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中會的工界組織“中和堂”

興中會的工界組織“中和堂”

十九世紀時香港工會與幫會關係密切，兩者會眾的目標都是低下階層，“中和堂”在港英的資料直指它是三合會組織之一，國民黨史家指它是工人組織，現發展為台灣打着幫會旗號的政黨。

1895年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香港興中會領導人孫中山（1866-1925）、楊衢雲（1861-1901）、尢列（1866-1939）等潛逃四散，香港興中會再無活動。1897年，遠走越南胡志明市（時稱西貢）的尢列潛回香港，於4月成立中和堂，總部設在新界西貢，藉以維持興中會黨務[1]。馮自由的《中和堂小史》没有這段資料，另指中和堂始自横濱，以下會談及。據港英出版的摩根（W. P. Morgan，？）著Triad Societies in Hong Kong（《香港三合會》）一書指出，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繼續在三合會中開展活動，並創立了中和堂，使之成為聯絡當地三合會會眾的重要機關”[2]，兩種說法有待進一步研究。

據《中和堂小史》記述：1899年，日本橫濱興中會駐日分會早已不存在。當時革命黨人設有海員行船館，初無會名，亦無政治色彩。發起人為包佳（？）、楊少佳（？）、陳澤景（？）、温炳臣（？）、陳和（？-1906）等數十人，組織類似海員俱樂部“行船館”，館址設在橫濱唐人街某街角2樓，堂中設關羽神像，每逢神誔及紀念日，經常鑼鼓喧天，設宴高會[3]。

所謂“行船館”，又名“館口”，約有3種：一種叫“洗馬沙館”，由包工頭設立，與船東合作，包攬介紹海員工作。凡找工作者必須賄賂工頭數十元不等，上船工作後，從海員工資中扣取13元或15元歸包工頭。如“寶泰辦館”。一種叫“君主館”，由個人設立，營業性質，亦是與船東合作。凡加入者須繳納入館費數十元，才有等候工作機會資格。在館內食宿，由館主收飯錢和徵收其他種種名義費用。介紹工人上船工作，並不是按先後次序輪候，而是由館主個人意志支配。一種叫“民主館”，亦名“兄弟館”，由海員合股組織，是公共宿舍性質，工作機會自然比較公平；但海員多不識字，故必需聘請知識分子做館中管理人，部份管理人日久則把持館務，從中漁利剝削工人。上述3種館口，香港於1920年便有130餘間之多。所有行船館都會供奉關帝。民國初年，國民黨外圍組織“聯義社”在香港設有行船館“順海閣”、“恭誠”、“陶義閣”、“談鴻別墅”等。談鴻別墅與日本郵船、東洋郵船公司等合作，供職西伯利亞丸、春洋丸、天洋丸、地洋丸、秩父丸、淺間丸等20多艘輪船，歐美輪船亦有，地址在中環荷里活道，第二次大戰時，日本各輪船公司船隻被日軍改為軍事運輪輸船，因而被盟軍擊沉，日本船公司生意一千丈，談源別墅生意大受影響乃結業。順海閣以恩平縣海員為多，多數供職美國與加拿大温哥華航線，及美國環球航線。恭誠海員多屬倉底行（燒火行），供職美國華僑的中國郵輪公司的奶路號（Nile），南京號等[4]。行船館亦帶有地方族群色彩和行業性。

1900年，興中會發動惠州起義失敗後，尢列被清政府通緝逃命到横濱。行船館請尢列演講時事，聽眾大為傾倒，於是行船館有興中會會員和留學生的足跡。遇有革命黨著名人士途經横濱，行船館請其到會演講中國政情，行船館會員的反清種族觀念遂與時俱進。1901年元旦，留日學生組織“勵志會”舉行元旦慶祝會，行船館應邀派尢列出席，同時應邀出席有日本進步黨領犬養毅（1855-1932）、菲律賓獨立軍代表彭西（Mariano Poncey Collanntes，1863-1918）等[5]。

當時日本華商泰半傾向保皇會，尢列決定爭取工界支持興中會，乃聯絡工界陳才（？）、楊少佳、鮑唐（？）、翟美徒（？）、陳和等，將行船館定名為“忠和堂”，旋推舉為尢列為會長，尢列逐將忠和堂改為革命組織。稍後，陳少白（1869-1934）加入忠和堂為顧問，增強該堂與興中會的聯繫。忠和堂接納陳少白的建議，改名為“中和堂”，缷下關帝神像，以便吸納敎徒入會，敎徒翟美徒（？）等在這時加入[6]。

