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罷工與共產國際

 

省港大罷工與共產國際

 

前言

省港大罷工（下文簡稱大罷工）是支援上海市民的五卅運動的行動，形成滬省港三地聯合反帝運動，進一步是全國反帝運動，這時共產國際把全球革命重心放在亞洲，中國聲勢浩大的反帝運動自然成共產國際指揮下的全球革命的一部分。

這次全國反帝運動各地因應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不同，提出的要求略有小小分別，香港因是殖民地而有濃烈反帝反殖色彩，要求工人有參政權，立法機構有勞工代表。上海針對中外統治者，提出組織工會權來抗爭，北方多是反帝反軍閥反封建。

1924-1928年的共產國際成為蘇共權爭場所，斯大林先後擊敗不同對手，其他共產黨仿效其鬥爭方式。這期間共產國際策略和聲明是激烈的，但理論是貧乏和脫離各地實際需要和經驗。1924年蘇聯邀請義大利法西斯主者墨索里尼，出席蘇聯駐義大利使館的十月革命酒會，義大利共產黨向共產國際提出強烈抗議。

 

聲援

五卅血案爆發後，共產國際至6月7日才作出聲援，與赤色職工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聯合發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青島和上海慘案告工人、農民和全體勞動人民書〉，表示支持反帝反資鬥爭，要求所有外國軍隊從殖民地撤出，又擔心英美列強直接武裝干涉，指責資產階級國家精心策劃新戰爭危機。反斯大林的季諾維也夫發表〈上海事件的世界歷史意義〉。

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進一步的行動是，於6月17日致電阿姆斯特丹國際，要求一致募捐和開會商討援助中國。共產國際再致電法國、義大利、美國和其他國家共黨，呼籲以共同行動揭露帝國主義，並防止他們進攻中國，支持中國爭取獨立，組織抗議大會和進行募捐，口號是：1.帝國主義滾出中國；2.廢除有損中國尊嚴條約；3.取消治外法權；4.滿足罷工要求；5.立即將在上海、漢口、青島和其他地方槍殺學生的主謀與肇事者送交法庭審判。共產國際先後致電42個國家的工黨，代申公道。

蘇聯外交人員在這事上十分謹慎，不敢高調說出蘇聯和共產國際在這場鬥爭中做了甚麼，在這情況下，中國人在大大小小會議上，高喊無產階級大團結，也許有一兩位領導知道是空洞口號，但宣傳和鼓動工作一定要做，不能讓群眾的鬥志稍鬆懈下來，故空洞口號繼續喊叫下去。蘇聯共產黨對五卅慘案的反應更緩慢，直至6月11日蘇共中國委員會才開會討論，但即撥款五萬盧布給予支持。

蘇聯於6月11和12日在莫斯科舉行示威運動演說大會，全俄工會派代表到中國進行慰問。

上海總工會為了爭取歐洲工會的支持，於6月23日致電赤色職工國際、全俄職工總會、阿姆斯特丹國際（亞姆斯德丹工人協會）、英國工會聯合會、巴黎統一勞動同盟、捷克革命工會聯合會，感謝他們的支持宣言和電報。

 

收束罷工

上海的鬥爭維持了一個多月後商人開始復市，蘇共中國委員會於1925年7月28日開會，認為五卅反帝罷工在走向低潮中，下令「保證有組織脫離罷工鬥爭，最大限度地鞏固業已取得的成果。要提出據以可能更有利地結束罷工的具體要求。」「把結束罷工同準備進一步的鬥爭聯繫起來。」即是要結束五卅罷工，同時保障已得到的成果，但又要與新的進攻連在一起。

那省港大罷工是否也要結束，没有明確指示，省港大罷工有自己的反殖性質，與上海的鬥爭略不同。加上6月23日的沙基血案反英氛圍正盛大，難以收縮。在全國方面五卅罷工如要結束，各地都有自己的獨立鬥性和要求，也不是可以簡單地全面一齊收束，且這宗反帝運動没有統一指揮機構，全國收束也不是易事。

共產國際的指示不容許按自己的時間和地區特性來修改，以適應本身不同的需要。這時五卅的經濟問題表面解決了，政治問題仍未解決，各業罷工工人從8月底到9月上旬陸續復工。在政治問題無法解決下，又轉回經濟鬥爭。

