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20日 星期二

工運組織者區刀談罷工基金


罷工基金文章系列之三

[編按]看完阿正和RUN CHAN的罷工基金文章,再介紹另一好友區刀對罷工基金的不同建議,原文刊在他的FACEBOOK發表時題為〈政治罷工 集思廣益〉,現節錄有關罷工基金部份刊出,他亦提出了對罷工基金操作的具體建議,各人按月供款。區刀曾參與罷工工作,對罷工各問題有一定了解,其建議有一定實戰基礎。




工運組織者區刀談罷工基金
區刀

既然不知是否「合法罷工」,那麼怎樣才能保障自己不被老闆乘機解僱?首先,參與抗爭本身就無法寫包單全身而退,但大家節衣縮食互相幫助,互相介紹工作,就一定做得到,而且從今天開始就要做。說到底,人數是最大保障,你咪試下炒一百萬人囉。但正如上街要豬嘴頭盔,罷工也有一套特定的方法自我保護。我想得出的方向有三種。近日亦以此作為街站(以及airdrop)宣傳的重點 [2]

. 建立真正的罷工基金,而非用偶然捐款維持
沒什麼,簡單數學問題而已。紥鐵罷工籌得120萬;碼頭罷工籌得854萬;海麗罷工籌得28萬。都是數千甚至上萬市民支持數十至數百工友。現在過百萬人罷工,絕不可能再用這樣的模式,而是要建立真正的罷工基金。
真正的罷工基金是什麼回事?很簡單。香港大部份工會的會費極低,每年只收數十至數百元,在世界上算是非常罕有。在歐洲、美國、印尼、台灣等地,工會的常態,是會員交月薪的12%(甚至更多)作為會費,用作會址及職員工資等日常開支,以及累積罷工基金!由於有會員每月會費的累積,到了罷工期間,工會可以支付會員工資的70%(甚至更多)作為罷工期間的生活津貼。已經有網友提出類似想法 [3],實在好到不得了。
以反送中運動的規模及無大台的性質來說,當然不可能有單一個系統可以統籌上百萬抗爭者的罷工基金。如果有,我們已經有能力另組政府,甚至比現在的政府做得更好了。你諗下劏房波派4000蚊派得幾撚柒就明。我能夠構想的情況,較合理的做法是約20人組成一小組,每個成員就預留5%月薪用作抗爭開支,在成員有需要的時候提供經濟支援,並支援其他抗爭者的物資和糧水,形成一個一個小型的抗爭基金。

. 何不趁機加強聯繫?
要做到互相支援,互相保護,要的不止是出錢出力,還要改變自己與其他抗爭者的關係。相信在這五十多日以來,大家都各自在戰場上認識到新的戰友。除了在現場萍水相逢,靠著默契和信任行事之外,有沒有可能加強聯繫,更有效地支援對方?20人一小組,除了一些現存的網絡之外,容納更多新相識的朋友,不是不可能。

1. 梁寶龍:〈從巴士罷駛縱論工業行動〉,載https://wknews.org/node/1675
2. 〈我想參與罷工,可以點做〉,載 #wonder#https://www.facebook.com/…/a.11035242331…/1247961225363576/…
3.〈由今日開始,我會自行抽我份人工5%作為「社運稅」,直到真普選實行為止〉,載https://lih.kg/1387280

龍少的回應

區刀在文章開首指出:既然根據香港法例無法肯定罷工是不是合法,所以不需執著要合法才去罷工,龍少極之認同。我們尚要知道舉行政治罷工後,政府尚可用很多其他法例來檢控你,所以不應只著眼合法兩字上,自縛手腳。
區刀提出的小組形式,應是工會早已存在的基層單位組織,若你的工會尚未有,立即着手組織吧,為持久的鬥爭作好準備。若不知如何入手,請參閱香港工運史研究小組編譯:成功組織者的八堂課》(香港:香港職工會聯盟,2019)。該書是譯自Alexandra Bradbury, Mark Brenner, and Jane Slaughter 合著的Secrets of a Successful Organizer,工盟亦會配合此書提供有關課程,留意工盟的通告。
反送中運動雖然無大台,但在聯繫工作上是很多細組織的,這與區刀的小組概念有相類之處,能否在這方面上加以發揮呢!龍少没有參加這些小組,完全不了解不懂,故不瞎吹,只能提出聯想。
區刀又提及基金「在成員有需要的時候提供經濟支援,」這亦是早期工會的作用之一,六七十年代亦有儲蓄互助社出現,是一種經濟上互相支援的概念,對小組罷工金有參考價值。
(完)

龍少爺
20.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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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7日 星期六

麥德正談罷工基金


罷工基金文章系列之二




[編按]好友阿正接受《懷火》訪問談政治罷工,部份內容談及罷工基金,文章見〈訪談麥德正:罷工不只罷一天——工運人的罷工養成指南〉,刊於《懷火》,網址:https://www.reignitepress.com/post/%E8%A8%AA%E8%AB%87%E9%BA%A5%E5%BE%B7%E6%AD%A3%EF%BC%9A%E7%BD%B7%E5%B7%A5%E4%B8%8D%E5%8F%AA%E7%BD%B7%E4%B8%80%E5%A4%A9-%E5%B7%A5%E9%81%8B%E4%BA%BA%E7%9A%84%E7%BD%B7%E5%B7%A5%E9%A4%8A%E6%88%90%E6%8C%87%E5%8D%97?fbclid=IwAR3BIkHw5gN65W6tfY_YAGmItK6I9HdiB4kqmIcurB-y3MwSsg5WNtn05xA,原文頗長,現節錄有關罷工基金部份刊出,並作出回應。


