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招商局史看資本主義運作之二
徐潤與招商局
前言
資本主義的弱肉強食，從大資本家徐潤（1838-1911）一生可見，從紅極一時的掌握經濟話語權大資本家（巨賈），變為負債累累的失敗者，是咎由自取，但沒有自省。他人生多變，除二進招商局，有多個不同身份，如清末最大的茶葉出口商、地產大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創始人之一，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第一家機器印刷廠，他還參與創建與經營了中國第一家機械化的大型煤礦……，失敗數年後尚有大批錢作投資。這數年他如何再積累資金，可算是一個神話，用現今法治來看，他創造這些神話時，可能做了不少犯罪勾當，但當時是常態，或可簡單說，如果真正的憑良心辦事，就沒有今天的資本主義繁榮，下文我們談一談這一切。
徐潤於1838年出生在廣東香山（今中山）北嶺鄉，字潤立，後改名潤，號雨之，別號愚齋。先世居河南陳留，輾轉落戶香山，1852年（咸豐二年）初14歲，告別老家，隨叔父到上海，進入英資寶順洋行（顛地比爾洋行，Dent, Beale & Co.），任絲、茶、棧務等職，19歲獲准上堂幫帳。24歲時升為主帳，督理職務。徐潤升任主帳數個月，寶順副總買辦曾寄圃（？）突然去世，徐潤接替副買辦之職。
1852年，寶順大班愛德華•韋伯（Edward Webb，？）任滿回國，臨行前告訴同事說：上海地產必大有作為，如虹口揚子江路至黃浦區十六鋪地段最妙，待南京、河南、福州、四川等路接通，新老北門（在人民路河南路交界）直北至美租界（在虹口蘇州河北岸）各段路，要傾囊投資。接替韋伯的新大班希厘甸（？），也對徐潤表達了類似的說法，這就啟發了他對房地產業能創造巨大利潤的認識。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增開天津、煙台、牛莊等北部沿海口岸和長江沿江的漢口和九江等口岸，共有16個。寶順以買辦為先導，在煙台、天津、牛莊、漢口、九江等地設立分行，徐潤的職務升至總買辦。他也經常受大班指派遠赴各口岸開拓業務。
任職買辦時，於1859年與人合資開辦紹興號，包辦洋行的絲茶棉花生意，兩年後停業，再合股開辦敦茂錢莊，三年後結業。1860年在温州合資創辦辦潤立生茶號，1861年任寶順副買辦，1862年合資開辦寶源絲茶土號，經營絲綢、茶葉、煙葉及鴉片。1863年捐資得員外郎銜，1864年合資辦協記錢莊，1866年主持洋務的李鴻章（1823-1901）上奏得四品銜，1868年離開寶順，自立做茶葉生意，1871年協助兩江總督曾國藩（1811-1872）辦理幼童出洋留學，成員有鐵路工程師詹天佑（1861-1919）和海軍艦長鄧世昌（1849-1894）等。這時有投放資金在旗昌和公正等輪船公司。
徐潤還在中越邊境河口、雲南寧州（今華寧縣）各處合資開福德泉、永茂、合祥記，和汪乾記合辦茶務，設立立順興、川漢各貨號，搭本元昌綢莊、成號布莊等。離開洋行後，徐潤自立寶源祥茶棧，被稱為近代中國的茶王，茶葉出口之王。
1868年（同治七年），徐潤離開寶順，結束了長達十餘年的洋行工作生涯。在上海開設寶源祥茶棧，在數個產茶區增設茶號。他因此賺取了豐厚的資本，並開始不以合資模式營商，改為獨資進軍地產業。
地產業
上海互市後百業興旺，萬商雲集，由荒塚之地，變成繁華之都，因而地價日益飛漲，徐潤的地產投資利逾百倍。他在上海所建的「愚園」寓所，以自己的別號命名，也就是今日上海靜安區和長寧區內愚園路名字的由來。徐潤不僅在上海，還在天津、塘沽、廣州、鎮江等口岸進行大手筆的房地產投資。
