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秘密大營救的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
大部份五六十年代的勞校敎職員都有一段反法西斯的經歷，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更曾被日軍拘押在監獄，在監獄爬出來時僅得半條人命。巢湘鈴有革命者打不死的精神，爭取到自由後仍繼續戰鬥，憑信心、恒心、毅力，寫好一個“人”字。
領島女子中學創辦於1932年8月，創辦人是鄧志清（1910-？），宗旨是“以擴大民族教育，實施青年訓練”為目的。他們的信念和態度是：1.努力於僑民教育的實施；2.促進我國文化向上；3.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校址在堅島73號，分設高初兩級中學，並設完全小學暨幼稚園。女中學生為130餘人，女小學生為377人，校長馮聘述女士（1910-？）[3]。在領島女中優質辦學信念和態度下，將巢湘鈴培育為一個愛國者，能寫好一個“人”字的中國人。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成員文淑筠（？-1959）也是領鳥女中學生，亦是能寫好一個“人”字的中國人。
馮聘述（1910-？）是廣東南海人，生於1910年，加拿大“漢密爾頓大學”（Hamilton College）畢業。是一位慈善為懷又樂於作育英才的教育界人事，於1956年捐一筆錢資助香港教區興學，香港教區因而將竹園學校的校名改為領島學校，以紀念她的善舉。1980年竹園領島學校遷往何文田，1997年易名為“天主教領島學校”。
中共指揮的惠寶人民抗日遊擊總隊隊已派出多支武工隊尾隨日軍潛入新界。
香港淪陷後，滯港的民主人士與文化人的處境十分危險，日軍派出大批特務，搜尋中共和國民黨幹部、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進步人士等，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燈片，點名恭請京劇藝術家梅蘭芳（1894-1961）、導演蔡楚生（1906-1968）、導演司徒慧敏（191-1987）等到半島酒店會面誘捕。許多文化人為躲避日軍搜捕而東遷西藏，進行隱居和偽裝，弄得很狼狽。
中共致電香港八路軍負責人廖承志（1908-1983），指示要搶救國際友人和知名愛國民主人士，將他們帶離香港回後方，以免被日軍利用。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立即開會，研究佈置撤退工作，留下中共粵南省委書記梁廣（潘柱，1916-1999）主持工作，下轄的幹部有潘靜安（潘柱，1908-1999）、黃施民（王玉宇，1921-？）、電話工會張振南（1916-1998）等，還有巢湘鈴、曾珍（1918-1993）、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負責人陳文漢（1911-1953）、海員吳渭池（1884-1975）等二、三十名黨員，全部單線聯繫，不准發生横向關係。其餘黨員全部撤退，組織撤離香港，退到東江游擊區。
中共在香港的組織除在新界的武工隊，和留在市區由梁廣領導的黨員，屬於南方局領導，另有屬社會部的華南情報局，由潘漢年指揮。
日軍佔領香港後，港九的糧食、燃油供應匱乏，日軍決定疏散一批港九居民到內地，中共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護送文化人士撤回國內。巢湘鈴授命掩護蔡楚生及其夫人陳曼雲（1906-？）撤離香港險境。
這場秘密營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壯舉，從1941年12月25日 香港淪陷計起，到1942年11月22日 鄒韜奮到達蘇北抗日根據地為止，歷時11個月。
