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7日 星期四

電車工會領袖何耀全


電車工會領袖何耀全

何耀全一生是短暫而光輝的,為了中華民族和工人階級的解放,以鮮血寫好一個“人”字。
何耀全(1897-1927)字永輝,祖籍福建永定,1897年3月6日出生在廣州。父親何貴榮(?-1912),有3子1女,何耀全為次子。何耀全9歲時過繼給何瑞業(?)做嗣子,並開始入私塾讀書。13歲生母病逝,兩年後生父又與世長辭,家境日衰,遂中途輟學。
後來,何耀全經朋友介紹到廣州市警察局當電話接線生,每月工資僅能維持最低生活。不久又失業,改做臨時工。在這期間,何耀全跟隨福軍拳術總教練林世榮(1861-1943)學習拳術。何耀全經過武術鍛煉,身體健壯,武藝高強,被聘為李福林部的拳術教師兼文書。
1919年1月18日,何耀全與香港捲煙廠女工吳麗貞(?)結婚,並於同年底遷往香港居住。到香港後,何耀全一時找不到固定職業,只能靠妻子的薪金度日。1920年,吳麗貞生下兒子何灼逑(?),不能再外出做工,一家生活更加困難。
1921年,何耀全在表哥和契娘幫助下,進入電車公司當售票員。3月後,何耀全、鎖春城(?)等發動電車工人組織「香港電車工業競進會」(以下簡稱電車工會)。「會員有揸車(駕駛)、售票員兩部份,共約350餘人,會內職員有郭鏡泉(?)、簡公(?)、白潔之(?)、何耀全、鎖春城等主持會務」[1],主席為鎖春城,會址設在灣仔鵝頸橋街口的頂樓。

電車工會是香港工運的重要支柱。1927年「香港電車工業競進會」被迫解散。1931年,在工友的團結努力下,正式註冊為「香港電車公司營業部華員職工存愛學會」,舉辦了文娛康樂活動。1948年修正名稱為「香港電車職工會」。4月,電車工會與21間工會一起聯合成立「香港工會聯合會」。1950年。電車工會舉行5天怠工行動,港英以武力鎮壓,製造了羅素街流血事件,封閉工會,將工會主席劉法(?)、副主席歐陽少峰(?)等主要負責人及工友遞解出境。電車工會在工聯會和各業工會大力支持,堅持維護工人權益停工48天,結果勝利復工、復會。

