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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①
龍少按：魯凡之離世了，三四年前他在大會堂有一個講座，開講前朋友傳給我他的講稿，內容談及保钓運動和《盤古》，現刊出與大家分享。全文八萬多字，分日刊出。
緣識51年的
若干有關事記
悼包奕明逝世於香港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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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魯逸〔字鳴岐，號魯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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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4月，我和當時認識於1967年香港「反英抗暴大風潮」中的2位同齡好友「阿樂」方維樂、「阿亷」陳順亷〔其實都是今稱何文田官立中學當時稱巴富街官立中學校友，但我高1屆，在校時不認識，以後我才在師範認識「阿樂」再認識由考到香港中文大學獎學金卻因被密告親北京而變為不收錄後再往讀工專的「阿亷」〕，一起認識了和我以後有長期特密切關係的臺灣著名「社會主義左派政治文化人/反美帝國主義反蔣/反台獨領袖人物」包錯石〔在香港筆名/本名包奕明，字少昕，四川成都客家人〕；我與他更成為了「亦師亦友」關係〔我當時19歲，包是32歲，比我大13年，我是廣東梅縣客家人，客家大中心梅州與四川客家1般來自江西贛州乃毗鄰。我與方維樂、陳順亷〔首先是遍讀各種政論文化刊物的方維樂〕閱讀到包錯石寫於美國紐約而發表於香港1967年底《盤古月刊》以及1968年《明報月刊》的《從「匪情」到「國情」——研究全中國》和《海外中國人的「回歸」與「反獨」》2篇長論文，我們判斷是「政治思想相同」的「自己友」，且是水平比我們高的前軰，於是將我們辦的「反英抗暴」油印「地下刊物」幾期《鑄劍》寄去《盤古》轉給他，1個月後便收到他的回信，我們3人應約到尖沙咀老火車站「鐘樓」內按所說明標誌會面，當晚便已在我們油麻地新填地街8楼居處及「天臺」暢談至淩晨3時多，並討論了我們到《盤古》和他與胡菊人〔《明報月刊》總編輯〕、文樓〔銅雕藝術家〕、鍾華楠〔建築師〕等創辦的「創建實驗學院」，協助他促進後2者「左傾化/批判資本主義」的工作；他說看《鑄劍》已估計我們年紀比他少，但沒料到我們只得18—19歲那麼年輕/前此，我已思想「左傾化/親北京」並系統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原著/毛澤東思想與中國近代史」，已在香港《文匯報》撰寫《帝國主義侵華史話》專欄連載愈半年〕，包錯石後來對我是主要在「西方〔尤其美國〕新左派思潮及批判」〔包括相關之社會學〕和「反建制直接行動」以至於「確立國畫認識基礎」等多方面的「10年導師」〔1968—1978年/我19—29歲〕。
