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糾正省港大罷工的歷史錯誤
開場白
1956年台出版了一本先總統蔣中正的《蘇俄在中國》，實質是陶希聖等執筆，後有英日韓各文字版共13個，香港公共圖書館有中英文版，不外借。該書第43頁註有省港大罷工內容，共有四行字，錯誤多多。
先談第三句起「廣州的總工會發起對香港的罷工，及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原由廖仲愷領導，而實際為共黨分子把持。」
看到「廣州的總工會發起對香港的罷工」一句，就啞然失笑，我們要知省港大罷工不是全廣州工人參加罷工，只有廣州的洋務工人參加罷工，其餘各業工人仍在工作崗位上工作。廣州的罷工者不是針對香港而罷工，是針對英巡捕在上海的屠殺。深入來看，罷工的只是在沙面和東山的洋務工人。
按「廣州的總工會」一句，應是指廣東省總工會，因當時中國沒有廣州總工會，只有廣東省總工會在廣州。該會成立參閱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的《中國勞工運動史》（一）第二編第四章五（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主編是陸京士，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該書（二）第三編第二章第四節專章記述省港大罷工（粵港罷工案），第三章也有省港大罷工資料，全部没有隻字提及是這會發動或參與。
繼續談指廣東省總工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上書（二）第三編第二章五記述省港罷工委員會，沒有隻字提及是這會有份成立的。再看當年出版的《工人之路特號》，廣東省總工會沒有一人在省港罷工委員會內任職，它怎會是成立者。而廣東省總工會是傾向反共的，或如上書（二）第三編第二章五所說，國民黨人不想對英作戰出現分裂，故不與中共爭位。省港罷工委員會為共黨分子把持這一句就正確，國內學者會用「領導」一詞。
蘇維埃
讀到第二行尾「共黨認為這一罷工委員會，等於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工農兵蘇維埃”，」及最後一句「共黨把這種組織當做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就問題更大，據現已公開的共產國際檔案，當時共產國際認為此時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故要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國民革命，不准中共組織蘇維埃，連宣傳也不可以，故指罷工委員會等於蘇維埃是大錯。
從實質來看罷工委員會是純工人組織，工農兵蘇維埃是工人、農民、士兵各自的蘇維埃聯合組織，兩者成員完全不同，怎可說是等於。蘇維埃是進行奪權的工具，如中共成立蘇維埃，即是向共產國際扶持的國民黨廣東政權進行革命奪權。這樣共產國際就有如老頑童周伯通，在練絶技左右互搏，自己打自己，任何一方勝出都是自己的勝利，正是阿Q精神「我沒有輸」，是絶妙的無厘頭喜劇。
龍少正準備出版省港大罷工百年文集《及鋒而試》，會有專文談罷工委員會與蘇維埃，不在此詳說。
當時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一心想領導中國工人階級進行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遭以無產階級專政為遠景的共產國際嚴厲批評，又是無厘頭喜劇。
總結
綜合各方意見，《蘇俄在中國》是政治宣傳品，龍少認為不能視為史實資料來使用，省港大罷工組織者鄧中夏的文章也多是政治宣傳品。近日要深入研究省港大罷工，細看《工人之路特號》和五卅史料的書籍，發現問題多多，以集會人數來說，五卅史料書編輯了某一集會資料後，同時指出當日不同的報刊的出席人數有差異，數值是千位數與萬位數之差，手民之誤還是有意誇大，現已無法核查。
《工人之路特號》錯字很多，內容大部分是政治文宣，小部分是失實跨大。如報導某團體借全總地方舉行大會，出席人數有千餘二千人，當時全總地址是現今是全總遺址博物館，龍少剛去了現場參觀，怎能容納千人開會。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謹記胡適的話：「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國內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共有60多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2002），主編黃修榮，副主編馬貴凡、王德京。有關省港大罷工資料在1-14卷。網絡上有「中文馬克思文庫」，內有很多省港大罷工原始文件，容易使用和閱讀。
最後試以省港大罷工文宣方式，以口號押尾結束本文。
口號
爭取在當眼處建立工殤紀念碑！
在大圍建立沙田血案紀念碑！
（完）
龍少爺
02.07.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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