中和堂取“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之義，出自《中庸》。中和堂以青天八針白日為堂徽，八針乃崇尚八德之意[7]。中和堂會員以工界為主，立會目的在於維持革命，有論者認為尢列成立中和堂目的是與孫中山分途發展，另樹一幟[8]。中和堂是一個以吸納工界為主的革命組織，並不是工人組織，當時所謂工界是相對商界而言，泛指稱工業界，並不代表是工人階級。

橫濱保皇派與革命黨爭奪大同學校，雙方在中華會館開會爭論，陳少白指揮中和堂會員在開會時群起反對保皇會，卒使保皇派不能侵佔公產。1899年，陳少白到香港創辦《中國日報》，會員推舉翟美徒（？）主持會務[9]。

1901年後，尢列到新加坡縣壼行醫，醫館設在牛車水單邊街，因“精通治花柳雜病，其門如市”。當時南洋華商多數傾向保皇會，尢列認為難以爭奪，乃轉向爭取工界支持革命。尢列致力運動工界，經常出入鴉片煙館和賭場宣傳革命，收效很大，從者日眾。日久，尢列也染上鴉片煙癮[10]。

尢列先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設立中和堂，創辦《圖南報》，會所公開懸掛青天白日旗。稍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怡保（壩羅，Ipoh），檳城（庇能，Pulau Pinang）等設立中和堂支部，吸納了《天南日報》記者黃世仲（1872-1913）、黃伯耀（1863-1940）、康蔭田（？）等加入[11]。

1905年冬，《圖南報》為華僑馮夏威（1881-1905）舉行追悼會，數千人出席，自是南洋各地抵制美貨運動日漸擴大。

馮夏威（1881-1905），廣東佛山南海區沙頭鎮北村人，旅美華僑。1895年隨父到美國當鐵路苦工，體會美國對華工的迫害。1905年美國《限禁來美華工條約》已屆期滿，美國卻無理拒絕廢約，並繼續利用舊約迫害華人，清政府竟俯首屈從，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廣州、佛山、香港、上海等地群眾率先發起反美拒約運動，並組織拒約會，廣泛宣傳抵制美國貨。馮夏威毅然從美國回到上海參加拒約運動，代表旅美華僑向清政府請願，要求清政府出面交涉廢約，維護華僑權益。清政府不但不接受這一正當要求，反而斥責為“滋生事端”、“小題大做”。6月14日，馮夏威再組織華僑到上海美總領館請願，美領事氣焰囂張，肆加侮辱。馮夏威激於義憤，決心以死拒約，在上海美總領事館門前服毒自殺，時年24歲。並立下遺書，以勉勵國人，遺書上寫：“未死者應持以堅忍，無貽外人譏也”。馮夏威的殉國，進一步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美義憤，反美拒約運動遍及全國城鄉。

適有英國貨船運載美國貨到新加坡，碼頭華工拒絶起運，新加坡華民政務司乃請翻譯何式寛（？）設法解決。何式寛向華民政務司說：如果得到僑商陳楚南（？）協助疏通碼頭搬運工人，或可解決。華民政務司逐請陳楚南協助調解，說明該批貨是新加坡政府事前已經購入的貨物，陳楚南在告示上署名，碼頭工人始開工搬貨[12]。

9月，上海廣東同鄉會把馮夏威靈柩運抵廣州，廣東各界發起追悼拒約英烈。17日在廣州華林寺開追悼會，第一天出席者達1萬人，最後一天增至3萬人。18日，靈柩經佛山運返沙頭，沿途群眾組織演說，宣傳反美拒約，並在沙頭公祭烈士，四方來會者1萬餘人，港澳均派有代表參加，烈士葬於西樵山白雲洞口，墓碑刻：“偉人馮夏威墓”，拒約同仁立。

香港、廣州工商學報各界組織拒約會以響應，香港代表何啟（1859-1915）、曹允善（1868-？）、李煜堂（1851-1936）、吳東啟（？）、陳少白等議定解決條件9條。楊西岩組織“拒止美國禁制華工苛約會”，發起抵制美貨、聲援美國華僑的愛國運動。為了擴大影響，爭取支持，楊西岩還聘請陳少白任顧問。