我參與協助包錯石促進《盤古》「左傾化/批判資本主義」的第1批事，是1968年在《盤古月刋》發表我的第1篇愈1萬字長篇論文《中共革命與「反美矗建」》〔針對對包錯石「回歸論」發出攻擊的李金曄等「親美文章」作反駁，這時我已經明確弄清楚「第3勢力親美英自由派」的主要關鍵在「反共反蔣/比蔣更親美」〕，發動1批朋友寫了好些《讀者來信》去《盤古》稱讃和支持「阿包」的「回歸/反美/反蔣/反台獨文章」，1969年在「阿包」的主持和串連下，搞了1個有美國「反越戰」新左派學者撰文參加的《反美帝侵略越南/印支特輯》〔包括我1篇批判分析美國帝國主義長文〕在《盤古》發表〔連胡菊人稍後也在《盤古》發表了他1生人最相對進步的1篇「批判美帝」長文，顯然是受了「阿包」映響〕——可能是《盤古》受到創刊人中的「強硬親美派」〔戴天之流〕反擊抵制，「阿包」停止了對《盤古》的活動3年〔我也當然隨「阿包」的停止而停止〕，直至到1971年「保釣運動」展開才重對《盤古》再活動。
包錯石、胡菊人、文樓等共創辦的「創建實驗學院」〔通稱「創建」〕，於1968年在九龍塘多實街〔租借得某人朋友的1幢獨立3層別墅作校舍〕面世〔「阿包」乃是住在校舍裏作總管理/學院設有「存在主義」、「詩作坊」、「中國討論」、「藝術思潮」等課程〕，當天中共在香港的《新晩報》發1短文斥駡為「美蔣份子所為」vs「阿包」當時對我說：「創建」之事，他早已與中共在香港負責「統戰」〔亦其时香港《新晩報》總編輯〕的羅孚〔絲韋〕打了招呼的，因而《新晩報》此文其實是「煙幕彈」以掩飾他對「創建學院」的「左傾化」工作〔在中共來說，則是間接對胡菊人、戴天、《盤古》早期等「第3勢力親美自由派」展開「統戰」工作，其時中共在這些方面仍遠未打開〕。
然而，「國民黨極右派」〔真的「美蔣份子」〕卻通過「極端反共臭名昭著」的「萬人傑」〔俊人〕在《星島日報》的專欄，天天連篇累牘罵「包XX」〔阿包/包錯石〕並述其在臺灣從事「反蔣〔親共〕地下鬥爭」及曾被捕坐牢以至家庭背境〔父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曽出任勞工部長〕等事，公然叫港英殖民地當局逮捕「阿包」，連胡菊人因與「阿包」來往也連帶被罵為所謂「媚共小爬蟲」等等〔「國民黨反共極右派」的一貫低劣技倆〕vs包錯石處此境況，也覺難再在「創建學院」推動「左傾化」工作，亦擔憂港英殖民地當局有可能以「外來共產黨地下份子」等名目真的來「拘捕」〔驅趕返臺灣便是真的「死路1條」〕，於是和我作詳細研究討論之後，由我和陳順亷接他到其時我們2人工作及居住的左派「園務工會」去〔原掛「國民黨旗」而於1967年被左派工友「奪權」改掛「五星紅旗」的小工會，「奪權」之後實際上由中共系統「香港工聯會」屬下的1個大工會「政軍醫」領導/我和陳順亷由「學界」朋友介紹主持「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協助工會積極份子「讀《毛選》」和「講中國近代史/革命運動史」｝及打理「國貨站」〕，「阿包」一方面在胡菊人、文樓、鍾華楠、《盤古》與《大學生活》〔林悅恒等〕、《中國學生週報》〔陸離等〕、石琪、羅卡、岑逸飛等的朋友眼中，是「突然失蹤」，另方面他當時雖已與中共在香港負責「統戰」的羅孚有密切連繫，與「新華社」〔中共香港黨委〕高層也已有了連繫，但看來似乎「關係未能理順」，他來到了我工作的左派小工會後，陳順亷將他那份受薪工作-讓了給他〔月薪200元，相當於當時香港一普通工人的工資〕，他生活才有著落。
