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11日 星期三

孫中山與香港反法罷工

 



孫中山與香港反法罷工


1884年中法兩國因越南問題發生戰爭,法國戰艦曾到港維修,香港工人罷工拒絶為法軍維修戰艦,港英以武力鎮壓引致騷動,成為社會運動。當時,年僅十八九歲的國父孫中山還正在香港中央書院(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今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讀書求學,這場社會運動對孫中山有何影響呢。

論者指當時他除了如饑似渴的學習各種知識外,還於課餘鼓吹革命,關注世界形勢的風雲變幻。中法戰爭爆發初期,他看到清軍指揮無方、畏敵怕死,外交軟弱無能、膽怯退讓,刺痛了他的民族自尊心。我軍連番克敵,他就歡呼雀躍自豪,戰爭最終以簽訂屈辱的《越南條約》收場,他的民族感情受到極大的傷害,深刻明白戰爭失敗的最終原因是中國積弱落後,因而被動挨打,認為只有除去腐敗清政權,才能建設一個富強的新國家。原先對清政府中的個別漢人官員還抱有幻想,此時已灰飛煙滅,決意要傾覆滿清。後來他自己也多次強調,其革命思想的起點是在中法戰爭中國戰敗之時。

孫中山在《中國之革命──為上海〈申報〉五十周年紀念而作》一文中說:「余自乙酉中法戰後,始有志於革命,乙未遂舉事於廣州,辛亥而民國告成。然至於今日,革命之役猶未竣也。余之從事革命,蓋已三十有七年於茲,賅括本末,臚列事實,自有待於革命史。今挈綱要述之如左。[ 孫中山:《中國之革命──為上海〈申報〉五十周年紀念而作》,載黃彥編:《孫中山選集》上冊,(廣州:廣東人民,2006),第214頁。]」

《孫文學說》第八章有相同說法:「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孫中山:《建國方略•孫文學說》,載黃彥編:《孫中山選集》上冊,第83頁。]」

此文社科院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的《孫中山全集》第七卷,以《中國革命史》為題。[ 社科院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59-71頁。]

美國作家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1871-1939)的《孫中山傳記》(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對孫中山目睹中法戰爭時香港工人的反法罷工,有以下的描述:一艘法國受損兵輪從台灣開來香港修理。中國工人因為這是敵艦,修好之後會去打自己的國家的,於是拒絶為它維修。這種熱誠的舉動給孫中山帶來希望的勇氣,認為抵制修理兵輪的事件,足證中國人已經有相當的覺悟。雖然有微小被動性,但可證明轉移到自動的動作將要來了。[ 林百克:《孫中山傳記》(香港:中和,2011),第61頁。]

社會科學教授劉家泉(1929-?)的《孫中山與香港》(北京:中央文獻,2001),推論孫中山目睹清在反法鬥爭中的怯懦,而香港華工自覺英勇反抗,使他在思想上形成強烈反差。」

以上論者都指孫中山萌生反清思想,不是注意到罷工中工人團結一致的威力,而是看到中國人覺悟。

當日《循環日報》的評論說:「中法自開戰之後華人心存敵愾,無論商賈役夫,亦義切同仇,此可見我華人一心國,眾志成城。」

尚明軒的《孫中山傳》(北京:文化藝術,2008),第27頁,孫中山從廣大群眾,特別是工人的英勇鬥爭中受到巨大鼓舞,看到中華兒女的心。決心走上謀求自救的道路。

尚明軒另一的《孫中山》(天津:新蕾,1993),第15-16頁說,證明中國人有相當覺悟。」

孫中山自己說:始有志於革命,未有細說對工人罷工有何意見。學者霍啟昌(1942-2020)的《紀念辛亥革命成功一百周年──緬懷孫中山澳門革命摯友飛南第》(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1),第12頁。指孫中山性格反叛,不懼強權,在鄉間曾毁壞北帝神像。推論他在香港讀書無人監管,民族意識濃厚血氣方剛在鮮明愛國反殖運動衝擊下,支持或參與這次活動是有可能的。或者惹上官非,後得到法院任翻譯的澳門土生葡萄人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1863-1923)拔刀相助,得以化解,成為摯友。

霍啟昌的推論没有任何事實資料作佐證,但其推論以有史實基礎的,有參考價值。若將這些資料文學化,可以寫出一部紀實文學。如果沿着霍啟昌提供的資料來源探索反法罷工,應可得到收穫。