1905年，各革命派共同組織成立同盟會，中和堂亦加入。

武昌起義後，清兵南下，南京危急，中和堂組織中和北伐軍，總指揮為關仁甫（1873-1958），準備北上，因議和成功而結朿。

國民政府成立，各政治人物紛紛組織政黨，競選議員，中和堂改組為“中國中和黨”，尤烈繼續掌權，隨後尢列兒子尢永昌（？-1948）、尤崧（？）先後任黨主席。有二三名中和堂分子假借尢列之名在廣州組織中和黨，邀請尢列到廣州主持，尢列始終没有到場[13]。中和堂横濱分部改稱“中和堂書報社”，擁有參選參議院資格，派夏重民（1885-1922）到北京參加選舉。南洋各中和堂因未設有書報社，没有選舉資格[14]。

1913年，尢列以中和堂名義向內務部呈請立案，即予批准。中和堂的革命使命完結，以政黨名義繼續活動。

1936年，尢列逝世，尢永昌偕尢列生前好友數人，在九龍彌敦道一洋樓設立中和堂會所，以示繼承中和堂的系統，會中附設尢列小學，以資紀念尢列[15]。

1940年，尢永昌欲擴大中和堂，改為委員制，推舉李紀堂（1873-1943）、曾克齊（？）、李天德（？）等為執監委員。尢永昌藉細故攻擊李紀堂，引致各執監委脫離關係，李紀堂避走重慶，出任國府僑務委員，中和堂無形瓦解[16]。

1946年國府實行憲政，召開政協會議，尤永昌趁機活動，以中和黨旗幟涉足政壇。8月24日，中和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繼後黨內即出現了兩派：一派以尤永昌為代表，稱“正統派”，一派以李少奇（？）為代表，不滿尤永昌的主席位置。稍後，中和黨總部遷往上海。不久，宣佈有黨員300萬人，上海一地稱有10萬人，所發展會員多為無業流民，有些下水漢奸貢納了一些經費，也佩上了中和黨的徽章[17]。李少奇、楊孝權（？）聯手另組中央，稍後，兩派各自籌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

1947年7月4日，國民黨頒佈《戡亂總動員令》，中和黨表示擁護。

1948年4月22日，尤永昌病逝，呂信之（？）自稱代主席，雲實誠（？）表示反對並另立中央。12月，楊孝權重新組織中和黨，改稱“中國中和社會黨” [18]，中和黨呈現出分崩離析，一片混亂。隨著中共建政，中和黨也就徹底作鳥獸散。 

中和堂成員去台後，基本上未公開活動。在海外以洪門幫會形式繼續活動。在國民政府宣佈解嚴、開放黨禁後，即重聚結黨，公開活動。並有意整合台灣的洪門、青幫和一貫道等組織，取得某航空公司的支持。

1989年6月16日，中和黨台灣省黨部成立，主任委員劉穎仁（？），自稱散佈在台灣及海外的黨員有10餘萬人。主席：鄭祥麟（1912-？），黃埔軍校八期畢業，前國民黨員，中將軍長，1957年退役，洪門五聖山大哥，現為建築業商人。副主席：吳靜儉（？）及許占魁（？）都是國民黨員，立法委員。

該黨的宗旨為中正、和平、大公、博愛。公開在台活動的目的是重新整合台灣洪門、青幫和一貫道等潛社會的力量，與海外團體相呼應，參與台灣政治活動，影響台灣政局。在台灣前途出路抉擇方面“爭得發言權”。表示：為因應國際形勢及國情之需求，將於最短的時間內召開海內外全國黨員第三次代表大會，修改黨章及政綱、政策；展開黨務吸收新血液和海外團體相呼應，協助政府完成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大業。

