省工總）召開會議，成立香港五卅總籌備會，成員有香港工人代表大會、青年反帝大同盟（簡稱青反）、爭自由、太古、九龍倉、互濟會等，執委為互濟會、工代會、青反、織造、海員、太古、碼頭、清潔、印務、九龍倉等，常委為互濟會、織造、海員工會、太古、工代會等，下設總務、糾察、宣傳、秘書等部[36]。
5月20日，香港五卅總籌備會、濟難會、工代會、青反、爭自由、海總等宣傳部及各廠小報編輯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統一以後的宣傳鼓動工作，經常召集宣傳聯席會議。各分籌會亦經常召集各分會宣傳隊員或隊長聯席會議，提出工廠中切實的鼓動口號，來聯繫五卅紀念的宣傳。省總工會出版《戰鼓》加強宣傳。各分會宣傳幹事有《戰鼓》經常工通訊員。省工總與各報館交涉，由各分會派人代推銷《戰鼓》、《紅旗》等中共刊物及各種宣傳品，用傳遞方法，深入群眾。印制五卅紀念特刊400份，紀念五卅宣言2,000份，口號4,000份，小標語傳4,000份。援助上海罷工宣言6,000份，募捐冊1,000份[37]。重視傳單是否到達工人手中。
5月24日，「南洋烟草公司」無故開除工人22人，工人提出3項復工條件。╳╳╳館20餘名工人反對工頭克扣工資一成，從前和黃色工會數次反抗都被鎮壓，這次得到碼頭工會領導，宣佈罷工。包工頭答允將以前克扣的文洋300元撥歸工人均分，其他各館乘勢反抗包工頭[38]。工代會設法找線索，鼓動分會援助
5月28日，港英加緊巡查工人宿舍，破獲印務俱樂部，拘捕5-6人[39]。

五卅示威
5月30日，工代會在皇家碼頭召開五卅紀念示威大會[40]，到會只有120人，7支糾察隊[41]。各參加團體設有分指揮，分會支部則設中隊長或小隊長，並決定首先將中心部隊糾察隊、宣傳隊、救護隊等作為發動先鋒組織[42]。
主席宣佈開會，糾察隊即衝出保護主席，樹起五卅紅旗，於是群眾衝到街中心，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旁觀者說：「共黨又來開大會」 ，「莫係唔怕死」，有少數群眾跟隨。10分鐘後，群眾再衝到電車路，表現熱烈，没有恐慌。有一兩名警員到場，看了一看，轉頭離去。群眾散去後，才有十餘名警員到場巡視，並没有拘捕任何人。糾察隊全程保護主席直至主席離去後始散隊[43]。大會通過4個決議案：1.罷工罷課紀念「六•二三」；2.反對港英逮捕工人；3.擁護蘇維埃代表大會；4.援助上海罷工。最後散發傳單數十種後散會，大會進行秩序井然[44]。
粵省委事後檢討，認為大會表現散漫，没有嚴密的組織，出席大會十分之六是中共黨員，大多是新黨員，舊的黨員只是工作人員。領隊和分指揮不起多大作用，故到會者參差不齊，竟有到會而不到街中心參加示威，支部及紅色工會的工作的表現限於很狹隘範圍。大會影響了約六七百名群眾。粵省委認為大會是成功的，總指揮能發揮，糾察隊行動有組織而勇敢[45]。
6月11日，政治局通過《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強調在革命急劇發展的現在，中共不只是要注意到奪取廣大群眾，以促進這一革命巨潮更快地爆發，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發時，組織全國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任務。在全國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首先勝利。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勢之下，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決議還宣稱，在現在全世界革命危機都已嚴重化的時候，中國革命有首先爆發、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到來的可能。
認爲總的形勢都表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中共的前面，並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爲全國革命的勝利。決議提出，中共已經不需要逐步積聚和準備革命的力量，可以立即通過武裝起義實現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建立全國性的革命政權。決議要求在全國各地發動總暴動，而且要在大中城市首先發動暴動。
李立三制定全國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計劃，決定組織南京兵暴、上海總同盟罷工，還計劃組織哈爾濱、大連、撫順、北京、天津、唐山、鄭州、開封、廣州、香港等各地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而為了配合上述南京兵暴和上海總同盟罷工，江南省委計劃組織徐州、海州、蚌埠、南通、泰州、如皋、蕪湖、安慶、杭州以及皖西北和浙西南武裝暴動。為了配合武漢暴動，長江局計劃組織信陽、黃陂、宜昌、沙市、陽新、大冶、安源、常德、重慶、萬縣等地武裝暴動，並截斷京漢路、隴海路、武長路等。北方局計劃組織開灤五礦同盟罷工、天津6大紗廠同盟罷工、北京4大鐵路同盟罷工和4大城市同盟罷工。
關於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力爭武漢首先勝利。規定：贛西南、贛東北和閩西紅軍，以主力側擊南潯路，取南昌、九江，奪取整個江西，切斷長江。湘鄂贛紅軍幫助鄂南與鄂東西地方暴動，佔領大冶，切斷武長路；湘鄂西紅軍幫助鄂西和鄂西南地方暴動。鄂豫皖紅軍幫助鄂中以及沿京漢路暴動，切斷京漢路。然後，各路紅軍向武漢進迫，配合武漢暴動，佔領武漢。
無論是李立三，還是政治局其他領導人，這時幾乎都毫不懷疑，革命一旦爆發，就會像決堤的洪水一樣，一往無前，勢不可擋，直到最後勝利。
6月23日，中共香港市委發動六二三示威遊行，紀念沙基慘案，有二三萬人參加[46]。
以上的示威遊行使大批中共黨員暴露，示威遊行舉行期間，港英没有即時驅散、鎮壓，到7月間粵省委機關受到破壞，港英到處逮捕中共黨員。港英是否早已計劃放長線鈎大魚。
