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員大罷工史所見的錯誤

 

海員大罷工史所見的錯誤

 

 

 

前言

今年是香港海員大罷工百週年，但甚麼也搞不到，龍少也停不了下來，在家整理史料，搞清楚一些史料小問題。作為對工運先輩功勳的致意。

 

誰送回招牌

誰送回海員工會招牌眾說紛紜，龍少在《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第208頁，論說有關問題。但是梁富華的《香港罷工個案之行家點評》第24頁圖片說明，竟指是教會會督率警察送回工會牌匾，重新掛上。令我莫明其妙，為何要堅持這些錯誤呢！

近年香港海員工會出版的《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香港海員工會90年》（香港：香港海員工會，2013），第27頁。指「聖公會會督親自把工會原招牌掛回原處。」也是如說。

會督被傳是掛回招牌者，最早的資料應是海員工會領袖林偉民（1887-1927）的說法是，海員大罷工勝利，「後來由英國教會的牧師們出面掛上。」這是當時在莫斯科留學生的黃平（1901-1981）筆錄寫在回憶錄上，當時林偉民在莫斯科向留學生作報告。文中没有指明是會督，最後竟然扯上是會督，看來想「攞威」成份居多。林偉民是當事人，談判代表之一都會錯！這有何奇怪，是憶述常見的情況，古今中外常見的事。因為他是事後的回憶，龍少的資料是來自當日的報刊，看不出有作假或誇大的必要。

再留意一下，文句是「牧師們」，是眾數不是單數，是不是招牌巨大，要用多人才能搬動。若是如此，為何要牧師們來搬，不僱用工人來搬呢！龍少細看掛回招牌的照片，招牌是巨大的，不是兩三個人能搬動的，更非普通人能掛上去。報刊也說是出動20人送回招牌。照片中所見，是有五六人以上在掛回招牌，無法肯定是不是牧師。招牌如此巨大，看來要專業人士才能掛回原位，因此不能用某人掛上的說法，送回較合理。

再看蜂鳥版高馬可的《香港簡史》第119頁，「拆走海員工會牌匾的那名警察需把它掛回原處。」現存當日掛回招牌的現場照片，是由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1892-1953）拍攝的，他的日記是說警員交還招牌，即是不一定是「拆走海員工會牌匾的那名警察」，且不是掛上，而是交還。

我們看一些重要的工運著作如何記述，中共工運領導人鄧中夏（1894-1933）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8-1926》，没有指名是誰送回招牌，不在此攞不實際的威風。

台灣出版的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的《中國勞工運動史》記述，是不知名牧師率4名警員送回招牌。

問題討論至此，會督之說不成立。

 

再談司徒拔

龍少在《爭尊嚴》第四章第廿六節，專文談論了港督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1876-1947）的統治手法。看見Last Minute香城史著：《空白的一百年》指，司徒拔不敢開罪國民黨，故准海員工會成立。所以要再談多一次，我們且看1925年省港大罷工前夕，港英封了國民黨的《中國新聞報》兼拉人，這時司徒拔尚是港督。

這事件起因是，《中國新聞報》以顯著篇幅報導上海五卅慘案，並發表香港工團總會顧問林昌熾（？）的〈為“五卅”慘案告各界同胞書〉一文，痛陳歷來英人對華人的壓迫，激起民憤鼎沸。港英藉口《中國新聞報》刊載此文，認為該報主持陳秋霖（1893-1925）與林君蔚勾結，破壞治安，強令2人出境。6月12日，港英查封《中國新聞報》，拘捕陳秋霖、楊大悟（？）、劉魯際（？）及報社其他人。可見司徒拔「不敢開罪國民黨」是不合理的推論，龍少早已指出司徒拔是一位表面強硬，也有懷柔一面的當權者。

再看當時香港是第一次工會註冊高潮，近百工會到華民政務司署註冊，很多都是親國民黨的，難道又是「不敢開罪國民黨」的結果嗎！這一論述極有問題。實質當時港英正藉註冊之名，訂立一些規範以監管工會活動。另一方面，這有助香港工會由封建色彩所籠罩，轉為現代民主工會。是好是壞，看各論者的切入點如何。綜觀這些親國民黨工會至今歷史，或許應稱為親國民政府，而當時會員没有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細分，便被簡單歸納為親國民黨，以與親中共的工會作簡單分野。

再談梁富華的《香港罷工個案之行家點評》，第8頁第3段，人名「何盍民」有問題。據《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第19頁第3段，是「何蓋民」。以上兩書文字描述相類似，梁富華的資料是否來自《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一書，或出自同一資料。再看《中國勞工運動史》是用「何蓋民」的，立法院公布的人名也是用「何蓋民」，這一點可能是梁富華的手民之誤。

