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16日 星期二

讀《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看美國移工史


讀《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看美國移工史

麥可•D•耶埃特斯的《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美國工會運動簡介》(Why unions matter)一書開宗明義說明,因為工人不能和僱主對等談話,所以要加入工會,在人多勢眾下,迫僱主坐下來談話。在勞資關係上,本地工人是處於弱勢的地位,移工更是弱勢中的弱勢。
我想信勞動創造歷史,在全球一體化更顯示出移工對國際經濟的貢獻。讀《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第七章,我們略了解到美國僱主對移工的依賴遠超過其他國家,他們為美國提供可剝削的勞動力。今天香港經濟依賴移民工日多,家務工已組織了工會,保障自身權益。國內南下的勞工組織工會情況如何呢!我們是否會接受他們加入我們的工會呢!發揮真正的工人大團結的力量。
書中指出美國資本家利用移工打擊本地工人,再挑起本地工人排斥移工,問題如美國律師羅拔•英格索爾(Robert G. Ingersoll,1833-1899)所說:「我們美國人曾經恨過愛爾蘭人、德國人,然後是意大利人,現在又是中國人。重要的是,愛爾蘭和德國移民已經成為美國公民,他們有投票權,聯合起來很強大,所以各個政黨都尋求他們支持。事實上,愛爾蘭人和德國人曾經從勞動力市場的低端擠走了美國本土人,……後來的意大利移民又接着排擠愛爾蘭人和德國人。現在,意大利和中國人正做着愛爾蘭人的工作。」[1]
移工最早出現應是西班牙以契約勞工形式招募工人到南美種植園工作。及後美國殖民地的資本家發現招聘自由勞工十分困難,主要是因為工人自己開墾農莊太容易,於是以契約勞工的方式從英國或德國招來年輕的工人。
英商弗吉尼亞公司(Virginia Company)於1609年,首先將契約勞工引入美洲。於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到美國革命期間,前往美洲殖民地的白人中約有二分一到三分二是契約勞工。
所謂契約勞工(Indentured servants)是指與僱主簽有合約的工人,部份同時也是移民,旅費由僱主墊支,合約規定契約期為三至七年不等,通常是四至五年。這段時間內,他們必須為僱主工作,以償還僱主墊支的旅費,故工人不會得到任何現金酬勞,只是得到食宿與培訓,約滿後會得到自由。。契約勞工初期有男有女,部份人是自願移民的,所以會帶同家人赴美。
到了十九世紀初,第一批日耳曼人以契約勞工身分赴美,德國移民要用數星期時間乘船從萊茵河去荷蘭,然後花八至十個星期越洋去美國。這些勞工被放置在船上的狹窄,且通風不良的角落,死亡率高。到美國後還可以被公開轉售,合約滿後可以得到一筆金錢或土地作報酬。[2]
十九世紀中葉,第一批愛爾蘭人到美國,他們是有蘇格蘭血統的新敎徒,部份是簽有合同的契約勞工。他們要為僱主工作5年,約滿後僱主會給契約勞工一塊土地,自行耕作。這批勞工內有技術工人、小商人及受過敎育的人,定居在賓夕凡尼亞州中部到北卡羅萊納州。[3]