6月，印刷、九龍倉工人已減薪一半以上，太古、南洋也將會步後塵。大興、織造業、印刷業將會增加工時。大批工人被開除，鐵廠連學徒也開除。印刷、織造、馮強、九倉設新廠規；糖廠、鐵廠、太古、海軍船塢、同德、九倉、織造、樹膠廠等指使黃色工會、行會向工人壓迫[47]。《南方報》、威信等廠召喚警員驅逐印刷工人出廠，港英加緊搜查工人宿舍，拘捕紅色工會會員，在街上檢查行人，將失業工人遞解出境，鎮壓工人反抗。頒發保護青年工人條例[48]。
6月20日，立法局正式通過港督貝璐提議，增加港府各級文員薪酬，規定每百元增加20元。當時調整薪酬後文員每月薪酬為：
政府高級文員：400-600；
西人校長：400-800元；
中級文員：125-300元；
初級文員：25-100元；
司機：45元；
送信生：11-15元；
苦力：15元[49]。
7月，粵省委內部交通員莫叔寶（？）、中央交通員林瑞（？）兩人向港英供出中共有關資料，使粵省委機關受到破壞，港英到處逮捕中共黨員。
8月，搭棚工人醖釀罷工，要求加薪，灣仔、中環己有數家鋪工人不肯開工，資方以工人不肯開工，又在店內食宿，長此以往，恐無了結，因此請求華民政務署協助解決。華民政務署以工人因加薪不遂遽然罷工，違反香港法例，由警方派出幫辦率華探數人到各搭棚鋪，驅逐不肯開工工人出鋪[50]，警員將6名工人拘捕帶回警署，激起工人怒憤，當時正在鋪內吃飯的工人群情汹湧，將所有碗碟搗毁，整隊前往中環荷李活道中區警署（舊稱中央警署，又稱大館），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人群越聚越多，人數達萬人，將中區警署包圍。結果警方釋放被捕工人，工人返回搭棚鋪，宣佈罷工[51]。
搭棚工人罷工後，有半數搭棚工人恐罷工影響生計，繼續開工，罷工工人指責開工工人是破壞者，強迫開工工人加入罷工行列，雙方勢成火水，準備毆鬥。筲箕警署聞訊，乘車前往西灣河大街，筲箕灣警署亦派警員前往協助。在西灣河大街聚集工人見警方早有準備，旋即散去[52]。
9月11日，兄弟樹膠廠取消花紅，全廠男工人罷工，全廠女工支援，提岀6項復工條件：恢復男女工花紅、恢復男工工作、反對開除工人、工資一律加五成、取苛例、承認樹膠總工會為代表工人的工會。樹膠總工會發表宣言，號召全體工人起來援助，結果廠方答允加薪，但未恢復花紅，工人復工[53]。
9月12日，荃灣數名泥水工人在街上與警員衝突，警員拘捕2人，其餘工人回廠報告，各廠工人聞訊各持鏟板鋤頭，共四五百人包圍警局，警局見工人來勢洶湧，立即釋放兩名被捕工人，同時急電九龍警局求助，港英接電派出警員200餘人前往支援，工人見大批警員前來支援，分頭散去回廠。17日晚，泥水工人在空地開大會，決議組織紅色工會，組織泥水工人同盟罷工，提出復工條件[54]。
「太古糖廠」某工人遲到遭解僱，工頭以自己的親人代替被解僱工人，工人立即召集糾察隊，在馬路上毆打工頭，工頭回廠後立即報仇，大打工人，將1名工人拘留在廠內，工人更加憤怒，聚集百餘人包圍工廠，要求釋放被拘留工人，廠方只好釋放被拘留工人，工人召集大會，準備罷工[55]。
9月14日，「煥記工廠」泥水工人工作己滿1個月仍未領取到工資，工人罷工，在廠內開大會，全體工人出席，「福和廠」泥水工人代表數10人參加，決議組織工會，加入工代會，提岀5項復工條件：限時發給工資、每天加薪0.6元、實行8小時工廠制、星期日訂為有薪假期反對抽厘頭，聯絡福和廠一致罷工[56]。
9月，「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職工舉行罷工，要求增加工資。30日，印刷商會調停商務印書館工潮，無結果。10月1日，港英決定干涉工潮。2日，在港紳何世功（？）的勸說下，工人答應第2天先復工再談判。10月14日商務印書館工潮在商會的調停下基本平息，館方答應加工資[57]。
港燈工人向司理要求加薪，司理置之不理，工人發動第二次鬥爭，司理怕釀成罷工，答允增加少許工資，工人仍不滿意，發動第3次鬥爭，工人乘勝籌組工人俱樂部，接受工代會領導，準備罷工[58]。
工代會決定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己成立籌備處，建築、市政，成立總工會籌備處，定期召開總工會代表大會，香港工人糾察隊己成立，隊員200餘人，赤色先鋒隊120人[59]。
10月，港英在旺角一家商店的4樓破獲粵省委發行科機關。
12月，粵省委發出第十八號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加緊佈置年關鬥爭，提到「在香港、汕頭、澳門等地方成立失業工人委員會來號召這一鬥爭」[60]。
中共計劃以工代會發動總同盟罷工，將經濟鬥爭發展為政治鬥爭，由手車夫、印刷工人牽頭[61]。
1930年上半年，中共仍能在香港發動政治鬥爭，但未能堅持、擴大和深化。到了下半年，南京兵暴、上海總同盟罷工不見踪影，香港工人仍自覺發動經濟鬥爭，中共領導的工代會亦有一定的發展，但中共却無法把經濟鬥爭拉往政治鬥爭，足以證明香港市委是脫離群眾，不明群眾所需。經濟鬥爭顯示工人仍對社會不滿，革命的客觀環境已經存在，只是中共領導策略有問題。
港英一方面設法消除工人不滿，一方面四出拘捕中共黨員，搗破中共機關，維持社會秩序。香港市委執行中央指示，盲目行動，脫離群眾，在船塢、工廠或工人集中點公開宣傳，起來革命，使大批黨員暴露，機關連遭破壞。中共不但沒有利用革命的大好形勢來擴大革命力量，反而使革命力量遭到嚴重損失。縱觀全年香港的工人運動發展是向前的，中共却遭受打擊，是中共中央方針的錯誤，還是香港市委策略的錯誤。本人對當時中共中央文件尚未讀透，所以未能下結論。

龍少爺
09.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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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麗著：《20世紀香港社會與文化》，新加坡：名創國際（新）私人有限公司，2005，第82頁。
[2] 《中共香港市的報告──紅色五月中香港的工人鬥爭》，1930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29-230頁。
