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治事件還是官商勾結？

 

是政治事件還是官商勾結？

 

前言

龍少準備寫省港大罷工全史，翻閱《華字日報》時，看到一宗搜查木匠工會新聞，內容是「區植之（區直之）、蘇南和梁九3人，被控恐嚇新聞報排字工人一案。」區直之（1921-？）、蘇南（1892-？）和梁九（？）等3人是中共香港支部黨員，新聞報即是粵軍總司令陳炯明（1878-1933）的《香港新聞報》。樹仁大學的莫世祥教授曾著有〈香港“報變”考──陳炯明在港機關報倒戈〉一文，找出該文再看，連帶近日來閱讀的《華字日報》和《工商日報》，看到不少警方拘捕工會分子的新聞，覺得這宗案件不只是勞資糾紛和政治事件，更是反映出港英政權的官商勾結成分。

 

罷工事件

《香港新聞報》原是陳炯明的機關報，1924年7月報變，改版為《中國新聞報》，與陳炯明劃清界線改為親孫中山（1866-1925），是時孫陳兩人有極大矛盾，該報於1925年6月11日被封。詳細資料參閱莫世祥著：〈香港“報變”考──陳炯明在港機關報倒戈〉，載陳明銶等編：《嶺南近代史論──廣東與粵港關係，1900-1938》（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當時稱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本文以下以團簡稱之，據團香港地委向團中央報告內容，指4月12日，團員鼓動陳炯明的《香港新聞報》20餘名排字工人罷工，罷工後去碼頭落船準備返廣州，令其停版翌日没有報紙出版。因事機不密，被與東主關係密切的工頭知道將會有罷工發生，立即通知華民政務司署，因而有大批警員到碼頭，將已經上船的工人用麻繩縛手帶回警署，再拘捕區直之等3人。團地委已經通知國民黨請律師為區直之等3人辯護，不久罷工工人已經全部釋放回報館繼續工作，區直之等3人承認發動罷工。

結果，區直之判監4個月，於9月8日出獄遞解出境，蘇南判監兩個月，於6月1日遞解出境，梁九雖然無罪釋放，也要遞解出境。

區直之等於4月12日被捕，4月15日報紙己有判刑結果消息，當年港英的辦事效率可謂極速。

當時，中國共產黨內部文件以「K黨」一詞來代表國民黨，以「C校」一詞來代表中共。按資料，中共香港支部至1925年才正式成立，所以1925年前的活動應算是團的活動，不是中共的活動，所以區直之等3 人是按團的指示發動罷工。當時黨正利用國民黨的招牌作公開活動，所有黨團成員都要加入國民黨，區直之等3人當然加入了國民黨，發動罷工亦當然是以國民黨名義進行的。按龍少所看到的有限資料中，港英應不了解當時中共在港的活動，而國民黨在港也不是合法注冊團體。港英與孫陳兩人的關係，是支持陳炯明，對孫中山不滿，而當時港督司徒拔（史塔士，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1876-1947）更想孫中山死去。

這事件不只是工人罷工而已，報館上層也發動報變，背離陳炯明投向孫中山。1925年6月11日晚省大罷工前夕，港英查封《中國新聞報》，拘捕編輯人員，罪名是報道五卅運動，涉嫌在香港鼓動罷工和罷市。

表面看來，警方介入這宗勞資糾紛中，是政治上幫助了陳炯明，但縱觀港英處理勞資糾紛的手法，實是一貫以來的官商勾結行為。

這宗罷工是團早有的計劃，因區直之等3 人打著國黨招牌進行有關工作，所以國民黨給蘇南醫藥費和生活費共60銀元。而蘇南為何有醫藥費，是否與罷工有關，完全没安資料。

蘇南當年32歲，廣東新興出生，在港職業為木匠。1923年冬，中共粵區委派蘇南到香港去發展黨組織，任團香港臨時地委會計委員。1924年當選團候補委員，農工助理，隨時出席常委會，參加各部工作。並加入了國民黨，6月1日晚被遞解出境遣送廣州。到達廣州後出任團農委助理，協助中共黨員彭湃（1896-1929）開展工農運動。彭湃當時也是國民黨農民部秘書，他的農民運動也是打著國民黨招牌進行的。

區直之當年23歲，在廣州出生，團香港地委勞動委員，加入了國民黨，9月8日遞解出境去廣州。

梁九於1923年冬，與蘇南一齊由中共派到香港去發展黨組織，10月出任團香港地委委員長兼會計委員。

搜木匠工會時，亦扣押了張瑞成（1894-1927），他身上的名片銜頭是廣東全省整理紙幣會執行委員、廣州工會聯合會執行委員，及廣州國民黨第三區常委等，經調查後釋放。

張瑞成於是年初受中共命到港做團工作，1925年任中共香港海員工會特別支部書記。名片上的廣州工會聯合會應是廣州工人代表會，廣東全省整理紙幣會應是1924年時，廣東紙幣大貶值，粵當局無法整理，要求商民持鈔票到指定地點加蓋「維持省幣聯合會，民國十三年八月開始印驗」印戳。