先後救出的人士有：國民黨元老何香凝（1878-1972）、柳亞子（1887-1958），文化人鄒韜奮（1895-1944）、茅盾（1896-1981）、梁漱溟（1893-1988）、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盟軍和國際友人有英國人20名、美空軍機師8名、印度人54名、丹麥人3名、俄國人1名、挪威人2名、菲律賓人1名，共89名[4]。同時護送或提供安全路線、路過東江轉去大後方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其家屬有：國民黨駐香港代表海軍少將陳策（1892-1949）、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1896-1981）的夫人上官賢德（？）、南京市長馬俊超（1886-1977）的夫人和妹妹，以及電影皇后胡蝶（1808-1989）等。
離港路線分為水路和陸路，大部人都走陸路，蔡楚生和何香凝、柳亞子等，因為走陸路去東江容易被人認出來，便通過中共掌握的香港大中華酒店，安排乘走私船隻，經長洲過伶仃洋到澳門，然後由澳門秘密聯絡站安排轉回內地。華南情報局擁有船隻，協助東江縱隊將何香凝等安全撤離，並將情報人員蔡楚生夫人陳曼雲等分兩批撤離香港[5]。
香港淪陷後，巢湘鈴按照領導的指示，隱蔽在家裏，焦急地等候著上級的指令。一天，巢湘鈴的直接領導徐人傑（？）來到家裏，叫巢湘鈴到街上去了解一下，從筲箕灣至西環沿途日軍崗哨的佈置情況。事後，徐人傑交給巢湘鈴一項任務，要巢湘鈴隨時作好準備，協助情報員陳曼雲掩護導演蔡楚生撤出香港。徐人傑告訴巢湘鈴，蔡楚生的處境已十分危險。因為他在香港執導影劇3年，認識的人很多，日軍很容易得到他的相片，發現他的行蹤。因此，中共上決定，首先把蔡楚生護送到九龍，然後再轉移到內地。巢湘鈴的任務就是掩護蔡楚生安全地到達集中護送的地點[6]。到了起程時，原定計劃是走陸路離港，改為走水路撤出香港。
蔡楚生（1906-1965）走過的是一條現實主義、電影民族化的藝術創造道路。他編導的影片大都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國的社會矛盾，控訴社會、統治階級的腐敗。他導演的影片藝術特色鮮明，故事曲折動人，有頭有尾，人物性格刻劃細膩入微，內涵豐富，從多側面表現中華民族傳統的倫理道德。
蔡楚生祖籍廣東汕頭市潮陽區銅盂鎮集星村，在上海出生，讀過4年私塾，後以各種舊報紙作為課本，刻苦自學。1925年，在汕頭參加店員工會，組織進業白話劇社，擔任戲劇演出的編劇、導演、演員，並試寫文章和繪畫。1926年，和“進業白話劇社”的同人協助上海“華劇影片公司”在汕頭拍攝外景，初步嘗試編劇，與人合寫滑稽短片《呆運》。1929年到上海，當臨時演員、劇務、美工、宣傳、場記、置景、副導演、編劇，學習電影藝術的各門知識。1929年任助理導演和副導演。1931年正式擔任編劇、導演。先後創作《南國之春》和《粉紅色的夢》。這兩部作品反映出濃厚的感傷情調，脫離了當時的嚴酷現實。受到左翼電影工作者的批評。在此期間，蔡楚生與他人聯合編導了反映“一二八”抗日的故事影片《共赴國難》。1933年，蔡楚生參加“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被選為執委，接著導演《都會的早晨》，標誌著他創作思想上的重大轉變。1934年，編導影片《漁光曲》。1937年後，蔡楚生由上海到香港，團結一部份粵語電影工作者，積極籌劃拍攝抗戰影片，連續編寫《血濺寶山城》和《遊擊進行曲》兩部粵語片劇本。後又編導表現上海人民在淪陷區進行不屈鬥爭的影片《孤島天堂》，和歌頌香港工人熱情支持抗戰的影片《前程萬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蔡楚生回上海。1947年編導《一江春水向東流》。同年冬去香港，參加了推進華南電影的改進工作。1949年到北平，出席“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共建政後，先後任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和電影局副局長、“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和“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職，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珠江電影製片廠編導《南海潮》。