阿包所謂「失蹤」後「創建學院」解體，部份學生連貫華、夏仲權等〔多是些年青專業人仕/夏後來與我們成密切好友〕接辦的土瓜灣譚公道時期「創建」，也有邀胡菊人、司馬長風等去講課，但性質已經完全不同，影響亦衰微，大概拖至70年代中期便完結vs此時期實際上由我主持的「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不是後來及現在同名的右派「保釣會」〕於1971—1972年間仍時有使用「創建」譚公道社址，1971年「2-18」首次「保釣示威」前夜的「最後凖備」〔傳單等等〕，也是在此，幾年間，我是得其校方授權擁有鎖匙可在「創建」過夜；在「創建」的譚公道時期，我於1969年或1970年才與胡菊人稍為有些交往，但也曾和陸文強〔其時香港大學學生會長/學運積極份子〕在他太子道家飲酒討論問題至淩晨，我們2人便索性在他家大廰睡一晚，翌晨見到《盤古》的人來開編輯會，我才離去。此時「阿包」已經離開上述「園務工會」，於《盤古》創刋人之一黃維波及另一位中文大學剛畢業的劉達政協助下，在沙田下徑囗租「村屋」住〔已經不是「失蹤」〕，但都不知「阿包」曾在左派工會幾個月。胡菊人顯然對我既顧忌亦很有興趣瞭解：為什麼他極高評的「阿包」會這麼欣賞此「隨時會講馬克思和毛澤東」的年輕人！我其時與他的交往其實很少，而與我已成為密切好友的關永圻，則與胡菊人的交往甚多，有時會「激」到他幾乎「翻面」，蓋嘲諷他「親崇美帝」也！期間我時有到此剛由「九龍塘多實街時期」延入「土瓜灣譚公道時期之初」的「創建」活動串連，與我來往最為密切的，是夏仲權〔他介入學校行政〕：他在「2-18」前夜的「創建」深夜「苦囗婆心」2小時、勸我「明天放棄示威/港英定會鎮壓拉人打人」，我主意已決，當然不為所動，但他是從朋友角度關心我〔他支持卻不敢參加〕vs其實我也完全承認「港英會鎮壓拉人打人」，我們的思路是：「保釣」之事無論如何都是要做的，但要行動迅速｛亦要通知傳媒｝，在港英決定「拉人」之前「解散」，若「出事」便由幾名現讀大學生去交涉，甚至可能迫使大學校方介入-----；其時是「文社人」的吳萱人，也曾因反對我們的「保釣行動」而在「創建」和我及「阿包」吵架；-----；其實此時「創建」之人流甚複雜，我估計各方「特字號人物」皆有，畢竟部份原創辦人和仍為講師者如胡菊人、戴天、司馬長風〔他不是創辦人〕都是著名的「親美第三勢力」政治文化人〔我們圈子的人都不知道司馬長風是怎麼來到「譚公道創建」的？我在此時的「創建」見過司馬長風，但他卻應該沒有注意到我，我與他連話也沒有談過；我當時與戴天也不算認識〔只於1969年「反越戰」在美國領事舘示威時，與關永圻見到他從「美領舘」內下班行出來，關永圻對他說「我們來反美了」！他苦笑一下，我則只是站在一旁看他們，沒有介紹，他或許知也或許不知我就是他們所說的「阿包大弟子」/要到13年後，我在《香港財經日報》專欄與他在《信報》專欄打過一場「沒有點名」的筆戰，我駡他是美國「CIA之類」，他駡我是「小毛澤東」，但由關永圻傳話說「飲酒談談」，我沒興趣去/再過8年，我才在香港電臺在維園《城市論壇》的「論蘇東巨變」與他是同台講者，此時｛1990年｝才算互相認識，但他卻「扮老相識」，説22年前他便知我是「他『不同政見朋友』老包的大弟子」云，以後無任何交往，而他的「愛徒」梁文道於2000年却找過我做其《E＋E》專訪的人物，他一見面便說知道我是「包錯石大弟子」，我亦即說知他是「戴天愛徒」，而這個專訪卻將我的「提出『類似香港城邦』的中國主權的『港人治港』」2次蓄意改寫為「提出『類似港人治港』的『香港城邦』」，這算是什麼呢？——〕，「阿包」認為戴天是美國「CIA之類」，而司馬長風是美國「CIA」則是很多人都認為的/包括胡菊人也向我們說：司馬長風到過美國關島「受訓」，關連那裹曾經有過1支美國培訓的「第三勢力軍隊」，後來司馬長風死於赴美飛機上「中風」，香港報刋也有人討論他可能死於「CIA」之手，蓋因美國己經開始「尼克遜對中國政策大變」，其時不需要這類人了！〕。