尢列（1866-1936），廣東順德人，字令季，別字少紈，號小園，又號吳興季子，晚號缽華道人。1866年生於佛山市順德區新基坊書香世家。尤列從小博聞強記，所讀的書到中年還能背誦半數，孫中山在日本橫濱時曾當面稱他是“石龜肚”（即記憶力特別強）。尤列在學堂讀書時，10歲受業師陸蒲泉（？）影響，就萌生反清意識，絕意科舉。1882年在上海加入洪門，1886年，入廣州算學館肄業3年。1888年任職廣東沙田局丈算總目。1889年任廣東輿圖局測繪生兩年。1892年，考進香港華民政務司署任書記。加入輔仁文社。在香港與孫中山、鄭士良、楊鶴齡、陳少白等暢談革命，時人稱之為“四大寇”。1893年與孫中山、陸皓東等聚在廣州城南廣雅書局抗風軒議設興中會，但暫未能成立。尢列同陸皓東、周昭岳回順德北水創辦“興利蠶種公司”，以經營優良蠶種為掩護，秘密進行革命串聯活動，孫中山多次到此議事。

1895年尢列在香港參與組織興中會，籌劃廣州起義。失敗後逃亡越南胡志明市。1897年在日本横濱成立中和堂，繼續從事革命活動。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義（今深圳鹽田與龍崗交界，屬鹽田區管轄）時，去長江流域謀回應，尢列參與惠州起義失敗，遭清政府通緝，與孫中山東渡日本，2人共議“開導僑界，溝通學界”的行動計劃，並擬定“中華民國”國號。1901年後，尢列到新加坡縣壼行醫，醫館設在牛車水單邊街。當時南洋僑商多傾向保皇會，尤列認為不可爭，乃轉向爭取工界，尢列致力運動工界支持革命，經常出入鴉片煙館和賭場，宣傳革命，影響很大，從者日眾。日久，尤列染上鴉片煙癮[19]。後赴日本及南洋各地，設立中和堂分部，聯絡華僑中工人與小商，並在新加坡出版《圖南日報》。任《圖南日報》名譽總編。1906年，受孫中山指派，建立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募集資金援助國內武裝起義。1910年，尢列秘密回國襄助蔡鍔舉義。1911年武昌起義成功，組織中和堂北伐軍，並策動滇、黔等省兵力東向抗擊清朝殘餘武裝勢力。

1913年，尢列以中和堂名義向內務部呈請立案，即予批准。春，袁世凱企圖籠絡尢列反對孫中山，聘請尢列為總統府高級顧問。得悉袁世凱計劃稱帝，尢列東渡日本避難，在神戶閉戶著書。

1921年，尤列任孫中山總統府顧問。但不久與胡漢民、陳少白等意見不合，赴香港定居。在香港創辦書院，鼓吹孔教倫理救國。

1922年，組織“皇覺書院”，宣傳儒家思想。創立國醫學院。地址在旺角廣華街2號，自任院長。

1926年，以中和黨總理名義通電反共。

1928年，國府大學院下令廢止祀孔，尢列上書反對。在香港籌建孔聖講堂，地址在加路連山道。

1931年秋，國府召開國難會議，被徵為國會議員，以病不克就道。

1935年，通電全國，主張抗日，統一禦侮

1936年9月，扶病到南京，面陳救國方略。11月12日，病逝南京，享年七十有一。著有《四書章節易解》、《四書新案》等。

（完）

龍少爺

31.01.2012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傳真： 8265 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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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冼江：《尢列事略》，載：尢嘉博編：《尢列集》，香港，1987，初版；2002，修訂版，第54頁。

[2] 余繩武、劉蜀永主編：《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2007，第三版，第376頁。

[3] 馮自由著：《中和堂小史》，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三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476頁。

[4] 黃朗正撰述：《聯義社社史》，香港，義聲出社，1971，第79-80頁。---

[5] 馮自由著：《中和堂小史》，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三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476-477頁。馮自由著：《尤列事略》，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一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32頁。

[6] 馮自由著：《中和堂小史》，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三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476-477頁。

[7] 尢嘉博編：《尢列集》，香港，1987，初版；2002，修訂版。

[8] 李金強著：《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編制，2008，第31-33頁。

[9] 馮自由著：《中和堂小史》，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三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476-477頁。馮自由著：《尤列事略》，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一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32頁。

[10] 馮自由著：《中和堂小史》，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3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477頁。馮自由著：《尤列事略》，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1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32頁。

[11] 馮自由著：《中和堂小史》，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3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477頁。馮自由著：《尤列事略》，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1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32頁。

[12] 馮自由著：《南洋革命黨第一人陳楚南》，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第5集，上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509-510頁。