 

官商勾結

早在1845年1月，港英頒布第一號法令《壓制三合會及其他秘密結社條例》，主要是要抑制幫會活動，卻間接抑制工人的組織工會權。當時港英認為組織工會就等於約束貿易的協議，限制自由競爭，是共謀犯罪行為。這法例的概念源自英國，用以保護資本家，是典型的官商勾結思維。

先看上世紀二十年代，港英的一宗官商勾結行為，據《華字日報》1923年10月18日報道，警方拘捕海味雜貨工業研究會職員，指他對某人「危詞恐嚇，令其不可開工侵奪其個人自由」。出事地點是一間海味店，沒有說明該店是否發生工業糾紛。但被捕者被指恐嚇，與區直之等發動罷工的指控相同，同是被指恐嚇，故龍少懷疑有勞資紛發生。文末一句「偵探現極注意該工會職員之舉動」，如此一件小事竟能請來警探，店主應來頭不少，有官商勾結之嫌。

再看1930年的搭棚業工潮，搭棚業一向有「探班就膳」的不成文規矩，行內散工可留在鋪內或到相熟的棚廠食宿。後來資方的行會定出新則例：無職守的工人不能在鋪內食宿，但工人不加理會，照舊探班就膳。

1930年8月10日晚，有工人到「合成棚廠」就膳，資方勸阻無效，老闆報警求助，警方到塲把一干人等帶返警署調查，工人認為資方理虧，破壞了數十年來的習慣，鼓動灣仔各棚廠工人湧到灣仔警署集結，人數達數百人以上。翌日搭棚工人陸續罷工，導致泥水和木匠不能開工。

其後，罷工不斷擴大，資方以工人不肯開工，又在鋪內食宿，長此以往，恐無了結，因此請求華民政務司署協助解決。華民政務司署以工人罷工違法，由警方派出幫辦率華探數人到各搭棚廠，驅逐不肯開工工人出鋪，警員將並6名工人拘捕帶回警署，因而激發正在鋪內吃飯的工人群情汹湧，將所有碗碟搗毁，拉隊前往中環荷李活道中央警署（又稱中區警署，大館）示威，要求釋放被捕工人，人群越聚越多達萬人，將中央警署包圍。結果警方被迫釋放被捕工人，示威工人始返回搭棚廠，宣布罷工。

這萬人包圍大館消息來自國內報刊，據人口統計資料顯示，1931年全港人口總數為849,751人，如果1930年全港人口與1931年相若，即是日大館聚集了全港八十份之一的人口，可見此新聞有誇大之嫌。但這事表面來看，仍有官商勾結嫌疑。

8月10日晚只是勸阻無效，資方已經能請警員到塲帶人回警署調查。及後出動幫辦率華探數人到棚廠帶人回警署。資方求助華民政務司署，警員即出動干預，這情況1922年海員大罷工時也如此，華民政務司署一向都是偏袒資方的，其官商勾結嫌疑行為更明顯。

1938年的中華書局工潮，官商勾結嫌疑更明顯。12月19日，當時在土瓜灣的中華書局廠門口站滿中西警員，因廠方要貼通告開除69名工會代表和工人，並勒令他們立即離港返上海。這樣就再次激發全廠工人進行鬥爭。

翌年8月7日，中華書局在數百警員的守護下，前往紅磡、九龍城，宋皇台和土瓜灣等地的4間宿舍，貼出布告：指本廠印鈔工作完畢，除留若干人辦理善後外，其餘工人給予兩個月工資作解僱費，及單程回上海旅費，工人拒絶遷出宿舍。

資方求助法院，法院判決工人必須於9月底前遷出。9月底，港英派警員以武力收樓。

只是廠方貼通告開除工人門口竟有中西警員，官商勾結嫌疑已不能避免，收回宿舍出動過百警員，更是無私顯見私。

再看另一宗傳聞，有人說反英抗暴導火線的新蒲崗塑膠花廠東主，與刑事偵緝處前總探長呂樂（1920-2010）相熟，故能有大批警到塲。但至今無法證實，但警方的行動卻令人生疑。

 

總結

鴉片戰爭是英國為英商利益而動舞，不是為全英國人民的利益，但口號卻是為英國人和自由貿易，因當時英國政權是由資本家所操控，直至如今也是。港英第一次賣地已經以極低價出售土地給怡和洋行，當時的官員都要睇英大班的面色。

以上事件都没有實據證明是官商勾結，但卻令人懷疑有此情況，在官商勾結下，資本家利益凌駕在市民之上。

1925-1926年的省港大工後，《工商日報》1927年6月9日的有一段新聞標題是〈警察注意工會活動〉，內容之一是「高懸國旗」，工會是否因此被注意，因而這事可能是政治事件。當時絶大部分工會都有國民黨或中共背境，帶有反帝色彩，是港英不能容許的。

綜合所有推測，這事官商勾結和政治成分都有，這是香港工運常見的情況。

（完）

 

龍少爺

24.1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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