他早在洋行當買辦時，便表現出在地產業上頗有大志。隨著職務的提升和佣金的增多，徐潤私人積蓄日多，開始投資自己的房地產。不過由於財力單薄，此時他主要還是合資。先是與伯父徐鈺亭（？）以四萬八千両合購餘慶里（不知在那，上海今有餘慶路）。1872年，又與徐潤與香山招商局會辦葉顧之（1829-1886）、潘爵臣（？）合資三萬一千両購入黃浦江二擺渡吳宅（不知在那），地基面積有10畝。1863年，徐鈺亭見太平軍多次逼近上海，造成時局不穩定，打算賣掉餘慶里，徐潤認為上海的前景是美妙的，地價將會日益騰飛，極力勸阻。
十九世紀至今茶葉一直是中國主要出口產品，深受海外顧客歡迎。徐潤離開寶順洋行開始獨立營商，創立多間茶葉公司（茶棧），其中寶源祥日漸成為上海最大的茶葉出口供應商。在上海法租界開設立順興，川漢等公司（貨號），從內地收購茶葉、生絲和棉花，還經營煙葉、皮油、白醋、黃麻、白麻、桐油等商品。
在激烈競爭的上海地產市場，徐潤以寶源祥與華資、外資合辦業廣房產公司、先農房產公司、地豐公司、廣益房產公司等，把地產生意做到了天津、塘沽、廣州、錦州、灤州、北戴河、鎮江等全國各地，並把招商局的碼頭貨倉（棧房），由最初的只有兩處擴展到全國各地及國外的長崎、橫濱、神戶、新加坡、檳榔嶼、越南（安南）、菲律賓（呂宋）等地共21處。
徐潤於1863年涉足房地產業，與徐鈺亭一起擁有上海盆湯衖（澡堂小巷）永記屋、餘慶里、寶源房產和西城門（現黃浦區）內九畝地小房子一段。到了春季，徐鈺亭賣出永記屋，得現金近兩萬両。夏季時，徐鈺亭又出售寶源房產，徐潤勸他暫不要賣，留着收租。該房產因而未沽出，使徐家後人得益不少。從此可看到，徐潤買樓（置產）收租的觀念已經形成。
1860年（咸豐十年）前後，上海有華人約七萬餘人，而租界外只有華人房屋8,740間，在住房需大於求和中外商人紛紛到此投資，房屋交易量不斷攀升，價格持續上漲。原每畝百餘両，在爭相購買下，增長四五倍不止。由於租界引入西方市政管理制度，居住環境比華界舒適，時人多以在租界購置房產為榮，這就進一步推高了租界樓價。
1867年，寧波人業主張寶楚（？）到來商談，計劃將值六七萬両的餘茶土棧房契押借來週轉」，據此可推測徐潤離開洋行前便已購入不少地皮作商鋪，這可能是徐潤最初涉足房地產業的主要形式。
徐潤在上海的房地產項目多集中在其名下一家「地畝房產」公司。該公司名下房產總成本為220萬両，總市值為350萬両，每年可收租金12萬両，回報率約5%。在當時高利貸盛行下，他看重的還是炒地皮。
在當時，買辦一般對不動產投資並不熱衷，即使涉足，也無非是買農地，過過做大地主癮。匯豐銀行第一任買辦王槐山（1822-1874），就在家鄉浙江餘姚購置了七千多畝土地，做大地主。徐潤投資商業房地產，算是比較前衛的投資手段，這多半也是因為他比較年輕，能接納寶順大班的創新投資手法。
徐潤與外商聯繫密切，總能事先了解到租界的城市規劃，從而預先在規劃中的中央商貿區（CBD）或交通要道兩側，以低價買進土地，囤積牟巨利。嚴格地說，他並不是經營房地產，而是倒賣土地及項目，靠內幕消息賺取巨額利潤。現今香港內幕交易是犯法的，他這一行為是否等同現今的內幕，不懂。
籌資管道
1872年李鴻章籌建輪船招商局，委任徐潤同鄉唐廷樞（唐景星，1832-1892）為總辦，徐潤為會辦。招商局在唐廷樞和徐潤等人的主持下，1873年開業有贏利6.7萬多両；1874年贏利達13.5萬多両，於1875年在外商聯手壓價情況下，贏利仍有15.1萬多両；1876年贏利34.9萬多両。
歷史小說家寒波（1920-？）的《盛宣懷別傳》說，盛宣懷（1844-1916）向李鴻章推介徐潤入招商局。
房地產業是典型的資本密集行業，徐潤的資金實力雖然豐厚，表面來看他仍不足以購進如此多的地皮和房屋，其資金籌措管道主要有：
（一）招股融資：以寶源祥名義招股集資，每股本銀10両，是集資400萬両的大公司，先收股本200萬。英國商人顧林（？）設局利誘，說會將自己在倫敦的房產作抵押籌200萬両，以廿年為期，4.5%年息貸款給徐潤，作為創業股本。打動了徐潤，顧林回國籌資時，竟以萬両相贈。然而，顧林回國後宣稱身患癲癇，繼而音訊全無，招股融資計劃就此落空。顧林或者是騙子，錢未拿出來已能輕易騙去萬両。