這期間的契約勞工年齡約在21歲以下,在契約期滿後會得到一套衣服,允許離開。很多人隨即建立自己的農場,其他人則用新學到的技能謀生。少數發財的人還會購入契約勞工為自己工作。契約勞工死亡率很高,很多人不能活命到契約到期那一天。
接着而來的是中國的契約勞工,初期從事修築鐵路工作,後擴大到農場工作,全部都是單身赴美工作。
到了十九世紀晚期,轉為義大利移工大量到美國,主要從事修築鐵路、採礦和漁業貿易等。義大利勞工施行工頭制度,由工頭在義大利招募而來的,工頭並是他們的組織者和監督,這制度直至1930年才消失。義大利移工大部份來自農民,單身於春天到美國工作,到了冬天來臨就離開美國回鄉。多數會參加工會活動。[4]
1930年,美國經濟出現大恐慌,工商業蕭條,資本家大量引入墨西哥移工修築鐵路。鐵路完工後,資本家把墨西哥移工轉為契約勞工,安排在農場或工廠工作。[5]
在美洲,契約勞工從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一直沿用到1917年。美國和英國政府出台一系列法律促使了契約的衰敗。
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的英國海關檢驗員認為馬里蘭的黑奴比歐洲人過得好,「殘忍的種植園主對契約勞工施加的嚴酷頑固,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地步」。指出這情況由於黑奴是種植園主的終身財產,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照料,而契約勞工不是私人財產,故被強迫要求「竭力做好自己份內的工作」。
月前在網絡上看見王丹說美國黑奴比工人食得好,潛意識美化奴隷制度,卻没有像英國海關檢驗員,從私有財產方面入手指出這問題,亦没有說明兩者擁有不同的自由的分別,這言論竟出自被稱為民主鬥士之口,真令人失望。
對美國來說,契約勞工是一種增加殖民者的方式,特別是在英國的殖民地。因為自願移民和囚犯勞工移民只能提供有限的人數,加上而跨大西洋的旅途過於危險,亦影響移民人數,所以要用其他辦法來鼓勵更多人前來定居。契約勞工便成為重要的手段,由於他們人數眾多,以至於美國憲法都將他們列入來指定眾議院代表人數。並非所有歐洲契約勞工都是自願來美的,記錄中有數宗案例涉及拐賣人口。中國契約勞工中的拐賣的情況最為嚴重。
從以上歷史我們得知移民來自不同地方的民族,組織移工必定要面對民族問題,《為何我們需要工會?》第六章是〈種族、性別、族群及性取向〉,談論了種族問題,指美國左翼工人組織也曾排斥不同自己種族的人,有些黑人工會不許華人入會。反過來也有不同種族的工人聯合起來一起反對僱主,礦業工人聯合會具有平等意識,會內白人會員願意捍衛黑人會員利益。[6]
耶埃特斯指出:僱主及其在全球各地的政府盟友,已成功打造了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在全球化下,一支全球勞動大軍已出現,它跨國移動,為同一批僱主賣命,連勞動條件也往往相同,工人的國際主義更形重要。[7]
耶埃特斯指出:美國工會當前的任務是爭取集體談判權,這也正是香港工會的主要奮鬥目標。
(完)