龍少的注意力在工運方面,遍查香港公眾圖書館,搜集孫中山與反法罷工的資料。以下資料主要來自香港公共圖書館和香港中山圖書館,孫中山紀念館的圖書館距離我家太遠,所以暫未整理。下列有關公共圖書館的書是否可外借尚未上網核實,只是在屏山、屯門等館查閱時抄下的。香港中山圖書館地址:香港九龍窩打老道七十九號H怡安閣A座3樓。


1.[美]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著,徐植仁譯:《孫中山傳記》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pubic(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王艷娥主編:《孫中山的故事》(長春:北方婦女童出版社,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以故事形式來表達,没有中法戰爭內容。

3.鄭大華、任青著:《孫中山》(北京:團結出版社,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有談中法戰爭,没有談香港工人罷工。

4.李菁著:《天下為公──孫中山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5.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圖書公司印行,1984),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第46-49頁,有談反法罷工,指孫中山注意會黨,香港華工敵愾同仇,認為民氣可用,引用當時兩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證明會黨的作用。

6.尚明軒著:《孫中山》(天津:新蕾出版社,1993),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尚明軒的孫中山傳記有多本。這書第15-16頁,談反法罷工,「證明中國人有相當覺悟。」

7.尚明軒著:《孫中山圖文全傳》上中下冊(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有,可外借。上冊第68-74頁〈五、革命思想的醖釀〉指全國反法運動,廣東、湖南和貴州等焚毁敎堂廣,廣東查封全省法敎堂,未見任何文獻提及,不知資料出自何處。

8.尚明軒著:《孫中山傳》(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第27頁;「孫中山從廣大群眾,特別是工人的英勇鬥爭中受到巨大鼓舞,看到中華兒女的心。」走上謀求自救的道路。

9.傑弗瑞•巴洛(G. Barlow, Jeffre,1942-2016)著,吳春靖譯:《孫中山》(南港:鹿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內容有談工人反法罷工,指孫中山「第一次認識到中國勞工階級的愛國情操。」

10.高良佐著:《孫中山先生傳》(蘭州:甘肅出版社,200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1.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編著:《孫中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敎育出版社,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12.黃宇和著:《歷史偵探──從鴉片戰爭到孫中山》(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有,可外借。台灣版即下書,另國內版《歷史偵探──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該書第四十一章〈外患激勵孫中山成龍〉第346-456頁,談孫中山與中法戰爭,指中央書院1886年的終考題目與中法戰爭有關,反法罷工對孫中山有衝擊,決定要革命。

13.黃宇和著:《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有,可外借。即上書的台灣版,第四十一章〈外患激勵孫中山成龍〉第395-405頁,談孫中山與中法戰爭。

14.黃宇和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700多頁的書隻字不提反法罷工。

15.[美]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1922-2024)著,邱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 Sun Yan-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第26頁:「他對中國工人的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印象非常深刻。他把他們的扺抗與清政府的放棄中國在安南的權益作對比。」 

16.李谷城著:《孫中山、辛亥革命與香港》(香港:華夏書局,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7.蔣永敬著:《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8.張家鳳著:《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下冊(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9.黃宇和著:《中山先生與英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5)。

20.陳三井著:《中山先生與美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1.張忠正著:《孫逸仙博士與美國(1894-1925)》(台北:廣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2.廣東省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中山縣翠享孫中山故居編:《紀念孫中山先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23.本書編輯小組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24.林家有著:《共和、民主、富強──孫中山與中國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25.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26.新加坡國家參考圖書館編:《孫中山先生資料專題目錄》(新加坡:中新加坡國家圖書館,200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27.黃瑩、毛勝編著:《孫中山一家人──一個在中國有巨大影響力的家族》(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8.劉家泉著:《孫中山與香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第42-45頁,推論孫中山目睹「清政府在反法鬥爭中的怯懦,──特別是他親眼看到香港華人的英勇反抗,使他在思想上形成強烈反差。」不是注意罷工威力,只是說明孫中山萌生反清思想。

29.李守鵬、汪鵬生、倪三好著:《孫中山全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100-102頁,立志反清。不是看到罷工威力。

30.楊博文編撰:《孫中山圖傳1866-1925》(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没談此事。

31.喬希章、李英著:《大元帥孫中山》(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第4頁談中法戰爭,没談反法罷工。

32.張磊、張萍著:《孫中山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談反法罷工。

33.李金強著:《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香港:孫中山紀念館,2008),只指孫有投考軍校報國之志,没有反法罷工內容。

