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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由香港中國 |
抗日戰時期國民黨在香港的工運活動
1937年，日本發動盧溝橋事變，中國正式宣佈全面對日作戰，鑒於香港在戰時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國民黨即著手加強在香港的黨務指導。當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派駐香港的機構，既有外交部駐外領事機構，又有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教育部、國民黨組織部、宣傳部和海外黨務計劃委員會等，設有專職機構負責指導監督香港事務。此外，國民政府兵工署、航空委員會、中央信託局等也設有駐港機構，負責軍用物資的採購。
各工會以賑災慰勞名義組織了很多群眾團體，海員洋務賑綏會改為「賑濟華北難民會」，許多船上的文藝團體演戲籌款，宣傳抗日。船扺日本又宣傳扺制日貨[4]。太古工人成立「太古船塢華人職工義賑會」，每月籌得近千元，支援抗日[5]。
10月，海員工會復會，洋務工會成立，工會運動熱熾。國民黨廣東省部書記諶小岑（1897-1992）到香港，籌組香港總工會，辦事處設在海員工會。羅文錦（1893-1959）律師告戒海員工會不要參加組織總工會行動，稍後，羅文錦辭去海員工會法律顧問一職[6]。1938年1月19日 ，港英以「企圖組織非法總工會，煽動罷工，擾亂治安」為由，封閉剛成立的海員工會[7]。一些社會人士紛紛辭去工會顧問職務。
1938 年，日軍正侵略華南地區，積極從各處購置各種金屬，包括製造武器的鎢、鐵、鉛等金屬，某店號通過大阪輪船為日本輸出鎢鐵，碼頭搬運工人拒絶搬運，引起爭報。港英當局以破壞政府中立為由，拘捕審訊和罸款監禁[8]。
這時，國民黨取消海外黨務計劃委員會，改設海外部，負責海外黨務及宣傳事宜，利用香港在戰時的特殊地位，為抗戰建國服務。海外部制訂《海外黨務6個月工作計劃實施方案》[9]。
香港工會支持抗戰最廣泛的活動是捐獻，開展獻金購債（抗戰公債）活動，籌募經費，籌集物資和藥品，支援抗戰。而捐獻有多種形式：有一次過捐款；有多次捐款；有定期定額捐款。如洋務工會從每個會員每月繳費2角1分中捐出1分錢作抗日捐獻，汽車交通工人集資4,000元，捐獻1部救護車和1部貨車。救護車經湛江運往桂林，送交八路軍桂林辦事處[10]。
香港婦女界相繼成立「中國婦女慰勞抗戰將士香港分會」、「香港婦女兵災籌賑會」、「香港婦女新生活運動委員會」、「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等團體。1937年底，國民黨左派的何香凝（1878-1972）、宋慶齡（1893-1981）等相繼抵港，這4個婦女團體很快又組成聯席會議。在婦女四聯會號召下，印刷工會、洋務工會、餘閒樂社、晨鐘社等都建立婦女部，組織婦女教育服務團，至1939年，下層婦女團體已達11個，會員3,290人，女學生團體5個，會員1,590人[11]。
各女工團體在女工中組織識字班、歌詠班、戲劇班、國語班、或者舉辦座談會、旅行會、游泳會等。
「婦女四聯會」除香港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外，其餘3個團體都與國民黨有一定關係。
晨鐘社、大同罐頭廠工人讀書會是中共領導的青年組織，積極參加婦女四聯會活動。
「集賢起落貨工會」與10餘工會響應蔣介石（1887-1975）倡導鼓勵國民精神，在香港積極推動賑災和抗戰，動員了80多個工會在集賢會址舉行「港九工界精神動員大會」籌備會，成員包括集賢和同德。
1939年2月，中國婦女慰勞港分會、香港婦女兵災籌賑會、新生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香港分會、香港中華基督敎女青年會以及香港婦女界知名人士組成香港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籌委會，負責人有國府立法院委員王孝英（？）、香港婦女兵災籌賑會何艾齡（1904-2007）、新生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香港分會胡木蘭（？）、中國婦女慰勞港分會負責人廖夢醒（1904-1988）、女青年會總幹事單德馨（？）等。籌委有麗澤女中副校長葉若昭[14]（？）等。何艾齡是香港大佬何東（1862-1956）的女兒，胡木蘭是國民黨元老胡漢民（18769-1936的女兒，廖夢醒是何香凝的女兒。
參加大會的有婦女慰勞會、婦女兵災會、新生活運動婦女促進會、婦女會、女青年會等5個著名婦女團體外，還有（婦女）策進會、華南婦女節制會、南華會、學生賑濟會、港九婦女服務團、嶺南大學女同學會等幾十個團體和香港各工廠、各女校的婦女代表和各界女同胞的代表。
三八節前夕，學賑會組織十幾隊宣傳隊，分別到女工較多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英美煙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馮強橡膠廠、康元製罐廠、陶化大同製罐廠、保安防毒面具廠等進行宣傳[15]。
學賑會出版「三八節特刊」。