1920年,電車工會響應「香港華人機器總工會」要求改善待遇鬥爭,向資方提出要求:加薪百分之三十二至五十,取消不上班罰扣兩天工資的苛例;取消「每天晨早到廠等候點派出車,無車去則不給工資」的苛例。(此後人多時就派往站坐亭)。年尾發給3個星期花紅;超過八小時廿分鐘工作後當超時工作;年級加薪;在總站設兩名替代人,以便工友急需時替代工作;非經勞資雙方代表會商決定,不得任意開除工人。由於工會的正確領導,工人的團結一致,結果得到公司全部答應改善,工人的團結更鞏固,會務更加發展[2]。
1922年1月,香港海員舉行大罷工,何耀全領導電車工人也舉行罷工支援。2月底,全港參加罷工的有酒樓總工會、茶居工會、牛羊行工會等70餘團體。但不久,資方以「帶頭鬧事」為由,宣佈將何耀全開除。電車工會一面動員工人捐錢幫助何耀全解決生活困難;一面派代表與資方交涉,要求允許何耀全復工。
何耀全失業後面對逆境並未灰心,為了解決生活困難,減少工會負擔,他在新界租了「中華農藝會」的一小塊耕地,種植蔬菜等作農作物,以維持家計。何耀全對民族和工人的解放理想信心不減、持之以恒。何耀全與電車工會仍然保持著聯繫,關心電車工人鬥爭得來的利益,希望工會注意維護罷工的勝利果實。電車工會也關心何耀全,為他的被無理開除事件,繼續與資方鬥爭,並迫使資方同意讓他復工。何耀全很感激工友的支持,更堅定地,剛毅不屈為工人利益而鬥爭。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何耀全被選為香港工團總會出席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代表。會上,何耀全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委員。從此,何耀全躋身於全國工人運動領導人的行列,指導全國工人為自身權益而奮鬥。
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後,何耀全返回香港,與「海員工會」的蘇兆徵(1885-1929)等一起,聯繫電車、洋務、木匠、印務等工會,準備成立「香港華工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何耀全是籌備委員會委員。
上海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香港,激起了深受帝國主義壓迫的香港人的無比憤怒,迫切要求和全國人民一起行動。中共廣東區委決定發動香港工人罷工,反抗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6月中旬,中共派鄧中夏(1894-1933)等前往香港,會同蘇兆徵等黨員,研究發動香港工人參加為「反對帝國主義求得民族解放」而舉行的罷工鬥爭。
鄧中夏、蘇兆徴依靠何耀全等積極分子,一方面在各工廠散發傳單,一方面與各工會領袖接頭。在鄧中夏、蘇兆徵發動下,全港工團30多間工會負責人,在香港中環「車衣工會」4樓舉行了兩次秘密會議。第一次會議由鄧中夏報告五卅慘案的經過和各地援助上海群眾的情況,號召各工會發動工人罷工回廣州。楊匏安(1896-1931)以國民黨工人部長廖仲愷(1877-1925)代表名義,說明廣東軍政府負責解決罷工工人的食宿問題。電車工會派何耀全、郭鏡泉為代表參加會議,何耀全表示堅決擁護中華全國總工會號召,支持罷工。會上一致通過舉行總罷工的決定和罷工宣言與罷工要求。
翌日,鄧中夏等又召開各工會領袖第二次聯席會議,成立「全港工團聯合會」作為臨時指揮機關,並選定職員。何耀全被選為全港工團聯合會委員。這次會議還決定發動罷工的時間和離港方法。
6月13日,香港工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臨時辦事處,負責接待罷工工人及籌劃罷工經費。
6月15日,省港臨時罷工委員會發出《為“五卅”慘案致香港各工團》的公開信,號召各工團「立即通令全體工友一致罷工,以制帝國主義者死命。並希提出要求條件,不達目的不止。」何耀全接到《為“五卅”慘案致香港各工團》的公開信後,即翻印成傳單,交給電車售票員,讓他們行車時沿途散發,擴大罷工宣傳。
6月19日,省港大罷工爆發。最先發難的是海員、電車、印務工人,接著就是洋務、起落貨、煤炭工人,各種工人相繼加入罷工,機器 船塢工人殿後。香港工人罷工後,乘火車、輪船、以至步行,從深圳、前山、江門、三水河口等分途返廣州。何耀全身為全港工團聯合會的發難委員仍留在香港,主持發動未罷工的工會加入罷工行列[3]。
港英為對付罷工,一面派軍警鎮壓,宣佈戒嚴令,搜捕工會領袖數十人;一面派軍艦在海上遊弋,禁止糧食出口,禁止商船到廣州,企圖對廣州軍政府進行經濟封鎖。何耀全在警員到處搜捕的險惡環境下,從容鎮靜地秘密來往於各工會和工人居住區,繼續組織罷工,處理罷工善後工作,完成任務後,在工人掩護下,巧妙地離開香港北上廣州。
6月23日,廣東各界舉行援助滬案示威大會。是日到會者有香港罷工工人、廣州的學校、商界、工農團體、黃埔軍校學生軍等約10萬人,群眾列隊遊行。何耀全出席了大會並任香港工人隊伍領隊,率領群眾沿途高呼「打倒英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收回沙面租界」等口號。當隊伍到達沙面的對岸沙基時,駐守沙面的英軍開槍掃射,打死54人,打傷117人,造成「沙基慘案」。事後, 何耀全義憤填膺地對工友說:「上海五卅慘案的血跡未乾,沙基慘案接踵而來。帝國主義者不把中國人當作人,而是當作螞蟻,任意開槍殘殺,我們不能坐著等死,只有起來鬥爭,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領土,爭取中華民族獨立,才能洗雪這個奇恥大辱。」[4]
6月2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決定設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的最高議事機關; 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作為執行罷工工人代表大會的決議,掌管省港罷工一切事宜的最高執行機關。罷工委員會選舉蘇兆徴為委員長,何耀全、曾子嚴(?)為副委員長。