麥德正談罷工基金

懷火:我知道你還說過關於罷工基金的想像,可以多說一點嗎?
麥德正:我用自己的立場說,我的建議是設立民間的罷工基金。縱使用去中心化、非工會的方法來組織罷工,也要有安家費。這樣罷工的機會比較大。工會其實就是工人的靠山和後盾,呼籲合法罷工也只是爲了有靠山和後盾。但大家既然覺得那個保障有限或不適用,或覺得為了那個保障已經來不及做很多程序,太麻煩了,那不如就野貓式罷工好了。但民眾自己一定要做自己的靠山——假設眾籌五千萬,罷工基金可以承擔安家費或八成的權益,那我覺得總罷工是比較有可能的。但民氣要到這個地步。
懷火:但眾酬登報紙讓人覺得比較簡單的是好像有一個盡頭的金額,眾籌工資會不會金額太大讓人容易卻步?
麥德正:不用是眾籌全香港人的罷工基金,可以先只是支援車長和公務員的罷工,甚至更少,例如:只是將軍澳車長的罷工基金。這裡大家可以算一下數,譬如所有將軍澳車長都預備了做死士的話,罷工基金可不可以做到賠償?不用賠全額,八折也好。我們可以算一下數,可能是五千萬,然後就沿著這個目標跑。或者我們可以算日薪,罷工基金承擔車長的日薪。我ff(幻想)的模式有兩個。一就是「傳統的罷工基金」,找一些有頭有面的社會人士去成立基金,錢給了誰,都有單有據,清清楚楚,有核數報告。二就是仿效G20網民眾籌登廣告,比較簡單,但就是講一個信字。雖然還是有人去核數,但就未必及「傳統的罷工基金」的仔細度。
懷火:你怎麼看「復、轉、改」的預備呢?六七暴動的時候很多工人響應罷工後被解僱,工會主動幫忙打通一些路,安排工人不能復業的話就轉業或改行。你覺得職工盟可以做到這個嗎?譬如想當年工聯會那樣讓一些良心老闆聘用抗爭者。
麥德正:當年他們也有罷工基金。而「復、轉、改」是他們失敗後的修補策略。良心老闆,說出來就容易,但不易找到。在今天的世代,提供安家費容易,接收新兄弟難。良心易說,但萬一新兄弟不合適,可不可以炒魷魚呢?不是「烈士」就一定收容,怕搞不好到最後變成勞資糾紛,勞資關係是很現實的。哈哈。還是罷工基金比較容易實行。
懷火:你覺得職工盟可以擔任成立罷工基金的角色嗎?
麥德正:職工盟正在呼籲85日罷工。不只是職工盟,全社會其實都應該把握時機去推罷工基金,譬如會不會有一班人出來說:「好!我現在就用自己的飯碗來跟政權對撼!大家來幫我籌款吧!」要有一班人,有事件,才做得起。要不然無端端籌錢,大家會覺得你不知道什麼居心,也不知道為什麼要響應。就好像九巴要有葉車長這樣的人出來提出罷工,罷工基金才能起動。要不然我們說弄個籌款,有什麼人會響應呢?
我想,是不是我們搞罷工基金沒關係,有人可以接下來做這個想法就好了。


龍少的回應

阿正從事工會工作十多廿年,談話没有口號式的空談,全是實質工作出現的問題。訪談中阿正反提間:「罷工你能罷嗎?」接着再問:如果和資產階級合作,可以三罷嗎?龍少冀大家不要空叫人罷工,先想一想阿正的提問,再用心細看阿正訪談的全文,最好能有一個能長期罷工的心理,這樣的罷工才有力量。
成立罷工基金上,阿正與RUN CHAN一樣主張眾籌,他稱為安家費,認為等於有了靠山和後盾然後安心去罷工,這樣總罷工的可行性就提高了。另一方面眾款金額的多少亦可視為民意温度計。
阿正談及良心老闆的問題,令我想起黎智英的蘋果日報大裁員,也是一宗不小的勞資糾紛,在反送中運動中,有人提出勞資合作問題,龍少當然不會反對,會提醒大家注意領導權的問題,絶不能由資產階級主導這場運動。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大革命,就是工人階級掌握好領導權,而遭資產階級出賣,令革命失敗,不可不緊記。

(完)

龍少爺
18.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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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眾籌罷工基金

罷工基金文章系列之一




[編按]月初三罷時,工會組織者何偉航和麥德正以親身經歷撰文,或接受訪問談罷工,已非一般政治宣傳口號文章可比,但有關罷工基金問題仍未能引起工運者的廣泛討論或發言。近日三罷建議再現,龍少認為是深入討論罷工各項問題良機,朋友RUN CHAN陳德運在FACEBOOK發表了〈眾籌罷工基金〉一文,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意見,龍少先轉載此文並作出回應。而好友區刀FACEBOOK發表〈政治罷工 集思廣益〉一文,亦提出了他對罷工基金的具體建議,接着也會轉載並加以回應,冀各位對工運有興趣者能各抒己見,切實討論,少喊口號。