[13] 冼江：《尢列事略》，載：尢嘉博編：《尢列集》，香港，1987，初版；2002，修訂版，第136頁。

[14] 冼江：《尢列事略》，載：尢嘉博編：《尢列集》，香港，1987，初版；2002，修訂版，第138-139頁。

[15] 冼江：《尢列事略》，載：尢嘉博編：《尢列集》，香港，1987，初版；2002，修訂版，第138頁。

[16] 冼江：《尢列事略》，載：尢嘉博編：《尢列集》，香港，1987，初版；2002，修訂版，第138頁。

[17] 《“中和黨”佚事鉤沉》，載：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07/39/40/4_1.html。

[18] 《“中和黨”佚事鉤沉》，載：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07/39/40/4_1.html。

[19] 馮自由著：《尤列事略》，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一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32頁。

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

《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一文刊出後，朋友給我一篇區芳的悼文《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撰文者是勞他，刊載於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油印刊物《火花》第一卷第六期，1931年11月出版。此文指區芳是廣東南海人，我的初稿寫的是海南島人，現已據此文更改。悼文對區芳高度讚美，超出了對同志的稱讚，我認為有全文上載的價值，故上載發表以供同好。

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

勞他

在理論上並且在實際行動中，尤其是極反動的時代，能繼續不斷的，堅決勇敢的領導同志，和自己階級的群眾與反革命作英勇的鬥爭，如果我們要想找到這樣的人，如果我們要想找到這樣難能可貴的布爾什維克，那我們就不能忘記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

我們的區芳同志，最精幹的布爾什維克没有了！永遠没有了！他為反對派事業為革命，為謀中國工人階級之解放而犠牲！

正因為區芳同志具有那樣卓絶少見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精神，反革命派才更深刻的忌恨與仇殺他。

我們追念我們的死者，為他報仇，為完成中國的革命，我們必須了解，並不要忘記區芳同志對革命的功績！

區芳同志是廣東南海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入黨以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於莫斯科孫文大學，當他研究革命理論之時，正是中國數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極高潮的時代，史大林共產國際對於這個偉大革命運動之領導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孟雪維克的機會主義政策，因此在共產國際和聯共黨中產生了反機會主義的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區芳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加入了反對派。

區芳同志加入反對派之後，即在莫斯科積極參加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他用各種方法從俄國反對派取得在史大林黨制壓迫下的無數“秘密”文件散到莫斯科的中國革命戰士的手中。他在理論上和組織上領導了莫斯科的中國反對派。

因為他積極於這個革命工作，區芳同志曾受過史大林主義者不少侮辱，與威脅，然而他並不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並且更努力的前進。

一九二八年末，區芳同志回到中國，即開始組織中國反對派。“我們的話”就是在他領導之下創立起來。他是這個組織的創造者，和領導者。創立“我們的話”不久，區芳同志即到香港，在那裏不一年期間，他即組織起了三五個香港工人反對派。在區芳同志領導之下，香港工人不僅堅決的反抗資產階級，並且反對史大林機會主義的領導，所以香港的覺悟工人都知道區芳同志是他們的領袖。

一九二九年末，“我們的話”在上海召集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區芳同志被選為參加大會的香港工人代表。大會以後，區芳被留在上海負責領導工作。“我們的話”在他領導之下，組織和發展了上海工人反對派，現在的上海反對派同志没有一人不知道不敬服他之刻苦奮鬥的革命精神。

一九三○年末，中國反對派統一運動開始之時，我們最精幹的區芳同志就被反革命逮捕了。因為他積極反對機會主義，因為他領導中國工人革命，因此反革命判他十個月的坐牢。資產階級的監獄對於無產階級戰士之無人道的苛待，自然是不必說的，所以我們的區芳雖然具有極健壯的體力亦不能抵抗這樣人間地獄之摧殘，因此區芳同志得病。病的情形，不能由他自由的及時傳達出來，及到我們知道這個消息，區芳同志己經没有了！

中國資產階級此時所以瘋狂的殺人，以各種形式來殘害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就是因不如此，她就不能統治了中國，就是因為她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在史大林機會主義政策之幫助下取得了完全的反動的勝利。

所以我們不僅正面的反對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同時我們要反對制造白色恐怖之來源的史大林機會主義。我們記着:我們的同志被傷害一個，我們要殺死反命者百個千個。