 

聯義社

中國工運學者王永璽（1937-？）著的《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北京：中國工人，2013），初看是一本不錯的書，利用了很多學者少用的資料，可惜書中有不少錯誤，龍少現指出一兩點。

第047頁指聯義社在「香港成立總社，需在該地立案註冊，又改名為“中華海員慈善會”」。不知王永璽何處來此資料。

據《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一篇第84頁指：聯義社「不能謂該會是海員工會前身。」而第一篇第94-96頁，正指出「中華海員慈善會」是海員工會前身，而慈善會前身是「中華海員公益社」，因要在香港註冊故改名為中華海員慈善會，間接說明改名事件與聯義社無關。

再看香港海工會的《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第17頁，指海員公益社「以“海員慈善會”的團體名稱向當局登記註冊。」

繼續再看鍾點編，何幹成審訂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廣州：廣東省總工會，1983），香港公共圖書藏有，不外借。第12-13頁，指1917年，中華海員公益社「在香港設立總社，並以“中華海員慈善會”的名義在香港備案。」這資料是引自《中華海員工會二十年之奮鬥史略，載《勞動季刊》第一期，1934年4月10日版，具有權威性。

至此，所有資料都指中華海員慈善會與聯義社無關。龍少在溜灠報刊和網頁有關二十年代的資料，都看到不少聯義社資料報道，可見該社没有改名來註冊。而該社有一本會史，黃朗正撰述的《聯義社社史》（香港：義聲出社，1971），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香港公共圖書館也藏有，不外借。此書也没有此說法。

《聯義社社史》在第65頁有如下資料，聯義社在香港登記註冊設立總社，取名「聯義社海外交通部 」，地址在德輔道中89號4樓。

 

 

中和堂

王永璽的《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又有另一大錯誤，與海員無關，值得一談。第022頁：「尢列受孫中山指派在日本横濱幫助僑工組織俱樂部，名叫“中和堂”」。尤列和馮自由都没有說是孫中山指派的，不知王永璽何處來資料，竟如此錯誤。

按馮自由著的〈中和堂小史〉所說：「中和堂成立之初，本無名字，且無政治性組織。」「尢列自香港莅橫濱，中和堂請演說時事。……旋舉為會長。」。按此資料隻字不提孫中山指派尢列幫助組織中和堂一事。

最近出版的尤曾家麗、黃振威著：《人間到處有青山──四大寇之尢列傳》（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202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也没有如此說法。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撰一本書或文章非易事，參閱了不知多少本書和文章，手民之誤和出錯難免出現，龍少也犯不少這錯誤，希望讀者能繼續指正。

（完）

 

龍少爺

17.03.2022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省港大罷工後飲食業的女侍應

 

省港大罷工後飲食業的女侍應

 

龍少按：今天是3月8日，一百年前的今天海員大罷工勝利結束，勞資雙方在大會堂簽訂復工協議，同時今天也是婦女節。現今疫情嚴重，不能搞海員大罷工活動，龍少就整理一篇與女工有關的文章，企大家多關注女工問題，共同爭取工人權益。

 

前言

根據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在1927年4月估計，雖然省港大罷工對香港的長遠經濟損失有限，但仍然造成了一億鎊的經濟損失，我們且看飲食業面對經濟損失，他們如何應變。

1925年省港大罷工後，港英頒布戒嚴令，將以往法例規定的「3人以上在街頭聚集，交頭接耳，即可拘捕」，加以擴濶，命令警察通知各娛樂場所，如戲院、電影院、歌壇等，均停止演唱。

飲食業工人響應省港大罷工北上，茶居和酒樓等食肆缺乏勞動力下，被迫停業。三個月後，港英為了迫使茶居開市，以取銷執照來要挾。茶居是規模小的食肆，僱用服務員不多，可由東主及其家屬擔當有關工作，就可以開門營業。但大茶數有二三層樓，每層可容一二百人，需要僱用服務員數量很多。港英並不硬來，聲明可先開一部分，然後逐漸擴展。中環皇后大道中「嶺南茶樓」東主想起廣州「軟紅茶室」僱用清一色女員工來款待客人，遂動念僱用留港的青年女工，暫時出任女侍應（又稱為女子、女招待、茶博士、女服務員、女服務生、女工、女侍和茶花等）職務。繼而是皇后大道西「三多茶樓」和德輔道西「高陞大茶樓」，上環各茶樓如水坑口「武彝仙館」、富升茶樓等依樣畫蘆，相繼效尤，成為風氣。