眾籌罷工基金
RUN CHAN

簡單而言,眾籌罷工基金有以下幾個重要效果:
一、金錢保障前線員工罷工,增加前線參與罷工的意慾;
二、確保罷工有持續性,不只是一兩天的象徵性罷工;
三、了解民意的支持度:款項愈多,代表市民愈支持,反之亦然;
四、不是把罷工流於口號宣傳,而是向政權確切發起的挑戰書:最理想的情況下,甚至罷工未啟動,權貴可能已經跪低,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之效;
五、罷工基金還有餘額的話,應繼續保留,為往後再次發動政治罷工作準備:令官商政權知道勞苦大眾仍有再戰的條件,減低政權再次推動修例或其他有損我們權益的惡法的動機。

龍少的回應

龍少認為設立罷工基金是工會應有的工作,但香港情況特殊,工會數量多會員少,會費低,没有工會設立罷工基金,因會員少若有金額也不會多。設立罷工基金除了基本管理外,尚要進行保值,甚至如何增值等,衍生的工作和問題不少。
在保值問題上大多數工會都會用置業的方法,一則有搞活動的地方,另一方可保值,在金融市場上作投資較少,因風險大,香港醫學會也曾在這方面有較大的損手情況,不能輕率從事。再者基金在一段時間內滾存積累下金額應該不細,香港金融市場出現這一大筆資金有何影響呢!冀有關經濟學者能提出意見分析。
上世紀八十年代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因罷工曠日持久,罷工工人要向政府申領救濟金渡日。香港反英抗暴罷工也有此情況,基金金額有限不能派發到尾,3個月後即出問題。
RUN CHAN文章提出的第五點,是一個重點,但翻看海麗罷工,有人短視的提出每次罷工後結算基金,不應保留作長遠打算。基金的保留正好回應第二點的延伸,確保工運有持續性,不只是一兩宗的鬥爭。海麗罷工中,工盟在動用罷工基金上惹來無妄之災,幸好清者自清避過一劫,自此對籌款多少有點成驚弓鳥。
(完)

龍少爺
14.0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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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8日 星期四

以罷工暴力為例論暴政迫出死士



以罷工暴力為例論暴政迫出死士

前言
5月中出席林鄭不准殺害年輕人會議,得知已有多隊敢成隊組成,並伺機行動;6月中已聽不到有敢死隊一詞,新出現的是死士一詞;7月尾更多了遺書一詞,這都是暴政下迫出來的升級行動。龍少試以罷工史為例,闡述暴力行為的升級源自暴政,讓大家有關暴力問題各抒己見,廣泛深入討論。

罷工史的血腥暴力
1884年反法罷工中,西環發生騷動,港英派印籍馬差騎馬持劍到場驅趕群眾,打死1人傷數人,拘捕30人,6人為兒童。工人在對武力鎮壓下,於數日後發表聲明,指港英如果不釋放被捕者,即焚燒在港英國和法國人的住宅。在預警式暴力下港英屈服,釋放被捕者及撫恤死者家屬。
1922年海員在種種壓迫下起來反抗,舉行大罷工,其血腥味更濃。港英在這勞資糾紛中偏袒資方,封閉工會拘押工會幹部,並宣佈戒嚴,軍警荷槍出巡。資方到上海招募海員以代替罷工者,港英並加以協助。海員工會作出絶地反擊,決定槍殺負責招募的梁玉堂,海員梁和抽得生死籤擔當死士,在維多利亞像前開槍了結梁玉堂的生命,結果被捕判死刑,工會給予一千元安家費。尚有寧波海員於罷工期間開工遭剌傷。
1925年的省港大罷工血腥事件更多,工人以炸彈威迫他人罷工,其他的不在此一一詳述。1967年反英抗暴運動中血腥事件更多更重,以上暴力全都是針對港英的暴政而發生的。
2007年紥鐵罷工潮,工人在勞工處處事拖拖拉拉下火起來,做出敢死隊的行為,在無預先計劃好的情況下,突然衝出雪廠街馬路中躺卧在地上,阻塞車輛來往,癱瘓中環交通,是為第二次佔中行動,第一次是海員大罷工勝利後,歡欣的市民堵塞了德輔道中。
1971年盲人工潮中,某晚工人代表正商議明天的勞資談判如何抗爭,某人提議敲打辦公室的玻璃門,作為對資方的警告,有人心中盤算若能敲出一個小洞更具威懾力。一位有死士心態的代表,連日來不停練習如何插眼,資方的暴政行為令他豁出去,提升為練習挖眼珠,準備玉石俱焚。
是日眾代表來到辦公室門前,依計劃敲打玻璃門,怎知玻璃門突然爆破,眾代表自知正身陷險境,雖恐被玻璃割傷仍臨危不亂,緩緩的向後退。這時才知有人手持鐵通敲爆了玻璃門,大家没有割蓆默不作聲站在一起。資方則態度大轉,笑容滿臉的行出來,請各代表到會議室商談,更奉上茶水,談至近中午時更有飯盒供應,最後談判取得勝利。
如果玻璃不被擊破,談判會有如此結果嗎!暗練插眼的死士尚未出招,目標已到,他們都是暴政迫出來的敢死隊和死士。
他們為何「咁勇」,「唔知死字點寫」嗎!今天這班敢死隊員回顧前塵往事,仍堅定的說:「團結一致不足為懼。」仍在搬廠問題上團結一致,準備上場再戰。