1925年夏,蘇兆徴介紹何耀全加入中共。從此以後,何耀全對自己的要求更加嚴格。中共廣東區委為了加強對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和罷工委員會的領導,設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黨團,鄧中夏為黨團書記,何耀全是黨團委員之一。
罷工工人代表大會設有宣佈員,其職權相當於大會司儀兼執行主席,往往可以左右會場。宣佈員不是中共黨員,罷工委員會黨團的決定難於在大會貫徹。於是,罷工委員會黨團發動群眾另行改選,推選何耀全為宣佈員,掌握操控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從此,中共的決定即能在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中順利貫徹執行[5]。
何耀全注重工人團結一致的力量,在7月4日《工人之路》發表〈罷工工人之責任〉一文,指「此次罷工,不僅為外交的後盾,而且是國際的奮鬥,是被壓迫民族圖謀解放的政治運動」。「我們的責任,既然如此重大,我們應力肩斯任,而勿輕於放棄」。採用的辦法是「對內則固守我們聯合的戰線,不可使有些微缺點,以受敵人攻擊;對外則一致奮鬥,向敵人陣地進攻。」這樣,即使帝國主義很強,又「何愁其不倒哉?不平等條約,何患其不取消哉。」文章有助罷工工人在複雜的形勢面前認清方向,團結一致,勇往直前。
8月20日,省港罷工委員會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決定加強工人糾察隊和會審處工作,嚴厲打擊走私活動和開展對工賊的鬥爭。何耀全鑒於會審處力量薄弱,在工人代表第二十三次大會上提出健全會審員制度,從速增補委員的建議。大會接受何耀全的提案,增選車衣工會馮煜南(?)、平樂工會麥波揚(?)等為會審員。為了擴充罷工工人糾察隊,何耀全積極向工人宣傳組織工人糾察隊的目的和作用,動員電車、印刷、洋務等罷工工人中的青年踴躍參加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出發到廣東沿海港口執行任務時,何耀全向他們作動員,要他們機智勇敢,秉公辦事,不怕犧牲。
10月初,盤踞在粵東的軍閥陳炯明出兵攻打廣州,顛覆廣州軍政府,廣州軍政府下令舉行第二次東征討伐陳炯明。何耀全與罷工委員會其他領導人研究,決定發動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宣傳隊、衞生隊支援東征。300餘名罷工工人出發上前線時,何耀全發表講話指出,為前線輸送糧食、彈藥和救護傷患等工作,對奪取東征的勝利關係甚大,而東征的勝利,又有利於封鎖香港和解決罷工問題。東征軍在罷工工人和東江農民支援下,消滅了陳炯明部隊,勝利完成第二次東征。
1925年底,罷工委員會決定派羅珠(1902-1970)、徐惠東(?)、黎勝(?)等人到香港,發動年關第二次罷工。出發前,何耀全向他們詳細交代了罷工的方針、政策和策略,要他們大膽細心地工作,並表彰他們敢入虎穴的革命精神。
為加強反走私和封鎖香港的鬥爭,罷工委員會發動總商會、市商會、全省商會聯合會、商民協會組織了工商檢驗貨物處,定於1926年2月22日開始檢驗各航業公司輪船進口貨物。香港當局嗾使粵海關停關對抗。粵海關稅務司(?)於2月20日上午向廣東軍政府代表陳述:「罷工糾察扣留8艇貨物,未經稅關查驗,糾察如此做法,彼實不能執行」。旋即宣佈停止驗貨起卸,製造了封關事件。
罷工委員會黨團討論此事時,何耀全極為憤慨,指出粵海關封關是無視我國主權,絕我財源,主張堅決反擊。會上一致決定開展反對封關鬥爭,並分工聯絡各群眾團體。罷工委員會與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省商會聯合會、廣州市商會、廣州商民協會等團體聯名發表《工商聯合對粵海關稅務司貝爾宣言》,列舉貝爾製造封關事件的罪惡陰謀,要求政府撤銷貝爾職務。與此同時,何耀全等罷工領導人發動罷工工人參加全市十萬群眾在廣東大學操場舉行的反對封關大會,會後率領工人隊伍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撤換稅務司貝爾」、「粵海關即日開放」、「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經過幾天鬥爭,終於迫使貝爾於2月26日重新開放粵海關。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發生,中共黨員被捕,軍隊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企圖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武器。何耀全看到形勢驟變,十分鎮靜地指揮罷工委員會的職員管好文書檔案,堅守崗位,又通知工人糾察隊拿起武器,加強戒備。因此,前來監視罷工委員會的軍隊,不敢闖進罷工委員會內,更不敢收繳糾察隊的武器。
同年三、四月間,中共廣東區委決定充實組織機構,增加一些工人領袖黨員參加區黨委領導。何耀全被增選為中共廣東區委委員。
1926年,全總派何耀全等24人任香港總工會籌備委員。4月26日,香港總工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推選何耀全為執委會交際部長。隨後,何耀全出席5月1-14日在廣州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並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
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決定遷武漢辦公,中共的一些領導人也相繼調往武漢工作。何耀全等則留在廣州,繼續領導省港罷工委員會等各方面的工作。
1927年,上海發生四一二事變,何耀全等領導人,根據中共廣東區委的指示,為應付惡劣形勢和突然事變,轉入秘密工作。4月15日,廣東當局執行清黨行動,何耀全被捕,秘密殺害。
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史19189-1926》一書中,列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名單時,在何耀全的名字後加上(消極)字句,據現有資料顯示,未見何全有明顯的消極行為,有待進一步研究。
(完)