當我和「阿亷」對「園務工會」諸人說及包錯石的情況，並表示協助他前來工會住一段時間時，「園務工會」是同意我們的；「阿包」來到後，在工會的幾個月期間，亦與工友相處融洽，尤其與「歐陽」成為好友。這在「阿包」言已是「第2次突然失蹤」，在我認識他之前的「第1次突然失蹤」是在美國，他告訴我是因受到「美國CIA」政治威脅，對在美所有朋友都「不辭而別」逃到香港來，在港是預先連絡《盤古》朋友及其「世伯」徐復觀等有接待，但在其美國的所有朋友眼中則是「突然失蹤」——幾年後，他的美國和臺灣朋友圈子才傳說：「阿包」在香港已和一批「毛派」激進青年搞在一起，並且成了香港「保釣運動」發靱的「教師爺」，若要找他，在香港找1個「毛派『保釣』頭頭」周魯逸/寫文章筆名叫魯凡之的吧！「阿包」在臺灣的「結拜兄弟」陳鼓應1982年來香港找他，就是先在香港「社會派」圈子中找到我，然後再找到「阿包」〔我於1980年與「社會派」一些學運人仕/新文化人合辦了份叫《新社會》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刋物後，有3年與「社會派」中人來往甚密，直至1982年我搞「新香港學會」而「社會派〔及〕部份自由民主派」則搞「匯點」成為回應「97回歸」的「民主回歸派」2個政團之後，我才和「社會派」相對疏遠/然這些都已是「阿包」不與焉的了，他於「文革」後期及結束之後，已全面埋頭於他的「古文物研究」去〕。
「阿包」大概在1969年初離開「園務工會」，並在《盤古》與他關係密切的晚軰黃維波〔比我大2年〕、劉達政〔與我同齡〕的協助下〔他們都不知道「阿包」曾到左派工會半年〕，於沙田大圍下徑囗村租了間有小地堂的村屋居住〔阿包和他的太太曹仲蘭結婚也在此〕，並成了以包錯石為中心的香港各間大專院校的激進學生〔其時各家各派「炒埋」極其量只有50多人「一碟」〕會聚討論問題之地；我亦常到此下徑囗村「會聚各路英雄」〔方維樂也有來/陳順亷則沒有來來，他對於「策動激進學運社運/撩動社會鬥爭火頭」的動力，遠沒有我和這批「下徑囗村各路英雄」大〕，此村屋不久之後便成了「香港激進學運——香港保釣運動」的發靱蘊釀地。
1969—1970年在沙田大圍「下徑囗村時期」，包錯石與我〔「阿樂」也有幾個月常來〕談對《盤古》早期的其時策略，是一方面將與他關係密切、受他思想映響較大的黃維波「拉出來」〔當時黃維波的「親密戰友」是姚佩滔〕，與我們計劃另搞一份「左翼反美自由派知識份子刊物」〔實質親北京而不標榜〕；另方面則在《盤古》發表「左翼反美帝國主義」〔實質親北京而不標榜〕的文章及映響更多「盤古人」左傾化——也正是在此時期，較早些時曾在「創建實驗學院」〔多實街建校時期〕受「阿包」較大映響的學生如關永圻、劉達政、黃子程、高耀、原《中國學生週報》圈子的一批「靚女黨」〔包括在下徑囗成了「包太」的曹仲蘭、「阿曹」的好友何一明〕、詩作坊的鍾玲玲等，都常到「下徑囗」風花雪月「聽阿包講文化思想/講臺灣反蔣反台獨鬥爭/講西方新思潮反越戰及黒人運動」；人越聚越多，聞風而來的各大專院校活躍學生日增〔但如上述，最多也不過50多人，但這在當時港英殖民地仍施行《1967年公安條例》3個人即屬「非法集會」的「白色恐怖」之下，卻是「新生事物」重要發展〕，我估計港英殖民地當局完全不知情，國民黨特務也不知情，否則「萬人傑」之流又在報刊上天天罵「共匪特務/媚共爬蟲」的了vs中共香港「地下黨」則知情，阿包與羅孚及「新華社」｛中共香港黨委｝是已經早有連繫，阿包曾向我稱讃過祁烽，但他對羅孚則甚多不以為然。