人道主義
反送中運動中,有人喊出「黑警死全家」口號,龍少初有罪不及妻兒心態,回想抗日戰爭時,中國政府的忍讓助長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氣熖,令我有對敵寬容是對自己殘忍的感慨。
龍少也和盲人死士深入面談,他已是年過七十的老者,亦是充滿愛心的基督徒,談話中互相交流做義工心得,相約日期去做探訪,亦談了如何履行愛世人的信念。他對當年的死士心態没有後悔,現今的做義工行為不是為了贖罪,而是人人應有的基本信念。
面對現今反送中的毆鬥事件,有人以人道主義指出不應以眼還眼,以免陷入因反惡魔而變成惡魔的境地,問題值得深思。
反英抗暴時,西環一名苦力以工作用具彎勾尖端擊斃警員,今天苦力的伙判受龍少訪談時,細數這名警員當年的惡行,指這宗命案是針對該警員個人行為的。另一次訪談中,沙田左派村民說,反英抗暴期間他們以偷襲方式擊暈了數名警員,如果把他的警帽掉去,表示這行動是針對他個人行為的。若是制服完整戴上警帽,表示是針對港英暴政的。再看反英抗暴的警員心態,其他人的多篇訪談中可見,沙頭角槍戰後,很多警員都有報復心態。再看左派人士中槍情況,背部中槍者不少,可能他們被驅散後轉身離去時中槍,此情況可見開槍的警員己殺紅了眼,有嚴重殺人報復心態。這更增加了左派人對他們的仇恨,把暴力升級,如此就互相循環地把暴力升級。冀這些事例能擴闊大家對使用暴力的討論方向。
在如何處理情緒課程中開宗明義說,人受襲自然會保護自已,立即逃跑,或是抵抗,或是反擊。以上所有暴力事件都可算是人的自然反應之一,或可以說是暴政迫出來的自我保護暴力行為。而灌輸人道主義是否可減少這些暴力行為呢!可以一試,因人基本上是按原始本能作出反應。所以處理情緒課程提出三部曲,以日常行為改變思想,進而改變性格。所以要在事前做灌輸人道主義,否則只是空談。
上文龍少亦指出互相循環暴力升級的問題,在政治事件上大部份暴力始於暴政,若不解決這一源頭,人道主義也難以發揮作用。

總結
反送中運動已有人豁出去當死士寫遺書,他們的行為正如革命導師毛澤東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讓。革命就是暴動。」而清末的譚嗣同臨死前說:「中國哪次變法沒有犧牲和流血,我們撒出去的鮮血,必將喚醒中國人民的覺醒。」正如文革口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死士撒出的血是否能喚醒你呢!
(完)

龍少爺
08.08.2019

2019年7月31日 星期三

向小英捐款者致謝啟事




向小英捐款者致謝啟事

陳玉英(小英款更換肢和城中村兒童溫習書屋經籌款活動宣佈結束總共籌得78,860元,並於723日交給小英籌款活動得到各界友好支持,十分感激,並代小英向各捐款者致謝。
梁寶龍、石炳坤阿班
2019731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工會在罷工中的角色



現今全港各界人士在怒吼,但大罷工只聞其聲未其影,龍少也曾撰文介紹何謂罷工,今次是政治罷工,龍少現正整理資料稍後才能公開介紹,現先刊出何偉航的碼頭罷工經驗,談工會在工中角色。

工會在罷工中的角色

何偉航口述
梁寶龍撰文
2017520

本文是何偉航於201751日在《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話。

何偉航個人資料
何偉航Stanley 是中大畢業生,香港職工會聯盟組織幹事,2003年領導葵涌碼頭罷工。

發動罷工
今天我主要會講工會的兩種工作,一是如何令更多市民參與工運,二是罷工中工會做了些甚麼事!
我首先簡單地說一些與碼頭罷工有關的背境,香港貨櫃碼頭於九十年代初開始將一些工種外判,碼頭內有超過七成外判工人,如抓結、揸機(控制高大的吊機)等工種都有很多外判工人。公司聲稱使用外判工人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節省資源,並指這是約定俗成的情況,可以使公司更有彈性地調動勞動力資源。在這樣的制度下,公司就可以將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號碼頭工作的工人互相調配,令到工人的工作時間不穏定。因此可能要連續工作長達廿四小時,如橋邊理貨員和抓結工人就是要留在碼頭工作廿四小時的。因為香港没有標準工時法例,令到這種惡劣的工作情況一直没有改變。
這種惡劣的工作情況持續了十多年,令到工人的憤怨積聚很深,到了2013年時,工會開始組織碼頭工人,在碼頭外圍向工人進行宣言,指出他們應有的合法權益是甚麼,可以採取的抗爭方法如何,解決問題的出路在那裏。
碼頭工人的基層組織是隊,分為多隊,工會就去聯絡這些隊的領頭人,說明工會計劃發起行動,現在要爭取他們的支持。
碼頭工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屯門三聖的海鮮酒家聚餐。某晚,我和工會幹事去三聖找碼頭工人,看見酒家內已有多桌的碼頭工人在聚餐,總共有七八十人之眾。我們立即進行宣傳,呼籲工人站出來,從工時入手打動他們。遊說說:你們工作了廿四小時尚要加班,這樣不只是對不起自己的身體,若因此挨病了,你如何向家中妻兒交代呢!結果,這樣就挑起了他們的怒火。
這時我們就抓住時機,帶領工人拉起橫額去中環抗議,有一次更在碼頭外面抗議,動員了四五十名外判工人出席。但李嘉誠不理會工人的訴求,加重了工人的怒火,如此工潮就發展成為罷工,眾志成城堅持了40天。

