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力與乙未廣州起義

圖片由香港中國文化協會轄下中山圖書館提供

苦力與乙未廣州起義

1895年（農曆乙未年）香港剛經歷完鼠疫。2月，日軍挾甲午海戰餘威，攻陷威海衛，清政府派李鴻章（1823-1901）赴日議和。孫中山（1866-1925）已立志推翻清政府。

2月21日，孫中山在香港組織“香港興中會”。總辦為沙宣洋行（沙遜洋行，David Sassoon & Sons Company）副經理楊衢雲（1861-1901），當時會員有楊衢雲、陸皓東（1868-1895）、西醫鄭士良（1863-1901）、西醫陳少白（1869-1934）、謝纘泰（1872-1938）、世家子黃詠商（？）、香港楊耀記少東楊鶴齡（1867-1934）、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書記尤列（1866-1936）、牧師區鳳墀（1847-1914）、周昭岳（？）、日昌銀號東主余育之（？）、牙醫徐善亭（？）、會黨首領朱貴全（？-1895）、會黨首領丘四（？-1895）、會黨首領吳子才（？）等。總機關設在中環士丹頓街（Staunton Street）13號（今永善庵），門口掛上“乾亨行”招牌。

朱貴全曾任職香港船塢漆匠[1]，是香港興中會的工人會員。

3月1日，孫中山拜會日本駐香港領使中川恒次郎（？），請其通過日本政府援助興中會武裝起義。中川恒次郎以本身職務只從事通商貿易，與政治工作完全無關，故甚困難，推却了孫中山[2]。當時正值中日交戰，孫中山為何在此時刻拉攏日本來推翻清政府呢？接着孫中山又拜會德國駐香港領使克納普（？）[3]。

3月13日，興中會在乾亨行召開會議，商討武裝起義推翻清政府計劃，決定於10月26日農曆乙未年九月初九重陽節發動起義，利用廣州近郊鄉民於重陽節入城祭祖掃墓的機會，“僱用”100名敢死隊混在人群中，乘機進入廣州城內發難，以奇兵突擊佔領廣州，爭取各方響應。起義行動由孫中山在廣州直接統籌，聯絡國內各路力量，指揮廣州軍務；陳少白、鄭士良、陸皓東負責聯絡與及招募廣州地區志士；黃詠商、楊衢雲在香港負責募集經費、購買軍械及招募義士等工作，謝纘泰負責聯絡香港新聞界，加強對外宣傳，爭取外國勢力的支持[4]。

3月16日，興中會再在乾亨行召開會議，決定挑選3000名健兒，由香港北上襲擊廣州，通過以陸皓東設計的青天白日旗為國旗，取代清政府的黃龍旗[5]，以“除暴安良”為口號，以紅帶纏臂為聯絡暗號，事先擬定討清檄文、安民佈告及英文對外宣言等。

美國檀香山及日本橫濱興中會會員：鄧蔭南（1846-1923）、宋居仁（1854-1931）、何漢（？）、侯艾泉（？-1895）、李杞（？-1895）、夏百子（？）及陳青（？）等，亦分別來港參加行動。這批人到港後，由黃詠商出資，租中環威靈頓街15號全座作為大本營[6]。侯艾泉、李杞兩人是檀香山僑工。

孫中山偕鄭士良、陸皓東、鄧蔭南等北上廣州，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從秘密和公開管道進行起義籌備工作。首先成立興中會廣州分會，機關設在廣州雙門底王氏書舍（今北京路青年文化宫）。王氐書舍又稱王家祠、雲岡別墅。

為了便於容納往來同志及貯藏秘密文件和武器，孫中山又在廣州東門外（中山路附近）鹹蝦欄張公館、雙門底聖教書樓後禮拜堂增設分機關。鹹蝦欄張公館由陸皓東駐守，聯絡各方同志，製造炸藥。

楊衢雲在香港購得的軍械偽裝為膠泥貨物，從香港運往廣州到聖敎書樓貯藏，由司事人王質甫（？）收貨[7]。

此外又在廣州珠江南岸立小機關數十處。在洲頭咀設立炸彈製造所，由美國化學師奇列（？）負責；建立炸彈隊，由陳青（？）負責；又購置小火輪作為運輸工具。

楊衢雲在香港招募退役清兵、工人組織軍隊。立法局議員何啟（1859-1914）起草英文宣言，朱淇（？）起草中文《討滿檄文》[8]。

謝纘泰在香港英文報刊進行宣傳活動，爭取到《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又名《中國郵報》）編輯黎德（Thomas H. Reid，？）與《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記者鄧勤（Chesney Duncan，？）支持興中會。黎德答應爭取英國政和人民支持起義。何啟雖然不是興中會會員，却擔任孫中山、楊衢雲的幕後軍師，在報刊發表《新政論議》，宣傳革新中國主張，間接為起義製造輿論[9]。