（二）抵押貸款：顧林事件令徐潤走向另一極端，認為招股合營容易受騙。及後，他不再利用外來投資者均沾利益和共同負擔風險的方式，轉而採取個人關係和信譽運作方式，以自己的房產作抵押，貸款開發新的房產項目，再以這批新項目作為抵押，進行新一輪借貸。通過這種滾動式操作，他先後從22間錢莊貸得款項105.25多萬両。此外，徐潤在招商局、茶業公所等企業均有股份。他將部分持有的股票拿出來作抵押，貸款41.992萬両。現今香港全部大中小公司都會如此，合資或獨資也不例外，部份論者指徐潤如此走上獨資路，是對資本主義不了解。在香港有些大資本家將公司私有化後，仍會有以上的融資手段，私有化也可簡單地視為獨資，可見以上手段與獨資沒有直接關係。
（三）挪款他用：為了盡可能多地吸納資金，徐潤不惜將洋行房產抵款70多萬両，存戶款（類似於其他行業客戶的預付款）30萬両也綑縛在其經營的房地產戰車上。該款共計有252.2247萬両，辦了寶源祥。因此，徐潤名下共值220多萬両的3,000多畝土地和5,888間中外市房，以及這些房地產所屬的寶源祥，是在他自有房地產的基礎上，通過大量舉債撐起來的。而寶源祥沒有實現「招股合辦」的初意，徐潤是公司唯一的老闆，也是債務的唯一債主。挪用公款是違法行為。
論者指這些錢全是債務，寶源祥集資管道有缺陷，一是沒能建立股份合作模式，只能獨立出資，獨自承擔風險。二是寧可借高利貸也不願稀釋股份，造成高達70%的負債率。這種滾雪球式的資金操作之所以收益較高，得益於徐潤敏銳的市場眼光和內幕資訊的獲取。然而，一旦市場環境突變，他將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危險。
論者說可惜好景不長，龍少認為資本主義歷史告訴我們，其演進絕不會是直線的，是上落差很大的波浪線，金融災難週而復始循環出現，有何可惜。
中法戰爭
1883年，中法兩國因越南開戰，法軍艦封鎖上海，對進出船隻進行盤查，並揚言將發起地面進攻，炮轟上海江南製造總局。兩江總督曾國荃（1824-1890）毫不示弱迎戰，制訂沉船封鎖黃浦江的計劃。
封港克敵是雙刃，先見自殘令外貿停滯，直接導致銀根趨緊，許多錢莊票號因收不回貸款，被迫破產；許多企業因貨款不能及時收到，無力償還貸款。戰爭陰影下人心惶惶，上海大量居民外逃，消費和投資額銳減，加上國內水旱災害導致的購買力下降，致使百業凋敝。這一頹勢很快就蔓延到房地產市場，出現一落千丈情況，實力強的徐潤也難與形勢抗衡。
1883年，由於華北連年災荒、中法戰爭和上海金融業不穩定因素下，加上秋冬之交外國銀行突然收回對上海錢莊的全部短期信貸，上海爆發金融風潮，與寶源祥往來的22家錢莊紛紛向徐潤催討債款，各存戶也要提款。然而，徐潤名下資產多為房地產和股票不是現金，便出現「運轉不靈，各賬傾軋」的情況。
1883年10月上旬，上海租界內純泰和泰來兩大錢莊因投機失敗關閉，各虧損達七八萬両，泰來的山西伙伴蔚長厚等數家票號因而也出現虧損，令其他票號紛紛回收貸款，把出現危機的金融市場推向恐慌，接着生絲行情下跌更推波助瀾。
這時香港很多華資銀行倒閉，在華外資銀行抽回銀根。很多華資企業以低於面值一半價格出售。北京權貴有大量財物放在阜康，內有公款六千両，恭王府等高官有百餘萬両。這次恐慌也影響到四川，富豪聞風紛紛從錢莊收回資金購入土地，減少了商業投資，間接影響全國商貿發展。
最大的絲商胡雪岩（1823-1885）在經濟和政敵打擊下破產。招商局現金流出現問題陷困境，加上唐廷樞和徐潤挪用資金，更加雪上加霜。這段期間巴黎於1882年證券交易所股票行情大跌。
回看徐潤，地畝房產旗下專案市值雖高達350多萬両，但公司從22間錢莊貸款總額也高達250多萬両，負債率超過73%。這22間錢莊一同臨門討債，徐潤想揾人笨請眾錢莊將欠債轉為寶源祥股份。然而此時錢莊老闆並不呆，且現今最需要的不是房子，而是資金。金融危機導致地產價格虛高，房地產從熱變冷，寶源祥的投資價值蕩然無存。無奈之下，雙方只得各讓一步，議定在兩年之內清還欠款。
債權錢莊選出6名代表，徐潤派出6名高級管理人員，成立聯合工作組磋商應對措施，研究一番後，決定拉新股東入夥。他們看中了盛宣懷，希望用公司的一半股份拉他進來，但卻發現盛宣懷亦一空心大佬，無力於此。多方碰壁後，債權人不耐煩了，決定將地畝房產的資產賤價出售脫手，套現解困。