工會在罷工中的角色
罷工期間最重要的考慮要點是,如何維持工人的旺盛鬥爭意志,保持他們日常生活所需。罷工期間工人不用上班,休閒地不知如何渡日,工會藉機進行工會敎育工作,邀請學生和各界團體如左翼廿一等協助,向工人進行工會敎育,使工人明白現在正發生的事情,工會為何要如此做法呢!
談判過程很漫長,期間要不停與工人保持聯絡,了解工人需要,同時讓工人知道談判的情況。工會每隔五至六天召開一次會員大會,讓工人明白罷工不是李卓人或何偉航話事,而是由全部工人一起參與領導,會上講述最新形勢,讓工人知道自己有何種選擇。會員大會內發動工人參與討論,表達意見。
學生參與罷工,主要是協助做外圍的工作,到全港各區向市民宣傳。工會主要是做內部組織工作。在爭取市民支持宣傳的工作中,最經典的是,指出李嘉誠的王國壟斷了香港市民生活所需。工會對外宣傳說,今天李嘉誠不理會碼頭工人,明天也不會理會百佳工人,或電訊3的工人,甚至其旗下任何公司的工人。工人曾到百佳進行宣傳,令市民明白正生活在大財團壓迫下的現況。
有一次聲援者進入長實大廈內拉起横額抗議,逗留了半日才被驅趕出來,這些行動都能鼓舞工人,知道罷工是得到市民支持,特別是年青人,有同路人的感覺。這是很重要的,證明工人不是孤單作戰,有大家一齊上,一齊落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很難用言語來表達的,只有參與其中的人才能體會,領會其中的工會與工人共存亡的感情。罷工的動力,是工人相信工會最終會為工人爭取到權益 。
曾有一位工人直接向我說,下次罷工我都會參加的,我不知道今次站出來後,下次要等到幾時。
罷工初期無人能夠預計罷工的效果,工人的包袱很大,需要有很堅強的意志才能站出來罷工,如部份罷工工人尚要按月繳付樓房按揭,他們甘願借錢渡日也要罷工。與雨傘運動不同,雨傘運動是政治訴求,罷工是經濟鬥爭。工人以生命怍賭注,無工開就無飯食,全家無着落,工人必須克服這恐懼才能站出來。工會要令工人明白越多人站出來,大家的包袱就會減低,成功機會就大。在没有集體談判法下,工會要經常發動工潮,以增強工人團結意識。每次抗爭中,獨立工會都是弱勢的,但不要害怕,因為我們明白自己正在做甚麼。我們是站在工人立場這一面,不只參與經濟鬥爭,還有政治鬥爭。
現在年青人不認為自己是工人,對工運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他們自認是中產,覺得工作機會多,不會長期固定在一個工作崗位上工作。這種態度是不會解決社會問題的,我們要從工會敎育入手,多做工夫爭取年青人加入工會。還要向市民清楚說明,工會在做甚麼。工會要有表現給市民看,令市民對工會有信心。如市民到碼頭時,就能聯想起工會曾為我們爭取到甚麼東西。碼頭罷工令港人進一步明白到集體談判權的意義。
(完)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上海六三罷工的史實論證



上海六三罷工的史實論證

前言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各路人馬紛紛出書寫文章,不少談及工學關係,使用了工學同行和聯盟兩詞,龍少認為完全錯誤,因此詳細整理上海六三罷工的史料,以正視聽。
部份寫政治宣傳文章者愛引用歷史事件以加強宣傳效果,可惜引用的部份史實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一面指責中共官方杜撰歷史,而自已卻又是如此。在杜撰歷史上,徐承恩(1978-?)的《鬱躁的城邦》是表表者,龍少已公開發表文章指出其錯誤之處。