《前程萬里》講述汽車司機老高因拒絕替奸商運輸資敵 軍火原料，與流氓發生衝突，被捕入獄。他的夥伴小張失業後迫於生活， 被神怪影片公司僱用，做了街頭活動廣告。老高獲釋後，制止小張蒙受屈辱的謀生行為。不久，他們又在街頭仗義拯救了不堪鴇母虐待、逃出火坑的妓女小鳳。小鳳是從東北逃亡到香港後，被迫墮入火坑的。老高和小張把她帶到自己的住處，從此3人相依為命，共同過著清苦的生活。後來小鳳考入一家歌舞團當演員。這個歌舞團打著“國防歌舞”的招牌，卻演出“裸體豔舞”之類的黃色節目。老高得知後極為憤慨，小鳳雖然也想不幹，但因簽了合同，無可奈何。這時，已經回內地參加抗戰的司機劉大哥因公來港，邀集昔日舊友同去內地參加戰時運輸工作。老高和小張也都報名參加。最後，他倆在眾司機的幫助下，大鬧那個黃色歌舞團，帶著小鳳一起搭車回內地抗戰。
陳曼雲（1906-？）廣東南海人，日本東京明治大學肄業，1926年加入中共，曾在上海、廣西等地中學任教，1931年曾被捕，1937年後在香港、廣州、上海、浙江等地任中共交通員、電台譯員、聯絡員。中共建政後，歷任華僑事務委員會聯絡處副處長、國外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全國婦聯第二、三屆執委，丈夫是名導演蔡楚生（1906-1968）。
中共為了使這次行動更加安全穩妥，給巢湘鈴3人作了頗有戲劇性的安排，要他們作一些必要的化裝。徐人傑向巢湘鈴交代：“蔡楚生準備扮作一個失明老人，認作是你的舅父，陳曼雲是你的大家姐，你們這對外甥女，自幼因父母早喪，由舅父撫養長大。現在一家3口，因舅父失業，在港難以生存，就按照當局歸鄉運動的要求，一起被疏散回鄉。” 徐人傑強調說：“你們無論是遇到敵人盤查或不幸被捕，都要統一這個口徑。”要求巢湘鈴遇事要鎮定、機警、靈活，一切要聽從“大家姐”
陳曼雲的指揮[7]。
巢湘鈴和蔡楚生夫婦早已熟悉，並曾經住在一起。在日軍進攻香港時，他們3人曾一起躲在跑馬地黃泥涌的防空洞裏。所以巢湘鈴在接受任務時，沒有感到意外，不僅覺得是組織上對自己的信任，也是自己為同志為朋友應盡的責任。巢湘鈴根據平時對蔡楚生夫婦2人的了解，對將要扮演的“外甥女”可能遇到的情況，作了多種設想和思想準備，就像一名演員在後台全神進入角色準備登場一樣[8]。
巢湘鈴接受任務沒幾天的一個早晨，陳曼雲就帶巢湘鈴去接蔡楚生。香港淪陷後，蔡楚生經過幾次搬屋，正隱居在筲箕灣小巷一間已停業的藤店裏。巢湘鈴3人各自按照裝扮的身份相見，巢湘鈴親切地叫了蔡楚生一聲“舅父”，蔡楚生親昵地回應巢湘鈴一聲“阿鈴”，彼此會心而默契。巢湘鈴把街上日軍崗哨的情況向蔡楚生作了介紹之後，巢湘鈴3 人就像一家兩輩似的，在陳曼雲的帶領下匆匆上路[9]。
雖然天色尚早，但街上往來的行人已很多，大多是拖男帶女向外疏散的難民，彼此極少言語，顯得格外的沉寂。3人也混進人流中，按預定路線默默地向前走去。
蔡楚生身穿藍灰色長衫，頭戴一頂灰色舊氊帽，鼻樑上架著一副陳舊的太陽鏡，臉帶憂鬱，步伐龍鍾，像一位有眼疾的老頭子。蔡楚生一手拿著個包袱，一手扶著巢湘鈴的肩頭，裝成走路都不穩的樣子，隨巢湘鈴而行。在蔡楚生這種神情的感染下，巢湘鈴手挽著一個藤箱，怯生生地依偎在蔡楚生身邊，好像生怕他會摔倒一樣。陳曼雲走在巢湘鈴、蔡楚生前面，相互間保持一定距離，以便觀察崗哨和周圍的動靜，前後照應，或處理遇到熟人等意外情況[10]。
巢湘鈴3人每到一個崗哨，都要停下來接受檢查和盤問。崗哨日軍十分蠻橫，稍不合意，就毒打、罰站，甚至脫光衣服跪在地上示眾。此情此景，巢湘鈴看在眼裏，恨在心裏，還要裝做順民，忍氣吞聲地給這群野獸鞠躬行禮。為掩護蔡楚生安全地通過崗哨檢查，3人一般都不單獨地經過崗哨，而是有意地夾在難民群中，或由陳曼雲首先上前應付盤查，用日語與日軍傾談，以分散日軍對蔡楚生的注意，巢湘鈴就趁機挽著扮失明的蔡楚生從旁混過去。一些偽警員看到陳曼雲懂日語，也不敢刁難[11]。
雖然巢湘鈴把蔡楚生送到了指定的碼頭，但對楚生是否能夠安全地撤出香港還是有些擔心。後來，巢湘鈴得悉蔡楚生在乘船經長洲安全到達澳門，然後經台山、梧州到達了桂林。這時，巢湘鈴記掛這件事情的心才放了下來[13]。
送走蔡楚生後，中共安排巢湘鈴潛伏在長洲做情報分析工作。一段時間後，巢湘鈴被日軍拘捕，日軍找不到確實證據，沒有處決巢湘鈴。後來，巢湘鈴得到人擔保，僅得半條人命爬出監獄。