嶺南茶樓於1926年改為第一代蓮香茶樓，三多茶樓後改名為襟江酒家，1980年再改為第三蓮香茶樓。

 

女侍應

嶺南茶樓女侍應日薪1元5角，比男職工高出許多（參閱以下〈1927年飲食業工資表〉，女子即女侍應），但不能分享一切下欄。如此茶樓開支增大了，將茶座茶價每盅茶增加至1毫以上，甚至2毫。酒家和餐室僱用女侍應，多數不計工資，只分取下欄小帳，或在食客結帳時，甚至讓女侍應多索取小費（小帳），在每天收市後才分配所得。

 

 

1927年飲食業工資表
行業	職位	日薪（港港）	每日工時	食宿
中國茶館伙友	頭目	0.66-0.73	不清楚	包
	點心師傅	0.33-0.50	不清楚	包
	茶房	0.16-0.23	不清楚	包
	女子	1.00-1.50	不清楚	包
中國飯店	廚師	0.40-0.46	無報告	不清楚
	茶房等	0.13-0.20	不清楚	不清楚

 

從上表所見，同一工作地點，女侍應工資比頭目高近一倍。

 

另據報刊資料，參加罷工的茶居工人有三千餘人，大部分離港。女侍應工資最高者有5元，以2-3元為多。到了1926年入春，回港復工的茶居工人日多，女侍應工資下滑至1-1.5元。

鄭寶鴻的《香江知味—香港百年飲食場所》把僱用女侍應年份，提早至1921年，茶居行鴻泰工會茶樓員工罷工，要求限制僱用女侍應和加薪。這一點龍少未能找到更多資料。

報刊廣告所見，武彝僱用女侍應條件為：「修短適中，笑靨相迎。」一些茶樓的廣告是：「女子招待、份外銷魂、紅粉當爐、文君也做。」如意茶樓則是：「如意女員、歌壇、唱伶、事事如意。」

 

應否禁女侍應

飲食業聘用女侍應兩三個月後，太平紳士、鐵行輪船公司買辦黃屏蓀（1873-1942）聯合數人入稟華民政務司，籲請禁止飲食業僱用女侍應。他們的理由大約是：「男女有別，禮敎昭垂。中外古今，不能例外。茶居酒樓僱用女員招待，招致狂蜂浪蝶，大啟淫，敗壞禮敎，貽誤青年，實非淺鮮，應宜立即禁止。」

早在1925年12月，已有報刊說港英會取締女侍應，因女侍應鬧出種種笑話，且罷工工人已開始回港復工。如這行動當真，即視女侍應如用完即棄的餐具。

1926年中，茶居工人回港者復工已有七八成，已經超過半數，只有百餘工人没有工作，寄居在茶居工會待業。他們指責女侍應搶走他們的工作崗位。於是召開茶居工會會員大會，入禀華民政務司，要求禁止僱用女性出任侍應，以維護該行業男工的職位。華民政務司與茶居工會溝通數次，尚未有具體回覆，茶居工會邀請「香港中華總商會」主席李右泉（1861-1940），和潔淨局（市政局前身）議員黃廣田（1879-1936）向華民政務司轉達苦況。團防局也曾討論是否取消女侍應。

就此事，酒樓茶居東主理直氣壯大談男女平等，認為：事實上，女侍應是有一定工作成績的，指她們搶奪工作崗位的言論有點誇大，因為世界上各工種職位，男女都可以出任，如車衣、紡織、捲煙和揀藥材等。加上國際慣例，没有指定某一工種職位只可以由男性出任，不可以僱用女性。至於工作期間可能出現的曖昧關係，可以制定規則來制止。東主進一步說，將來華民政務司的任何決定，都對他們没有任何影響。另一方面，僱主也因為女侍應工資高，計劃減少僱用。

某立法局議員說，華民政務司夏德理（Edwin Richard Hallifax，1874-1950）尚未就此事諮詢他們意見。但認為在風俗觀點上，女侍應要禁止的，但社會人士大多數認為可以保留。如果立法局開會討論此事，應以大多數市民的意見為依歸。

這時，港英正進行有關工人狀況調查，登記所有工人的籍貫、年齡和地址等資料。因而有傳聞指港英將會取締女侍應，一時間令女侍應惴惴不安。最後證實並没有此決議，大家才鬆一口氣。