五四運動
1919年巴黎和會舉行期間,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得知北洋政府將會簽署和約,日本將順利接收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他立即召集學生領袖許德珩1890-1990等面談,希望他們有所行動,阻止簽約。[1]而五四運動史權威周策縱1916-2007的《五四運動史》没有使用這一重要史料,為何呢!因為他寫此書時是五十年代,而這史料七十年代才出現,他寫書時没有機會看過這史料,所以談不上使用。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等著名學者的著作都有這情況。同樣在談論大革時左派人士都推崇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這書同樣有這情況出現,但這不表示這些著作已没有價值。龍少認為這些經典必看,但新舊史料不論好壞都要看,以獨立思考加以判斷,過份吹捧經典是迷信。
五四天安門遊行示威後,55日上海學生立行動起來,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接着全國各地都有學生聯合會。
57日上海的江蘇省教育協會舉行了一次國民大會,商談拒絶簽約一事,有兩萬餘人出席。59日上海商店罷賣日貨,提倡國貨。518日黃包車拒載日人,遊樂場拒絶日人進入。
519 日北京18間大專學校學召開會議,決定19日大罷課,以北京學生聯合會名義向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工團、各報館發表罷課宣言,同時上書總統徐世昌1855-1939),要求拒絶簽約
526日上海學生舉行總罷課,527日許德珩和陳寶鍔(?)化粧南下上海,發動群眾運動要求拒絶簽約。
531日上海舉行追悼郭欽光烈士大會,約有十萬市民和學生出席,會上決定在學聯成立多個部,如勞工部專責與工人保持聯絡,但没有資料顯示勞工部有任何具體活動。又設調查部調查日貨,並提出成立全國生聯合會,至616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至此學運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全國學生都動員起來,各地發生不少警民衝突。[2]
63日北洋政府大捕學生,觸發全國各界起來支持學生。[3]同日上海學生代表何葆仁1895-1978、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黃日葵1898-1930、段鍚朋1896-1948和陳寶鍔等到上海縣商會要求支持,商會剛接到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1878-1965的信,決定與該會聯絡合作,替學向北洋政府請願,可見商會加入行動主要是敎育界遊說的結果,不是學生。晚上學生四出到碼頭和各重要區域派傳單和演講。
有關「商會接江蘇省教育會黃炎培的信,決定與該會合作,」周策縱的書有使用這資料,而葉曙明(?)的《重返五四現場》則没有使用,不知為何。
至此部份文章指學生南下是發動工人罷工,完全是錯誤的,學生南下主要是找學生,其次是商人,没有找工人。而有關工學同行和聯盟下文會繼續闡述。
64日上海學生得知北京大拘捕學生消息,四出宣傳,要求商店罷市。
65日上海大罷市開始,商店門外貼出告示及懸掛旗幟,表明為營救學生而罷市。66日後進一步表明不除國賊不開市,市面秩序井然,全國各地紛紛響應舉行罷市。[4]店主本來不想罷市,店員在學生鼓動下主動收鋪。[5]所謂國賊是指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1877-1966、駐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和幣製局總裁宗輿1876-19413
下午學生聯合會邀請工學商報四界集會,有1,473人出席。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1867-1945、黃炎培、江蘇省教育會理事蔣夢麟1886-1964日)、教育家葉楚傖1887- 1946,政論家張東蓀1886-1973和國民黨首領孫中山1866-1925的代表黃大偉(?)等出席。決定繼續罷市,組織工商報學聯合會,稱為全國各界聯合會。[6]這裏的工字是指工業界,不是工人組織。