1945年香港重光，學位不足，兒童失學問題嚴重。1946年，23間工會聯合組織成立“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後改名“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開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勞教會秘書找巢湘鈴出任“紅磡勞工子弟學校” （簡稱紅磡勞校）校長一職，對她說：“喂，妳…妳長期在香港，妳去！”他的意思是，巢湘鈴是香港人，找老師就方便得多。當年紅磡勞校新開辦，巢湘鈴不知如何當校長，勞教會聘請一名專業教導主任幫她。9月開課後，巢湘鈴兼敎1堂四年級地理。要出任校長，巢湘鈴便到敎育署考校長牌。教育官尹耀星（？）說：“妳做校長，這次不可以。你是否接受過師範敎育。”巢湘鈴回答說：“曾在順德師範進修。”
教育官没有再考什麼東西，因為巢湘鈴已有教師證，順利通過考核，可以到紅磡勞校做校長，任期由1947年1950年。晚年在深圳生活。
紅磡勞工子弟學校是於1948年開辦，勞敎會屬下12所勞校之一，是頂一間私校的盤，地址在紅磡寶其利街52-53號二、三樓，有14個課室，後再在房邊租了數層新樓，擴充到相連6層，全是新石屎樓宇。紅磡勞校校舍現已拆重建。
1949年6月，敎育司通知勞敎會，指砵蘭街、深水埗、紅磡寶其利街、紅磡炮台街97-99號、灣仔道、筲箕彎、西營盤、駱克道、莊士敦道、軒尼詩道、怡和街勞校等11間勞校校舍不適合辦學，吊銷執照。另在紅磡設立的“九龍船塢紀念小學”可收容砵蘭街、深水埗、紅磡寶其利街、紅磡炮台街97-99號的勞校學生，灣仔軒尼詩道設立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收容灣仔道、筲箕彎、西營盤、駱克道、莊士敦道、軒尼詩道、怡和街勞校學生[15]。在勞教發動全港市民爭取下，紅磡校以續辦下來。
同年巢湘鈴北上國內。
1967年反英抗暴期間，於7月13日 晚上，警方在寶其利街外圍佈防後，400餘名防暴隊包圍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及毗鄰的紅磡勞校。凌晨2時許，防暴隊強行進入紅磡勞校，接著由勞校進入工會，並發射連串催淚彈及實彈以配合進攻。在紅磡勞校與工會連接的小木橋上，防暴隊擊斃九塢勞聯書記何楓（？-1967）。警方攻佔工會，共拘捕勞校和工會人士81人，後來正式被提控的有25人，紅磡勞校王老師（女）被判處12個月刑期[18]，
王老師曾參加“抗日先鋒隊”到處積極宣傳抗日，畢業後做過銀行職員亦當過會計，四十年代為了逃避戰亂南下香港，激於資本家對低下層高度嚴重剝削的義憤，更敬重產業工人階級，所以毅然先後在女青年會夜校及工人夜校擔任教師，且工作一直十分投入。由此可知，當年青年知識分子的激進情懷。
1967年10月，紅磡勞校與中華中學、漢華中學、福建中學、培僑中學、香島中學、新僑中學、育羣中學、信修中學、民權中學、南中中學、中業中學、中業專科夜校、香港美專、香島夜中學、重生夜中學、漢華夜中學、信修夜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摩托勞校、電車勞校、筲箕灣勞校、旺角工人夜校、深水埗工人夜校、五金工人夜校、土瓜灣工人夜校、筲箕灣工人夜校、海陸豐公學、大同學校、新中學校、衛文學校、用明學校、培僑校友會學校等33間學校表聲明，爲擁護中國外交部對英照會，聲討港英[19]。
紅磡勞工子弟學校於1979年停辦。
紅磡勞工子弟學校歷任校長：
巢湘鈴，任期1947-1950，
余寄撫，任期1950-1961
郭李琳，任期1961-1971
黃錦衡，任期1977-1979。
整理本文期間得到周奕提供資料，特此致謝。
本文圖片來自網上，不逐一列明。
（完）
龍少爺
06.04.2012.03.2012
[3] 王齊樂著：《香港中文敎育通發展史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第316頁。齡記網站，http://www.lingkee.com/chist/html/chiculture/hk/ddsy/1932/1932_ldnz.htm。
[15] 《各區勞工子弟學校8月吊銷執照》，載：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563頁，《華僑日報》，1949年6月10日 。《港新聞處發表聲明解釋接收勞校意見》，載：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568-569頁，《文匯報》，1949年6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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