再看陳謙的《香港舊事見聞錄》指：港英因為要應付罷工，所以不禁止女侍應，事實是否如此呢？翻閱當年報刊，港英原來從來没有任何計劃，要禁止或干預女侍應。

再據報刊資料，僱用女侍應初期，員工約有三百餘人，至1926年底，減至上下環只有167人，西營盤和灣仔有百餘人，增減不大，而僱用女侍應的茶居尚有百多間。

1926年，尖沙咀十多間潮州茶居決定，聯合一致不僱用女侍應。不足四個月，當中已有小部分茶居恢復僱用女侍應。是年10月，九龍茶居亦聯合不僱用女侍應，並訂明條約永不僱用女侍應，違約罸款50元，但不久已有茶居恢復僱用女侍應。這些茶居不僱用女侍應，主因是女侍應工資高，不僱用可減少開支。

 

茶居工人組織

早在1888年，茶居工人的組織已有「茶居行鴻泰工會」，茶居工人另一組織是樂宜，樂宜不是註冊工會。1920年，港九茶居工業總會成立，延續至2018年仍在，職工局登記編號：84，會員480人。

飲食業於1920年成立的「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延續至2018年，職工局登記編號：87，會員3,047人。曾設有工人子弟學校，職業學校今為星廚管理學校，

 

參考資料

茶居不像茶樓，可容數百人，茶居最小者約莫可容七八張枱、20餘位茶客。供應食品與今天以茶居為名者完全不同，只供應茶水和糕點，没有飯或餸菜等食品供應，不做晚市。

茶樓可算是樓高三層的茶居，也只是飲茶和吃點心的地方，没有其他菜式供應。舊時上茶樓飲茶，亦有「上高樓」的說法。廣州茶樓於1925年，增設曲藝茶座，讓不同界別人士能聚腳在特定茶樓；如提雀籠人多聚於「太如茶樓」、下棋者聚於「榮華樓」、藥材海味人聚於「陸羽居」、粵劇人士則聚在「陶陶居」等。

茶室原是飲中式茶為主的地方，現西式食肆也以茶室為名。本港著名的以茶室有「陸羽茶室」。

酒家早於唐朝之前經已存在，主要做晚上酒茶飯局，更是社交場所；不少文人在此興詩作賦，也是商人談生意簽約的地方。不少酒樓開設在妓院附近，與妓院關係密切，招待富貴人家的公子哥兒，經常飛箋到妓院召妓到來陪酒。當年妓寨林立的西環有所謂四大酒家金陵、廣州、陶園和萬國等，由於酒樓聚集了來自五湖四海人士，能打探到許多小道消息，故又稱為「旗亭」。至1935年，港英禁絶娼妓，打擊聚賭，香港的酒家必須兼做茶市維生，自此與茶樓、酒樓再没有分別。

 

總結

從報刊所見，女侍應產生了不少男女感情風波，這些男女私事，不應以行政手段來解決，會涉及基本人權。

以上事件從工作平等機會的角度擴大來看，廣州粵劇在省港大罷工前已有全女班。1925年，太平戲院聘「香閨艷影」全女班演出。娛樂事業能組全女班，為何要禁女侍應。

再看，罷工前先施首倡僱用女售貨員，永安也跟從。

回看飲食業，大罷工後，多間茶樓為召來生意，紛紛設立歌壇，請女伶來獻唱，如馬玉山、高陞、嶺南、得雲、得名、如意、公共、杏花、時樂和金山等。上海音樂大師也來港獻技。

女伶又名歌姬、歌伎、歌女和梨花等。

1926年，港九歌壇增至十餘間，盛極一時，成名歌手有50餘人。

至1930年代，飲食業僱用女侍應日漸普遍，戰後，筵席館（俗稱大餚館）和餐室也僱用女侍應。

在歐洲工運史上，資方僱用女工是用來減低成本，增加利潤的，僱用童工也是如此。表面看來，女工搶男工飯碗，童工搶女工飯碗。事件起因是資本家追求更多的利潤。故依馬克思主義來看，男工、女工和童工都是工人階級，不存在誰搶誰的工作職位，大家應團結一致爭工作機會和權益。

韓國勞資關係學者金秀坤的《韓國勞資關係》第七章第二節第七分段，論述了女性勞工對勞動力市塲和經濟活動的影響，有參考價值。

 

伸閱讀：

1. 鄭寶鴻：《香港華洋行業百年──飲食與娛樂篇》（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 鄭寶鴻著：《香江知味──香港早期的飲食場所》Early Hong Kong Eateries中英對照版（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23），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完）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和《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一一列出，請見諒。

 

龍少爺

04.03.2022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