六三罷工
上海工廠罷工於65日開始,早上1130分曹家渡日資內外棉第三、四、五等廠全廠男女工五六千人舉行罷工,下午130分陸家灣日華紗廠,楊樹浦上海紗廠男女工相繼罷工,參加者約二萬餘人,尚有四五區的錦華、小煙絲廠等。[7]
是日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印刷廠也罷工,碼頭工人致函上海總商會聲言罷工3天,要求與總商會開聯席會議。滬寧、杭甬兩路工人罷工,要求釋放學生。[8]
66日罷工的有求新機器廠、銳利機器廠及浦東陸家嘴祥生鐵廠,南市華商電車公司等罷工,英美電車公司工人則響應華商電車工人,以請假來罷工,電車班次因而減少。海關造冊處印刷廠工人及職員也罷工,而英美煙廠工人則準備罷工,[9]有發展為同盟罷工趨勢。
求新機器廠工人罷工後到街上遊行,並自資在廠前街道建造鐵木牌樓,高6丈寬5丈,上題毋忘國恥4字,每字3尺,其頂部放置五色旗及順風機,上書有喚醒國民4字,隨風轉動。[10]
是日有工人組織致電駐節南京的江蘇省都督李純1867- 1920,言詞激烈地鼓動他發動革命,宣佈江蘇省獨立。[11]
北洋政府繼續採取高壓手段,司法部訓令各地政府鎮壓罷工。[12]午後陸宗輿先被免職,下午上海華資銀行團致電北京要求將曹章陸3人免職,否則金融無法維持,如3人免職則可向商界遊說開市。610日天津商會致電北洋政府要求罷免3人,以謝國人,保護學生。[13]
67日罷工繼續擴大,滬寧、杭甬鐵路總機廠工人罷工,法商電車公司工人也罷工,部份電車停駛,英商別發印刷房全體工人罷工,日暉橋興發榮機器造船廠全廠工人罷工,北浙路信通織布廠工人罷工,而閘北絲廠工人為維持女工生計起見暫不罷工,而手工業工人則全部罷工,輪船水手宣佈罷工,要求釋放被捕學生。[14]
68日日商第三、四、五、七、八和九等廠受襲擊,建築物被破壞,第五廠有3人受傷,巡捕到場驅散群眾,第七和八廠受襲擊後,被迫於是晚至14日休息5天。同濟學校工廠工人罷工。軍警在南市包圍學校拘捕學生,結果引發更多罷工。全市銅鐵機器業公會開會決定於3日後罷工,聲援北京學生。[15]
軍閥盧永祥1867-1933等致電北洋政府,要求將曹3免職。[16]69日直系軍閥吳佩孚1874-1939日)也要求釋放學生。[17]
69日浦東陸家嘴各工廠及江南造船廠全體工人罷工,招商局江新、江輪及甬班之新寧、紹新和北京等輪船因水手罷工而停駛、英商電車公司機器工人罷工、耶松公司老船廠、瑞熔機器造船廠、美商慎昌洋行、浦東美孚及亞細亞全部工人罷工,清潔工人也罷工。華界自來水工人因軍警在南市拘捕學生而罷工,有全市總罷工趨勢。據當時報章資料,至此罷工者有公共租界汽車司機,木匠、裝配工、機器工、造船工、石匠、電話接線生、磨工、印刷工人、馬夫、洗衣工、銅匠、技工、香煙廠工人、電車工人、水手和紡織工人等,約兩萬四千人,電燈公司醖釀罷工,[18]可能會没有電力供應,不罷工者也要停工。
南京下關碼頭工人拒卸日貨,廈門碼碩頭工人也拒卸日貨。[19]
是日曹汝霖提出辭職,傳說有軍閥率部向北京開進,銀行家警告北洋政府,如不能解決罷市問題,明天金融無法運作,政經局勢日益危急。晚上曹章陸3 人辭職被接納後,然後又被宣佈罷免。[20]69日後國務院接到天津傳來消息,指公用事業等十萬工人將於610日跟隨商界罷工。[21]
610日罷工到達高潮,滬寧杭甬鐵路工人及各輪船水手和海員全體罷工,海陸交通癱瘓。電話工人罷工,美商奇異電燈廠工人罷工、榮昌火柴第一、二廠、華昌盒片廠、浦東英商和平鐵廠、叉袋角大有榨油廠,日商鈴木洋行、美商茂生洋行、西餐廳、英商伊文思圖書公司等等工人罷工。[22]
612日下午,南北市機器銅鐵各廠、黃包車夫、工頭、扛頭和縴夫等在四明公所開會,約二千餘人出席,議決繼續罷工支持學生,與政府及日本無關的工廠自行決定是否繼續罷工。[23]
隨着暑假到來,學生離校運動走向結朿。流氓、盜匪和幫會也表示愛國。乞丐、小偷、妓女和歌女也罷工,郵差、消防和警察也計劃罷工。[24]
周策緃的《五四運動史》指上海當時没有聯合工會能有效領導罷工,故工人各自發動罷工,估計罷工的共有43個單位,內有7間紡織廠、7間金屬廠、18間公共事業公司(包括公共汽車、電話及電報等)、7間運輸及交通公司及其他等,總計約有一百間公司,約為卅五萬人。若以五萬人來計算,每人日薪0.584銀元,總共損失2,044萬銀元,而排斥日貨有助華商營商補償罷市損失。周策緃亦指當時上海有一百萬人,12%是工廠工人,即是十二萬人,[25]約是卅五萬罷工人數的三份一,這數值頗有問題,若加上手工業者和商員也未必有卅五萬人。
就罷工人數再看其他資料,工運人士鄧中夏1894-1933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估計有六至七萬人罷工,勞工學者陳達(?)的《中國勞工問題》估計有九萬人罷工,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估計有十萬人參加罷工。劉明逵編的《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第一冊,估計1920年上海的全部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男女工人約有卅萬人。法國學者謝諾Jean Chesneaux1922-2007的《中國工人運動史(1919-1927)》Les syndicats chinois, 1919-1927引當時出版的《新青年》資料,指上海總人口為一百五十餘萬人,男女工人為卅萬人,罷工人數無法確定

工學同行嗎!
有關五四的工學關係,當事人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指出:「當然,還另有一種浪漫的小資産階級的學生,或者可說是急進民主派的學生,他們却因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感覺到自己孤立,須要找一個共同奮鬥的同盟軍,這一同盟軍在他們的實際經驗中認爲就是新興的工人階級。真的『五四』運動中有一部份學生領袖,就是從這裏出發『往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這種小資産階級的學生,自然接近於無産階級,後來趨向於共産主義,以至於加入共産黨。」[26]他一點也没有說是工學同行或工學聯盟,只是說:到工人中辦學校,辦工會。且這是北京的事,與六三罷工無關。我們又要留意他說:小資産階級的學生變為無產階級的戰士,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所以奉勸各位自稱左的朋友,不要有意埋没這一事實,以高喊左口號來自瀆,要學習當年的小資産階級以行動來改變自己,進而改變社會。五四主將右派領袖傅斯年1896-1950)當年也主張往民間去[27]可以簡單地說,在中國歷史上左派利用右派開拓局面,奪取成果。
所謂工學同行或工學聯盟,龍少的字面理解是指工人和學生一起部署行動,綜合以上資料看不到工人和學生一起部署行動,而是工學各自部署行動,學生發動行動工人響應而已。學生鼓動店員罷工也不是工學同行或聯盟,因事前没有一起部署行動,或事後也没有一起計劃如何延續行動。到了鄧中夏到長辛店組織工人時,當時他的公開身分雖是學生,但他這次行動實質是準備組織共產黨,也不能稱為工學同行或聯盟。從運動中各界成立的工商報學聯合會成分可見,没有工人組織參與,證明學生從來没有計劃與工人一起行動,頂多只是鼓動工人支援而已,奉勸各左派評論家不要一看見罷工兩字出現就自我亢奮胡吹一番。