1883年（光緒九年）時，徐潤的房地產生意達到頂峰，名下地皮達3,200多畝，中外市房5,888間，地畝房產共合成本2,306,940両，佔其所有資產的57.9%。未建土地2,900多畝，已建洋房320畝土地上，建成房屋兩千多間，建有洋房51間，樓房3間，住宅222間、平房街房1,890多間及當房2所，總市值達到350萬両，較其投資之時增值57%，每年可收租金12.29萬多両，出租收益率達6%。無論從投資總額，還是物業擁有量，抑或是增值程度，徐潤都算是上海的「地產大王」。
徐潤為清還200萬多両欠債，低價拋售房產32處，地產2,900多畝，還出售所持股票及典當業。也將價值300萬多両的資產拋售。按時價計，虧損達80-90萬両。此外，還賣掉了全部尚未建房的土地。
此前徐潤抵押招商局股票貸款曝光，與其素有利益糾葛的招商局監督盛宣懷借機發難，迫他賤價出售房產來還債，還趁機將他趕出招商局。
禍不單行，1884年，徐潤因病請假離開招商局，李鴻章按照盛宣懷的報告，得知徐潤挪用招商局款十六萬二千多両，逐依法上奏朝廷，經調查核實，於12月以虧欠局款革職，並革除礦物局會辦職務。更要嚴追欠款，徐潤只好以股票、房產抵交欠招商局的款項。有論者指徐潤於於1883年離開招商局。
據徐潤記錄欠招商局162,256両8錢7分5厘，要付過規银6,872両8錢1分，淨欠銀155,384両6分5厘，抵數交局股883股值88,265両，5錢9分4厘。光緒十四年贖180股，光緒二十一年贖540股，另交房產4段，行息7厘，合規銀67,150両，兩者相抵共結餘69両9錢3分5厘。永業里5畝四九作銀32,336両，洋房1間和樓房36間作抵銀32,336両，光緒二十四年原價贖回。源方行6分6厘9，作銀4,818両，光緒二十四年原價贖回。乍浦路4畝2分36，作抵銀2,200両，光緒二十三年原價贖回。股票隨時間變化很大，他指招商局從中得到大利，房產方面也認為損失了租，另一角度看問題，招商局也沒有收取挪用款項的利息，誰損失最大呢。徐潤不知自己犯了法有錯，還要駡人，可恥。
其他問題
到1881年，徐潤手中的房地產膨脹到了有地2,960多畝，造屋2,064間」，1882年又迅速增長到了有地3,460多畝，造屋3,064間。1883年，徐潤又在漢口購買善昌升茶棧，連碼頭計價銀45,000両。
1881-1882年間（光緒七至八年）李鴻章命徐潤開辦開平煤礦和安徽西南貴池煤鐵礦。徐潤還涉足農業地產，1881年，與唐廷樞、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1）等人及開辦平礦務局集資13萬両，唐廷樞和徐潤認股六萬五千両，在今塘沽火車站一帶，以「普惠堂」名義購買荒地4,000頃，成立了近代中國第一家股份制農場——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1891年，徐潤到遼寧朝陽察勘建平金礦，途經錦州大淩河牧場，發現該牧場積有歷年牛馬鳥糞數尺，就地種植，可省肥料，便附股五千兩，合辦錦州大淩河天一墾務公司。
賣掉了上海的大多數房產後，徐潤離上海北上，全力投入開平煤礦的經營，還辦理熱河、基隆等處銅、鐵、銀、金、煤礦，在煙台繅絲局、貴池煤鐵礦、鶴峰銅礦、奉天金州煤礦等附有股份，但他仍在關注房地產市場動態。危機過後，沿海城市房地產業復甦，鑒於上海投資的教訓，他放棄了借貸投資的方式，而是以變賣金銀首飾、古玩字畫所得作為資金，步步為營，穩健發展。以6萬両低價購進天津、灤州、北戴河等一千八九百畝土地，炒高後賣掉其中一部分，獲豐厚利潤二三十萬両，另一部分建房出租。
還投資《迴圈日報》、上海虹口倫章造紙公司、粵東自來水公司、華興和華安保險公司、電車公司、玻璃公司等。1902年，徐潤與吳氏在上海合創景綸紡織廠。
徐潤於1884年在房地產的投資已有二百萬両，土地三千畝約二百公頃，蓋公寓50座，商舖二千間，遍佈天津、塘沽、廣州、鎮江、北戴河等地。每年租金收入十二萬両，房地產總值230萬両，資產總值為341萬両，當中股票值80萬両，當和銀行值34萬両。