在大圍下徑囗村，除上述之關、劉、黃為中大學生〔關、黃亦屬「盤古人」〕外，還有港大學生會主席陸文強，港大《學苑》的編委陳婉瑩、馮可強、中大聯合學生會的孔憲佩、許清頴〔當時我與她合搞一個「蘇聯｛俄國｝研究組」，以我寫的1篇2萬字《中蘇共大論戰與中俄歷史關係述評》作文本討論基礎，她不久卻移民離港，告別之後失去聯絡，20年後她成了美國研究「蘇聯東歐『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著名專家，王玉珍留美哥大時曾轉來1篇許清頴《談匈牙利歷史學家Tokei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的英文論文給我看/其時我已在香港出版我的《論中國文化結構與「亞細亞生產方式」》1書並在臺灣再版、三版為《東方專制主義論》〕、浸會的鄺凱迎〔現香港「亞視」高層管理人〕、周尚慈〔後移民美國〕、吳仕健、勞海迅〔他哥哥勞海超是比曾鈺成更早的第1個「從港大到培僑」者而據其說受排擠〕、羅佩瑋、連玉璇------等〔浸會學生來的頗多，我估計其部份與「學界鬥委會」至少有些邊緣關係〕，1969年「珠海學生報『開天窗』事件」發生時，吳仲賢及他的一批《珠海學生報》師弟也來了，其中李傑雄成了我們的好友，另1位「珠海」學生陳耀傳也成了我們的好友/李、陳2人思想雖右，但「人夾人緣」很喜歡與我們爭論，並在實際上迅速轉為傾向我們〔陳是我們香港第1次「保釣」示威的參加者，不久後移民美國續升學/李卻死於奧地利車禍〕vs其時《珠海學生報》那批學生的政治思想多表現為「珠海『國民黨式』極右反共」，多追隨吳仲賢與剛由澳洲留學回港「欲搞學運舉事」的「無政府主義激進人仕」莫昭如合作〔近年來，黃毓民「吹牛」說他搞1969年「珠海事件」，根本是假的，當年「珠海事件」並無黃毓民此人，算一算黃毓民的年齡他也還差一點，他的政治思想路數是「萬人傑」一類「癲狗｛他自稱｝反共極右派」〕；莫昭如搞《70年代雙週刊》之前，也來過「下徑囗村」與阿包、與我們討論各種問題〔他年齡介乎阿包和我們多數之間〕，但彼此的思想可謂「南轅北轍」，他反對阿包和我的「毛派思想/中國社會主義取向」，雖不反對「說說毛澤東『造反有理』」，而我們則明確反對他的「無政府主義/美式反共自由主義」。
「阿包」此時的經濟境況比我還劣 ，主要支助他的是也只住徙置區的黃維波〔黃維邦〕，我也會間中於走時留下20元在信封給他，可知他其時窒況！所幸不久他便得到曹仲蘭〔阿曹〕無視家人〔亦是住徙置區〕的強烈反對而嫁為「包太」——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的「阿曹」賢良美麗，認識她時是香港一份電影雜誌的編輯〔戴天追求她，是自由派文化圈中眾人皆知〕、後任津貼中學教員，「阿包」在下徑囗結婚之後，其經濟生活境況才全面「正常合理化」！我們都稱慶不已！「阿曹」是「認真的英雄崇拜/高才華知識份子崇拜」，她之緣遇「阿包」是「驚為天人/此君只應天上有/人間竟有真才人/英雄落難」——堅決嫁之可也！「阿曹」曾告訴我，她在臺灣師大讀書之時，也曾主動「寫情信」給敎授，但立即便因為知道該位教授已有妻室而停止；「阿曹」明顯是「知識份子才人崇拜」！「阿包」更遠非那位敎授可比，至於戴天，則她根本就不喜歡「那種類型」。