總罷工
1924年《伍氏中華年鑑》第十四章評論,指「中國人之組織工會,乃與1919年之學生運動有密切的聯繫。當時愛國學生籲請工人總罷工,以反對中國代表團在巴黎簽訂凡爾賽和約,……當學生請各地工人代表舉行全國總罷工議提出時,工人代表未允簽字所提議的總罷工」。[28]
以上所說的總罷工未找到其他資料佐證,所以只能列出不作詳述。而「中國人之組織工會,乃與1919年之學生運動有密切的聯繫。」此話過於簡單和誇大,五四前工人已開始組織工會,且數量不少,詳情請參閱陳達《中國勞工問題》、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1998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等,不在此詳細闡述
周策緃的《五四運動史》指上海當時没有聯合工會,故工人各自發動罷工,而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指,上海復旦大學校工於519日發起組織中華工界救國聯合會,以統一領導工人進行救國活動,而中華工會、中華工界聯合會第一分會等都在運動中起了一定作用,[29]這書的資料没有其他資料來佐證,暫難深入論說。

結論
五四天安門示威前,52日山東工人自發在濟南北崗子舉行收回青島演說會,有三千人出席,會中群眾情緒激昂,會後和平離去。[30]示威後的57日,上海楊樹浦恒豐紗廠工人自發進行反日活動,在廠外貼出對聯,左為國恥紀念日,右為禁止日本人進廠,8日晚開全體工人大會,研究如何抵制日本,宣告自今日開始與日本人斷絶工商關係,廢除與日本洋行訂立的合約,並組織幹事會,委派代青與華商聯絡,銷毁廠內日貨,[31]即是佔領了工廠。而永久機器廠工人抵制日貨決定521日起罷工。[32]
北京工人繼學生示威後,於511日在彰儀門集會,有數萬人出席,會後推出5名代表前往總統府及國務院請願,要求就山東問題進行嚴重交涉。再由姚爵舟(?)代表全體工人通電全世界,聲言中國派出工人赴歐工作,有助協約國取得勝利,所以不能說中國没有戰功,要求在山東問題上得到全世界各國平等對待。[33]
從北京政府與上海銀行界來往的電文來看,北洋政府辭退3人主因是恐三罷持續令金融繼續動盪。而內務部警政司派駐上海的任士鏗(?)於1919610日致電內政部,指「商務總會通告,以金融停滯,工界罷工,危險實甚。」[34]是唯一提及罷工影響力的電文,可以說罷工對北洋政府的決策影響不大,而各路軍閥支持學生亦是一個重要因素。
帝國主義者不想見到罷工,除了經濟因素外,亦恐如義和團的仇外事件再出現,影響自身經濟利益,要求北洋政府鎮壓罷工,[35]但絶大部份工人都是進行和理非非鬥爭,市面秩序良好,北洋政府没有理睬這些要求,亦没有藉口進行任何鎮壓行動。棉紗大王穆藕初1876-1943驚呼:「工界罷工最為危險」,要「竭力遏止」,另有資本家提出文明抵制和切勿動等口號。[36]從中外商人的反應來看,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活動都以自身的經濟角度來切入,所以階級鬥爭是必要的。
另一路南下學到廣州後曾召開4次群眾大會,有十餘萬人出席,三天後開始罷市和罷工,[37]廣州亦没有工學同行聯盟的記載。整個運動没有發動農民,而運動中華商乘機打擊日商,圖個人私利。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和《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完)

龍少爺
18.07.2019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1]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241頁。
[2]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305頁。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133-161頁。
[3] 蔡曉舟、楊景工著:〈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北京:人民大學,1991),第22-35頁。
[4]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3頁。
[5]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158頁。
[6]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306-307頁。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157-158頁。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5-87頁。蔡曉舟、楊景工著:〈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北京:人民大學,1991),第36-37頁。
[7]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396頁。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46-147頁。
[8]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3-94頁。
[9]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3-8494-96頁。
[10]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47頁。
[11]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160頁。
[12]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3-154頁。
[13]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62-164頁。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76頁。
[14]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6-99頁。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48頁。
[15]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9-101頁。
[16]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5-156頁。
[17]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61-16頁。
[18]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5101-105頁。蔡曉舟、楊景工著:〈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北京:人民大學,1991),第29-30頁。
[19]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2-93頁。
[20]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164頁。
[21] 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76頁。
[22]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110-112頁。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0-152頁。
[23]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2-153頁。
[24]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159-163頁。
[25]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159-163頁。
[26] 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159頁。
[27] 王汎森著:《傅斯年》(台北,聯經,2013),40-41頁。
[28]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第二編129頁。
[29] 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78頁。
[30]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第二編127頁。
[31]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1頁。
[32]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91-92頁。
[33]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第二編128頁。
[34]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編:《五四愛國運動檔案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41-253259 頁。
[35] 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6-158頁。
[36] 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77頁。
[37]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306-3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