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的香港代表
1928年3月，瞿秋白提出召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地點考慮在澳門，多數人主張在香港[1]。結果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中共在莫斯科秘密召開中共六大，出席代表共有142人，其中有表決權的正式代表為84人。
廣東代表團正式代表有15人，非正式代表有4人，以下是廣東代表資料。
3號 楊殷（1892-1929），廣州工人，廣東省委。
楊殷是廣東中山縣翠亨村人，楊殷的堂叔是與孫中山合稱「四大寇」的楊鶴齡（1868-1934）。楊殷早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在廣州任孫中山衛隊副官，1922年加入中共，1924年秋，楊殷以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特派員到香港開展工作，租紅磡街市側南寧街6號樓下作活動據點，派曾在黃埔船塢當學徒的羅珠（1902-1970）住在這裏。甘卓棠（1899-1929）、彭松福（？）等青年工人常到這裏參加活動，隨後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小社」。楊殷經常在香港華人機器會的「醒藝俱樂部」與機工一起活動。1925年以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身份參與領導省港大罷工。
4號 王灼（1898-？），工人，廣東省委
王灼又名黃灼，廣東鶴山人，1926年加入中共，早年在廣州、香港當學徒、做工，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1928年4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1928年10月至1929年1月任全國總工會常委會主任，中共六屆中央委員， 1929年1月任全國總工會中共黨團成員。1931年脫黨。
16號 唐球（？），又名唐明德，香港煤炭工會支部書記
17號 黎國忠（？），廣州工人，香港同德勞動總工會支部書記
黎國忠又名黎國琮、黎國瓊，黎忠，廣東江門人，1925年在廣州大沖口惠民機器教養院（即工廠）做學徒，加入共青團。1926年初加入同德勞動總工會勞動童子團，兼搞教育工作，教體育。中共六大結束後回國，在黃埔船塢工作。1929年10月，出席香港工會代表會議時被港英逮捕。抗日戰爭期間在香港九龍做工，自此即脫離組織，1951年在「香港合眾五金廠」重新加入中共，1958年回任「廣州市公共汽車修配廠」五金車間調度員[2]。
19號 鄺璧清（？），鉗工，紅磡庇利船廠（Bailey's
Engineering Agency）支部書記
23號 李立三（1899-1967），知識分子，中共五屆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省委書記
李立三是湖南澧陵人，1927年廣州暴動失敗後，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到香港重建廣東省委，1929年中共實際最高領導人。
25號 蘇兆徵（1885-1929），海員，中共五屆政治局委員
蘇兆徵，在簡化字影響下，很多繁體版的文章都把蘇兆徵寫成蘇兆征，研究歷史並不是在文字中打轉，參閱其他資料，可進一步接近歷史現場。蘇兆徵廣東珠海市淇澳島，1903年到香港外國輪船當雜役。1908年加入同盟會，1921在香港成立「中華海員工會聯合總會」。1922年被選為海員罷工總辦事處總務部主任和談判代表之一，接著任代理海員工會會長。1925年3月，北京召開國民會議促進會全國代表大會，蘇兆徵是廣東工人團體成員，到北京出席會議。蘇兆徵在北京加入中共。後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全國海員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省港大罷工期間罷工出任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領導省港大罷工。1927年任國民政府勞工部長。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八七會議和中共六大上，均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晉身中共領導核心。共產國際六大執委、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主席。
26號 黃平（1901-1981），知識分子，候補中央委員