龍少爺
27.05.2012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leungpolung@gmail.com。





[1] 徐楚南: 《省港大罷工的電車工友情況》,載:廣東省政協學習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省港大罷工 港澳華僑史料》,第3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第199頁。
[2] 《本會歷史簡介》,載:電車工會網頁,http://www.hktwu.org.hk/page3.htm。
[3] 黎顯衡、何錦洲:《何耀全》,載: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8  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4,第92-93頁。
[4] 黎顯衡、何錦洲:《何耀全》,載: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8  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4,第94頁,引:《羅珠的回憶》 (1961年11月24日)。
[5] 黎顯衡、何錦洲:《何耀全》,載: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編:《中共黨史人物傳》,第18  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4,第94-96頁。

2016年3月6日 星期日

1924年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1924年中共在香港的活動
1924年初,團粵區委調張瑞成(1894-1927)到香港[1]。2月時,香港團員林君蔚、李義保、羅朗佳(?)、黎熾(?)、易全(?)、杜純鋼(?)、楊開(?)等轉為黨員,成立C組。馬應(?)、伍貴(?)、蘇佳(?)、郭少泉(?)、梁貴(?)、鄧理中(?)、謝四(?)、李零(?)、鄧興(?)、鄧啟譜(?)等10人已超過團員年齡28歲上限,未得中共香港地委同意,未能轉為黨員,仍繼續留在團內,列為特別團員。團香港地委共有28人,28歲以下8人,28歲以上特別團員10人[2]。

張瑞成(1894-1927)又名達權,廣東江門環市人,只讀過兩年私塾。早年在廣州織布工廠做工,五四時積極從事工人運動,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共黨員,次年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地委書記,還負責主持「廣東工會聯合會」工作。1924年初調往香港做青年團工作,被選為團香港地委常委兼組織部主任。冬,派往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次年夏回到廣州任中共海員工會特別支部書記,省港大罷工爆發後,組織海員參加省港罷工委員會的糾察隊。1926年4月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教育宣傳委員會主任兼「廣州土布工會」主席,1927年春,任「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執委會秘書,國民黨清黨,張瑞成被捕殺害,年僅33歲。

羅朗佳(?),生卒不詳,籍貫不詳,香港工人,1924年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省港罷工期間考入勞動學院,後任香港建築業工會聯合會副總幹事。

鄧啟譜(?),生卒不詳,籍貫不詳,香港排字工人,1924年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曾編輯持平工會的《勞動週刊》。

蘇佳(?)生卒不詳,籍貫不詳,香港木匠,1924年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

當時,國民黨在香港的一些右翼勢力利用報刊攻擊左派,非難中共。如《循環日報》、《華字日報》、《香港新聞報》、《大光報》、《香江晨報》、《香江晚報》等都刊登過一些攻擊左派、反對國民革命的文章。陳炯明在港辦的《香港新聞報》創刊號就刊登了一篇名為《共產黨之沿革》的文章,攻擊國民革命,攻擊左派,把孫中山(1866-1925)、胡漢民(1879-1936)、汪精衞(1883-1944)、廖仲愷(1877-1925)和鄒魯(1885-1954)等都說成是中共黨員。為此,香港團地委利用自己掌握的報刊及其他報刊,擴大宣傳,反擊右翼攻擊。擴大自己控制的《真善美》、《僑港教育》等發行量,並將中共黨團的《嚮導》、《先驅》、《前鋒》、《新青年》等刊物派送到工人群眾中去,爭取在「持平工會」[3]的《勞動週刊》、「漢文排字社」的《勞工先導》、「海員工會」的《海員月刊》及國民黨「聯義社」的《聯義月刊》上發表文章。
1924年2月22日,團粵區委召開擴大會議,指示香港地委在工運方面:要與國民黨合作進行工會統一運動,爭取海員、「集賢工會」傾向中共,派團員加入海員、集賢工會。指出海員、集賢工會會員人數眾多,是香港工運的重要支柱,敢於挑戰港英;在船廠、煙廠、機織廠、機器廠等有不少青年工人。團粵區委指示要從實調查,設法在這些工廠發展團員。在學生運動方面:團粵區委指示香港地委打破敎會及孔敎在香港學運的勢力,設立普通性質的研究學社,聯絡「有用的青年」。擴充「香港精武會」及《真善美》雜誌社,大量吸收青年人入會,作為學運的基礎,各私立學校也要進行活動。在農民運動方面:團粵區委指示香港地委在新界開展農民運動,應從敎育宣傳入手,設立農民夜學校,或通俗書報社、演講會等,作為農運的基礎[4]。
4月12日,團香港地委策動《香港新聞報》20餘人罷工,港英拘捕參與罷工的3名團香港地委委員[5]。
團香港地委促成「工團總會」舉行五一遊行。改組教育研究會[6]。
工團總會於1922年由持平工會會長黃金源(1871-1944)聯絡「鮮魚行」、「雞鴨行」、「牛羊行」、「飲食行」、「車衣工會」、「理髮煥然工社」等60多個工會組織而成,協助所屬工會發展會務[7],會長為黃金源。
5月25日至6月1日,團粵區委在廣州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香港代表為張瑞成、鄭頁川(?)等[8],大會通過《香港報告的決議案》等14個議案。
《香港報告的決議案》指示香港地委在內部工作方面,各部主任要記載每週活動經過,在地委會議作報告,互相督促下週活動;地委要參加各支部會議,並指示活動方法;各支部應改以職業為基礎[9]。
《香港報告的決議案》指示香港地委在向外活動的進行方法。在宣傳方面:各團員公開演講言論要一致,地委應指示編輯《勞動週刊》的團員如何進行宣傳,並須多提供宣傳材料。在工運方面:繼續爭取海員、集賢工會傾向中共,派團員加入海員、集賢工會,注意其下層活動,並向其他工會發展。在婦女運動方面:注意女工運動,如「聯愛會」既與地委接觸,須設法協助改善其地位;協助「南洋煙廠」女工恢復工會[10]。在學運方面:參加「敎育會」的團員彭粵生(1899-1928)等,設法指示各職敎員協助學生成立團體;加入《真善美》雜誌社及香港精武會的團員,努力以娛樂關係聯絡學生,指示在學的團員如何在學生中進行活動。在農運方面:新界農民己與中共接觸,按二月擴大會議決議案進行農運。在政治方面:注意港英的政治劣績,作為向市民(僑民)宣傳的材料,激發市民的反帝勇氣;能閱讀英文報刊的團員,須將政治消息報告地委。在國民運動方面:努力介紹青年工人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合作組織市民娛樂機關「工人青年會」。組織工人青年會方法:仿效基督敎青年會組方法織,以國民革命的意義,建立工人青年會。運動海員、持平工會為發起人,「木匠工會」、「泥水工會」、排字工社為和議人,向工團總會提議在各屬會中徵求會員;章程由地委決議後,介紹給海員、持平工會署名發起[11]。。
團粵區委二大按該地團員多少為比例,以10人有1票表決權,不滿10人亦有1票表決權,廣州有10票,香港有3票,其餘各支部1票,共有20票。秘書為阮嘯仙(1897-1935)。香港團員蘇南(?)以16票當選候補委員[12],農工助理,隨時出席常委會,參加各部工作[13]。