包錯石〔包奕明〕乃是20世紀50—60年代臺灣著名的「社會主義左派/反蔣反美帝反台獨地下鬥爭領袖人物」，據他對我說，其父母都是「庚子賠欸」獎學金到英國留學，成為英國工黨式「費邊主義Fabian社會主義者」，回中國後屬於國民黨CC系〔陳立夫系〕，其父包華國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曾出任勞工部長及立法委員；其母思想更左傾，被中共「地下黨」成功「統戰」奔赴延安，但卻於途中病逝陝西寶雞；其兄亦於「解放戰爭」期間〔仍是中學生〕秘密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南京學生運動，進而參加中共「解放軍」而失去聯絡〔其時之包錯石才只13歲〕，「阿包」自言年少時受其母親和兄長的思想及事蹪映響很大，進中學時已思想左傾，其母「奔赴延安」及其兄「參加中共解放軍」對他都衝擊深刻，使其自少響往中國共產黨，後到了臺灣，在臺灣大學讀法律系的學生時期，他便已經是臺灣著名的「社會主義左派/反蔣反美帝反台獨地下鬥爭領袖人物」。
「阿包」說，他年少時曾隨其父來過香港，當時是1949年中國大陸政權易手之際，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已遷往臺灣，「擁蔣嫡系」多已赴臺，而接受中共「統戰」的國民黨要員則留在大陸，但亦有1些「國民黨中間派」來香港逗留觀望，既離開了大陸的共產黨佔領區，也沒有到臺灣的國民黨佔領區，「阿包」父親包華國曾屬此，其時他帶領14歲的「小包」和其他家人在香港荃灣青衣島的鄉村，居住了好一段時間，所以「阿包」早已識講「些少」廣東話〔19年之後——1967年，他「回歸」中國香港｛雖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統治｝，和我們初認識之時起，他都是用「我們可以不太難聽懂的廣東話」和我們交談的，以後幾十年都是用他後來「稍有進步」的廣東「白話」和我們交往〕；「阿包」說中共周恩來系統的章漢夫、龔澎等人是其父母的同學/老朋友，也都做其父的「統戰」爭取工作，但其父最後還是攜同他和家人離開香港往臺灣。
包錯石曾對我說，他在未到20歲的大學生時期，曾因睹美國軍車在臺北街上撞倒途人卻圖離去，他即時跑出阻停並跳上美軍車頭上，當街向圍觀民眾發表反美演說〔有點像「劉自然事件」〕；並因其父是國民黨高層的特殊關係，可以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圖書館讀馬克思、列寧、毛澤東著作，這些書在當時臺灣社會上是「禁書」；他在臺灣進行「反蔣反美帝地下鬥爭」時的年齡，大概是20歲出頭至28歲，公開是在臺北大城市「前衛文化圈」的著名「離經叛道」騷客文士〔據說有臺灣女作家季季曾稱他與李敖、王尚義合為60年代臺灣大學的「3大才子」〕、也是臺灣其時的存在主義思潮述介者、鼓吹「反美/反蔣獨栽/反台獨」的政治文化人，與同輩〔比他大2歲〕的「親美第3勢力反蔣自由派」李敖，為對立之2派〔「阿包」認為李敖是「美國CIA」vs李敖認為「阿包」是「共產黨」〕，但「阿包」與老1輩的「親美第3勢力反蔣自由派」代表人殷海光則有「反蔣地下鬥爭互動」〔包說曾助殷找專冂的人搜尋國民黨特務放在殷家中的「竊聽器」vs李敖則談不上什麼實在的「反蔣地下鬥爭」，「李敖式反蔣」實是帶有「他自己也不諱言」的「美國CIA性質」，當記者問他因何知道李登輝有海外秘密存欵時就說世界上只有李登輝本人和美國CIA與他李敖知道〕vs殷海光在臺北逝世之際的「政治遺言」，說到包奕明之時，乃將「共產主義」稱為「法西斯主義」〔這是「海耶克式〔弗列特曼先驅〕美式自由派反共」的一貫手法〕去述說他，並說其「才氣高而功力不足」〔「阿包」其時已在香港，曾將有人轉來殷海光「政治遺言」有關文字資料給我看/在香港與我們間中有來往的黃展驥是殷海光學生〕；包奕明與「台獨頭子/教師爺」彭明敏乃是各自「旗幟鮮明」對立的，但也有一些「台獨左派」如魏廷朝〔前日共臺灣支部黨員〕與他是友好vs「阿包」在臺灣的「反蔣地下鬥爭」曾搞至可以派人「保護胡秋原」演講不受暴徒襲擊，「阿包」説他本人在臺灣時搞地下組織若他到臺灣全省各地都有人免費接待-----，甚至在國民黨軍隊內部搞「秘密反蔣組織」，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60年代初/1961年？