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工運的歷史與挑戰
梁寶霖
（亞洲專訊資料硏究中心）
世界上有各種指數，尤其是與經濟投資環境有關的數據或分析，香港的恒生指數便是其中最受關注之一。外國的經濟自由（指投資者角度）指數，經常將香港及新加坡列為首位，皆因在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便利老板享有賺大錢的自由。與此同時，我們關心的人類發展指數或環境污染指數，并未獲得同樣重視。
對勞工界而言，最缺乏的是全球性的“工運指數”來驗證各地工運、勞工權益的成就。當然，大家可利用《國際勞工公約》的實施情况，《國際人權公約》有關勞工權益條款的執行，與及一些有關民生、社會數據來作比較及分析，但都並不全面。較流行的做法是引用勞動三權──即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及集體爭議權來做衡量標準，也是硏究工運人士喜歡引用的標準。本文將環繞這三項集體勞工權益在香港體現的情况加以整理及分析，從而探討香港獨立工運（特別是職工盟）的角色及任務。
團結權或結社自由，是《基本法》所訂下的，也是外國人經常問我們參加工會人數的百分比有多少。表面上而言，香港工人享有組織及參加工會的較大自由。7個人在同一公司或行業便可申請成立職工會。而且，手續十分簡單及快捷，並不像從前一樣要經過嚴格的內部審查。而且，不費一分一毫手續費。
根據職工會登記局的數字，至2009年底，香港加入工會的工人有73萬人，比上年度多了2萬多人。入會率為22.48%（上年度為21.51%），香港能有這個成績，在亞洲算是不錯（過去多年來，入會率能維持在20%之間，在亞洲可算是領前位置），尤其是不少國家的工會會員絕對數及其比例皆在下降之中。
以工會陣營來分，工聯佔總會員人數的48%（350,252人），工團2.5%（18,233人），職工盟佔16.4%（119,868人），勞聯5%（36,038人）。過去多年來，工團人數一路遞減，而各聯合會的人數則有所增加，特別是工聯會，已接近半壁江山，由十年前的40%增加到現在的48%*。
*與20年前相比，職工盟成立時有會員74,038人，工會21間，佔全體會員的15.8%，在絕對會員數方面，增長超過六成。但是工聯人數與20年前相比增長了近一倍。
工聯會與職工盟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不相伯仲，此點在多項民意調查中可以反映到的。一般工友是分不出來，有人戲言“爭權益，搵工盟，攞福利，去工聯”。連帶外文書刊，也將工盟、工聯弄錯，把李卓人當作“工聯”的秘書長。
還有參加工會的人數有水分，不少人是可以加入多過一個工會的，例如加入華員會外，還加入職系的工會或部門工會。
當年有人批評成立職工盟會搶薄工會人數，如今證明在良性競爭下，整體會員人數反而增加。香港工人或兩個工會都參加，因為會費不高。
香港職工會條例最壞的是，為成立工會聯合會設置多種限制，所以職工盟現在仍是社團註冊，不享有職工會登記下免刑事、民事責任。還有，對工會參加國際工會的限制。
集體談判權是職工盟的一大宿願，可惜至今還沒有着落。特區政府一開張，就將李卓人的“集體談判權”法例廢止，此乃一大歷史污點。回過頭來看，香港工會在此一役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政府及商界，在個別權益方面可以讓步，例如最低工資這一關，但對集體權益尤其是集體談判權則視為洪水猛獸，堅決抵抗。最近，四大商會重力反對廣東省集體協商草案可見一斑，何況是香港。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其一是中央層面，其二是廠房層面的談判。有人說勞工顧問委員會，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及各種諮詢機構，（如勞工處下9個行業的三方小組），皆屬中央層面的討價還價的地方。還有如今不少勞工領袖出任行政會、立法會、區議會、中央政策組等架構成員，與20年前相比，不知風光幾許。可是，這些架構除了立法會、勞顧會等有選舉機制之外，其餘皆為委任制，何來代表性？更何來實質談判？
至於廠房或公司一級的談判，真的絕無僅有，連經過多年傳頌的大東電報局模式也變得是明日黃花。相信所謂全港工人可享集體談判的有5%也只是一句虛話。
從工運數字來看，我們的弱勢也不少，例如，10年前平均每間工會有會員1,100人，但10年後的今年每間工會有會員950人。而且會員集中於公務員系統，在私人服務行業的比例則十分低**。
**粗略統計，香港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業的組織率為12.6%（會員64,425人），建造業為8%（29,689人），住宿及膳食服務業活動業為9‧3%（23,740人），金融及保險業為3.8%（8,184人），地產活動業為6.1%（7,125人）。而上述行業的就業人數，已佔全港打工仔一半以上。
現時海峽兩岸在修訂集體談判法規方面皆有所動作，而香港卻不為所動，我們要加把勁迫使政府重視這個問題。而不是用“協商會”“對話會”等形式來取代這一項十分重要權利。在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我們曾極力爭取“集體談判權”寫入居民權利一章內，但不獲接納。此乃憾事。
最後一項權利就是集體爭議權（俗稱罷工權）。這也是《基本法》所確認的。
《香港政府年報》說：香港是全球損失最少工作天地方之一，平均損失了0.36個工作天，並以此為榮。這是否真的顯示了“工業和平”呢？在勞資力量差距對比甚大下，兼且政府傾向於商界利益，此現象不難理解。
相對來說，職工盟所介入的勞資紏紛，所採取手法被評為“激進”，甚至用社會運動方式來處理勞資紏紛（如大家樂事件、紥鐵工潮），并不獲既得利益者所接受。這個手法、策略，乃是“社會化勞工運動”一環***。
總結及討論：
在努力以赴爭取“勞動三權”之餘，我們還要考慮：
一. 工會與政治──獨立工會如何處理？工黨及議席之爭？議會內/外抗爭如何結合？
二. 基層工作──斷層問題？如何使到會員更有向心力？
三. 與中國及世界的關係？
港商在亞洲做了很多壞榜樣，我們如何將本地抗爭連結成全球化運動？
***困難的是，在勞資糾紛/社會行動中取得成果，動員了群眾，但是能夠留下來的有多少？能夠忠誠加入工會的又有多少呢？以今次大家樂事件為例，最可惜的是不能成立大家樂工會，為長期戰鬥打開缺口。
還有，在輿論空間、集會結社、示威自由有所收緊形勢下，我們又將如何面對？
（完）
梁寶霖
（亞洲專訊資料硏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