8月國民黨組織北上外交代表團，成員有省港罷委代表，到北京推動北洋政府解決對外問題。這樣，罷工工人只要與港英當局解決了第三項條件即可復工（龍少無法理解這裡說的第三項條件是甚麼，從日後事件發展了解應是經濟問題）。從五卅運動發展的形勢來看，省港大罷工也應作收束的準備。國民黨有意結束大罷工，可是龍少找不到國民黨內部對收束罷工的討論。 

國民黨主要領袖廖仲愷8月被刺前後，五卅運動在北方各地已在不同壓力下，依次冒現低潮，廣東只是在孤軍作戰的情況，省港大罷工委員會（下文簡稱省港罷委）不知省港大罷工如何繼續下去，有意準備收束罷工，藉國民黨北上外交代表團，計劃將罷工所提政治條件交給代表團聯合全國去爭取，而省港罷委只與港英解決經濟條件便復工。但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一方面因港英還不願意以巨額金錢來解決罷工，另一方面廣州政府正在東征南討以統一廣東，須要以罷工來封鎖香港，切斷英國對反革命派的支援，好讓自己關起門來捉賊，所以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就作罷。

省港罷委於1925年10月1日發出通告說：「此時為提出解決罷工條件的時機已到，」前提是要答應我們條件。

省港大罷工仍在進行中，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運動向北擴大和深入。

1925年底，直魯聯軍直驅上海，控制了所有北部和中部海口，戰敗的直系殘餘朝不保夕，馮玉祥於1926年春去蘇聯，全國反奉的空氣濃厚。浙江孫傳芳進攻上海，上海罷工影響到了北方，唐山、天津皆發生罷工，此等地方是奉軍勢力範圍，同時上海造船廠和鐵路工人在上海總工會領導下活躍起來，奉軍為免除後方不穩，先給工人重拳出擊，決心要封閉所有工會。五卅罷工日資廠陸續解決，所剩只是英資廠，華資廠經濟鬥爭開始猛烈，鬥爭由對政治外罷工延伸至對內經濟罷工，五卅時資本家與上海總工會結為鬥爭伙伴，現轉為對立的勞資鬥爭，萌生要解散上海總工會的想法。於是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工賊等聯合一起向親共工人進攻。

到了1926年五卅罷工可說是結束了，但全國反帝反軍閥運動没有停下來，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上，國民政府的蘇聯顧問鮑羅庭說五卅運動需要停止罷工時，我們並没有停止罷工，商人開始瓦解時，工人就孤立無援。

蘇聯的布勃諾夫使團在廣州經過近一個月的考察，於3月在報告說：省港大罷工第一階段已勝利結束，現在是由戰爭向和平過渡。認為省港大罷工為國民革命帶來巨大好處，保證了廣州對香港的獨立性，加強了廣州經濟。但罷工拖得太長了，要結束，再拖下去會對自己造成嚴重威脅，給反對派有機可乘。結束罷工方法有兩種：一是與港英達成協議；二是利用國民黨的資金和力量，但具體辦法不清楚。總結指：省港大罷工現「一方面變成了同盟結業，另一方面變成了封鎖香港的手段，没有明確的發展前景，一旦發生內部磨擦，它可能成為對國民政府的一個威脅。」拖延下去會「使廣州的整個經濟形勢變得更加嚴重了，進而又使社會政治關係變得更加緊張了」，這是「對保留廣東革命根據地的一個實際威脅」。「即使沒有香港方面的貨幣賠償，結束抵制罷工也是不可避免的」。

布勃諾夫使團報告，指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存在著英國武裝干涉的危險，「國民運動應當竭力避免與英國發生軍事衝突」，而避免與英國衝突就必要儘快結束省港大罷工。

共產國際遠東局指，中共廣東區委的錯誤，是把應否要結束罷工，單以港英能否滿足罷工者的賠償要求為前提，。

在布勃諾夫報告影響下，共產國際東方部書記穆辛於1926年4月24日說：省港大罷工繼續拖下去，可能會人心散渙，造成香港和廣州的鬥爭激烈化，對目前的政治和軍事形勢不利，要作出妥協來結束罷工，盡量使罷工人損失減至最低。穆辛的憂慮是正常的，可是直至大罷工結束，工農和工商嚴重的大矛盾沒有浮現，工人和農民的小矛盾很多，罷工者和商界的矛盾都得到良好解決，人心散渙没有大問題出現。