蘇南(?),生卒不詳,籍貫不詳。1923年冬,中共粵區委派蘇南到香港去發展黨組織,任團香港臨時地委會計委員[14]。1924年出席團粵區委第二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候補委員,農工助理,隨時出席常委會,參加各部工作。

團粵區委二大後,區委派代表到香港指導工作,參加香港地委改選大會,選出委員5人,並分配工作。香港地委每週能依時開會,按期向區委提交報告。香港地委按《香港報告的決議案》,將支部由按地域劃分改為按行業劃分,分為木匠第一支部、木匠第二支部、大東電報局、教育、集賢、排字工社等6個支部,團員有杜鐸(?)、梁九(?)、蘇南(?)、蘇佳(?)等33人,其中木匠20人,電報員4人、教育界3人、苦力3人、排字工人3人[15]。
1924年夏,彭粵生由團員轉為黨員。「赤色職工國際」邀請海員工會派代表到莫斯科出席國際運輸工人代表大會,海員工會派派林偉民(1887-1927),由於路途阻帶,林偉民花了1 個月時間經海參崴於9月間到達莫斯科,趕不上出席會議。林偉民在莫斯科加入了中共。

林偉民,1887年生,廣東珠海三灶區魚堂(時為香山縣三灶島西洋田村)人。原名林興,1906年到香港一艘外國輪船當侍應生,1907年加入聯義社投入反清革命活動。1921年3月,海員工會成立,當選為幹事會幹事。1922年領導香港海員大罷工。1922年7月任海員工會上海支部主任,8月領導上海海員罷工。1924年代表香港海員工會去蘇聯參加國際運輸工人代表大會,在蘇聯期間加入中共,同年10月回國。1925年5月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1925年領導省港大罷工。8月因骨結核病住院,1927年9月1日,林偉民病逝廣州醫院,享年40歲。
1924年秋,粵區委委員楊殷(1882-1929)、陳日祥(1895-1929)、梁桂華(1894-1927)帶同梁復燃(1891-1975)、鄭全(?)、李連(?)、黃天偉(?)等到香港開展工作。
楊殷、梁桂華、梁復燃3人愛好武術,梁桂華、梁復燃同是佛山武術界中人。

楊殷(1882-1929)是廣東中山翠亨村人,楊殷的堂叔是與孫中山合稱「四大寇」的楊鶴齡(1868-1934)。楊殷早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在任孫中山衛隊副官,1922年加入中共。1925年以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身份領導省港大罷工。1926年起任中共兩廣區委委員、區委監察委員會書記。1927年任中共粵委常委兼省革命軍事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12月領導廣州起義,任廣州蘇維埃政府代主席、肅反人民委員。1928年在中共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軍事部部長,11月起任政治局常委。1929年起任軍事部部長。1929年在上海被捕,8月30日被殺害於上海龍華。1933年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將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步兵學校命名為中國工農紅軍彭(湃)楊(殷)步兵學校。