龍少爺
13.05.2017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1] 連煦著:《華工、中國製造、農民工》(北京:知識產權,2015),第66頁。
[2] 陳靜瑜著:《美國族群史》(台北,國立編譯館,2006),第166-169頁。
[3] 同上,第97頁。
[4] 同上,第141-149頁。
[5] 同上,第443-444頁。
[6] 耶埃特斯著:《為何我們需要工會?》(台北:唐山出版社,2015),第138-140頁。
[7] 同上,第171頁。

2017年4月18日 星期二

齊來參與五一活動


第一擊:【「工運有運行」之工運港島歷史團】
你知不知道,香港在二戰前已曾發動過多達三萬人的罷工潮?原來工人早於1922年已經「佔領中環」?知不知道「苦力」一詞原來是來自印度文?被「賣豬仔」有幾多是香港人呢?
今個勞動節,有香港工運歷史研究者梁寶龍(龍爺)帶你港島一日遊,邊走邊講故,講盡香港的工運歷史!
行程將由中環前往金鐘,沿途介紹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直至2013年的碼頭工潮的地點種種事跡,讓我們緬懷過去歷史,展望將來!
當日路線圖:https://goo.gl/fI1UMS
日期:4月29日(六)
時間:下午一時至三時
集合地點:上環E2新紀元廣場出口
解散地點:金鐘
團費:20元
人數上限:20人(需預先報名,先到先得!)