籌集經費方面：陸皓東更變賣家中田地房產籌款作革命經費。黃詠商將蘇杭街洋樓1棟放盤，賣到8000元，全數捐出作軍費。鄧蔭南變賣自已在夏夷的財產，得到1萬數千元，回國追隨孫中山，余育之亦捐出1萬數千元[10]，檀香山華僑亦有捐款，孫中山其兄孫眉（1854-1915）亦捐資不少[11]。

4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其中主要內容是：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和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両；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本在通商口岸設領事官；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和輸入機器。這個條約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救亡圖存的運動在中國掀起了高潮。5月，康有為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餘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運動，反對清政府同日本議和，主張遷都抗戰、請求變法，以圖中國自強。

8月，中國發生多宗敎案，福建古田縣發生“古田敎案”， 殺死英國傳教士11人，傷5人，焚燒房屋兩幢。顯示百姓與清政府的矛盾已激化成劍拔弩張之勢。歐美國家就此責難清政府。

8月27日，起義準備工作大體完成，興中會將乾亨行關閉[12]。

8月29日，香興中會在杏花樓舉行會議，放棄孫中山原來“外起內應”計劃，決定改為“分道攻城”。第一路由楊衢雲統領香港突擊隊；第二路由孫中山統籌北江、西江、汕頭、香山、順德的支援隊3000人，在廣州集結；第三路由鄭士良、鄧蔭南、陸皓東招集並統領新界、新安及廣州的會黨、綠林、民團。會議商討起義成功後“臨時政府”的政策大綱。

杏花樓位於上環水坑口（Possession Street）附近，於1846開業。

9月，改革派的譚嗣同（1865-1898）等紛紛組織學會，全國各地學會林立，孫中山藉機在廣州組織“農學會”，以研討農桑新種植方法為號召，公開籌募經費，作為起義軍餉。邀得廣東著名官紳支持，迅得發展了數百人入會。農學會設在王氐書舍，掩飾興中會的活動[13]。

9月30日（農曆八月十二日），黃詠商因事辭總辦職務，興中會召開會議，選舉新會長。會前，鄭士良、陳少白等議定推舉孫中山為會長。會上，謝纘泰力爭推舉楊衢雲出任，孫中山考慮到起義前不應引起黨內糾紛，說服鄭士良等，選楊衢雲為會長[14]。此後造成兩派矛盾，幸没有做成分裂。

孫中山命清海軍鎮濤艦管帶程奎光（？-1895）負責聯絡海軍（水師）官兵；鄭士良聯絡廣州、花縣、英德、清遠等地會黨；李杞、侯艾泉聯絡香山、順德等縣綠林策應；聯絡廣州一帶的退役清兵（遊勇）、防營，潮、惠等地的會黨。

10月初，楊衢雲命朱貴全以替兩廣總督招募“兵勇”為名，以每月餉銀10元誘騙市民報名，充當“突擊隊”[15]。清代稱臨時招募的士兵為“勇”，因以“兵勇”泛指軍人。清代軍服胸前都有一個“勇”字。

朱貴全是會黨中人，他要招募兵勇，當然使用他的會黨網絡。但是，早在是年3月14日，港英下令散仔館注冊，引致工人罷工。罷工結束後，散仔館東主到潔淨局（後稱市政局）辦理注冊^[16]。港英一向密切注意三合會的活動。罷工後更計劃加緊管制。當年，人力車夫罷工導致騷動，港英一個委員會針對工人俱樂在罷工扮演的角色，建議所有俱樂部和團體都要註冊[17]。在這種情况下，朱貴全的活動當然會引起香港警局的注意，即時得到情報，有數名三合會會員正在香港招兵買馬，密謀回廣西生事，港英經過調查，没有進一步發現[18]。情報內容有小誤差，乙未廣州起義後，港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1836-1912）根據署理助理輔政司（Acting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ny）包德利（卑利，F. J. Badeley）備忘錄，上呈殖民地部大臣的報告中，指生事地點是“廣西”，同一報告中，接著下來的內容則描述發生在廣東的事情，為何如此，有待進一步研究。