陳日祥(1895-1929)又名陳日長,中共黨員,廣東深圳寶安區南頭人,1923年在廣州石井兵工廠工作,是廣東兵工廠十人團成員之一,第一次國共合作後,陳日祥到香港參與組建中共香港支部,曾任省港大罷工廣州招待部負責人、罷工工人糾察隊第十支隊訓育員、中共海員工會支部書記等職。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後組織工人赤衛隊堅持鬥爭,著有《民族解放歌曲》,1929年在廣州被殺害。

梁桂華(1894-1927)是廣東雲浮思勞鄉三坑村人,1984年出生,11歲時父親去世,14歲得鄉親資助到廣州學理髮,過了3年學徒生活後轉到佛山當理髮工人。梁桂華為了自衛和強身,到鴻勝館學習蔡李佛拳術,成為佛山有名的武師。
1921年,廣州共產主義小組派梁復燃回佛山發展組織,開展工運。梁復燃過去曾與梁桂華論武術,於是,當他便向梁桂華宣傳馬列主義,談論時政。自此,梁復燃便把馬列書刊借給梁桂華閱讀。梁桂華只讀過兩年私塾,在梁復燃幫助下,梁桂華克服文化低的困難,先後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共產主義ABC》等書刊,階級覺悟日漸提高。同時也逐漸認識到團結工人進行鬥爭的重要性。於是,梁桂華深入發動工人群眾,成立「佛山理髮工會」,當選為會長,領導理髮工會600餘人進行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的罷工鬥爭,取得了勝利。梁桂華又配合梁復燃在各行業中培養骨幹,發動和團結各行業工人,成立工會,組織「佛山工人俱樂部」。1922年春夏間,梁桂華加入中共。佛山當局為了鎮壓工運,以莫須有的罪名強行判處梁桂華有期徒刑1年。
1924年中共選派梁桂華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並參加黃埔軍校農民運動軍事訓練,畢業後被國民黨農民部委任為農民運動特派員,派往中山開展農民運動。1925年被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同年又被選為中共廣東區委監委副書記和工委委員。中共粵區委派梁桂華等到香港做組織發動省港大罷工,桂華一方面負責保衛省港罷工委員會中共黨團書記鄧中夏(1894-1933),一方面發動理髮和洋務等工會工人參加罷工。12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國民黨右派密謀暗殺出席大會的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代表,中共為了確保這些代表和左派人士的安全,組織特別保衛大隊,楊殷為大隊長,梁桂華、梁復燃等為小隊長。
1926年省港大罷工結束,中共粵區委派梁桂華任中共香港工委書記,到香港建立一系列的秘密機關,為中共轉入地下作好準備。
1927年梁桂華在香港被捕入獄,楊殷聘請外籍律師辯護,港英由於查無實據,只好判梁桂華遞解出境。楊殷及時與有關方面聯繫,將梁桂華營救到澳門。
廣州醞釀武裝起義,梁桂華任赤衛隊副總指揮,還擔負籌款、建立武器運輸站和秘密機關的任務。為了籌款,他特意回到家鄉,將他唯一的祖屋以白銀400元典押作起義費用,還動員鄉親參加革命。廣州起義前夕,由於搬運工人不小心,子彈從米袋露了出來,被國民黨密探發現,包圍米店,梁桂華倉促逃脫,立即把情況報告起義指揮部。中共粵省委根據各方面情況的急劇變化,決定將起義日期由12月12日提前到11日。10日下午,梁桂華帶領敢死隊,配合教導團攻佔公安局。長堤激戰中,梁桂華身受重傷被送院搶救。13日,梁桂華在醫院被捕犧牲於長堤。

梁復燃(1891-1975)原名梁汝樵,佛山人。曾在雞鴨欄當雜工,在鹽號當掌櫃。辛亥革命後,王寒燼(?)等人在佛山組織進步團體汾江閱書報社,梁復燃任事務員,兼任該社辦的模範小學教師。1915年報社遭封閉後,梁復燃在佛山當織布工人。五四運動期間,聯絡一批愛國知識份子和工人組成共和工黨佛山分部,並任分部副主任。1920年底起,與王寒燼受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委派在廣州、佛山從事工人運動。1921年8月,加入中共。
1924年,梁復燃進入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集訓,畢業後以農民運動特派員的公開身份先後到南海、中山等地開展農運。1925年受中共粵區委委派,以國民黨工人部特派員的公開身份,前往香港從事工人運動,參與省港大罷工的組織發動工作。1927年,國民黨清黨,梁復燃與楊殷一起在南海林嶽堅持地下鬥爭。大革命失敗後,遭反動派追捕,出走香港、南洋。以後梁復燃從事過醫生、報販、水手等職業。1959年應邀回到廣州,在廣東省文史資料館任研究員。