〕被蔣介石特務機關破獲，而此「反蔣秘密軍事組織」的主事者多人都分別被捕，在不公開的「軍事法庭」以「共產黨/中共匪諜」罪名判槍決死刑，只有「阿包」因其父是國民黨高層「不能殺」，遂誣塞上在蔣介石國民黨所定下為「罪不至死」的「台獨」罪名入獄2年vs「共產黨/中共匪諜」罪名則1定處死〔此所以「阿包」1968年由美國來香港後不久，國民黨特務得知便由其「黨棍」｛萬人傑｝在《星島日報》天天罵「包XX」是「共匪」兼「台獨」——「中共匪特」以及「臺獨份子」2個對立的「罪名」，卻都被國民黨當局放到包錯石身上〕。
「阿包」曾將他在臺灣獄中所寫的2句舊體詩給我看：「眾祈眾俅求賢聖，我行我愫素狂狷」〔當2018年7月「阿包」於他在九龍旺角海壇街家中逝世後，我請由英國回歸香港的著名書法家亦48年前香港「保釣」好友何女仕用大字寫為長幡放在包奕明出殯靈壇上，我於他出殯前3天由他的獨女包世一帶往葵湧殮房看過他的遺體，沒有出席他的出殯｛和他太太「阿曹」1樣火葬｝儀式，請包世一｛包奕明獨女｝代我奉上此「老包」原詩之長幡〕，是他在臺灣-政治犯監牢某次「放風」，看到夕陽西下美麗景色時的「獄中明志」自寫照〔當是1962年27歲吧〕！「阿包」也曾對我說，他與在臺灣1起「搞革命」的同志〔部份是中共在臺灣「地下黨員」〕曾共同發誓：「鬥生鬥死不離臺灣」，因為看到好些「鬥士」1旦離開臺灣，便都失去對臺灣的政治作用！但他被捕入獄後，好些同志被槍決「鬥死了」，而於1963年出獄後，國民黨特務「明跟」〔不是「暗跟」〕至到不可能再從事任何「反蔣」政治活動，而其父親卻已身體日差，他父子2人都知道，蔣介石/蔣經國之所以不殺他，全因包父尚在人世，包父1死，蔣父子便必下殺手！包父乃力求他離臺赴美留學，他也確實在臺灣不能再展開活動，於是只好負笈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讀碩士，被迫無奈違背「鬥不離臺」的誓言。
「阿包」於1963—1967年間在美國4年，正碰上美國/全西方的「新左派New Left運動」興起，美國大學生及民眾的大規模「反越戰〔反對美國資本軍事帝國主義侵略越南——印度支那戰爭〕運動」和「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運動」開始大規模發展，「阿包」都有參與，還介入紐約的「黒人運動」示威串連，另方面繼續在留美臺灣學生及學者中串連「反美反蔣人仕」〔其中難免與「親美反蔣台獨人仕」有接觸連繫，很多都是他的臺灣大學舊同學，也有支持「台獨」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ames Semour中文名司馬晉後來70年代中期竟會去到「阿包」被美台友人稱為「失蹤」時期的香港旺角居處找到「阿包」，這是「阿包」告訴我的〕；「阿包」1965年讀完他的社會學碩士學位，卻將證書退回哥倫比亞大學，同時已開始跟據其在美國所搜集的第1手材料、書刊資料和參與政治運動的直接觀察，系統研究美國其時方興未艾的「新左派New Left運動」和「嬉癖士Hyppies運動」〔他後來在香港，曾向我展示他在美國4年所做下的「新左派研究資料卡片」足有3呎x 2呎半x 1呎的立方大皮喼/他當時說將來可留給我用〕——包錯石其實是全球華人〔包括全中國內外〕學者之中，最早對美國/西方「新左派New Left運動」思潮與運動實踐作社會科學高水平研究的第1個人 。「阿包」對我說，羅孚是知道我知道他寫這批文章的。