34.南宫不凡著:《少年孫中山》(台北: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9),第268-276頁。只談指孫有投考軍校報國之志,没有反法罷工。小說體裁。

35.李國強主編:《孫中山與香港》(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11),没有反法罷工。

36.劉曉慧編著:《孫中山大傳》(北京:華中科技大出版社,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小說體裁,没有反法罷工。

37.李文光編著:《孫中山的故事》(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小說體裁,没有反法罷工。

38.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編著:《孫中山》(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敎育出版社,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没有反法罷工。

39.李吉奎著:《孫中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第9頁,。没有反法罷工。

40.白吉爾(Marie-Clair Bergère,1933-?)著,温洽溢譯:《孫逸仙》(台北:時代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只談中法戰爭,没談反法罷工。

41.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篡委員會:《國父先中山先生傳》(台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1965),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没談中法戰爭。

42.吳壽頤編著:《國父的青年時代》(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9),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故事,没談反法罷工。

43.吳倫霓霞、陳勝粦、羅立新編:《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跡》(廣州、香港: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没談反法罷工。

44.張笑天著:《孫中山》(台北:沛來出版社,2001),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故事體裁,没談反法罷工。

45.王瑛琦等著:《關於孫中山的傳說和考證》(台北:文星書店,1965),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文集,没談反法罷工。

46.夏菊芳編:《孫中山》(香港:育英書局,1961),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文集,没談反法罷工。

47.中共中山市委宣傳部、中山市孫中山研究會編:《孫中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没談反法罷工。

48.吳稚暉等著編:《我們的國父》(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78),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文集,没談反法罷工。

49.羅香林著:《國父在香港之歷史遺蹟》(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2),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没談反法罷工。

50.茅家琦等著:《孫中山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指香港工人的愛國精神,給孫中山以希望、勇氣和鼓勵。

51.孫穗芳主編:《國父孫中山先生紀念集》(香港:國際中華文化藝術協會,2010),圖集,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没談中法戰爭。

52.香港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大會編:《國父孫中山先生畫傳》(香港:香港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大會,1965),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圖集;没談反法罷工。

53.香港孫中山紀念會編輯委員會:《國父孫中山先生一百零八週年誕辰紀念特刊》(香港:香港孫中山紀念會,1973),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文集,没談反法罷工。

54.羅家倫主編,黃季陸、秦孝儀增訂:《國父年譜》上下冊,(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增訂本),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55.霍啟昌著:《紀念辛亥革命成功一百周年──緬懷孫中山澳門革命摯友飛南第》(澳門:澳門國際研究所,2011),第12頁。推論孫中山在反法罷工的鮮明愛國色彩反殖行動衝擊下,會支持或參與這次活動,因而惹上官非,得到在法院任翻譯的飛南第(Francisco Hermenegildo Fernandes,1863-1923)拔刀相助,得以化解,成為摯友。

56.段雲章著:《中山先生的世界觀》(台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完)

 

龍少爺

11.11.2026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leungpolung_it@yahoo.com.hk,

2026年10月21日 星期三

阿寶的社保活動



阿寶的社保活動

莫泰基

22-10-2026


1977年

麥理浩制訂「退休半工傷社會保險方案」,於1977年11月14日發表官方諮詢文件《為最不能自助者提供援助:社會保障發展計劃綠皮書》。文件核心宗旨是:延續麥理浩的「十年社會建設計劃」,完善港英政府的非供款福利安全網。

儘管當時英國宗主國施壓,要求香港建立包含失業救濟,退休保障且由政府共同供款的全面社會保障制度,但麥理浩港英政府與行政局最後制訂的方案,是保守的,以生產力優先為立場,在綠皮書及隨後的白皮書中,拒絕了該提案,理由包括:

強制性供款方案當時不被香港主流商界與社會接納,會對僱主構成沉重的財政負擔,港英傾向維持「剩餘主義」(Residualism)與低稅率。認為社會福利應是最後防線,主張個人應當優先依靠自身的努力、家庭支援或自由市場來解決生活問題;唯有當個人資源與市場機制徹底失效,陷入極端困境時,政府才應提供有限度的基本救助。[ 網上資料。]

在「半工傷」[ 這名詞沒有法律定義,通常是指兼職、散工或炒散工傷者。]與勞工權益的實際進展方面,雖然沒有通過社會保險方案,但他於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透過修訂勞工法例,大幅改善僱員保障,如:

工傷賠償方面:修改法例把僱主向因工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僱員的賠償金額上調,並規定僱主必須強制為僱員購買保險(即現今勞保的前身)。

