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6日 星期三

海員興辦的子弟學校


海員興辦的子弟學校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香港工會在培養下一代以信心、恒心、毅力,寫好一個“人”字上出力不少。香港工會除了為工人爭取合理權益,亦為香港敎育事業出力。
抗日戰爭時期,1935年至1941年,香港有大批中國學校和學生大量湧入,當時香港敎育的進展之速與學校密度之大,達到驚人的地步。1930年本港中文學校學生有45,436人,英文學校學生有17,561人,到了1934年增至中文學校學生有67,988人,英文學校學生有19,005人[1]。
1940年,香港民間團體為解決兒童失學問題,紛紛開辦義學,共有義學111間。當中主辦義學的工會有:同德工會辦學兩所、帆船工會辦學1所、香港電車公司營業部華員職工存愛學會辦學1所等[2]。
早在1937年8月,中共黨員曾生[3](曾子屏,1910-1995)賣了家裏的兩畝地,在九龍南京街開辦“海華學校”,專門招收海員和洋務工人子弟入學,校長為曾生,教師有劉宣(?)、沙克(?)、羅文光(?)、阮群英(?)等。還利用校址開辦英文夜校,招收海員和洋務工人入學。曾生並把學校作為中共香港海員工委的聯絡點[4]。

曾生原名曾振聲,又名曾子屏,深圳市龍崗區坪山街道人,10歲讀完初小後到香港入讀“超然學校”,因多次違反校規,只好回到坪山光祖中學讀書。1923年離開坪山去澳洲悉尼讀書,1928年回到坪山。1929年,曾生到廣州中山大學附屬中學讀書,1936年1月被選為中山大學員生工友抗敵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受到通緝南下香港,在新界一間海員子弟學校教書。2月,曾生到英國昌興輪船公司的日本皇后號客輪當海員,並在船上成立了由坪山同鄉組成的慈善組織“惠坪樂善公所”。10月加入中共,一邊在中山大學讀書,一邊抽時間回香港從事恢復中共黨組織的工作。12月,曾生等建立起中共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1937年8月,曾生賣了家裏的兩畝地,在九龍南京街開辦海華學校,專門招收海員和洋務工人子弟入學,同時亦作為中共的聯絡點,校長為曾生[5]。1938年初,曾生接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發展了300餘人加入中共,年底在惠陽建立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任總隊長。1943年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與其其抗日游擊隊整為為“東江縱隊”,任司令員。中共建政後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華南軍區第一副參謀長,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先後任中共海軍黨委委員、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副省長兼廣州市市長等職。1962年6月5-6日,廣州市民1萬餘人聚集在廣九鐵路廣州東站,衝擊火車站打傷警員,曾生批准廣州軍區派出1個營的兵力在東站實行戒嚴平息事件。1974年後先後任交通部副部長、部長、國務院顧問等職務。

抗戰勝利後,港人經歷了3年零8個月的苦難日子後,殖民地政府重返香港升起米旗。1946年4月30日,港英正式恢復運作,香港百廢待興,人口激增,協助失學兒童成為社會最關切問題。戰前香港有學校1128間,適齡學童11萬9千人;戰後,香港僅有學校600多間,內計公立學校20多間,私校400多間,津貼、補助學校227間,共收容中小學生9萬餘人,以1951年香港人口有60萬計,只有少於5%的人可以接受敎育,約有5 萬餘適齡入學兒童失學[6]。教育司柳惠露(Thomas Richmond Rowell,羅威爾)提出要於1950年完成50所中文小學,收容失學兒童[7],遠不能滿足要求。為了解決這個急迫的社會問題,各界積極各謀良策。
1946年8月,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提出設立港九勞工子弟學校的建議,獲工會積極響應。9月1日,海員工會和摩托車業職工總會、香港洋務總工會、海軍船塢華員協進會、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電燈公司華員協助會、電車公司華員存愛會、電話公司港九華員協助會、中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協進會、水務局職工職誼會、港九郵政詠閒社、消防局職工同樂會、政府華員職工聯愛會、衛生局職工總會、印工業餘憩廬、港九木匠總工會、港九打銅工業研究社、英美煙草公司聲韻業餘社、麻纜廠工人互助社、糖麵西化職業總工會、港九樹膠業總工會等23間工會聯合組織成立“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後改名“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創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主任為電車公司華員存愛會的朱敬文(1906-1996),副主任為海員工會張東荃(?)[8]。