10月18日（農曆九月一日），孫中山率部份起義隊員潛入廣州[19]。

孫中山接到電報，稱汕頭、西江兩路軍中途受阻。孫中山認為，既然汕頭、西江兩路軍不能依約到達，餘下的部隊只能孤軍作戰，起義己呈敗局[20]。

兩廣總督譚鍾麟（1822-1905）從不同渠道接收到情報，都是說廣州將會有暴亂發生。港督知會兩廣總督，有人在香港招募隊伍前往廣西，恐怕對英國商人業務不利。立法局議員韋寶珊（韋葆山、韋玉1849-1921）通知兩廣總督，指廣東的“闈姓”賭博，“博獲有彩金，恐事發大受損失”，請其戒備。

“闈性”是一種賭博，亦稱“卜榜花”，以科舉制度為博彩的形式。在科舉考試前，由莊家（票局）列出猜買條例，以入圍參試的士子姓氏為賭，猜得中舉的姓氏最多者獲彩金，莊家以買彩銀両的總額半數或55%作為彩金，分頭彩、二彩、三彩幾等。

一大群起義部隊聚集在廣州等待起義，他們支取了起義僱傭費，閒在廣州等候命令，賭博是他們的娛樂消閒之一。這筆錢一起投放入闈姓賭博中，即時影響總彩池。在香港的韋寶珊也發現情况有異，與港督想法相同，恐怕影響英國人的生意，直接影響自已的生意。他們尚未知道是與興中會有關，行動是要推翻清政府。

根據葡國駐廣州領使祈斯寶（Cresspo，？）給澳督的公函說，當時廣州已傳聞“將有革命出現，而沙面將會攻擊”，祈斯寶則較準確地認為，這次革命是幫會分子針對兩廣總督的行動[21]，但尚未知悉是興中會的活動。

南海縣巡勇管帶李家焯（？）稟告譚鍾麟，“得諸道路所傳孫文舉義之事”。譚鍾麟認為“現在承平，未必有人敢在省垣重地謀亂”，在古田敎案陰影下，認為“孫文為敎會中人，萬一出錯，交涉隨之，反為所噬”。因此，譚鍾麟要李家焯不可魯莾行事[22]。

10月25日，朱貴全已招募了約400名苦力報名當兵勇，每名苦力給予5仙作為食用，並答應先再發1元作為盤川，搭船北上廣州[23]。

10月26日（農曆九月初九日）黎明，興中會招集的軍隊、民團、會黨首領齊集廣州總機關，等待進攻的命令，並領取槍械，但香港一路卻始終未到。

8時，孫中山接到楊衢雲從香港拍來的電報，告知“貨不能來”，暗指軍械無法運到廣州，香港起義人員也因故需推遲兩日方能出發。陳少白說：“凡事過了期，風聲必然走漏，再要發動一要失敗的，我們還是把事情壓下去，以後再說吧！”孫中山同意。於是將軍餉分給各路首領，讓他們帶隊回原地待命[24]。

下午2時，孫中山覆電楊衢雲“貨不要來，以待後命”。孫中山和區鳯墀一起出席王煜初（1843-1902）牧師娶媳婦的喜宴[25]。

然而，這時兩廣總督進一步得知興中會即將起事的情報。興中會會員朱淇（？）負責起草的討滿檄文，其兄發現朱淇是興中會中人，擔心牽連自己，竟用朱淇名義向李家焯（？）自首[26]。

兩廣總督接電報，立即組織1500餘名清軍進入廣州城內，按情報到興中會各機關搜捕起義者。

陸皓東得悉清兵正四出搜查興中會的機關，勇於承擔責任，視死如歸，立即冒險前往雙門底興中會部，銷毁聯絡名冊和機密文件。就在這個時刻清兵掩至，拘捕陸皓東等[27]。程奎光、程懷（？）、程次（？）、程耀臣（？）、梁榮（？）等5人先後被捕。