疾病與分娩方面:引入非技術勞工的疾病津貼,並逐步增加法定分娩假期及津貼。

同期,基層團體曾聯合提出《社會保障綠皮書》(俗稱「社會保障九大簋」),包含九大基本需要的民間藍圖(提倡社會保險模式),此民間訴求亦常與政府的綠皮書在歷史記憶中產生重疊。 [ 網上資料。]

九大基本需要:1.工資;2.失業;3.退休;4.工傷及職業病;5.醫療;6.分娩;7.傷殘;8.家庭收入;9.進修等。

莫泰基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的阿寶(梁寶霖)等草擬社保民意調查。


1980年6月

見調查報告回應方案。


1981年

與關注社會保障委員會草擬社會保險方案,收入越高供款率越高。


1983年

社區社會保險展,在社區巡迴展覽,報告書。


1986年6月

阿寶主編,由關注社保14間團體組成委員會,出版《香港工人與社會保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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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11日 星期日

程翔仍是閉門造車

 



程翔仍是閉門造車


近日程翔發表了數篇有關反英抗暴文章,閉門造車作風不改。龍少仍在使用反英抗暴一詞,不用六七暴動一詞也固執地不改。龍少在民主派的講座上也用反英抗暴一詞。

數年前與六七動力的人交往,飲啤酒吹水時,龍少一直使用反英抗暴一詞,他們使用的是六七暴動一詞,高談濶論。這時我與左派工會交流時,他們使用的是六七暴動一詞,我當然固執地用反英抗暴一詞。

回說程翔的文章批評了劉蜀永等學者,扮有料使用了英國檔案,但仍是閉門造車,對極重要的本地反英抗暴著作隻字不提。是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及《香港六七暴動內情》(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是否因為張家偉的書沒有強調起因是內鬥,影響他的論述,要繼續不張眼外望世界,做山大王式的專家。被視為左派發言人的周奕著有《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2第4版,2009,增訂版),程翔也沒有提及。

建議程翔看以下書,更多方面深入了解反英抗暴的內容:

1.張家偉著:《67年那些事──傷城記》(香港:火石文化,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3.張家偉著:《英國檔案中的香港前途問題》(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22)。

有關反英抗暴的文章也有不少是學術性的,用英文來發表。梁家麟(Leung Ka-lin)等宗教與社會學者,有不少英文文獻聚焦在特定社會群體(如教會、工會、青年學生)在反英抗暴期間的角色與反應。從全港性來看,反英抗暴不只是有政治鬥爭,周永生教授的記述有民生方面的變化。這期間國際關係又如何呢,也有學者論述。

問程翔一句,博物館為何不能使用反英抗暴一詞呢,一定要用六七暴動一詞,是文法上的錯誤嗎?還是向某一方政治力量表態的歸隊需要?如是政治行為,是否政治言詞粗暴干預了歷史描述呢,不許各抒己見,要唯我獨尊的一家之言。

龍少認為六七暴動一詞不能簡單表述這政治事件內容,用反英抗暴則可以。歷史上的五卅運動和五四運動等,若不加以說明,你知道這些事件的簡單內容嗎!

反英抗暴與工運方面,我在寫孟家華傳神父和公務員口述史已略有提及,現整理其在勞工立法方面的影響。

(完)


龍少爺

12.1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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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4日 星期一

駐港英軍工人組織


 


駐港英軍工人組織


駐港英軍內有數間華人組織,綜合資料,1920年代已有僑港兵房祖典公司,憲報上英文名稱Kau Kong Ping Fong Tso Tin Kung Sz(Military employeres),工人組織。取銷日期1928年2月9日,同日被取銷的香港兵家工商敍集所,Hong Kong Ping Ka Kung Sheung Tsui Tsap Sho (Military employeres and contractors),工商組織。沒有這兩間會的資料。

抗日戰爭勝利後,英軍內華工組織工會,先有「香港陸軍部技術華員自由職工會」,當時陸軍部技術華員有數千人,少數加入了親共的政軍醫福利會。職工登記局批准香港陸軍部技術華員自由職工會註冊立案,[ 《工商日報》1952年6月1日(香港)。]於1952年成立,有會員600餘人。[ 《工商日報》1952年12月23日(香港)。]原會址在九龍塘村榕樹道47號 (現已不存在),後遷欽州街32號2樓。[ 《華僑日報》1952年12月10日(香港)。]主席程禮儀。[ 《華僑日報》1952年12月27日(香港)。]1954年理事長陳安,監事長陳彼得。[ 《華僑日報》1954年5月4日(香港)。]1958、1961年理事長李建光。[ 《華僑日報》1958年7月10日。《華僑日報》1961年5月8日。]