1939年冬，海軍船塢鈴聲社、海員和洋務工會組團到惠陽縣坪山遊擊隊活動地區勞軍，多間工會開辦救傷班，組織救傷隊到戰地後方服務，洋務工會的抗日會組織女工及家屬為抗日部隊車縫衣物[16]。
8月13日，港九舉辦八一三抗戰兩周年紀念會，掀起獻金運動，支援國內對日作戰，各界舉辦義賣活動，取得獻金百萬的巨大成績。
港九工界精神動員大會籌備會將八一三上海抗戰兩週年紀念1仙籌款運動所得，撥作賑災之用，集賢工會義學學生亦組織物資徵募隊，接濟難民[17]。
同德工會也推動抗戰賑災運動，除了向商號勸捐救國公債，籌辦長期節衣縮食捐款之外，還應內地勞軍運動，由工會主席和司理到各地苦力館募捐，並請塘西歌姬義唱籌款，接濟前方勞軍[18]。
對八路軍的募捐香港有四五萬元。在香港的八一三獻金運動的奬狀中，朱德（1886-1976）像為四大領袖之一，朱德、毛澤東（1893-1976）像在許多學校中公開懸掛，抗戰分子和左翼分子翻印中共刊物，[19]。運動中群眾喊出「無產階級領導富人獻金救國」[20]。這運動都是在國民政府旗幟下進行的，朱德、毛澤東像在許多學校公開懸掛，顯示出國民黨接納國共合作抗戰的誠意。
保盟由中央委員會領導，由愛潑斯坦、銀行家鄧文釗（1908-1971）、廖夢醒、宋慶齡、克拉克、法朗士和廖承志（1908-1983）等7人組成，下設：財政委員會，由法朗士負責。運送委員會，由貝克登（？）負責。宣傳出版委員會，由鄒韜奮負責。促進委員會，由瑪麗恩•苔德莉（？）女士負責。
1938年10月，日軍佔領廣州後，東南沿海港口幾乎都被日軍控制。香港成為中國最大的國際交通門戶，無論是海外軍火物資的輸入，還是內地農礦產品的輸出都要經過香港轉運。因而，香港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凸現出來。
國民政府於1939年秋為適應戰時需要，成立人才調劑協會，招攬淪陷區工人到重慶，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執委陳劍如（1893-1966）主持人才調劑協會華南事務，派幹部向「香港華人機器會」、「香港六河溝鐵工廠」，共同主持考選事宜，從700餘人中選出300餘名十科熟練機工，以集賢工會何康（？）為領隊，徒步分批北上，闖過日軍封鎖線到達重慶，由人才調劑協會分發到各兵工廠、鐵廠工作[21]。
陳劍如（1893-1966）是廣東台山人，國民大會香港代表，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秘書長，1931年1月任國民政府第三屆立法院立法委員，1935年9月至1946年12月任南京社會局局長，1945年5月當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委，1946年11月作為國民黨代表出席制憲國民大會，12月任國民黨農礦部副部長，1948年當選廣東代表出席第一屆國民大會，6月任「戡亂建國委員會」副秘書長，後去台灣，1966年逝世。曾任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第二屆常務理事。
何康（？，1971）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集賢工會會長、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會長。
1939 年，國民黨海外部將香港、澳門兩個直屬支部合併為「駐港澳總支部」，主任委員為吳鐵城（1888-1953）、書記長為高廷梓（1895-1984），執委有：國民政府駐港全權代表陳策（1892-1949）中將、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區芳浦（1891-1951）、中央信託局常務董事俞鴻鈞（1899-1960、廣東省政府秘書長歐陽駒（1896-1958）、《大風》旬刊社長簡又文（1896-1978）、陳劍如、陳素（1893-1881）、高廷梓等，下轄香港、九龍、澳門3個支部。1941年，因廣東沿海地區大都淪陷，又將原廣東省黨部下轄的廣州灣區黨部劃歸港澳總支部指導。經費每月國幣5,000元，合港幣2,700元駐港澳總支部。駐港澳總支部下設香港、九龍、澳門、廣州灣（湛江）等4個支部，和調查統計室。香港支部委員為吳公虎（1904-1977），九龍支部委員是文華定（？），調查統計室主任為陳積中（？）、後為哲臣（1806-1985）[22]。
港澳總支部對外名義為「西南圖書印刷有限公司董事會」。由此，可清楚地看出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秘密據點為「西南圖書印刷公司」。
9月24日，陝甘寧邊區總工會電慰罷工工人，並匯100元捐款。10月14日 ，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又發表《為聲援香港反汪罷工工友告邊區各界同胞書》，發起援助罷工工人5分錢募捐運動，總共籌得3,000多元[25]。
12月24日由中共喉舌《新華日報》匯給在香港的宋慶齡，轉給罷工工人[26]。11月，罷工工人組織回國服務團，團員有30餘人，由香港印刷業工會執行委員司徒維（？）帶領回到回重慶[27]。中共在服務團成立支部[28]。
《南華日報》為了爭取每日出版，把每日出版兩大張縮減為一大張，高薪聘請散工排字，但只能解決60%版面，未能排字的新聞，只能以手寫稿形式刊出，這種現象持續了8天，3 個星期後始恢復正常[29]。