張東荃又名錢海華,廣東惠陽人,1931年落日本皇后輪當海員,積極參加餘閒樂社,三十年代初加入中共,1939年1月發動兩艘皇后輪海員數十人組成兩個慰問團,分別由他和吳渭池(1884-1975)帶隊到東江,1940年離船到餘閒樂社工作,當選執委,1942年香港淪陷後,參加廣東抗日人民游擊總隊,負責稅務工作,抗戰勝利,1945年底返回香港,籌備恢復海員工會,出任副主席,主席,1946年任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副主任,1948年任港九工會聯合會副理事長,1950年上廣州在廣東勞動局工作,後調廣東省海員工會出任主席,1971年在廣州病逝。

國民黨中華海員特別黨部香港區黨部在九龍西貢街15號4樓設立中華海員海外俱樂部。中華海員海外俱樂部籌設海員子弟學校,聘譚壯逖(?)為校長,區黨部常委何蓋民(?)兼任董事長,向港英註冊。先辦夜校,招生45人。11月14日開課[9]。
1953年,海員工會租用港島干諾道西128號2、3樓設立香港區服務處,於1954年在服務處內開辦子弟管敎班。1961年1月,敎育司通知海員工會,着令停辦管敎班,或依敎育條例註冊。工會造訪敎育司,申述管敎班乃福利事業,不能作為學校而按照敎育條例進行註冊,應給予協助和便利。後經工務局和消防局現場視察後,工會再造訪敎育司詢問註冊問題,敎育司表示可以繼續辦下去,要求敎師必須註冊,註冊條件是:敎師必須具有會考證書的高中畢業生。工會指出:“如果敎育司真正扶助社團辦學,對屬於福利性質的子弟學校,不應硬性規定敎師要符合的註冊條件。”管敎班終於在7月註冊成功[10]。
1962年時,海員工會有會員1300餘人,福利費達16萬多元,去年在有九龍區籌款建校,籌得15萬元,購置油麻地新填地街6間樓宇,明年初可建成[11]。
1964年9月,海員工會在德輔道西155-161號德東樓5樓購置單位4間,作為港區辦事處及海員子弟學校校址。總會會所設在佐敦道統一大廈,油麻地南京街辦有海員俱樂部,佐敦道設有海員子弟管敎班[12]。
海員子弟學校校舍設在德輔道西157-161號德東樓5樓,一共3間樓宇,由海員捐款購買,開辦小一至小六年級,上下午共收容學生260名,由於地方所限,不少海員子弟仍無法入學,學校是海員工會福利事業之一,每月只收什費6至7元,工會每年補助逾萬元[13]。
敎育司指海員子弟學校未經註冊,勒令停辦,後來工會租用兩座新樓,申請註冊成功[14]。
1965年,敎育司又在學位、師資方面多方限制海員子弟學校[15]。
工會購置3幢新樓作校舍,以收容更多學生。但敎育司說新校舍負荷力不足,不准辦校[16]。
7月,海員工會經多方交涉,以及圖則師說明校舍結構良好之後,敎育司始同意該會在新校舍辦學。至此,校舍問題經已解決[17]。但跟隨而來,敎育司又在學額方面予以限制。該校有3間樓宇,每間設1課室,面積都有300多平方尺,原來3個課室有學額130名,但現在敎育司只批學額60名,不及該校現有學額之一半,如照敎育司規定,該校將有一半以上學生失學。工會對敎育司不滿,指一個本來可容40餘人的課室,只准收容18至23名學生,認為敎育司此舉,加深了辦學難,造成更多兒童失學,迫學校停辦[18]。

“反共”是港英一貫的政策,也是英國的全球策略;“反英”則是中共一貫的政策,“反殖”也是共產主義者最漂亮的口號,在這兩種相互不容的政策下,矛盾己經存在,衝突必然發生。隨着國際和中國的政經發展,雙方都會以進攻或退讓的方式開展鬥爭。反映在敎育事業上,雙方的鬥爭從來没有停止過,勞工子弟中學校的歷程就是一個好例子。海員子弟學校事件就是一段小插曲,學生是否失學不是當權者的考慮主因,樓宇安全只是行動的漂亮口號,任何影響反共國策的東西都殺無赦。
(完)