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維經斯基強調工人的地位，指五卅運動開始時，學生和小資產階級，只是無產階級的中介和助手。在這情況下，工人爭取獨立鬥爭具有全國性，是一獨立的社會政治力量。工人與資產階級結盟進行反帝反軍閥鬥爭（國民運動），具有民族統一戰線性質。

蘇駐華助理武官羅加喬夫於4月28日，指「取消罷工的方針保證了商界對政府的支持。」

中山艦事件（三二○事件）前，中共、維經斯基和廣東區委就省港大工有嚴重分歧，中共和維經斯基讉責廣東區委不結束大罷工，罷工繼續下去一定失敗，中共領袖蔡和森認為把大罷工拖下去，是中山艦事件的起因，戈廿一難廣東區委激烈反對這批評。

1924年蘇共討論能否在一國內建立社會主義，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拉狄克結成新反對派，批判斯大林的中國政策，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7月季諾維也夫失敗退出蘇共政治局，10月蘇共十五大《關於反對派集團的決議》，宣告斯大林勝出。在斯大林提出的一國內建立社會主義前提下，就要結束省港大罷工。

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等在中國問題低估工人力量，過份相信蔣介石和汪精衛，用不斷革命論來否定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指這論說不是維護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理論，是官僚主義和反動的民族政策和理論。

蘇共十五大，托洛茨基指關於否定資本主義穩定和強化世界革命的政治主張是革命冒險主義，共產國際指托洛茨基是在內部反共產國際綱領的反對派，在外是共產國際的敵人。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爭浮面且公開。

共產國際擔心英國會因省港大罷工出兵中國。綜合來說，省港大罷工擴大了全國革命氛圍，造就北伐統一全國。

1926年6月廣州政府派外交部陳友仁等與港英談判大罷工，金文泰說「罷工已過去。」

中共於7月31日內部發出有關省港大罷工通告，指大罷工早已到了解決時候，這是政治罷工，港英在要威信下無誠意解決罷工，而中山艦事件後政局對港英有利，本是解決問題的時機。基於要解決這問題不能犠牲工人任何利益，罷工至今談判對罷工工人是不利的。8月8日在自己的刊物《嚮導》公開說：「罷工已早到了解決的時候了。」至此中國所有指導罷工者都認為要收束罷工。

但歷史進程所見，大罷工落幕後，工人一無所得，小部分工人無法復工成失業者，損失了經濟利益，所謂不能犠牲工人任何利益是空話。擴大來看工人的經濟損失，換來集中政治和軍事力量北伐，正是犠牲小我完成大我。

鮑羅庭於9月，說「一旦來自江西和福建方面的威脅消除就結束省港大罷工」，認為需時要一個月時間。 這時革命氣氛更高漲，港英仍未讓步，值得收束嗎！主席說：「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同年10月北伐誓師。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後，中共又一次準備收束罷工，因東江和南路均已收復，廣州政府要準備北伐工作，如果港英接受相當條件，亦可復工，故當時廣州政府派出重要官員到香港，作非正式的探詢；香港亦曾派出重要官員到廣州，非正式的表示要將罷工條件分為政治和經濟兩部分來解決，廣東方面答應如經濟要求原則上得到承認，分開亦可以；後來港英指商店倒閉無業可復，完全復工有困難。廣州政府表示可以作出相當讓步，但因國民黨二大後政局有新的變化，反共派紛紛回廣東，港英因而有新的希望，故遷延解決大罷工，廣東區委亦有意維持大罷工，認為聚集廣州的罷工者有近五六萬人，能營造濃厚革命氛圍，有利鎮壓反共派，所以第二次準備收束罷工的計劃又作罷。

 