該會有小型足球隊。[ 《華僑日報》1958年7月10日。]1955年籌募福利基金,於9月25日在香港大酒店2樓舉行慈善換物會。[ 《華僑日報》1955年8月8日。]

1958年4月發放失業福利金,入會一年者有一百元。[ 《華僑日報》1958年4月24日。]


另有「香港英軍華員自由工會」於1968年12月20日成立,[ 《華僑日報》1968年2月21日(香港)。]會員福利有助學和郊遊,1979年會員大會有百餘人出席。原會費每月1元,1979年增加1元。在旺角亞皆老街購置會址,[ 《華僑日報》1979年3月2日。]入會基金5元。[ 《華僑日報》1968年5月21日。]

成立宗旨:團結同業,共同創造合理福利,擁護政府法令維持社會安定,[ 《華僑日報》1968年10月21日。]爭取公平工資和工時,及合理工作條件,調解糾紛。[ 《華僑日報》1968年2月23日。]

1968年主席為孫中,副主席吳浩然,會務X洵,財務曾崑崙,福利卓星鷹,組織嚴均一,文教劉作成,中文秘書張奮程,英文秘書梁奕來,調查彭治喬,核數陸鴻。[ 《華僑日報》1968年10月21日。]

1962年第十屆理事長張忠元,李建光為監事長,孫中為教育主任。[ 《工商日報》1962年5月14日(香港)。]1961年理事長李建光連任。[ 《華僑日報》1961年5月8日。]

1962年入會費14元,捐帛金5角。未滿4個月會員過世帛金有100元,入會超過4個月帛金800元,[ 《華僑日報》1962年11月8日。]

聘中西醫生和跌打為會員診治,舉辦康樂活動。[ 《華僑日報》1968年2月23日。]

1960年3月全港公私營機構工人已加薪,陸軍部華員要求加薪改善待遇。[ 《工商日報》1960年3月25日(香港)。]

(完)

龍少爺

15.09.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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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26日 星期三

是李棠還是呂棠


 


是李棠還是呂棠

 

前言

龍少曾任報館植字員,又出了多部書,深知錯漏難避免,全面看了《工人之路特號》兩次,發現錯漏頗嚴重,1920年香港工運史中常有李棠和呂棠兩個名字出現,實質同是一人。

7月3日,作為省港大工罷領導機構「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由中華全國總工會林偉民和李啟漢2人、沙面曾子嚴、梁德禮、陳瑞南、黎福疇等4人和香港海員、同德、電車、洋務、煤炭、平樂、車衣等7人共13人組成。大會選出蘇兆徵為委員長,副委員長為曾子嚴和何耀全,幹事局長為李啟漢,副局長是黎福疇和李堂(李棠)。這裡原文是用李堂,即是李棠。

省港罷工委員會主要職員:

委員長 蘇兆徵

副委員長 何耀全、曾子嚴(廣州洋務),

秘書長 楊始開(廣東大學)

顧問 汪精衛、廖仲愷、鄧中夏、黃平、楊匏安等

執委

李啟漢、李棠(同德)、陳錦泉 (煤炭)、麥波揚(平樂)、麥捷成(僑港洋務)、林偉民、黎福疇(廣州洋務)、陳瑞楠 (廣州洋務)、梁德禮(廣州洋務)、馮煜南(車衣)(或是張鍚三)等13人。

 

 

 

 

省港大罷工委員會部份成員合照,圖中左起馮煜南、李棠、梁德禮、何耀全、蘇兆徵、曾子嚴、李啟漢、麥捷成、麥波揚。

 

 

9月29日下午懇親團代表謝樹棠、楊西岩、邱頌濤、陳榮先(陳榮光)、蘇日升(蘇日昇)、徐潤之、劉萼繁、鄭秋和、黃埭山、黃季香(黃季熙)、黃廣田、劉翼臣、景源印務工社勞榮光、陳智、余斌臣、書法家李供林、和台山商會理事長雷蔭蓀(雷蔭孫)等16人到省港罷委談話。省港罷委在長堤革命紀念會二樓開歡迎會,出席者有:蘇兆徵、黃金源、曾子嚴、麥捷成、麥波揚、尹鐵士、周樹垣、周根全、潘衡石、梁子光、趙妹、李達才、潘雨溪、馮敬、楊雲光、熊振文、陸漢卿、廖祝三、黃鉅洲、劉雨泉、陳瑞楠(陳瑞南)、馮煜南、梁德禮、黎福疇、陳錦泉、張旺、招仲雅、陳植生、張果、譚雅各、黃錦濤和何耀全等32人。蘇兆徵致答詞先稱讚懇親團有愛國心,後直指不知他們來意,請他們說出來以轉告罷工代表大會,商妥辦法再行回覆。