黃平又名黃有恒、黃國佐、黃思明、黃文治，廣東中山人，出生於湖北漢口，1923年赴蘇聯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留學，1924年加入中共，10月，被赤色職工國際委派到香港組建國際海員俱樂部，兼任海員工會英文秘書。1925年至1926年，先後擔任首屆中共香港特別支部書記、廣東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領導省港大罷工，中共五大上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大革命失敗後，黃平回到香港繼續開展工人運動。1927年廣州暴動主要領導人。1931年任中共臨時政治局委員。1932年12月，黃平在天津旅館被逮捕，押送南京關在憲兵司令部看守所。1933年寫下《自首書》，轉關南京薛家巷自新招待所，中共建政後任上海復旦大學外語系教授[3]。
36號 袁炳輝（？），海員，共青團廣東省委員
袁炳輝，又名李英、袁子群，在蘇聯曾用名斯特洛甘諾夫。廣東中山人，早年為海員，1926年加入共青團，後轉為中共黨員。1927年任共青團廣東省委書記。1928年4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候補委員，全國總工會執委會青工部部長。中共六大代表，共青團五大代表，被選為共青團五屆中央委員，後任少共國際委員。1928年11月至1930年2月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1930年8月前任共青團書記。1930年8-9月任中央總行動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中央總行動委員會青年秘書處書記。1930年9-12月當選為中共候補中央委員。1931年1-6月任中共江蘇省委常委。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國民黨逮捕後轉投國民黨。
37號 甘卓棠（1899-1929），工人，廣東省委
甘卓棠又名甘作棠、甘悼棠，在蘇聯曾用名斯拉威恩。廣東新興新城鎮南外村人，早年在香港黃埔船塢做工，1921年春加入香港華人機器會，1924年秋加入中共週邊組織「小社」。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被選為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代表，1926年春加入中共，4月出席在廣州召開的香港金屬業總工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出任中共黨團書記，4月15日 香港總工會舉行成立大會，甘卓棠是與會代表之一。5月，甘卓棠到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並參加國民黨。9月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特派員，先後在廣州郊區、佛山、南海、江門、新會、恩平等地開展農民運動。1927年12月參加廣州起義，後返香港。1928年1月起任中共香港市委常委。1928年赴蘇聯出席中共六大，當選為中共六屆中央候補委員。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任中共廣東省委候補常委。1928年12月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南方辦事處黨團書記。1929年1月起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省委巡視員，被國民黨逮捕。1929年2月在廣州市南石頭犧牲。
38號 彭公祖（？），印務工人，秘密工作人員
彭公祖生卒籍貫不詳。
39號 成文（？），廣東油業工人，曾任廣東區委委員。
成文生卒籍貫不詳。
40號 梁億才（？），海員，海員黨支部書記
梁億才生卒籍貫不詳，曾用名梁憶才，海員出身，加入中共，曾擔任海員黨支部書記、海員上海分會幹事，1928年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國後，1928年11月起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海員特支幹事，後情況不明。
42號 葉發青（？），農民，北江地區縣委委員
葉發青籍貫不詳。
44號 周冷波（1910-1970），工人，女，廣東省委
周冷波（1910-1970）又名周秀珠，廣東番禺人，生於香港海員家庭，出身海員家庭，10歲前在家幫助母親料理家務，照顧弟妹。10歲時跟姐姐進紡織廠做工。14歲時要求讀書，母親只同意其讀了半年夜校。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從香港回到廣州，在海員工人子弟學校讀書，參加了宣傳隊、婦女夜校、罷工勞動童子團等革命活動，10月加入共青團，數月後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9月任省港罷工香港勞動童子團執員、女童部部長，還被選為學習班長、宣傳隊長，織造女子工會常委，1927年到武漢旁聽中國五大。參加全國總工會組織的勞動高級學院，6月作為織造工會聯合會代表出席在武漢召開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7月回到香港，和馮菊坡等把四一五事變後離散的黨員重新組織起來，並建立了中共香港市委，任市委常委兼紡織廠支部書記。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準備力量，配合廣州暴動，組織赤色工會等，領導經濟鬥爭，開展革命宣傳，送情報文件等。