1940年10月，香港汪派人物準備大肆慶祝雙十節，在《華南日報》刊出汪精衛的重要宣傳文字，主導香港的雙十節活動，國民黨工運幹部馮海潮（？）得悉汪派的計劃後，策劃《華南日報》印刷工人再次罷工。10月8日 ，夜班排字工人全部罷工，搗毁排字房和印刷機，離廠另行謀生，使汪系的重要宣傳文字未能刊出，無計可施，《華南日報》停刊3天，另覓工人復刊[30]。
馮海潮（1894-1972），籍貫不詳，曾任省港大罷工常委，抗戰勝利戰後回港，1946年，馮海潮參與創立「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出任成立大會主席團主席，被選為常務理事。1949年，華革會成立，馮海潮被選為理監事。由1950至1970年馮海潮當選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長達20年。著有《麵包自由和平（世界自由工運）》，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1954。
1941年日軍發動太平戰爭，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委陳策（1892-1949）呼籲香港市民協助英軍防守，集賢、同德、內外碼頭工會等60多間工會響應，成立「華人職工互助社」[31]，海員亦有響應，香港工人各別參加，在陳策臨時組織的義勇軍司令部指揮下，協助英軍運輸。馬夫工會會員400餘人自動組織義勇軍。日軍於12月18日 登陸港島，以商務印書館印刷廠（今北角英皇道僑冠大廈）為前進指揮司令部。馬夫義勇隊自告奮勇，計劃夜襲日軍前進指揮司令部，由港英撥給手榴彈，於黑夜突破日軍防線，向前進司令部投彈，日軍倉惶應戰，激戰整夜，馬夫義勇軍未能擊毁前進司令部，自行撤退，此役日軍死傷較多，馬夫義勇軍亦有傷亡[32]。
香港淪陷後，國民黨香港海員支部結朿，已公開的幹部撤回重慶，部份成員留港從事敵後情報和交通工作。
1942年2月，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調查統計處主任朱學賢（？），派梁國英（1891-1943）負責主持國民黨港澳總支部調查統計室，調查統計室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的駐港機構，繼續領導留港海員黨員孫伯達（1904-1943）、江清白（1902-1943）、黃耀（？-1943）、成恩（？）、歐陽貴（？）、胡根（？）等，從事情報和交通工作。孫伯達負責電台工作，與浙江海員13人在九龍開設上海罐頭公司，以為掩護[33]。
1942年3月，日軍在香港剛剛站穩腳跟就收買了中統交通線的工作人員吳江和蕭興（？）。日軍於4月19日 出動軍警300餘人封鎖交通，按圖索驥，一日之間拘捕了20多人。
中統特工沈壽楨（？）被捕後經不起刑訊，供出與他聯絡的特工多人。
梁國英和孫伯年在日軍面前指認出多名地下人員。孫伯年不僅把分藏兩地的收報機、發報機交出，甚至把與澳門秘密電台聯絡的波長和密碼供出。日軍據此與澳門特務聯絡，意圖套取聯絡網。幸而澳門的人員警惕性高，斷絕了與之聯繫。此役共有40餘人被捕，整個諜報系統幾乎被一網打盡。
經過近半年的審訊，其中8人被判死刑，於1943年10月4日 斬首處決。他們是：李惠馥（電台台員，？）、袁洪範（機關幹事，？）、歐路文（《華僑日報》記者，？）、楊炳洪（港務局職員，？）、何生（小販，？）、余仲平（元朗商會書記，？）。令人嘲諷的是，兩名變節者梁國英和孫伯年亦難逃頸項一刀。被捕者中有21人因受刑過重而瘐死獄中。
另有2人雖獲釋放，但出獄不久因傷重身亡。計死難者共31人，其中28人屬於中統系統（包括2名變節者）。
被捕者如羅四維、葉靈鳳等，日軍雖然知道他們的身份，卻將之釋放，其意圖大概是放長線釣大魚。
1942年8月，重慶作出改組「港澳總支部」的決定，委任李蘇雲（又名邱清漪）為港九特派員。李蘇雲，原是中統香港站的站長，一直潛伏在香港，這個決定是提升了李的職位。中統的全稱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隸屬於國民黨黨部的諜報機關。這時港澳總支部的工作主要是調查日軍、汪偽和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它設有電臺和交通線來傳遞情報。
1946年5、6月，漢奸吳江、陳登松先後在廣州被捕，判處無期徒刑。9月重陽，廣州惠福路大佛寺舉行抗戰海員烈士追悼大會，開壇誦經追悼梁國英等烈士，追悼會所籌款項除開支外，餘款發給梁國英、江清白、黃耀等家屬[35]。
梁國英（1891-1943）是新會白廟鄉人，聯義社社員，在大河輪船大樓工作，1928年任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整理委員會委員，1933年任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會廣東支部常委，兼任國民黨海員特別黨部廣州區黨部主委，後調汕頭分會委員，1938年，參加中華海員總會香港分會工作，1941年在香港從事敵後情報工作，負責中統駐港澳調統室，繼續領導海員，1943年4月被日軍憲兵拘捕，10月被日軍在赤柱斬首殉國，行刑前破指齧血，書「為國犠牲，為國盡忠」8字於赤柱獄壁。