於1969—1970年間，包錯石〔包奕明〕在香港羅孚主編的《新晚報/風華版》，以多個不同假名發表過其最早1批分析研究「美國新左派」論文vs這除了「阿包」本人作為作者之外，對作為中共黨員主編、中共文化界「統戰」工作人員的羅孚來說，也是做了1件在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界、香港思想文化界有「第1次」突破含義之事〔當時的整個中國和香港都根本不知「新左派New Left」這種範疇？更遑論研究和分析批判〕。
「阿包」曾對我說，他在美國4年的最後期，「美國中央情報局ClA人員」曾找過他，表示「知道他在臺灣反蔣人仕中有政治領袖作用」，要求他「與美國合作一起反蔣，要什麼支持都可以，但要和美國1起搞『台灣獨立』」，「阿包」當然拒絕，但「ClA」讓他知道，這樣他便不能再留在美國〔「ClA」實在是向他提出「政治威脅」〕，但「阿包」不能返回臺灣「死路」，否則也不會赴美〔「ClA」正就是抓著他這個要害，其時「阿包」在紐約開1家商店卻忽有人告上法庭說他僱傭第3世界非法移民勞工，此吿狀人卻是日後美國華人中知名的親中人仕〕，「阿包」判斷「美國ClA」要搞他了/不答應其「搞台獨」要求是遲早不能留美的便暗中部署跑來香港——其時是1967年後期〔香港正處中共左派發動「反英抗暴鬥爭」高潮時期/整個中國大陸正處「文化大革命」高潮〕，先與香港浸會學院〔今之浸會大學〕1位他的台大同學教授楊頌良聯絡，並將他寫以提出「回歸運動」的《從「匪情」到「國情」——研究全中國》〔斥國民黨稱中國大陸為「匪情」〕、《海外中國人的「回歸」與「反獨」》等文章給剛創刊數月的《盤古月刊》及《明報月刊》發表〔當時他仍在美國〕，然後乘其時仍有的太平洋海運客輪，扺香港在「海運大廈」海關入境後，便留在香港不走，由其已聯絡的在香港學者朋友接待，其後便住在《盤古》1位朋友的太子道家中——再過幾個月，我〔19歲〕才通過「以文會友」的寄自辦「反英抗暴」油印刋物《鑄劍》〔既談說馬列毛中國革命/亦講述香港左派民眾反英殖民主義/也論說莊子柏拉圖羅素等哲學〕進而通信會面，才認識32歲的包錯石〔後我曾到太子道他的地址找他，在門外便碰到他自外回來，我送他1張「大坑東鬥委會」朋友送給我的「反英抗暴文藝演出晩會」門券，一同到土瓜灣「工聯會」觀看，當時的「左派革命符號禮儀」，都不時全場熱烈高呼「毛主席萬歲」的〕，他不久便告訴我的小圈子，他其時已與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初步接頭〔「阿包」沒有告訴我是什麼人？或許已包括羅孚〕，但是矛盾重重，似乎有些「反特務鬥爭式」的情節/我估計他開始時可能曾猜測我是不是港共「地下黨」派來的？但很快便應從我的年齡言行作風等，知道不會是vs可能反過來對我這個「並非共產黨淵源/也是國民黨家庭背境」的「青年毛派」有些「好奇」，但很快他便應從我的年齡太輕〔初見時才19歲〕、言行作風〔說話無甚拘限/思想獨立特行/形像雖樸素但甚西式形態-他曾稱我像「洋娃娃」〕和社會關係〔很簡單〕，慿他的豐富政治鬥爭經驗，相信我是1個「真誠的『遠超年齡』理論水平的〔非共產黨〕『自命』馬列毛派」〔但19歲便已確比很多共產黨人真懂「馬列毛理論」〕及「激進反資反帝反殖〔體系式邏輯思維導向〕直接政治行動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