省港罷委執委差不多全部列席,只有林偉民、李啟漢、李棠、張鍚三沒出席,林偉民應身體抱恙不出席,大罷工期間他亦極少出席公開大會或宴會。其下的各部門負責人也大部分出席。

網上資料,同德李棠和同德李堂都有,百度百科有呂棠(1897-1928) ,廣東新會江門范羅岡(今江門市城區)人,茶居工人。

盧權等的《省港大罷工史》和《林偉民》等書,的省港罷委執委都用李堂。

盧權等著:《林偉民》第157頁執委用同德李棠,第160頁幹事局副局長用同德李棠。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成立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有林偉民、蘇兆徵、戴卓民、鄧培、劉文松、孫雲鵬、劉少奇、李啟漢、譚影竹、劉和森、曾西盛、劉公素、梁桂華、呂棠(李棠)、何耀全、李鈴、鄭繹生(鄭澤生)、孫良惠、鄧中夏、李成(李立三)、袁告成、高秀炳、劉俊才(劉子久)、鍾伯蘭、趙悟塵等25人。名單來自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5月23日,排序依原文,當中人名照原文列出,有問題和常用的會加上(),下文會詳加說明。名單來自上海《民國日報》1925年5月23日。

 

。

來自香港的有林偉民、蘇兆徵、戴卓民、呂棠、李鈴、鄭澤生(鄭繹生)和何耀全等7人,佔執委總數25人的三分一。

 

鄧中夏版

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名單鄧中夏另有一個版本:

林偉民、蘇兆徵、譚╳╳(未詳)(海員)、

鄧培、王荷波、劉文松(脫黨)(鐵路)、

李立三、劉少奇、朱╳╳(漢冶萍)、

鄧中夏、劉華、張佐臣、李森(即李啟漢)(上海)、

項英、許白昊、╳╳╳(武漢)、

郭亮、譚影竹(叛黨)、╳╳╳(湖南)、

劉爾崧、╳╳╳、╳╳╳(廣東)、

何耀全(消極)、關╳╳、鄭╳╳(香港),共25人。

每組代表3人,上海的有4人。

鄧中夏版補缺:

林偉民、蘇兆徵、譚華澤、鄧培、王荷波、劉文松、

李立三、劉少奇、朱少蓮、

鄧中夏、劉華、張佐臣、李漢啟、

項英、許白昊、╳╳╳、

郭亮、譚影竹、╳╳╳(湖南)、

劉爾崧、╳╳╳、╳╳╳(廣東)、

何耀全、關╳╳、鄭澤生。其餘 ╳╳╳不知是誰。

鄧中夏版與上海《民國日報》比較多了譚華澤、王荷波、劉少奇、朱少連、劉華、張佐臣、項英、許白昊、╳╳╳(武漢)、郭亮、╳╳╳(湖南)、劉爾崧、╳╳╳、╳╳╳(廣東)、何耀全、關╳╳、鄭澤生等,

選出委員長為林偉民,副委員長為劉少奇和鐵路總工會劉文松,鄧中夏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李啟漢為組織部長,孫雲鵬為經濟部長,總會設在廣州,上海設辦事處。

盧權等的《林偉民》的名單如下:

執委有林偉民、蘇兆徵、戴卓民、鄧培、鄧中夏、劉少奇、李森、譚影竹、劉和森、曾西盛、劉公素、梁桂華、呂棠、何耀全、李鈴、鄭澤生、孫良惠、李成(李立三)、袁告成、高秀炳、劉俊才(即劉子久)、鍾伯蘭、趙悟塵、孫雲鵬等25人。說有25人列出的只有24人,與上海《民國日報》比較,少了劉文松。多了廣東的劉和森、曾西盛、劉公素、梁桂華、戴卓民、孫良惠,没有劉爾崧

 

總結

無法肯定是李棠還是呂棠。

1926年9月,廣西梧州搬運工人響應省港大罷工,有李棠、凌二妹、吳循3人拒絶搬運資物,被國民革命軍槍決。這位李棠又名李才,没資料證實是同德的李棠,而兩人同是搬運工人。