第二擊:【勞動節與勞動解放──五一紀念講座】
今天,打工族需要休息權,需要規管工時,逐漸成為工運共識。而五一勞動節,本身就源於1886年一次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工人集會。不過,後來之所以成為各國節日,不只因此,更因為這次集會之後,有四名無政府主義者被判死刑,引起歐美各國工黨聲援,才有後來的勞動節。事實上當年的工運志士,不只追求改善勞動條件,更是為了「勞動解放」而奮鬥甚至犧牲。這次講座,梁寶龍將介紹勞動節起源。之後Thomas Cham將談到在根本改革社會的藍圖上,工會扮演甚麼樣的角色?講者會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分析出發,去談工會的重要性及其局限。區龍宇則論及縮短工時的歷史意義,再展望在智能電腦日益取代勞動的情況下,工運面對的挑戰及回應。
日期:2017年4月30日
時間:下午三點至五點
地點:序言書室(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
講者:
區龍宇(社運老兵)
梁寶龍(工運史研究者)
覃俊基(游走於社運與左翼團體多年)
主辦:無國界社運、左翼21
是次講座及工運遊均需預先報名,人數有限,先到先得
1.工運遊報名連結:
https://goo.gl/forms/lVmYrKxwTFU2KgPn1
2.講座報名連結:


2017年4月14日 星期五

五一勞動節史


五一勞動節史

五一勞動節又稱為「國際示威遊行日」(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或May Day),節日以工人示威遊行而起,現每年的五一,歐洲國家工人仍於是日舉行示威遊行,提出訴求和紀念當年的先導者。旁人或許諷以行禮如何,工運組織者視為基層的組織工作之一,以維繫團結和動員工人。
事源1866年,第一國際日內瓦會議提出八小時工作制的口號,在美國得到巨大迴響。
十九世紀中期,美國剛從農業社會轉變成為工業社會。那時候的工人工時很長,每天工作達十四、五小時,禮拜六也要工作。因此,1884年10月7日,美國工人感於每日工作勞苦,作業時間過長,思想起要改善待遇,逐發起「三八制」運動;向資本家要求每日工作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八小時。
全美勞工聯盟於1886年號召工人從5月1日起開始實行全國性的總罷工,要求實施八小時工作制。
到了5月1日那天,美國2萬多個企業的35萬工人停止工作,上街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全國各種不同膚色、不同工種的工人,一齊進行總罷工,要求改善勞動條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僅芝加哥就有四萬五千名工人攜家帶眷走上街頭,興高彩烈,浩浩蕩蕩地沿著密西根大道和平地唱歌遊行。這樣,美國的主要工業部門便處於癱瘓狀態,火車停卧在路軌上,商店鴉雀無聲,所有倉庫關門並貼上封條。
到了5月3日下午,罷工的工人與芝加哥麥考米克工廠一些違紀上工的工賊發生衝突,警察趕來鎮壓,並向人群開槍,當場打死了4人,受傷者無數。這件事引起了整個芝加哥市沸騰起來,各工會決議於5月4日在乾草市廣場舉行群眾大會,約有二千五百餘名群眾出席。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將群眾淋得濕透,會場只剩下二百餘人仍在堅持鬥爭。正當大會快將結束時,近200名全副武裝的警察將會場包圍,命令群眾馬上散去。就在雙方爭論的時候,有人向警察投擲炸彈,爆炸導致7名警察殉職,67人受傷。此後,警察繼續無目標的開槍,再有4人喪命,超過100人受傷。
事後警方四出逮捕工人領袖,以謀殺罪起訴8人,其中5人那日根本沒有到過會場,只不過他們都是工會運動的活躍分子,警方正好藉這個機會來拘捕他們。結果法庭將1人判監15年,2人判無期徒刑,5人判死刑。
被判死刑的其中一位工運領袖奧古思都•史比司(August Vincent Theodore Spies,1855-1887)在臨刑前說:「終會有一天,我們死亡的沈默 ,會遠比今天你們所要壓制的言論更為宏亮有力!」。(“The day will come when our silence will be more powerful than the voices you are throttling today.”)
炸彈聲和鎮壓没有令工人階級忘記鬥爭的目標,繼續為八小時工作制奮戰到底。這場鬥爭雖然被鎮壓,但其意義卻十分深遠,此後由於世界各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和不斷鬥爭,終於贏得了八小時工作制和勞動節。
直到1889年,為了紀念這段壯烈的歷史,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國際成立大會通過決議,將5月1日定為國際勞工節,要求各國的工人共同努力,為八小時工作制奮鬥。這一決定立即得到世界各國工人的積極回應。1890年5月1日,歐美各國的工人率先走上街頭,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和集會,爭取工人的合法權益。從此,每逢這一天世界各國的工人級階都會集會、遊行,以示慶祝,並是公眾放假。
勞動節源於美國,但美國的勞節假期不是五一,而是在9月。
現在世界上共有80多個國家把勞動節定定為全國性節日,在香港自從回歸後,五一國際勞動節被列為公眾假期,於當天放假一天。香港勞工團體會舉行遊行集會,要求提高工人的待遇,而我們的八小時工作制仍遙遙無期,鬥爭的道路仍漫長,必須團結一致堅持鬥爭。