1927年11月起在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工作，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1928年,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中共第六屆中央候補委員。回國後在上海的江蘇省委做婦女工作。1929年與羅登賢結為夫妻。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委員、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至1930年7月），曾兼任婦委秘書。1929年6月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二中全會。7月政治局會議決定派其巡視廈門、香港等地。1929年11月後和1932年3月起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1930年2月至12月任中共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同年7月至8月為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成員。8月起擔任中共南方局婦委書記。1930年9月回上海出席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1年出席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同月起任中共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婦女部部長。同年2月隨羅登賢到北方局工作，任婦女委員。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隨機關由瀋陽遷到哈爾濱。1932年送文件到上海中央機關，完成任務後請假送孩子回香港。在香港被捕，關押半年後獲釋。同年底12月回到上海，後在全總女工部工作。1933年春丈夫羅登賢被捕犧牲。1934年10月機關被破壞再次被捕關押在江蘇反省院，失掉組織關係。1937年夏獲釋後到南京，找到周恩來並隨周恩來到西安、延安。同年底入中央黨校學習1年。1938年畢業後分配到陝甘寧邊區托兒所任所長。後到解放社任會計。同年被停止黨籍。1939年調難民紡織廠當文書。同年下半年任中央總務科保管員。1940年到陝甘寧邊區中央被服廠當保管股長，後任上務科副科長。1942年整風運動後當被服廠廠部秘書，從事工會宣傳教育等工作。1946年重新加入中共。6月任東北軍區供給部被服廠佳木斯分廠副廠長， 1948年被選為出席佳木斯市總工會常委，出席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代表，被選為東北總工會執委、全國總工會執委。1950年調中南軍區後勤軍需部三局任工會主席，不久又調軍需生產管理局任二○一廠監察委員，後改任中共黨委書記。1958年至1962年任武漢第一針織廠中共黨委書記。1962年至1963年任武漢市紡織工業管理局黨委副書記。1963年至1965年任武漢市婦聯副主任。1970年在武漢逝世[4]。
99號 阮嘯仙（1897-1935），知識分子，中共五屆中央委員
阮嘯仙是廣東河源人。共青年團廣州地委書記，1923-24年以共青團粵區代理書記身份多次到香指導工作，1926年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中共六大中央委員。
100號 江慧芳（？），女，知識分子，共青團廣州市委記
江慧芳又名江惠芳，出生不詳，籍貫不詳，曾任中共廣州火柴廠支部書記、共青團海員支部幹事、共青團廣州市委書記，中共六大後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婦委書記，1931年1月在香港被捕，供出中共南方局和廣東省委機關，使南方局和廣東省委遭到嚴重破壞。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江慧芳被逮捕。
102號 曹更生（？），海員，中共瓊崖特委委員
曹更生又名曹俊升，海南瓊海市中原鎮長仙村人，1928年任中共瓊崖特委委員。
126號 王備，知識分子，非正式代表（非正式代表除王備外另3人尚未考證）
廣東代表團書記為李立三。
當時中共廣東省委機關設在香港，書記為李立三，各省委委員曾長期或短期在香港停留或工作。
中共六大代表中，周冷波珠是香港出生的中共黨員。出身海員工會的有蘇兆徵、袁炳輝、梁億才、曹更生等4人。當時在香港進行地方黨務活動的有：煤炭同德勞動總工會支部書記唐球、庇利船廠支部書記鄺璧清、海員黨支部書記梁億才等3人，這8 人可算是香港代表，與其他代表團對比，共青團、浙江省各有5人，湖南省8人，按比例計算，香港代表最多。出現這種情況，除了中共六大代表強調工農成份之外，就是香港工人領袖的工作能力得到認可，如蘇兆徵已是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中共五大時己晉身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六大代表84人中，除上述8人外，廣東代表團成員曾在香港進行中共黨務活動的有楊殷、王灼、李立三、黃平等。黃平等曾任海員工會英文秘書，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廣東省委，楊殷、王灼從事工人運動。五大中央委員代表鄧中夏（1894-1933）曾在香港發動工人參加省港大罷工，旁聽代表梁鵬萬（1898-1946）於1923年任共青團香港臨時地委委員長。