1888年，徐潤與上海歐洲商人開設業廣房產公司。1889年，徐潤與唐廷樞等人將開平礦局分設到廣州，購得城南沿河坦地，合建商場，兼作棧房碼頭，組建了廣州城南地基公司。公司共計股本三萬両，開平礦局認股一萬両，其餘由徐潤、香港商人李陞（李玉衡，1830-1900）、唐廷樞、鄭觀應各認股五千両。
1890年，徐潤發現天津地產業大有可為，變賣家中各人所有值錢的東西籌到得八萬多両，先翻造了上海一些房屋，這一改造收租得七千餘両，遞年遞增。之後進軍天津，在塘沽、北京法界先農壇、灤州等處購買不少土地造房屋，總共1,800-1,900畝。
未知當時有沒有破產法，徐潤欠債不用變賣家中值錢東西來還債，合理嗎？
到了1898年，徐潤的房地產又達到了一個頂峰，這年他贖回了金融風潮後抵給招商局的永業里和源芳衖（不知在那裏）地皮。1904年，在上海與人合設地豐公司。
1901年以後，天津城市化步伐加快，房地產價格節節上升，徐潤獲利驟增。然而，他已年老體衰，進取心逐漸減退，不復當年勇。
1873年徐潤入職招商局為副總經理，年薪數千萬，他個人投資在招商局有廿四萬両，佔招商局總資本近四份一。1884年唐廷樞增大資本額，徐潤為免所佔資本總額減弱影響利益，把投資增大一倍，為48萬両，約佔四份一。
1882年，徐潤集股創辦石印圖書出版機構——同文書局，使用先進印刷工具，印製廿四史和《資治通鑒》經典書籍。1885年又合辦廣百宋齋印書局。
生意之外，徐潤熱心公益，在家鄉修族譜、修廟、建公所、救濟貧窮、辦義學和西學堂等，任絲業公所、洋藥局、仁濟醫院、輔元堂、清節堂、元濟堂、格致書院的董事，1878年辦義賑公所，先後辦理唐山饑荒、寧河水災賑務，1904年任上海商務總會第一任協理、上海萬國紅十字會支會首屆華董。
地產風暴之前，他還向家鄉父老承諾家家蓋新房，建設新農村，最後卻成了空頭支票。
1903年，北洋大臣袁世凱（1859-1916）控制了招商局，五月委任徐潤為會辦，1907年1月總辦楊士琦（1862-1918）奉調北上離開招商局，徐潤代行總辦職，已年邁尚到湖南考察，接下的三年內買船6艘，改船3艘。
1911年3月9日，徐潤病逝上海靜安寺路寓所。
總結
徐潤誤以為能隻手遮天，利用管理招商局財務之便，挪用16萬多両鉅款，以渡過自己手頭緊張的危機。這正好給盛宣懷提供機會打落水狗，把他趕出招商局，是罪有應得。
有論者指，在那個年代挪用公款幾乎是所有行業的潛規則，鄭觀應在籌建上海機器織布局時，就曾將公款當做個人財產向外放貸，利息全部揣入自己腰包，結果導致機器織布局不能及時開工，可見他們的行為是損人利己。
徐潤就沒有這麼幸運，在盛宣懷的逼迫下，以低價出售房地產抵償欠款。盛宣懷可算是為國有資產實現了保值增值，龍少認為不論古今中外，歷史發展至今其法治較以前進步，應以今法治思維批判古人的不當行為，不應說當年如此的就當無事，不是不幸，是罪有應得。
有人指，同樣是投機失敗，後人對徐潤的評價遠沒有對胡雪岩那麼寬容。胡雪岩贏得了民族英雄般的悲壯形象，而徐潤則成了「偷雞不著蝕把米」的反面典型。龍少研究胡雪岩不深不在此比較。
從徐潤一生可見資本主義下的資本家是自私自利的，其繁華是建築在損人利己，甚至是違法行為上。
法國啟蒙哲學家盧梭（法文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說：工農業的發展出現貧富，破壞了社會的平等，窮人被富人勞役和搶掠，令社會日漸腐敗，富人緃慾，貧富距離拉遠，回到原始的弱肉強食，公正不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文明，故有哲者提倡社會主義。
（完）
龍少爺
21.0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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