(完)

梁寶龍

16.03.2017

2017年4月11日 星期二

工殤紀念日史


工殤紀念日史
2016年聯合國公佈:每年有兩百萬人會因為工作相關的事故或疾病而死亡。此外,每年發生的工傷事件達到2.7億宗,職業病達到1.6億宗,由此導致的工作時間流失、傷病治療和賠償療養共造成28,000億美元的損失。因此保障良好、安全和健康的工作條件和環境是我們所有人的共同責任。
十九世紀中,工人向僱主追討工傷賠償極為困難。各國的法例都假設勞工和僱主的議價能力完全相同,如果不滿工作條件的話,工人只要不幹就可以,但事實並不是如此。現實是工人簽了合約,則工作上的所有風險都是由工人自己承擔。十九世紀末,工會力量漸強,德國於1884年率先成立勞工補償法例,波蘭、英國、捷克和奧地利等國家亦相繼訂立相同法例。
加拿大於1914年4月28日通過勞工補償法,70年後的1984年,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 (Canadian Union of Public Employees,簡稱CUPE)首先提出,每年的4月28日悼念因工受傷或死亡的工人。
一年後,加拿大國會正式承認4月28日為全國向工作場所死傷者哀悼的日子。到了1989年,加拿大通過《哀悼日法案》,聯邦政府於1991年正式批准。因此4月28日在加拿大被稱為「全國哀悼日」,加拿大國會山的國旗會下半旗哀悼,工人點起蠟燭,戴上色帶和黑臂章,靜靜地默哀數分鐘。這一天是紀念亡者的日子,也是呼籲保護生者的日子。之後,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簡稱勞聯-產聯)也把4月28日作為紀念死難工人的全國紀念日。美國政府於1989年承認工殤紀念日為國際工殤日;英國工運人士於九十年代以紀念死者為生者爭取」(Remember the Dead: Fight for the Living)為口號,民間開始於4月28日紀念工傷者,英國政府則於2010年正式承認工殤紀念日。2001年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已正式訂明4月28日為國際工殤紀念日,目前有約20個國家承認工殤紀念日,而香港仍未是。
1996年,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簡稱ICFTU)將每年的4月28日定為「工傷紀念日」(Workers Memorial Day,國際因工傷亡職工紀念日),世界各地工會均會舉辦紀念活動,甚至豎立紀念碑,以資紀念因工傷亡的工人對建設社會的貢獻。
國際自由工會聯合會和全球工會聯盟(Global Union Federations)將工殤紀念日發展成全球性活動,並將其範圍擴展到每一個工作場所。現已在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獲得承認。
2001年,國際勞工組織遷就資方,將工殤紀念日以較中性的「世界安全生產與健康日」(World Day for 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來命名,並作為聯合國官方的紀念日。2003年的活動主題是「讓安全和健康文化全球化」,2014年是「作業場所使用化學品的安全與健康」,2015年是「參與建設保障職業安全與健康的預防文化」,2016年是「工作壓力,共同的挑戰」。
聯合國設有世界工作安全與健康日的中文網頁:http://www.un.org/zh/events/safeworkday/。
2007年4月28日,全世界120多個國家舉行了第十二屆「國際死亡與工傷工人紀念日」。該活動由國際工會聯盟(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簡稱ITUC)組織,目的是紀念患職業病、受傷或死亡的工人。2008年活動主題是:「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安全工作——管理工作環境中的風險」。2009年的活動主題是:「為所有工人提供良好的職業健康」。2011年活動的主要目標為:宣傳工作場所職業癌症和環境癌症的致病原因;實施安全與健康的標準;組織一項關注石棉和愛滋病問題的全球性工會活動。
回顧香港,勞工團體如工業傷亡權益會雖早於1996年已開始爭取成立工殤紀念日,並在公眾當眼處豎立工殤紀念碑,並提出成立「中央僱員補償制度」等提高對僱員保障之訴求,然而至今仍未獲正視。
香港於1953年為工傷補償立法,即《僱員補償條例》。其後1981年訂立《肺塵埃沉著病補償條例》、1991年訂立《僱員補償援助條例》和於1951 訂立《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總計有四大職業傷病補償制度。
當中《肺塵埃沉著病補償條例》和《職業性失聰補償條例》以中央基金形式運作,《僱員補償條例》則以強制私人保險形式運作,由僱主向私人保險公司為工人購買勞工保險,《僱員補償援助條例》只於僱員無法以法律行動向保險公司追討賠償時提供援助。
由於勞工處執法不嚴,即使是工傷風險極高的行業如建造業,亦不時出現僱主為逃避昂貴保費而不為工人投保的情況。當僱主在工人索償時申請破產,更令工人索償難上加難。
有鑑於本港工傷保障之各種不足,《僱員補償條例》應擴大保障範圍,把上下班途中受傷之僱員納入保障範圍,及為工傷身亡工人之子女提供補償至其18歲為止。
立法會勞工界議員、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職業安全健康局與勞工處自2009年合辦「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以表揚致力於推動本地安全文化發展的優秀員工、吸引社會各界進一步關注職業安全健康問題。港府於4月28日舉行全港傑出職安健員工嘉許計劃頒獎禮,以紀念世界工作安全與健康日。
此外,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已在香港科學館職業安全健康展覽廊設立1個紀念牌匾,向歷年來在工傷事故中不幸身亡或受傷的本港工人致敬。紀念牌匾於當日揭幕。在有關工殤紀念碑的問題上港府終於邁出了一小步,但我們要求的是在市區當眼處豎立工殤紀念碑。
炎夏將至,回顧近年香港地盤中暑案頻生,各位工友要多加注意。
(完)