轉機

省港大罷工曠日持久下，共產國際遠東局認為罷工工人在生活無保障下會產生失望情緒，罷工難以繼續下去，且罷工對廣州政府做成一定困難。這時英國總領使向北洋政府下最後通牒，要求撤走封鎖香港的工人糾察隊，遠東局靈機一觸，認為這是有體面結束大罷工的方法，以糾察隊全撤來結束杯葛英國運動，又可以不瓦解廣州政府的革命建設。維經斯基建議向廣東資本家籌一筆錢來遣散罷工工人，達東局的拉菲斯反對說，這樣做是無法鞏固革命成果的，鮑羅庭無意見，主張繼續堅持省港大罷工下去。

遠東局代表與中共和廣東區委開聯席會，維經斯基指在福建的陳炯明威脅仍在，要解決了這問題才可結束大罷工，拉菲斯指北伐軍已迫近武昌，杯葛英國運動已擴展到全國，可減低陳炯明軍事的影響。鮑羅庭指維經斯基是取消主義和失敗主義，要維護廣州政府的威信。拉菲斯認為開徵二點五稅能把廣州政府脫離困境，結束大罷工能把反英運動推向新的鬥爭上。

拉菲斯於1926年12月在莫斯科給共產國際作報告說，「我們在這裏確信，莫斯科對廣州內部生活知之甚少。」批評鮑羅庭等人工作有布朗基主義（法文Blanquisme）傾向，忽視資產階級。遠東局認為鮑羅庭強調工農聯盟本是對的，但不適合現今政治環境，後來鮑羅庭糾正了。遠東局指北伐能集結五花百門的社會力量。遠東局認為中共要堅持代表工農。

布朗基主義強調社會主義革命，是由相對少數的高度組織化革命家密謀進行，在奪取政權後，革命者應以國家的力量來推行社會主義。布朗基主義被認為是一種特殊的「政變主義」——即認為政治革命應該採取政變的形式。馬克思指這是極左翼冒險主義的代名詞。

早於1925年11月，金文泰在港督府面見一位李將軍，得知廣州情況，肯定汪精衛、伍朝樞、傅秉常和宋子文等要員不是中共黨員，且知蘇聯只是以金錢和軍火支援廣州政府，二者無從屬關係，且關係不是牢不可破的，認為在利益前提下廣州政府可能會與英國合作。金文泰暨有這美好的想像，就努力進行改善港穗關係。

同月11日金文泰藉在香港大學畢業典禮發言，發出和解信息，談及省港大罷工，表示「廣東當局應重新考慮其立場，向香港方面再次伸出友誼之手。假如他們做到了，我們將熱烈歡迎，並盡全力真誠合作，以彌補杯葛所帶來的傷害。」呼籲港穗應重拾友誼，並將講詞發給廣州政府親英的伍朝樞，又透過港商曹善允接觸伍朝樞，邀約見面，又與另一親英的傅秉常直接通信，拉攏人脈關係。有論者指這伸出友誼之手，或許是外交詞令，但從金文泰接下來的行動又不是。

部分英商亦表示，「願意容納廣州罷工工人條件」，認為「無論香港政府誠意與否，除一面密電英國殖民地大臣報告外，擬直接由英商會選派委員赴廣州罷工會接頭磋商」。

穗港官方無行動下民間則來來往往，廣東四商會於11月9日商討解決罷工辦法，定每間會派出2人各處徵求意見，再開大會討論，會上推舉劉東江為代表，赴港接洽解決罷工。

 

總結

共產國際要收束大罷工，但帝國主義没有停止壓迫中國，中國工人仍在自發舉行鬥爭，這些鬥爭以經濟為主，也有不少政治鬥爭，可見共產國際如拉菲斯所說不了解中國政經社，卻硬要中國人聽他們的指揮和安排。回頭看共產國際要孫中山與吳佩孚合作，孫中山與他們週旋軟硬兼施，結果是取得蘇援用來北伐，把吳佩孚擊敗，最後國民黨統一全中國。

在共產國際安排下，省港大罷工是用工運來包裝的民族運動，綜觀整個共產國際的活動，是為蘇聯爭利益的，省港大罷工也不例外。

整個大革命，共產國際高估了國民黨和資產階級，低估了中共和工人階級。故有人質疑共產國主張由資產階縓領導國民革命，提間仍要階級鬥爭，時任總書記的陳獨秀以中國國情質疑共產國際的策略，可算是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先導者。

（完）

 

龍少爺

06.0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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