(完)

 

龍少爺

17.05.2026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2026年8月12日 星期三

棉總史


 棉總軼事2026


海外好友轉給我一批棉總的照片,現和大家分享。


梁兄您好。我網友冼老師(冼文騌)同意分享他昨晚的貼文:

「今晚見證一個工會的结束。

1954年創會的棉紡系職工會,在五,六十年代,據說曾有十多萬會員,而當時香港人口也不過是三百萬。

結束的一夜,尚餘七十多人。而真正棉紡職工,只有三十多人,其餘40人,都是會員的第二代。

先父是創會會員,他過身後,都是由我代表出席棉總的活動。

(完)




棉總史


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Cotton Industry Workers' General Union, Hong Kong)是親國民黨工會,約於1952-1953年籌組,1954年成立「港九棉紗織印染業總會」,於1961年更改名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在爭取三八制上出力很大。登記編號329。創會會長華民,1957年彭震海出任第二任會長。2023年4月,職工記局接受註銷登記。香港檔案處有專檔。

彭震海是立法局勞工界議員,國民黨員,港九工團聯合總會會長。

(完)


龍少爺

11.08.2026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2026年7月29日 星期三

大本營宣傳委員會


大本營宣傳委員會



1.張同新著:《中國國民黨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上下冊,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孫中山著,黃彥編注:《建國方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3.黃彥主編:《孫文選集》上中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至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二版),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5.孫中山著:《三民主義》(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6.陳夏紅選編、楊天石審訂:《孫中山答記者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7.王德昭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8.張軍民著:《對接與衝突──三民主義在孫中山身後的流變》(天津:天津古藉出版社,200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9.賀淵著:《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0.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前言

1923年1月2日國父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改進(初期是用改進一詞不是改組)大會上說,俄革命成功由於宣傳得力,革命成功建立政權後宣傳也重要,宣傳威力比軍隊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7頁。]

孫中山指國民黨改組所用的救國方法,「是要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最要的是演明主義。」[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84頁。]


成立

當時廣東最高權力機構是「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大本營條例》全文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2-63頁。黃彥編:《孫文選集》下冊(廣州:廣東人民, 2006),第137-139頁。](簡稱大本營),設有宣傳委員會,委員長為中共總書記陳獨秀(1879-1942),委員有中共廣東支部負責人譚平山(1886-1956)、國民黨工運主腦馬超俊(1886-1977)、同盟會時參與宣傳工作的鄧慕韓(1881-1953)等。[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433頁。莫世祥著:《護法運動史》(香港:中華,2025增訂版),第433頁。]

歷史學教授莫世祥(1952-?)指原先大本營組織草案沒有設立宣傳處等機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文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1942)建議孫中山要重視宣傳工作後,才有宣傳處的設立,與參軍處和度支處直轄大元帥領導,在軍隊中宣傳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 莫世祥著:《護法運動史》,第275-276頁。]但龍少翻看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的《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的1922年1月16日《公布大本營條例令》,已列有宣傳處,第十三條指明工作是「秉承大元帥意旨,宣傳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於軍隊、人民。」[ 全文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62-64頁。]表面看來大本營設立時已有宣處,但莫世祥所引資料我找不到來查閱,未能釐清這一事實。

4月10日,任命陳獨秀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長,委員有譚平山和馬超俊等,工作人員有馮菊坡(1899-1954)、阮嘯仙(1897-1935)和周其鑒(1893-1928)等,負責大本營宣傳和教育工作。[ 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49頁。]

7月14日,孫中山委任黃埔軍官陳季博(1888-1953)、梁明致(?)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29頁。]7月14日,派陳正繩(?)、羅玉田(?)為隨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7月16日,增派浦名元(?)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8月2日,再增派軍校教官張國元(1888-1952)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76頁。]12月1日,又再增派姚禔昌(?)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

7月時,國黨中央宣傳部長是傳媒人葉楚傖(1887-1946)。[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20頁。]9月孫中山委任董方域(?)、傳媒人慧僧(鮑慶香、鮑佛田1891-1939)、外交員陳柏年(?)為國民黨本部宣傳部宣傳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05-206頁。]譚平山又被委任為國民黨廣東工界宣傳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72頁。]

這時廣州政權財困嚴重,鄧慕韓為廣東宣傳局局長,1923年開辦後只領取三百元經費,計劃自行籌款,11月暫停發薪,只領60元公費錄事薪金25元,雜役留1人,如此每月只要97元以渡困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69-370頁。]1923年12月1日,鄧慕韓被去廣東宣傳局局長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64頁。]