龍少爺

11.04.2017

2017年3月22日 星期三

港粵工人大融合目錄


港粵工人大融合目錄

序:省港大罷工九十年之今昔對比─港粵群眾共融合流之愛國動員  陳明銶
開場白及本書編者之言   梁寶霖
四月廿六日研討會歡迎辭   陳敬慈
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研討會記錄摘要   伍錫康  葉景明
在革命前綫──1920年代中期粵港工運重點勾劃綱要   陳明銶
省港大罷工對香港社會及勞工之影響   伍錫康
省港大罷工對工會組織的影響   周奕
省港大罷工期間的香港總工會   梁寶龍 
略談國民黨在省港大罷工之角色    李國強
國共兩黨與省港大罷工   莫世祥
未料的結果──省港大罷工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成立   區志堅
省港大罷工影響下的東華義莊   梁寶龍
殖民時期香港身分_──1925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中的華商精英   鄭雋言
省港大罷工與望族   梁寶龍
省港大罷工之研討會後記──從省港大罷工淺談其理論含義   伍錫康 
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有感   梁富華
 「政治罷工」的想像──有關省港大罷工的思考    蒙兆達
附錄
省港大罷工九十週年研討會議程 
省港大罷工大事記   梁寶霖、梁寶龍整理
省港大罷工文獻總評  梁寶霖  梁寶龍
大罷工後香港工會的變化   周奕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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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13日 星期一

《九龍樂善堂特刊》筆記


《九龍樂善堂特刊》筆記

樂善堂編:《九龍樂善堂特刊》(香港,九龍樂善堂,1939);香港公共圖書館館藏有,不外借。
東江縱隊大隊長蔡國梁 (1912-1952)於1932年由福建轉到香港牛池灣淘化大同罐頭廠做工,參與組織「僑頭」、「學德勵志社」、「婦女教育服務團」等團體,1938年5月加入中共。一直以來學德勵志社的名稱見諸多篇資料,未見有具體的資料出現。《九龍樂善堂特刊》第50- 51頁,有學德勵志社資料,地址在衙前衛道。
根據1947年《華僑年鑑》資料,負責人是何維孝(?),地址在九龍城打鼓嶺道61號4樓。
《九龍樂善堂特刊》其餘有關工人組織的資料有:福義僑工息影社,地址在太子道452號2樓;淘化大同體育會,地址在牛池灣。
根據1947年《華僑年鑑》資料,福義僑港息影社,負責人是游文光(?),地址在九龍城南角道271號3樓。

《九龍樂善堂特刊》第57頁,刊有一篇〈東山觀音廟記〉。港英曾在此廟拘捕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馮菊坡(馬汝清,1899-1957)等人。1929年10月,中共在牛池灣東山廟召開香港工人代表大會,主持人是中共廣東省委常委馮菊坡、省委委員文沛(?)、省委委周頌年(?),出席會議有:曾啟(?)、黎國忠(?)、李甫(?)等50人。因黃埔船塢工人陳順(?)告密,警方拘捕馮菊坡、黎國忠、梁維平(1904-1975)等43人。除曾啟是香港本地出生沒被驅逐出境外,其餘各人被驅逐出境。梁維平後在黨組織的營救和工人們的保釋下,獲得釋放。
〈東山觀音廟記〉
「九龍寨城東北角山麓,有觀音廟在焉。(俗稱東山寺,不知其所本。)曩年香火甚盛,春秋佳日,遊人多以為玩之地,現則今非昔比,想因管理乏人,遂每况逾下,庭前零落,滿目荒凉,廟前野草塞途,遊人絶跡。記者偶遇遊侣,順道往遊,回首前塵,感慨繫之矣。」
另據網上文章〈十三鄉由來〉一文,載:http://www.eastkowloon.org.hk/?action-viewnews-itemid-62,指九龍城坪頂鄉曾有一所東山廟,戰前香火非常鼎盛。「坪頂鄉在約在現時的斧山道游泳池一帶,北面有東山村,即現今瓊山苑、斧山一帶,南至前彩虹村巴士總站,以前左右兩邊都有水坑。在鄉村的位置來說,它是牛池灣鄉和元嶺鄉之間,已拆。」綜合以上資料,應是同一地方。
(完)

龍少爺
14.0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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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4日 星期六