中共六大遠在莫斯科舉行，香港是海港，當然是廣東代集合的理想地方，廣東代表黎國忠由廣州到香港，與省委機關接上頭，由1名女黨員負責接待，安排在香港住宿1晚，鄺壁清、黎國忠兩人再到上海找到接頭機關。黎國忠在上海聯繫的辦法是這樣：在接頭處向該處人員借火柴抽煙，接頭人員給黎國忠1個火柴盒，盒內有1枝半火柴，黎國忠把半支火柴遞回給接頭人員，接頭人員再給回黎國忠，就表示正式聯繫上，當時沒有寫介紹信。鄺壁清、黎國忠在上海法大、廣泰來等旅店住了3星期，學講普通話，因為要去東北出境進入蘇聯，東北是軍閥及日本勢力範圍，他們最怕廣東人，一聽到廣東音就嚴加防範，所以凡是廣東代表都要先學普通話。以後，鄺壁清、黎國忠及1名外省人喬裝失業工人，經大連、長春、哈爾濱到滿洲里，與聯繫機關接頭，安排馬車運送黎國忠等3人越過中蘇邊境，到達赤塔。黎國忠等3人改穿蘇聯工人服裝，以僑居蘇聯的老華僑身份坐上國際快車（火車），車窗放下布簾，防止遇見熟人相認，經5晝夜旅程抵達莫斯科。黎國忠等3人在莫斯科某旅店住宿1夜，翌日即有1輛貨車（車四周放下布簾）載黎國忠等3人到郊區農村1間大房子裏[5]。
黃平在《往事回憶》中說：「1928年5月間，中央通知我去莫斯科參加六大。我奉中央之命帶著3個香港海員同志一起去。我們是乘日本船到大連。同船去的有楊殷，但是我們裝著不認識。我們坐的是統艙。船到大連時日本警察盤問楊殷，楊殷說他是做藥材生意的，並打開手提箱，拿出一些藥材樣品給他們看，警察就走開了。我們從大連乘火車到哈爾濱，在哈爾濱接上了關係，並得知在滿洲里怎樣過境的辦法。我們住了兩三天，就和楊殷一起乘火車到滿洲里，在車站附近找到一輛由俄國趕的某某號碼的馬車。我們說出接頭暗號，坐上馬車，他們就帶我們跑了一個很大的半圓圈進入蘇聯境內。轉乘火車到赤塔，在赤塔又住了幾天，蘇聯的有關部門來查我們是否帶有私貨，沒有發現什麼就走了。住了約1個星期，我們乘火車到了莫斯科”[6]。
中共六大由向忠發（1979-1931）主持，周冷波、蘇兆徵、王灼等出任大會主席團成員，蘇兆徵更是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周冷波時年僅18 歲，參加了政治委員會、職工運動委員會、農民土地問題委員會工作，擔任婦女運動委員會召集人，作《婦女運動》報告。梁億才在會上討論職工運動報告時發言
中共六大選舉第六屆中央委員，蘇兆徵保留中央委員職務，王灼、周冷波、甘卓棠晉身候補中央委員，没有出席中共六大的香港工人羅登賢（1905-1933），海員李源（1904-1928）亦晉身中央委員。蘇兆徵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工委書記，羅登賢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
羅登賢（1905-1933）原名羅光，化名光生。廣東南海人，早年喪父，由姐夫接至香港撫養。11歲在太古船塢當學徒，滿師後在船塢當鉗工。1920年參加機工罷工，加入華機會太古船塢分會。1922年香港海員大罷工，羅登賢和太古船塢工人李連（？）等立即帶領該廠工人進行罷工，向太古要求加薪15%，迫使太古同意增加工資，港英以煽動工潮罪逮捕羅登賢，判處半年徒刑。羅登賢出獄後，與郭登（？）、沈潤生（？）、袁超德（？）、陳齊階（？）等發動鐵工、鉛銅鐵喉和鎢廠等行業工人成立香港金屬業工會，成為該會的領導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共，調到海員工會當秘書，協助蘇兆徵發動海員和金屬業工人參加省港大罷工。1926年4月，羅珠（？）、彭松福（？）以香港機工聯合會名義，號召統一金屬業工會，成立香港金屬業總工會，委員長為羅珠，副委員長為郭登，宣傳部副部長為甘卓棠，金屬業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為羅登賢，10月省港大罷工結束，中共香港支部改組為香港市委，羅登賢出任常委負責領導工運工作。1927年國民黨在廣州清黨，羅登賢任廣州市委委員。八七會議後，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協助策劃廣州起義，率領工人赤衛隊攻佔市中心區據點，隨後又在長堤與珠江北岸粵軍作戰。廣州起義失敗後，留在廣州重新組織力量，年底離開廣州回香港，任中共廣東省委常委。1928年2月，香港警方搜查中共廣東省委機關，羅登賢與省委代理書記鄧中夏、黃謙（1880-1928）、王強亞（？）等4人被捕，鄧中夏、羅登賢、王強亞等3人交保獲釋，黃謙被控為中共黨員引渡回廣州被殺害，鄧中夏、羅登賢獲釋調離香港，羅登賢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六大期間與臨時政治局委員李維漢、任弼時等主持與領導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中共六屆一中全會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協助蘇兆徴指導全國工運。