羅珠(1902-1970)又名羅瑞明、羅大明,廣東順德人,高小文化,年少時進入香港「黃埔船塢」做學徒,「香港華人機器會」委員。1923年12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夏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後任中共香港支部委員,「粵漢鐵路(南段)總工會」委員長、「香港機(器)工(人)聯合會」副委員長、「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委員長。1926年,任「香港總工會」籌委,籌組香港總工會,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候補執委。1927年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執委。中共五大中央委員,大革命失敗後脫黨,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做工。1958年回到廣州,在「廣東建築工程專科學校機械實驗工廠」當工人。中共建政後,1962年在「廣東省建築科學研究所」(後稱廣東建築科研設計所)做技工,1970年11月2日在廣州逝世。

鄭全(?),生卒不詳,籍貫不詳,木匠。1924年秋,中共粵區委派鄭全到香港開展工作,負責香港國民黨改組委員會。1925年楊殷安排鄭全在廣州衛戍司令部諜報科任情報交通員,為中共收集情報。發動木匠、持平工會工人參加省港大罷工。

李連(?),生卒不詳,籍貫不詳,太古船塢工人,香港華人機器會會員,1925年時己是香港團員。

黃天偉(?),生卒不詳,籍貫不詳,排字工人。1925年率景源排字工社中文、西文排字工人參加省港大罷工,1926年出任香港總工會執委。

楊殷等租紅磡街市側南寧6號樓下作活動據點,派曾在黃埔船塢當學徒的羅珠住在這裏。甘卓棠(1899-1929)、彭松福(?)等青年工人常到這裏參加活動,隨後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小社」。楊殷、陳日祥經常在華機會的「醒藝俱樂部」與機工一起活動。羅登賢在那裏結識了陳日祥。楊殷、陳日祥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特派員。中共派黃平(1901-1981)擔任海員工會英文秘書。派李連到黃埔船塢去當工人,鄭全當木匠,黃天偉當排字工人。文化界和學生運動仍由在香港成長的彭粵生和李義保等負責[16]。
革命統一戰線建立,香港國民黨改組員會由彭粵生、鄧理中(?)、鄭全3人組成[17]。

甘卓棠又名甘作棠、甘悼棠,在蘇聯曾用名斯拉威恩。廣東新興新城鎮南外村人,早年在香港黃埔船塢做工,1921年春加入香港華人機器會,1924年秋加入中共週邊組織小社。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被選為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代表,1926年春加入中共,4月出席在廣州召開的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出任中共黨團書記,4月15日香港總工會舉行成立大會,甘卓棠是與會代表之一。5月,甘卓棠到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並參加國民黨。9月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先後在廣州郊區、佛山、南海、江門、新會、恩平等地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後返香港。1928年1月起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1928年赴蘇聯出席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共六屆中央候補委員。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候補常委。1928年12月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南方辦事處黨團書記。1929年1月起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省委巡視員,被國民黨逮捕。1929年2月在廣州市南石頭犧牲。

彭松福(?),生卒不詳,籍貫不詳,香港機器工人,中共黨員。1926年組織成立香港金屬業總工會。

羅登賢(1905-1933)原名羅光,化名光生。廣東南海人,早年喪父,由姐夫接至香港撫養。11歲在「太古船塢」當學徒,滿師後在船塢當鉗工。1920年參加機工罷工,加入華機會太古船塢分會。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羅登賢和太古船塢工人李連等立即帶領該廠工人進行罷工,向太古要求加薪15%,迫使太古同意增加工資,港英以煽動工潮罪逮捕羅登賢,判處半年徒刑。羅登賢出獄後,與郭登(?)、沈潤生(?)、袁超德(?)、陳齊階(?)等發動鐵工、鉛銅鐵喉和鎢廠等行業工人成立「香港金屬業工會」,成為該會的領導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共,調到海員工會當秘書,協助蘇兆徵發動海員和金屬業工人參加省港大罷工。1926年4月,香港金屬業總工會成立,委員長為羅珠,副委員長為郭登,宣傳部副部長為甘卓棠,金屬業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為羅登賢,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中共香港支部改組為香港市委,羅登賢出任常委負責領導工運工作。1927年國民黨在廣州清黨,羅登賢任中共廣州市委委員。八七會議後,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協助策劃廣州起義,率領工人赤衛隊攻佔市中心區據點,隨後又在長堤與珠江北岸粵軍作戰。廣州起義失敗後,留在廣州重新組織力量,年底離開廣州回香港,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1928年2月,香港警方搜查中共廣東省委機關,羅登賢與省委代理書記鄧中夏、黃謙(1880-1928)、王強亞(?)等4人被捕,鄧中夏、羅登賢、王強亞等3人交保獲釋,黃謙被控為中共黨員引渡回廣州被殺害,鄧中夏、羅登賢獲釋調離香港,羅登賢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六大期間與臨時政治局委員李維漢、任弼時等主持與領導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共六屆一中全會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協助蘇兆徴指導全國工運。1930年2月任廣東省委書記,10月,任中共南方局書記,領導廣東、廣西、福建、貴州和雲南等5省的中共組織開展工作。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遞補為政治局委員,晉身中共核心,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批判立三路線時,指羅登賢出任中共南方局書記時忠實執行立三路線,同時又是一個十足的家長制度的執行者,命令主義作風。夏,羅登賢到東北任中共駐東北代表,九一八事變後,任滿洲省委書記,領導罷工、罷課,反對日本侵佔東北三省,發動農民以武裝打擊日本侵略者,團結原東北軍和農村中的大刀會、紅槍會、自衛團等武裝一起抗日,派幹部到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建立武裝,開展抗日遊擊戰。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1932年12月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局書記,組織反帝大同盟。1933年3月遭國府逮捕,在法庭上羅登賢怒斥法官: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組織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回來,在那邊我同義勇軍一道作戰,打擊日本強盜。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難道這就是我被控告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發表〈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呼籲全國人民起來要求釋放羅登賢等反帝愛國志士,書中寫道: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宋慶齡、杨杏佛、沈钧儒等還到南京監獄探望和慰問羅登賢等。3月29日,羅登賢在南京雨花台被殺害。