孫中山得悉清兵的四處搜查興中會的行動，通知陳少白乘夜船返回香港，自己與鄭士良一起處理善後事宜，銷毁興中會名冊和重要文書，督促部屬隠藏武器[28]。

楊衢雲接到孫中山來電前，已將軍械用5個大箱偽裝成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砵蘭，Portland）市士敏土（英坭、紅毛泥），委托廣興源棧運往廣州[29]。再且，10月27日正好是星期日，廣興源棧早在26日已安排貨物搬運上27日開往廣州的“保安輪”上，27日星期日寫字樓休息，如果將貨物取回，必會引起他人注意，暴動機密，只好仍安排朱貴全、丘四等於第二天（27日）晚上，率起義部隊乘船北上廣州[30]。

在兩廣總督的奏折中，指楊衢雲的軍械有7箱裝，港督的報告則指軍械有5箱，現暫無法釐清。

10月27日，香港督察（包德利備忘錄原文字眼為“Inspector”）士丹頓（Stanton，？）知悉有人招募到約400名苦力，並將於當晚乘搭“保安輪”去廣州。士丹頓即以電話將情報知告警司，並親往碼頭調查[31]。

士丹頓抵達碼頭，發現約聚集了600名苦力（包德利備忘錄原文字眼為“coolies”），他們因無錢支付船費被趕絕,下船。數量超出情報中人數二分一。經盤問後，苦力供出他們都是由朱貴全（包德利備忘錄原文名稱為“Chu Ho”），代沙宣洋行買辦替省城招募的兵勇，每月餉銀10元，兩日前每人已經領取5仙作食用，並答應再發給1元作盤川往廣州。正當盤問間，朱貴全、丘四和兩名男子共4人抵達碼頭，朱貴全、丘四攜帶有銀元1袋，內有900元，是楊衢雲給予他們的，到碼頭發給每名苦力1元作盤川。此時大隊警員奉警司命抵達碼頭，登船搜查軍械，同時亦對在場的600名力進行搜查，檢查是否藏有軍械，結果一無所獲[32]。

士丹頓向保安輪船主查詢，保安輪船主指出，他早已知悉這批人是招勇。他的立場是，誰人能付船費即准登船，他並不計較登船人數。將該袋900圓交給了該輪船買辦，待船開航後，再發給這批苦力。結果，包括朱貴全在內，約有400人登船往廣州[33]。

當晚10時，士丹頓再接獲情報，指楊衢雲向同德號購買了大批軍械，並已藏在保安輪運往廣州。士丹頓立即向警司報告，該警司馬上電告英國駐廣州領事，並通知九龍海關[34]。

開往廣州的保安輪乘客中有1名華籍警長。警長回港後向上司報告：“兩名苦力向他透露，輪船離開香港以後，Chu Ho告訴他們在船上藏有左輪手槍，待輪船抵達廣州即行分發，一旦首領下令即加使用。聽到此事後，許多招勇表示，他們是政府招募的兵勇，決不參加執行剛才向他們披露的計劃[35]。

船上雖有起義軍400餘人，但分裝在7個箱內的左輪手槍和子彈都被其他的貨物壓在底下，無法取出來武裝自己。

譚鍾麟得悉起事中人有敎會人士，為安全計，密令道台王存善（1849-1916）會同外籍牧師香秉文（？）到碼頭。香秉文暗中將消息通知王質甫，王質甫立即離開廣州前往韶關[36]。

保安輪抵達廣州，李家焯己帶兵在碼頭守候[37]。朱貴全、丘四等見狀暗中潛逃上岸，被在岸上守候的清兵拘捕，先登岸的45名苦力亦同時被捕。後登岸的苦力見狀立刻將紅帶等標記毀棄，避免被捕[38]。

廣州海關搜查廣州雙門底聖敎書樓，搜出長短槍600枝，拘捕開設人左斗山（？），左斗山後得美國領使保釋[39]。聖敎書樓司事人王質甫得到香秉文的通風報訊安全離去 ，他有没有將這個消息知左斗山呢？左斗文是勇於就義，還是被王質甫在惶恐中，只顧自己逃命，忘了通知左斗山呢？

10月28日，兩廣總督發電報給廣興源棧，通知該棧楊衢雲托運的貨物藏有軍械，並巳將該棧在廣州的合伴人拘捕，要求廣興源棧東主通知港英警局，懲處寄貨人楊衢雲[40]。

士丹頓再從一名線人So Ku（中文姓名不詳）處獲得更詳細消息。So Ku曾被朱貴全邀請協助替清政府在香港招勇，餉銀每月10元。So Ku經答應協助，並且報名參加招勇行列。直至10月27日下午8時，So Ku再次與朱貴全在皇后大道184號會面，朱貴全告訴So Ku，今次招勇的真正目的，是攻打廣州政府，到時將會有3000名織布工人，另有2000人從澳門前往廣州會合。So Ku即獲得分派紅帶1條作為標記，另有口哨1個，並獲知口號是“除暴”和“安良”，更知悉手槍已藏在保安輪運往廣州途中。So Ku得知真相後，拒絕參與起義行動[41]。