1923年12月4日,孫中山裁撤大本營黨務處、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廣東宣傳局。[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85頁。]大本營宣傳委員會裁撤翌日,委雷大同(?)為大本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87頁。]委員會已不在,委員到那裏報到。


結束

1923年12月17日,孫中山命陳獨秀結束大本營宣傳委員會,進行移交工作。陳獨秀表示遵照辦理,[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25頁。]為何要結束,沒有資料。

1924年1月,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給卸任宣傳委員長的陳獨秀訓令,指他已呈交的開辦費有問題,很多單據未貼印花稅票,有領薪者未蓋印且金額不符,房租八百元出問題,命其跟進釐清問題。[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4頁。]

印花稅英文Stamp duty,故澳門華人俗稱貼士擔,是對契約、憑證、書據、帳簿及權利許可證等文件徵收的稅種。納稅人透過在文件上加貼印花稅票,或者蓋章來履行納稅義務。美國獨立革命的導火線之一就是印花稅範圍擴大至民生上。

文件中有領薪者未蓋印一句,看來當時簽名確認文件不盛行,要蓋印。

1924年6月17日,免參議員劉成禺(1876-1953)大本營宣傳委員會職,改為出任大本營參議。參議每月公費三百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305-306頁。]

1924年9月8日,免李伯愷(?)大本營秘書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8頁。]改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頁。]

1924年9月5日,任命外交代表馬素(1883-1930)為秘書,專理對外宣傳事宜,月薪五百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9頁。]1924年理論家戴季陶(1891-1949)任大元帥府參議月薪有300元,滇軍人鄒若衡(?)任大元帥諮議不支月薪。[ 中國社科院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第132頁。]

國民黨一大,戴季陶雖反對容共,但沒有在會上有活動,且被孫中山指定是宣傳問題9名成員之。[ 范小方等著:《戴季陶一生》,第124頁。]

大本營是軍政組織,大元帥是孫中山,參謀長是浙江人蔣介石(1887-1975),未到職由先後由雲南軍人張開儒(1869-1935)和江西軍人李烈鈞(1882-1946)出任,軍政部長湖南軍人程潛(1882-1968),外交部長廣東人伍朝樞(1887-1934),內政部長湖南書法家譚延闓(1880-1930),財政部長廣東人廖仲愷(1877-1925),建設部長南洋華僑鄧澤如(1869-1934),法制局長廣東人古應芬(1873-1931),金庫長廣東人林雲陔(1883-1948),廣東人謝良牧(1883-1931)為粵政務廳長,香港人楊西岩(1868-1929)為粵財政廳長。後金庫歸入財政部。[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56-159、209頁。曾慶榴著:《廣州國民政府》(穗:廣東人民,1996),第14-17頁。]

簡單來看以上人全是南方人,以廣東人為多,次為湖南人。

1924年6月20日,戴季陶請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汪精衛(1883-1944)任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北京:團結,2011),第60、224頁。]1924年2月21,汪精衛出任廣東教育會會長。[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第59頁。]1924年2月10日,汪精衛偕胡漢民(1879-1936)離廣州去上海,6月11日由上海回抵廣州。[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第59頁。]


總結

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沒有記述陳獨秀主持宣傳委員會的工作。[ 參閱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2011)。]

陳獨秀把《廣東群報》作為廣東支部的機關刊物,又成立宣講員(宣傳員)養成所,培養有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者。

宣講員養成所要三十萬元經費,[ 陳定炎等著:《一宗史實大翻案》(港:BERLIND INVESTMENT ,1997)第234-235頁。]1925年時國民黨補助宣講員養成所每月二千元。[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四)(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港:開源,2021),第130頁。]宣講所教材內容有社會科學、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等。[ 田彤著:《生產關係、社會結構與階級》(桂林:廣西師範,2023),第70頁。]地址在高等街素波巷,所長陳公博教導主任譚植棠。[ 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35頁。]

每期學生有五六十人,學員有後成工運領袖的孫律西(?)和農運領袖的黃學增(1900-1929)、工團軍長施卜(?)和工運幹部李耀先(1904-1928)等百餘人,也得到陳炯明(1878-1933)政府資助經費,1922年結束。教育委員會成立「注音字母教導團」,培訓黨員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員百餘人,1922年結束。[ 粵黨史會等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第113、115、148-149、192-194頁。穗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56頁。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35頁。]

抄寫本文參考了網上資料。

(完)


龍少爺

29.0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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