[3] 張麗著：《20世紀香港社會與文化》，新加坡：名創國際（新）私人有限公司，2005，第81頁。引：畢特報告。
[4] 張麗著：《20世紀香港社會與文化》，新加坡：名創國際（新）私人有限公司，2005，第82頁。
[5] 〔英〕喬•英格蘭（Joe England）、約翰•里爾（John Rear）合著，劉進文、唐振彬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上海：上海翻譯，1984，第25頁。
[6] 《中共廣東省委活動紀事（1927年8-1934年8月）》，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廣州：廣東人民，1984，第63頁。
[7] 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1996，第80頁。
[8]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上下冊，上海：上海人民，1999，第572頁。
[9] 《中共廣東省委活動紀事（1927年8-1934年8月）》，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3輯，廣州：，廣東人民，1984，第63頁。
[10] 《中共香港市的報告──紅色五月中香港的工人鬥爭》，1930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30頁。
[11] 伯清：《香港援助上海四八慘案大會的意義和敎訓》，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2期，第157頁，原載：《紅旗》，第101期，1930年5月14日。
[12] 伯清：《香港援助上海四八慘案大會的意義和敎訓》，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2期，第157-159頁載：《紅旗》，第101期，1930年5月14日。
[13]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36頁。
[14]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36-37頁。
[15]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37-38頁。
[16]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38頁。
[17]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39頁。
[18]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39頁。
[19]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39頁。
[20]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39-40頁。
[21]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40頁。
[22]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9，第40-41頁。
[23]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41頁。
[24]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41頁。
[25] 《中央通告第七十一號──組織五一勞動節的全國總示威運動》，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6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 1989，第44頁。
[26] 上海市公共交通總公司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編寫組：《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1991，第38頁。
[27]上海市公共交通總公司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編寫組：《上海公共汽車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共黨史，1991，第39頁。
[28] 盛：《在香港五一工作中我們應有的認識》，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2期，第161頁，原載：《紅旗》，第109期，1930年6月11日。
[29] 李淼祥 ：《中共廣東省委在香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1997，第54頁。
[30] 《中共香港市的報告──紅色五月中香港的工人鬥爭》，1930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35頁。
[31] 《中共香港市的報告──紅色五月中香港的工人鬥爭》，1930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35-236頁。
[32] 《中共香港市的報告──紅色五月中香港的工人鬥爭》，1930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36-237頁。
[33]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237-2388頁。
