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員大罷工史所見的錯誤

 

海員大罷工史所見的錯誤

 

 

 

前言

今年是香港海員大罷工百週年，但甚麼也搞不到，龍少也停不了下來，在家整理史料，搞清楚一些史料小問題。作為對工運先輩功勳的致意。

 

誰送回招牌

誰送回海員工會招牌眾說紛紜，龍少在《爭尊嚴──香港海員大罷工史》第208頁，論說有關問題。但是梁富華的《香港罷工個案之行家點評》第24頁圖片說明，竟指是教會會督率警察送回工會牌匾，重新掛上。令我莫明其妙，為何要堅持這些錯誤呢！

近年香港海員工會出版的《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香港海員工會90年》（香港：香港海員工會，2013），第27頁。指「聖公會會督親自把工會原招牌掛回原處。」也是如說。

會督被傳是掛回招牌者，最早的資料應是海員工會領袖林偉民（1887-1927）的說法是，海員大罷工勝利，「後來由英國教會的牧師們出面掛上。」這是當時在莫斯科留學生的黃平（1901-1981）筆錄寫在回憶錄上，當時林偉民在莫斯科向留學生作報告。文中没有指明是會督，最後竟然扯上是會督，看來想「攞威」成份居多。林偉民是當事人，談判代表之一都會錯！這有何奇怪，是憶述常見的情況，古今中外常見的事。因為他是事後的回憶，龍少的資料是來自當日的報刊，看不出有作假或誇大的必要。

再留意一下，文句是「牧師們」，是眾數不是單數，是不是招牌巨大，要用多人才能搬動。若是如此，為何要牧師們來搬，不僱用工人來搬呢！龍少細看掛回招牌的照片，招牌是巨大的，不是兩三個人能搬動的，更非普通人能掛上去。報刊也說是出動20人送回招牌。照片中所見，是有五六人以上在掛回招牌，無法肯定是不是牧師。招牌如此巨大，看來要專業人士才能掛回原位，因此不能用某人掛上的說法，送回較合理。

再看蜂鳥版高馬可的《香港簡史》第119頁，「拆走海員工會牌匾的那名警察需把它掛回原處。」現存當日掛回招牌的現場照片，是由香港電影之父黎民偉（1892-1953）拍攝的，他的日記是說警員交還招牌，即是不一定是「拆走海員工會牌匾的那名警察」，且不是掛上，而是交還。

我們看一些重要的工運著作如何記述，中共工運領導人鄧中夏（1894-1933）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8-1926》，没有指名是誰送回招牌，不在此攞不實際的威風。

台灣出版的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的《中國勞工運動史》記述，是不知名牧師率4名警員送回招牌。

問題討論至此，會督之說不成立。

 

再談司徒拔

龍少在《爭尊嚴》第四章第廿六節，專文談論了港督司徒拔（Reginald Edward Stubbs，1876-1947）的統治手法。看見Last Minute香城史著：《空白的一百年》指，司徒拔不敢開罪國民黨，故准海員工會成立。所以要再談多一次，我們且看1925年省港大罷工前夕，港英封了國民黨的《中國新聞報》兼拉人，這時司徒拔尚是港督。

這事件起因是，《中國新聞報》以顯著篇幅報導上海五卅慘案，並發表香港工團總會顧問林昌熾（？）的〈為“五卅”慘案告各界同胞書〉一文，痛陳歷來英人對華人的壓迫，激起民憤鼎沸。港英藉口《中國新聞報》刊載此文，認為該報主持陳秋霖（1893-1925）與林君蔚勾結，破壞治安，強令2人出境。6月12日，港英查封《中國新聞報》，拘捕陳秋霖、楊大悟（？）、劉魯際（？）及報社其他人。可見司徒拔「不敢開罪國民黨」是不合理的推論，龍少早已指出司徒拔是一位表面強硬，也有懷柔一面的當權者。

再看當時香港是第一次工會註冊高潮，近百工會到華民政務司署註冊，很多都是親國民黨的，難道又是「不敢開罪國民黨」的結果嗎！這一論述極有問題。實質當時港英正藉註冊之名，訂立一些規範以監管工會活動。另一方面，這有助香港工會由封建色彩所籠罩，轉為現代民主工會。是好是壞，看各論者的切入點如何。綜觀這些親國民黨工會至今歷史，或許應稱為親國民政府，而當時會員没有把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細分，便被簡單歸納為親國民黨，以與親中共的工會作簡單分野。

再談梁富華的《香港罷工個案之行家點評》，第8頁第3段，人名「何盍民」有問題。據《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第19頁第3段，是「何蓋民」。以上兩書文字描述相類似，梁富華的資料是否來自《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一書，或出自同一資料。再看《中國勞工運動史》是用「何蓋民」的，立法院公布的人名也是用「何蓋民」，這一點可能是梁富華的手民之誤。

 

聯義社

中國工運學者王永璽（1937-？）著的《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北京：中國工人，2013），初看是一本不錯的書，利用了很多學者少用的資料，可惜書中有不少錯誤，龍少現指出一兩點。

第047頁指聯義社在「香港成立總社，需在該地立案註冊，又改名為“中華海員慈善會”」。不知王永璽何處來此資料。

據《中國勞工運動史》第一篇第84頁指：聯義社「不能謂該會是海員工會前身。」而第一篇第94-96頁，正指出「中華海員慈善會」是海員工會前身，而慈善會前身是「中華海員公益社」，因要在香港註冊故改名為中華海員慈善會，間接說明改名事件與聯義社無關。

再看香港海工會的《歷史記得光榮的海員》第17頁，指海員公益社「以“海員慈善會”的團體名稱向當局登記註冊。」

繼續再看鍾點編，何幹成審訂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廣州：廣東省總工會，1983），香港公共圖書藏有，不外借。第12-13頁，指1917年，中華海員公益社「在香港設立總社，並以“中華海員慈善會”的名義在香港備案。」這資料是引自《中華海員工會二十年之奮鬥史略，載《勞動季刊》第一期，1934年4月10日版，具有權威性。

至此，所有資料都指中華海員慈善會與聯義社無關。龍少在溜灠報刊和網頁有關二十年代的資料，都看到不少聯義社資料報道，可見該社没有改名來註冊。而該社有一本會史，黃朗正撰述的《聯義社社史》（香港：義聲出社，1971），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香港公共圖書館也藏有，不外借。此書也没有此說法。

《聯義社社史》在第65頁有如下資料，聯義社在香港登記註冊設立總社，取名「聯義社海外交通部 」，地址在德輔道中89號4樓。

 

 

中和堂

王永璽的《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又有另一大錯誤，與海員無關，值得一談。第022頁：「尢列受孫中山指派在日本横濱幫助僑工組織俱樂部，名叫“中和堂”」。尤列和馮自由都没有說是孫中山指派的，不知王永璽何處來資料，竟如此錯誤。

按馮自由著的〈中和堂小史〉所說：「中和堂成立之初，本無名字，且無政治性組織。」「尢列自香港莅橫濱，中和堂請演說時事。……旋舉為會長。」。按此資料隻字不提孫中山指派尢列幫助組織中和堂一事。

最近出版的尤曾家麗、黃振威著：《人間到處有青山──四大寇之尢列傳》（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有限公司，202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也没有如此說法。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撰一本書或文章非易事，參閱了不知多少本書和文章，手民之誤和出錯難免出現，龍少也犯不少這錯誤，希望讀者能繼續指正。

（完）

 

龍少爺

17.0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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