江清白（1902-1943）廣州市番禺區江村人，聯義社社員，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工會廣東支會書記，1941年在香港從事敵後情報工作，1943年3月24日 遭日軍憲兵逮捕，5月19日 病死獄中，時年41歲。
黃耀（？-1943）是廣東台山人，聯義社社員，中華海員工業聯合總工會廣州分會駐香港代表，1941年在香港從事敵後情報工作，1943年4月被日軍憲兵拘捕，7月病死獄中。
孫伯達（1904-1943）是浙江湖州市吳興區人，聯義社社員，航輪電務人，1941年在香港從事敵後情報工作，1943年4月被日軍憲兵拘捕，7月病死獄中，時年39歲。
黃耀（？-1943），聯義社社員。
成恩（？），聯義社社員。
歐陽貴（？），聯義社社員。
胡根（？），聯義社社員。
陳策（1892-1949）字籌碩，
海南文昌人，中華民國海軍中將，抗戰時負傷截斷1腿，1939年到香港任國民政府駐港全權聯絡代表兼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委。陳策在香港中區亞細亞行公開設立「華記行」作掩護，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各種關係，統籌在香港進行的抗日工作；包括成立香港華人抗戰協助團，建立地下抗日力量，使用各種合法及非法手段組織運送物資到中國後方，與及和英國聯繫軍事。英國曾透過陳策商討萬一日軍進攻香港，中國軍隊加以援手的可能。日軍攻陷香港時，陳策帶領數十名英軍成功突圍到惠州，獲英王頒授大英帝國爵級司令勳章（KBE），國民政府授予一等干城勳章。日本投降後，陳策任戰後廣州市長，1949年在廣州家中服食安眠藥自殺。
高廷梓（1895-1984）廣東新會人，1921 年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赴美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獲博士學位。1926 年歸國後加入國民黨，先後任中山大學、嶺南大學教授、教育部任秘書兼社會教育司司長。1938 年任中央黨部黨務委員會秘書暨教育委員會專門委員。
1943年11月，國民黨重組港九特派員辦事處，另派人員負責，工作仍是以搜集情報為主。駐港特工在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共產黨遊擊隊在香港活動頻繁。國民黨中委秘書長吳鐵城在批覆時指出：「中共分子何以能在敵後不斷活動，而未見我方同志工作表現？」吳鐵城一再電示，要特工們有所行動。
（完）
龍少爺
14.10.2015
[9] 李盈慧：《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敎活動》，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第448頁。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載：《抗日戰爭研究》，2007.04，第83-106頁。
[19] 《中共廣東省委張南杰致長江局執告》1938年5月24日 ，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179頁。
[20] 《中共廣東省委張南杰致長江局執告》1938年5月24日 ，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179頁。
[22] 李盈慧：《淪陷前國民政府在香港的文敎活動》，載：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史館，2000，第448-450頁。金以林：《戰時國民黨香港黨務檢討》，載：《抗日戰爭研究》，2007.04，第83-106頁。
[27]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4冊，台北，1984，增訂版，第92頁；潘江偉：《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工會運動》，載：http://paper.wenweipo.com/2005/08/15/PL0508150005.htm；載：《文滙報》2005.08.15。
[28] 張文彬：《廣東工作報告》1940年4月23日 ，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195頁。
[33]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4冊，台北，1984，增訂版，第154頁。成恩：《中華海員工會沿革與歷史》，載：《香港航業海員合併工會年刊（1973）》，香港，香港航業海員合併工會，1973。
[34]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4冊，台北，1984，增訂版，第153-154頁。成恩：《中華海員工會沿革與歷史》，載：《香港航業海員合併工會年刊（1973）》，香港，香港航業海員合併工會，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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