區芳同志未完成的任務放在我們的肩上，我們要特別的努力，準備我們的偉大的革命力量，總有一天，這個力量是要把一切的反革命勢力掃除乾淨的。

1.不要忘記我們的區芳同志！

2.為區芳同志報仇！

3.打倒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

4.打倒國民黨和帝國主義！

一九三一，十一，二七。

原載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油印刊物《火花》第一卷第六期，1931年11月出版

1952年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加租問題建議書

1952年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加租問題建議書

英國佔領香港後不久，住屋問題隨即困擾香港，進入1952年，香港商業樓宇商鋪租值比1941年增加了100%，住宅租值增加了30%。港英的租務管制調查委員會提出加租方案：1.商業樓宇照戰前租值增加50%，1年後加50%，兩年後加100%，3年後撤銷管制；2.住宅照戰前租值增加30%，兩年後加50%，兩年後檢討應否撤銷管制。

6月，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向輔政司署呈交《港九各業工人加租問題建議書》，建議書由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研究加租問題小組委員會”草擬，經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常務理事會修改通過，內容包括：

1.嚴厲取締二房東過份利潤，建議嚴厲執行港英規定二房東收取租值利潤僅為20%的有關規定，派專員查辦二房東向三房客索取數倍租值，公佈1941年時全港每層樓宇租值，供三房客核對；

2.杜絶黑市租值，舊式樓宇原住客私相授受，暗中出售或變相召頂，原包租人向三房客每月收取一二百元利益，另假設1張小床作為本人居住，藉以瞞騙業主或三房客，不勞而穫，港英應制定管理辦法，證明二房東身份，杜絶黑市租值；

3.管制商業樓宇加租，商業樓宇加租必引致商人抬高物價，大量裁員，減低工資，打擊工人生活；

4.加強管制新建樓宇，針對新建樓宇業主收取建築費及房租，金額總值高達可收回全部建築費30%或50%，建議港英規定新樓業主收取建築費，不得超過全部建築費10%，新樓租值不得超過同等面積的舊樓租值50%；

5.放寬督拆木屋，木屋居民以貧苦大眾為主，港英督拆木屋，勢必造成房屋求過於供，推高租值，建議港英暫停督拆距離市區較遠，或毗連不密的木屋，並指導其消防及衞生設備；

6.加速籌建工人住宅與工人宿舍，使工人集中精神從事生產；

7.暫緩撤銷租務管制條例，港英租務研究小組委員會建議加租，引致全港居民反感，港英庫房充裕，港英不宜徒顧少數業主，棄置廣大市民及工商利益，應暫緩撤銷租務管制條例[1]。

港英為了解決住屋問題，香港房屋協會於1951年取得法定機構的資格，並於1952年開始獲港英以低於市價批出土地，興建供低收入人士入住的房屋。1954年港英開始大量興建徙置區。1957年，香港郵務職工會向局方提議興建“郵務工人宿舍”，港英答允每年撥出公屋供郵務職工申請[2]。港英於五十年代推出的一連串措施，仍未能解決香的仕屋問題，直至七十年代麥理浩推出十年建屋計劃，才算初步解決問題。

龍少爺

14.0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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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僑日報》1952年6月30日。

[2] 香港郵務職工會：《工會18年大事記》，載：《香港郵務職工會18周年紀念特刊（1946-1965）》，香港，香港郵務職工會，1964.5。

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

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

近年出席多個學生組織的有關工運討論會，學生對工會組者有點景仰，二十年代中共全力推動工人運動，鄧中夏、張國燾、毛澤東等被國民黨工人幹部譏為“長衫客”，國民黨的工人幹部則多是工人出身，穿工人服裝“短打”。中共有名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毛澤東正是穿長衫手持油紙傘，就是如此衣着進入煤礦找工人談心，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紛紛脫下長衫改穿短打，與工人混一片。當年在香港有一位同備有長衫客的知識，短打客的工作能耐的工人幹部──區芳。

區芳（？-1931）廣東南海人，一位兼有實幹家和理論家兩種能力的領袖，被稱為“怪傑”。區芳面黑如炭，不修邊幅，長滿刺人胡子，披頭散髮，不洗澡，能吃苦耐勞。有豐富群眾工作經驗，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1]，署名高峰翻譯金果爾著《西方革命史》，新宇宙書店於1929年出版，當時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

區芳於1925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是年秋加入共青團，因工作努力，得到中共兩廣區委的特別信任，兩個月後轉為中共黨員[2]，先後出任中共廣州中山大學黨支委、書記[3]。