10月,赤色職工國際委派黃平(1901-1981)到香港組建國際海員俱樂部,吸收中、英、美等各國海員加入,黃平兼任海員工會英文秘書。

黃平(1901-1981)又名黃有恒、黃國佐、黃思明、黃文治,廣東中山人,出生於湖北漢口,1923年赴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留學,1924年加入中共,10月,被赤色職工國際委派到香港組建國際海員俱樂部,兼任海員工會英文秘書。1925年至1926年,先後擔任首屆中共香港特別支部書記、廣東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領導省港大罷工,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大革命失敗後,黃平回到香港繼續開展工人運動。1927年廣州暴動主要領導人。1931年任中共臨時政治局委員,並負責交通工作。1932年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同年在天津的旅館被逮捕,押送南京關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1933年寫下《自首書》,轉關「南京薛家巷自新招待所」。中共建政後任「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教授。著有回憶錄:《往事回憶》,1981年病逝。

11月5-12日,粵團區委在廣州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香港派彭粵生出席。彭粵生在大會上報告香港青年運動概況。彭粵生當選為候補執委兼農工部助理[18]。
會後,彭粵生回香港加強紅磡、灣仔等各大小工廠青年運動的工作,經常到船塢、電力廠、水廠聯繫青年工人。
(完)

龍少爺
06.03.2016



[1] 《張瑞成》,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等合編:《南粵英烈傳》,第3輯,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53頁。
[2] 《團粵區委報告(第二號)》,載:中共惠州市委黨史辦公室等合編: 《劉爾崧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9,第43頁。

[3] 有關持平工會資料請參閱本網誌《港九肉行持平總工會簡史》,載:http://leungpolung.blogspot.hk/2014/06/blog-post.html。

[4] 《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關於粵區報告的決議案(特號)》,載:廣東省檔案館等合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88-89頁。
[5]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61頁。
[6] 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2009,第61頁。
[7]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5冊,台北: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第271頁。
[8] 《社會主義青年團粵區代表大會決議案》,載:廣東省檔案館等合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108頁。
[9] 《社會主義青年團粵區代表大會決議案》,載:廣東省檔案館等合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96頁。
[10] 《社會主義青年團粵區代表大會決議案》,載:廣東省檔案館等合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96-97頁。
[11] 《社會主義青年團粵區代表大會決議案》,載:廣東省檔案館等合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96-98頁。
[12] 《社會主義青年團粵區代表大會決議案》,載:廣東省檔案館等合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108-110頁。
[13] 《阮嘯仙、劉爾崧關於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執行委員會分配工作及重要決議案的報告(第一號)》,載:廣東省檔案館等合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90-91頁。
[14] 《團粵區委報告》,載:中共惠州市委黨史辦公室等合編: 《劉爾崧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第204頁。
[15] 《團香港地委報告(第十七號)》(1924年1月15日);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合編:《譚平山研究資料》,廣州:廣東人民,1989,第156頁。《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給團中央的報告(第一號)》,載:廣東省檔案館等合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1983,第132頁。
[16]陳志文:《大革命時期廣州工人運動》,載http://gzzxws.gov.cn/gzws/gzws/ml/21/200809/t20080912_7314_2.htm,載《廣州文史資料》,第21輯;
[17] 《團香港地委報告(第十七號)》(1924年1月15日);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合編:《譚平山研究資料》,廣州:廣東人民,1989,第156頁。
[18] 《社會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給團中央的報告(第一號)》,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126-1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