香港1937年的婦女節



香港1937年的婦女節

國際婦女節
國際婦女節源於1857年3月8日,美國紐約製衣和紡織女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薪,當局出動警察攻擊並驅散抗議人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接着下來的數年,幾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類似的抗議遊行活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1908年,有約1萬5千名婦女走上街頭,要求縮減工時,增加工資和享有選舉權等,並喊出了象徵經濟保障和生活質量的「麵包加玫瑰」的口號。首次慶祝婦女節是於1909年2月28日,美國社會黨(Social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簡寫SPUSA)發表宣言,號召於每年2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舉行紀念活動。這樣每年的慶祝活動就一直持續到1913年。1910年,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首屆國際婦女會議。會上德國婦女運動領袖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建議設定一天為國際婦女節,得到與會代表的積極響應。次年3月19日,奧地利、丹麥、德國和瑞士等國舉行各種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參加人數超過100萬。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歐洲的婦女也於1913年3月8日走上街頭,通過舉行和平集會等方式來反對戰爭。
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活動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奏。1917年3月8日,當時的俄國婦女舉行罷工,要求得到「麵包與和平」。4天後,沙皇在群眾的壓力下宣告退位,俄國臨時政府公布賦予婦女選舉權。十月革命成功後,布爾什維克的女權活動家亞歷山德拉•科倫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1952)建議將3月8日設為法定假日。蘇聯時期,每年都會在這天紀念「英雄的婦女工作者」,現今已取銷。在此問題上,我們應多角度深入思考,俄政體多番改變對大多數國民的好壞問題,以下談台灣也是如此。
在西方國家,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期間經常舉行,但後來一度中斷。直至1960年代,隨著女權運動的興起才又逐漸恢復。聯合國從1975年國際婦女年開始,於每年的3月8日舉辦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
 香港第一次公開的婦女節慶祝會是於1934年,中國則是於1924年在廣州[1]。香港現已没有舉行大型的婦女節活動,下文將會講述1937年香港婦女如何慶祝婦女節,
在台灣,1994年以前婦女節也是國定節日,於1998年取銷放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將3月8日定為婦女節,並由國家舉行各種形式的公開慶祝活動。發展到了今天,這個節日只有少數國家舉行大型慶祝活動,如中國、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越南、白俄羅斯、馬其頓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塞爾維亞和蒙古等。

婦女節紀念大會
1937年的香港,抗日救亡運動高漲,香港基督敎女青年會(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女青年會,YWCA)聯合廿間學校及婦女團體組織三八節籌備會,以喚起全港婦女推行婦女運動為目的,冀婦女能達至追求更新的進度,對自己的問題有更清楚的認識,在生活上追求更善美的人生。[2]
3月8日晚上,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在上環香港中華基督敎青年會(YMCA,簡稱青年會)舉行,大會主席為基督敎女青年會會長何玉瑛(1898-?),出席者有:何玉瑛、何文田陶秀女子中學副校長蘇若惠(?)、香港文化事業社黃慧秋(?)、婦女文藝社馬英華(?)、婦女聯合會張惠英(?)和婦女互助會陳漢英(?)等數百人。[3]
開會時首先全體肅立唱國民黨黨歌,次向國民黨旗和中國民國國旗行禮,旋由何玉瑛宣讀國民黨先總理孫中山遺囑後,然後才繼續宣布開會理由。接着由廣州女青年會總幹事兼廣州真光女子學校校長羅有節(?)演講,演講完畢,全體唱《三八婦女節歌》,接着全體一齊讀公約,然後拍照。禮成後開始遊藝節目,由女青年會、聖保羅女書院(今聖保羅男女中學)演出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1828-1906)的《娜拉》(又名《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全劇分為3幕,最後是唱《自強歌》,然後散會。[4]
羅有節在演詞中先講婦女節的歷史,再講述中國婦女所處的地位,與應有之意義,及婦女自救的途徑。指出婦女運動成功必要條件:
1.敎育平等;
2.經濟獨立;
3.不慕虛榮;
4.團結互助;
5.服務社會;
6.要維護復興民族的指導原則;
7.勵行新生活。[5]