龍少爺
16.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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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齊樂著:《香港中文敎育通發展史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2009,第320頁。
[2] 《星島日報》,1940年4月24日。
[3] 曾生(1910-1995)廣東惠陽人。畢業於中山大學,廣州市抗日學生聯合會主席。1936年10月加入中共。後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組織部部長、書記,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華南軍區第一副參謀長、海軍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中共廣州市委書記、市長,廣東省副省長,交通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4] 曾生:《在香港從事海員工運的回憶》,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14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21頁。
[5] 曾生:《在香港從事海員工運的回憶》,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14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21頁。
[6] 《本會義學理概況》,載:《港九裝修傢俬總工會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港九裝修傢俬總工會,1951。
[7] 九龍船塢紀念小學舊生會,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1412483007。
[8] 余渭泉《漫談港九勞工子弟敎育事業》,香港,1947。梁寶龍:《香港勞校的成長》,載:梁寶霖、梁寶龍、陳明銶、高彥頤合編:《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香港督敎工業委員會,1982,第81頁。
[9] 《工商日報》,1947年11月5日,第6頁。
[10] 《香港海員工會復會四十年大事紀要(1945-1985年)》,香港,海員工會,第32-34頁。
[11]  《華僑日報》,1964年5月25日,第7張第1頁。
[12]  《大公報》,1964年9月12日,第3版。《華僑日報》,1964年5月25日,第7張第1頁。
[13]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4]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5]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6]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7]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8]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2013年10月9日 星期三

何東與海員大罷工


近年香港三聯出版了數本有關何東家族的專著: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8;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鄭宏泰、黃紹倫著:《三代婦女傳奇──何家女子》,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0。
鄭宏泰、黃紹倫著:《山巔堡壘──何東花園》,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5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這批書部份內容涉及工人運動,如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及華工出國等,部份資料首次見諸文中文書籍。
何東是海員大罷工能夠順利解決的重要人物,有關何東願意支付海員罷工期間的工資一事上,一直以來史書談及這個細節都没有提出具體史料佐證。《香港大老──何東》列出具體資料描述:復工談判中,在“支付罷工間期一半工資”問題上爭持不下,何東向港英提出一個折衷方法,表示自已可以捐款支付該筆工資。港英表示“不想利用這個機會去干預經濟層面的糾紛”,因而不作出任何承認,以免牽涉其中。何東私下承諾支付工人罷工期間的一半工資[1]。《中國勞工運動史》,指該筆金錢共需36萬8千元[2]。事後,何東的承諾並沒有兌現。
1925年3月,海員工會紀念海員罷工三週年,發出致全世界工人宣言《請看船東和香港英殖民地政府欺騙海員》,指駡港英、船東、何東等狼狽為奸,當時香港的英文報刊亦將宣言刊出,要求港英和船公司辯駁,以保存港英的面子,但港英等没有回應[3]。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通過《鏟除工賊決議案》,何東名列其中[4]。
《香港大老──何東》描述,海員工會向“國際勞工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ILO)尋求協助。1929年國際勞大會秘書譚馬士(Monsier Albert Thomas,?)仍在跟進。港英認為國際勞工大會是無牙老虎,知會何東不要接觸譚馬士,以拖字訣處理,事件最後不了了之[5]。
梁雄基著的《中西融合•羅何錦姿》提出的新資料,1929年9月19日,ILO辦事處法藉主管向何東追討,港督金文泰代何東回覆,指船東已大部份支付了那30萬元,認為海員工會領袖蘇兆徵與林偉民加入了共產黨,將海員罷工定性為背後有共產黨強力支持的政治事件[6]。

《香港大老──何東》提出一項有少人提及的資料,引述1922年2月14日的《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指出,在海員罷工影響下,廣州自1922年1月25日至2月13日關稅損失了50萬元,寄存在倉庫的貨物如綢、荼葉、棉花及布帛等,更因氣候潮濕而變壞,直接及間接引起的損失更是數以千萬計[7]。

何東的父親何仕文(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1839-1892)主理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Koopmanchap & Bosman & Co.)業務。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主要從事苦力貿易[8],賺取不道德的金錢。於1869年在苦力貿易中觸礁。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未能提供足夠華工付運美國,港督麥當奴取締香港華工轉口角色(北京,香港史,第274-275頁),何仕文等不能將華工從中國運到香港轉往運美,公司宣佈破產,出售資產[9]。

(完)