[34] 《中共香港市的報告──紅色五月中香港的工人鬥爭》，1930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38-239頁。
[35] 《中共香港市的報告──紅色五月中香港的工人鬥爭》，1930年6月，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40-241頁。
[36]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7頁。
[37]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7-309頁。
[38]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2頁。
[39]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0頁。
[40]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8頁。。
[41] 江關生著：《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第114-115頁，引：《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的告》1930年6月16日。《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0頁。
[42]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8頁。
[43] 江關生著：《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第114-115頁，引：《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的告》1930年6月16日。《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0頁。
[44] 《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8頁。。
[45] 江關生著：《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第114-115頁，引：《中共廣東省委給中央的告》1930年6月16日。《廣東省總工會5月份工作報告》1930年6月1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33，廣州：1983，第300頁。
[46] 江關生著：《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第116頁。
[47] 《中共香港市行動委員會特別通告──為組織同盟罷工紀念“六二•三”告同志書》，1930年6月4日12月17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21頁。
[48] 《中共香港市行動委員會特別通告──為組織同盟罷工紀念“六二•三”告同志書》，1930年6月4日12月17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21頁。
[50] 《香港搭棚業勞資雙方大糾紛》，載：《益世報》，天津： 1930.9.2-3；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3期，第96頁。
[51] 《香港五萬建築業工人同盟罷工》，載：《紅旗日報》，廣州：第10號，1930.8.24；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2期，第165頁。
[52] 《香港搭棚業勞資雙方大糾紛》，載：《益世報》，天津， 1930.9.2-3；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3期，第99頁。
[53] 《日益澎湃的香工人鬥爭》，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3期，第99頁。
[54] 《日益澎湃的香工人鬥爭》，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3期，第100頁。
[55] 《日益澎湃的香工人鬥爭》，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出版社，第23期，第100頁。
[56] 《日益澎湃的香工人鬥爭》，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3期，第99-100頁。
[58] 《日益澎湃的香工人鬥爭》，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第23期，第100頁。
[59] 《日益澎湃的香工人鬥爭》，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出版社，第23期，第101頁。
[60] 左雙文：《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 載：《中共黨史研究》1999年第6期，。
[61] 《中共香港市行動委員會特別通告──為組織同盟罷工紀念“六二•三”告同志書》，1930年6月4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編：《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彚集（中共廣州、香港、汕頭市委文件　1927-1932）》，甲25，廣州：1983，第222-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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