大會宣言書提出婦女運動的四個目標:
1.養成完美的人格;
2.尋求豐富的知識;
3.要有團結的精神;
4.訓練強健身體。[6]
大會提出五項公約是:
1.減用化妝品;
2.多用國貨;
3.戒煙戒賭;
4.嚴守時刻;
5.自已的事自己幹。[7]

大會演出《娜拉》是要想帶出甚麼意義呢!《娜拉》是一齣具批判性的戲劇,娜拉生活在傳統婚姻制度下的幸福家庭,得到父親和丈夫的愛護,後來娜拉認識到他們都當她是玩偶,就決定離開,尋找真正的自己和了解自己的生命,但娜拉的丈夫則堅持她一定要盡她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責任,不過她相信她也有自己作為一個人的責任。劇中娜拉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我再也不認為大部份人說的或書上寫的是對的了,我得自己思考然後去了解。」在現今物質消費社會中,婦女的生命和責任是甚麼呢,值得細想。再看大會的五項公約,部份還是有一定的意義。
大會唱的《三八婦女節歌》與由塞克作詞,冼星海作曲的《三八婦女節歌》有別,歌詞如下。

《三八婦女節歌》歌詞
三月八日,三月八日,
世界婦女今天打破鐵枷,
聯合起來,
從今不做牛馬,
我們要爭志氣,
不做寄生蟲,
不受惡化,
我們要謀解放,
不犠牲在數千年桎梏下,
誰搶我們土地,
我們要勇敢起來奪回牠,
誰搶我們自由,
我們團結起來爭取吧,
封建勢力滾出去,
壓迫手段不懼怕,
衝到前線去,
婦女救中華。[8]

何玉瑛是粵北連平人,1898年生於廣州。先就讀真光學校,1916年畢業留校任教師。1918年又進真光女子中學再讀,1920年畢業留校任職。她是基督教徒,樂於社會服務,讀書時即組織同學去農村舉行衞生講座、基督教佈道及兒童識字運動等。1922年考入嶺南大學獲學士學位,後獲聘為真光中學校務主任。1926年曾代表華南基督教教育會去上海出席全國基督教教育會大會。1928年與聖公會曹思晃(1895-?)政法牧師結婚,到香港居住,獲聘為聖保羅女書院教師,1930年代表香港基督敎女青年會到上海出席基督敎女青年會全國代表大會。1934年被選為香港女青年會會長,香港反對蓄婢會副會長。1935-1941年出任香港私立真光小學校長。何玉瑛擅長小學教育,對於兒童心理學、兒童故事、兒童自表方法、小學教管方法特有研究。1936年又被推為聖保羅堂婦女事務團主席,後出任港澳教區婦女服務團主席。

結語
紀念婦女節大會由女青年會主導,但大會一開始就首先唱國民黨黨歌,接着是讀孫中山遺囑,有如國民黨主導的大會,可見國民黨在香港社運的影響力,稍後我將會專文論述三十年代國民黨與香港婦運。今年是反英抗暴五十週年,有關文章紛紛出籠,部份宣稱公布真相,其實只是乘機進行反共宣傳,甚至不談港英的暴力,未能使公眾知道完整的真相。最近網上有一篇文章談省港大罷工,指罷工後港人產生恐共心態,一點也不談國民黨在香港工運的影響,此文只是一篇簡單的反共文章。今天有人努力追查六七真相,以補充歷史的空白。我更希望有人去整理國民黨在香港社運的檔案,填補香港歷史的另一空白,如五六年雙十暴動、 四七年暴動等。
(完)

龍少爺
04.0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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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商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
[2]《工商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
[3]《華字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2張第4頁。以上名稱文字不清可能有誤。
[4]《工商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華字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2張第4頁。
[5]《工商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華字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2張第4頁。
[6]《工商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
[7]《工商日報》,香港:1937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
[8]《工商日報》,香港:1938年3月9日,第3張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