1926年，區芳大學畢業，被中共兩廣區委委任為香港共青團市委書記[4]。當時正值省港大罷工，香港黨團成員大部份都在廣州，團兩廣區委改組，取消廣州地委，將廣州地委劃分為4個部委，由區委直接指揮，香港屬於罷工部委[5]。按《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工作報告》內容没有“市委”一詞，再參閱1926年7月中共擴大會議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議案”，指明香港等地的支部增加時，應於區委或地委下加置部委，也没有“市委”一詞[6]。本文的資料來自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劉平梅的《中國托派黨史》。這個職務的名稱尚要進一步考據。

1926年，區芳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ени Сунь Ятсена，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加入托派。

1927年11月7日，區芳出席莫斯科紅場的十月革命節十周年紀念遊行，與中國留學生梁幹喬（1903-1946）等路過主席台時，在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1953）等蘇共高層面前，突然打出“執行列寧遺囑、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布旗、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當場與斯大林派發生毆鬥[7]。

12月，蘇共開除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出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肅托運動。1928年上半年，區芳等托派被遣返回國。區芳等出國前己是中共黨員或團員，在黨內或團內擔任過重要職務。那時中共尚未開展肅托運動，他們回國後，被委派工作。區芳過去曾從事香港共青團工作，對香港情況熟悉，中共就派他去香港做工人運動[8]。

區芳在香港太古船塢（位於今太古城）當工人的“師爺”，深得工人敬仰。區芳在香港工作幾個月，就吸收了不少工人加入中共。區芳並把曾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團聚起來，這些工人在區芳的影響下，不少人參加了托派[9]。區芳又到其他支部及活動分子中去活動，中共粵省委計劃召集支部會議公開討論區芳的問題，開除區芳黨藉，嗣因黨員召集不齊，改為找黨員談話[10]。1929年12月時，中共太古船塢支部成員共有10人，其中3人受托派影響[11]。可見區芳工作的成績。

區芳除了在香港從事托派活動外，還與各地托派聯絡，醖釀成立托派組織。1928年11月，區芳等在中共內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以托洛茨基的政綱為基本政策，企求繼續留在中共內秘密活動。會議成立中央機關“全國總幹事會”，幹事長為史唐（？），區芳任候補委員，下轄3個地區組織：華北區、華南區、江浙區。區芳負責華南區宣傳工作，在武漢、香港、蘇州、廣州、北京和哈爾濱等地建立支部，出版《我們的話》。[12]。

不久，區芳調到上海，承擔全國總幹事會的主要工作，《我們的話》的編輯、發行、刻板、油印以及大半文章的撰寫都是由區芳負責[13]。

起初，區芳在楊樹浦電燈廠做工、添煤，發展了20餘名工人，奠定托派在滬東的工作基礎、後來，轉到報館做印刷工人，又發展了數名印刷工人，並使托派在報館的力量超過中共。此後，區芳又去拉板車，在滬西紡紗工人中做聯絡工作。最後在上海藝術大學社會系敎授，任托派上海藝術大學支部書記[14]。

1929年8月13日，中共發出《中央通告第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號召全黨與托派鬥爭[15]。

1930年12月，區芳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10個月[16]，1931年夏病逝上海漕河涇獄中[17]。

1931年5月，托派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出席代表共有10人，內有香港工人4人（鄭超麟曾說2人），大會為了尊重區芳，選區芳為中央執委[18]。

1931年11月30日，《火花》第1卷發表化勞他的《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19]。

（完）

龍少爺

17.06.2011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傳真： 8265 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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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28頁。

[2]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28頁。

[3]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5頁。

[4]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5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頁

[5] 《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工作報告》，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372-373頁。

[6] 《組織問題議決議案》，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183頁。

[7]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4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2-43頁

[8]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頁。

[9]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51頁。

[10]《香港黨的組織狀況》1929年9月14日，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7頁。

[11]《香港黨的支部組織情況》，1929车12月17日，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9-52頁。

[12] ﹝美﹞盛岳、奚博銓、丁則勤譯、陳慶華校：《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第173頁。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1-頁。

[13]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2-43頁

[14]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1-53頁。

[15] 《中央通告第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2；，第405-411頁。

[16]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95,403-4047頁。

[17]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95,403頁。

[18]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127頁

[19]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