龍少爺
30.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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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7,第135-136頁。
[2]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1冊,台北,1984,增訂版;主編陸京士,第187頁。
[3] 鍾點編,何幹成審訂:《香港海員大罷工》,廣州,廣東省總工會,1983,第59頁,引:《民國日報》,上海,1922年3月26、29日。
[4]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會歷次代表大會文獻》,第一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再版,第27頁。
[5]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第136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6]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5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7]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7,第134頁。
[8]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41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9]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第136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41-44頁,引:《孖剌西報》,香港,1969年4月16日;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013年10月2日 星期三

1931年灣仔反日騒動



1931年灣仔反日騒動
周奕將於本星期日應海港公園講座之邀,在香港大會堂主講82年前香港發生的反日大騷動。
這場騷動發生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之後,首先是灣仔出事,其後蔓延至全香港民眾反日,鬧得很大,並持續了一個星期,港府以高壓鎮壓,民眾寄發、持有反日傳單亦予入罪。
這麼大的一件事,在香港難歷史記載甚少提及,有者亦僅是一句話。
歡迎各位光臨指導。


日期:10月6日(星期日)
時間:4:15pm-6:15pm
地點:香港大會堂高座八樓演奏廳
題目:1931年灣仔反日騷動
主講:周奕先生(香港史學者)


2013年10月1日 星期二

勞工子弟學校第一次賣花籌款(草稿)

勞工子弟學校第一次賣花籌款(草稿)
抗日戰爭勝利後,港英重佔香港,未能為適齡學童提供足夠學位,各界紛紛辦學應付社會需要,港英特別放寬衞生規則配合,准許在住宅及職工會所內開辦學校,更給予經濟援助,每名學生每月補助3元[1]。
1946年9月,左派工會創辦的第一所“勞工子弟學校”(以下簡稱“勞校”)開課,地址在灣仔海軍船塢華員職工會會址,只有兩班共83名學生。1947年,增設了旺角、灣仔、深水、筲箕灣、西灣河、紅磡、西營盤、油麻地、摩托車等勞校。1948年,勞校在解決工人子弟失學問題上有了可觀進展,為了幫助工人業餘進修,增強文化,又開設了4間工人補習夜校:“深水婦女織工補習夜校”、“土瓜灣婦女織工補習夜校”、“五金工人補習夜校”、“筲箕灣工人補習夜校”等。
當時港英支助東華的文武廟校3000元,筲箕灣校720元,景光街校210元,油麻地天后廟校3000元,總共6930元[2],支助勞校總數每月約5000元[3],未因勞校的政治背景而有差異。
1948年,港英藉口發展勞校,籌募100萬元建築校舍,提出擬成立“中央委員會”,由羅文錦、何明華代表政府管理,代替現有的工會、敎會、勞工司、敎育司聯合構成的校管理委員會[4]。
8月,勞校的施玉麟宣佈已籌得9萬元,敎育司答允撥款15萬元,並在談話中表示敎育不分黨派階級,工會贊成興建校舍,由“港九勞工敎育促會會”(簡稱“勞敎會”)擴大籌募[5]。
左派工會決定利用英批准勞校賣花籌款機會,擴大號召發動群眾,確定目標:1.擴大工人福利事業,首先是勞校抓緊英國改良政策;2.敎育群眾認識港英統治政策,發動力量迫港英就範;3.擴大影響,爭取中間工會、學校、社會人士甚至英資上層,個別國民黨校參加;4.鞏固工會,發展力量[6]。
8月22日,勞敎會公開號召,由15個工會組成“賣花委員會”,各工會派出積極分子成立“工作人員會議”,利用中西報刊積極宣傳[7]。
9月1日,勞敎會舉行二週年紀念大會及記者學校招待會,爭取羅文錦公開廣播,以施玉麒、勞工司等名義印發通訊、街報,製備漫畫標語[8]。
9月9日,勞敎會招待港英福利顧問錢氐(秦氐),藉以擴大合法號召[9]。
9月15日,各工會分別舉行月光晚會、幹部會,月光晚會有2000餘人出席[10]。
9月18日,經過醖釀成熟,先在工廠號召工友自己買名譽花,爭取廠長帶頭買,進一步推動廠外買名譽花,組織賣花隊,掀起賣花熱潮。工人群眾說:“工人賣花破天荒”、“工人也會辦校出錢,應該大家一齊又賣又買”、“我們工會也要辦學校”。初期各工會領花15朵,後來部份工會領花多達1000朵,《華僑報》、《華南報》發表社論評論,中西各報均有特寫[11]。
9月25日,勞校賣花籌款在港九新界全面展開,參加賣花隊的單位有94個,學校81間,學生3000餘人,當黨中工會賣花隊及工作人員約2000餘人,工友賣者花達2萬餘人,平常工人因經濟能力多數不會捐款買花。工會賣花共籌得4萬餘元,全場賣花優勝者依次為勞校、女青年會、二塢工會、電車工會等,籌款總數籌得8萬5千餘元[12]。
勞校年開支約30多萬元,敎育局每年津貼6萬多元,各工商機構捐款約2萬多元,其餘20多萬元由工人自給或向社會籌募[13]。
本文主要根據中共檔案整理而成,並未全面閱讀當時香港報刊,美中不足,有待日後進一步補充。