廣東按察使衙門懸賞通緝孫中山、侯艾泉、李杞等10人。

侯艾泉、李杞奉命即把香山隊伍撤離廣州，兩人安然逃離廣州。侯艾泉、李杞在外地被清兵逮捕殺害，當時兩人均年約50歲。

11月1日，兩廣總督透過英領事，要求港督將此次謀反的主謀：孫中山、楊衢雲等押往廣州。港督認為他們是嫌疑政治犯，故此沒有答應兩廣總督的要求[42]。

陸皓東被捕後，孫中山專程去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要求美國領使出面調停，他還找了陸皓東任職的電報公司出面作證，說他只是這個公司僱用的一個學生”，不會當真從事造反活動。於是，美國駐港領使親自到關押陸皓東的南海縣衙斡旋，並且說陸皓東“係耶穌教徒，向充任上海電報局翻譯員，絶非亂黨，伊可為之保證。”[43]可是，陸皓東視死如歸，寫下供詞，直認與孫中山合謀推翻滿清政權，但没有供出其同志。更在供詞中慷慨陳詞：“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殺盡殺。”南海縣官員出示陸皓東的供詞，理直氣壯的拒絶了美國駐港領使的要求[44]。

事後，清政府通緝孫中山、楊衢雲、陳少白、魏友琴（？）、侯艾泉（？）、鄭士良（1863-1901）等16人，港英頒佈對孫中山、楊衢雲等驅逐令，孫中山偕陳少白、鄭士良東渡日本流亡海外。

11月7日，陸皓東、朱貴、全丘四等被押赴刑場處決。隨後，程奎光病死獄中。另一說程奎光被打600軍棍後犧牲。

捕的程懷、程次、梁榮等在鹹蝦欄被捕，自辯在該處當傭工，且狀似工人，得到官吏釋放。

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間道澳門，經香港與陳少白、鄭士良東渡日本；鄧蔭南、黃詠商赴澳門；楊衢雲先到印度，後又轉至南非。香港興中會總部無形瓦解。

（完）

龍少爺

14.11.2011

---

[1]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67-69頁。

[2] 《中山文史》第56輯：載：http://www.zsnews.cn/zt/zszx/2005/06/07/505250.shtml。

[3] 黃宇和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568頁。

[4] 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中下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頁。

[5] 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一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26頁。

[6] 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中下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頁。

[7] 馮自由著：《聖敎書樓》，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一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23頁。

[8] 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中下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頁。

[9]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4-77。黃宇和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558-567頁。

[10] 馮自由著：《黃詠商略歷》、《鄧蔭南事略》、《余育之事略》，載：《革命逸史》，上冊，第一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17-44頁。

[11] 馮自由著：《黃詠商略歷》、《余育之事略》，載：《革命逸史》，上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頁。

[12]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4。

[13]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4-69頁。

[14]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8。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頁。

[15]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2頁。

[16]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12頁。

[17] 〔英〕喬•英格蘭（Joe England）、約翰•里爾（John Rear）合著，劉進文、唐振彬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社，1984，第131-132頁。

[18]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2頁。

[19]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9。

[20]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9。

[21] 霍啟昌著：《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27頁。

[22]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9。鄒魯：《乙未廣州之役》。

[23]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2頁。

[24]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9。陳少白：《興中會革命史要》。

[25]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9-81。

[26] 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22頁。

[27]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81。

[28]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81。

[29]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4頁。

[30]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9。

[31]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2頁。

[32]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2-123頁。

[33]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3頁。

[34]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3頁。

[35]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3-124頁。

[36] 馮自由著：《聖敎書樓》，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一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23頁。

[37]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80。黃宇和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582頁。

[38]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4頁。

[39] 馮自由著：《聖敎書樓》，載：《馮自由著：《革命逸史》，上冊，第一集，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23頁。

[40]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4頁。

[41] 劉永蜀：《英國殖民地部檔案中有關辛亥革命的資料》，載：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3頁。

[42] 霍啟昌著：《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18頁。

[43]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82頁。

[44]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