1930年2月任廣東省委書記，10月，任中共南方局書記，領導廣東、廣西、福建、貴州和雲南等5省的中共組織開展工作。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遞補為政治局委員，晉身中共核心，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共中共批判立三路線時，指羅登賢出任中共南方局書記時忠實執行立三路線，同時又是一個十足的家長制度的執行者，命令主義作風。夏，羅登賢與妻子周冷波到東北，任中共駐東北代表，九一八事變後，任滿洲省委書記，領導罷工、罷課，反對日本侵佔東北三省，發動農民以武裝打擊日本侵略者，團結原東北軍和農村中的大刀會、紅槍會、自衛團等武裝一起抗日，派幹部到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建立武裝，開展抗日遊擊戰。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1932年12月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上海局書記，組織反帝大同盟。1933年3月遭國府逮捕，在法庭上羅登賢怒斥法官：你們給我的罪名是反動分子。我要告訴你們我的經歷，我在1925年幫助組織與領導了香港罷工。我現在剛從東北回來，在那邊我同義勇軍一道作戰，打擊日本強盜。我曾在上海日本紗廠幫助組織罷工。那些全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難道這就是我被控告為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理由嗎？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主席宋慶齡發表《告中國人民──大家一致起來保護被捕的革命者》，呼籲全國人民起來要求釋放羅登賢等反帝愛國志士，書中寫道：他們全都是中國人民應該為之驕傲的典型。宋慶齡、杨杏佛、沈钧儒等還到南京監獄探望和慰問羅登賢等。3月29日 ，羅登賢在南京雨花台被殺害[7]。
李源，廣東省東莞人。1919年到香港謀生，在昌興公司輪船上當海員，1921年加入海員工會，1924年加入共青團，先後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擔任工人武裝糾察隊隊員，1925年秋，由蘇兆徵介紹加入中共，任海員工會支部書記。1926年，任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檢查隊指導員，1927年國民黨清共，化名李昌、李泉，轉入秘密鬥爭。4月下旬，被任命為中共廣東省委特派員，利用在香港和廣州海員中的關係，參與組織和建立廣州工人秘密武裝。冬任中共廣東省委委員，組織工人武裝參加廣州起義，率工人赤衛隊在廣州長堤抗擊粵軍。1928年5月代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後任書記。中共六大當選中央委員。同年秋被逮捕犧牲。
中共六結束後，黎國忠和楊殷同路回國，楊殷喬裝成老闆，黎國忠作夥計，回到滿州里。警員盤問黎國忠和楊殷去哪裏，幹什麼？楊殷說是廣生堂想在此開支行，到此先調查。警員打開藤箱一看，內藏許多廣生堂牌貼及該堂出產的雪花膏、香水等，便信以為真，讓黎國忠和楊殷通行[8]。
（完）
龍少爺
20.02.2011
附錄
龍少爺：
你整理的中共六大的代表很有啟發。
首先，代表中的黎忠我是認識的，因為資料注明他是合眾五金廠。1951年他失業，我曾介紹他去一間機器廠，不過考工失敗，後來他就去了九巴工會的服務部，即是供應膳食、茶水那種服務，搞得很不錯。後來知道他回到廣州去了。可惜當時跟他接觸不多，不知道他是「猛人」。
這些代表的名額，香港佔了不少，此其一。另外，我又從馬超俊的中國勞工史中找到1925年香港和廣州的工會名單，在數目方面，竟然是香港佔多數。
我一直以為香港的工會組織（民國後）是從國內移植過來的，雖然事實上亦是如此，不過由於香港的地理環境加上特殊的政治情況，有一段期間，香港隱然居於中國的上游之列。待我的《工運史》再版時，我會把這些增補進去。
謝謝你的努力。
周奕
2.22.2011
[4] 王健英、何錦洲：《中共歷史上最年輕的部長——周秀珠》，載：《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93.2，第97-102頁；載：http://hi.baidu.com/ssm_8888/blog/item/ed60a3d962cff0e277c63821.html。
[6] 黃修榮、黃黎：《中共六大代表莫斯科赴會的艱險之旅》，引：黃平：《往事回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載：中共廣西區黨委黨史研究室：《傳承》，2008.2；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bbe4d0100916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