龍少爺
01.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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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匯報》, 1949年6月17日。
[2] 何佩然:《傳與承—─慈善服務融入社區》,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366頁;《東華三院檔案資料彙編系列之五》。
[3] 《文匯報》, 1949年6月17日。
[4]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5]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7]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9]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0]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1]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2] 《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載:《星島日報》,1949年6月21日。數字有出入。
[13]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24頁,引:《文匯報》,1949年5月28日。

2013年9月22日 星期日

1922年海陸理貨員罷工拉雜談


1922年海陸理貨員罷工拉雜談
1922年5月廣州的《群報》刊有一段香港的罷工消息。記載了是年3月海陸理貨員要求加薪罷工,1個月後得到解決,雙方訂立條件:“1.由晨6句鐘至晚6句鐘(內除兩點鐘為用膳之時)作1日工金計算,由下午6句鐘至夜半12句鐘(內除1點鐘為用膳之時)作1日工金計算,由夜半12句鐘至晨6句鐘(內除1點鐘為用膳之時)作1日工金計算;2.無論一日中何時作工,均作1日計算;3.理貨員頭人每日工金3元1毫,平常理貨員每日工金2元3毫半,由4月1日起實行;4.東家除照給第3款規定之工金外,不另給膳費,理貨員有自備膳食之自由,但倘東家供給食用者每膳須扣銀2毫半;5.上述理貨員所得之工金,當照實數,如東家經由辦館代僱理貨員,支給僱錢之多少,俱由東家自理;6.東家直接僱用理貨員,該理貨員工會須保證迅速無誤。[1]”
從以上資料得知理貨員可能要在午夜12時至翌日凌晨6時工作,可反映香港貨物進出的繁忙,僱主為了趕貨不惜安排工人在晚上通宵工作,只需要工作6個小時亦給予1天工資。
復工條件4 說明僱主給工人的膳食費用每餐為0.25元,若以每日兩主餐計算,每日主餐費用為0.5元,以每月30日計,每月主餐費用為15元。當時所有行業大部份僱主都會提供膳食的,四十年代澳門木箱工會與商會協商,訂明每餐飯餸錢不少於若干毫。七十年代時,香港小部份印刷廠會另外支給工人一份午飯錢。六十年代,很多行業更會另給工人理髮錢。反觀今天,僱主竟然提出扣飯鐘錢,標準工時未能落實。時代進步了,工人的待遇退步,資產階級的良知新不如舊,可悲!
再看該報5月8日另一段工潮新聞。記載了小輪工人向資方提出加薪要求,要求領有憑證者每月加6元,未領有憑證者每月加5元,華資船東答允領有憑證者加6元,無憑證者加4元。外資船東則完全拒絶要求,只允1等舵工每月薪金不少於25元,1等機師不少於24元,無憑證者不少於14元[2]。
若以上述資料推算,小輪工人無憑證者月薪不少於14元者,每月主餐已用去15元,所餘不多,月薪僅可糊口。
當時海陸理貨員巳組織“海陸理貨員工會”,今物流理貨工會,曾全力支持海員大罷工,參加省港大罷工。而小輪工人的工會是“香港華人船主司機總工會”,今小輪業職工會。二十年代香港是亞洲重要的轉運港,以上兩會工人是運輸業重要支柱,在工運中擔任重角色。
(完)

龍少爺
22.09.2013



[1] 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選編:《廣東群報選輯》,廣州,1964,第153頁。
[2] 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選編:《廣東群報選輯》,廣州,1964,第1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