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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我與「亦師亦友」包錯石〔包錯蔣介石〕②
「阿包」離開美國時，由於對在美諸友都不辭而別，所以在其原來圈子中，便傳出「阿包失蹤」之說，他其實是來了香港；後來「阿包」對我說，他在台美時1位「思想相對接近」的好友邵子平〔寫文章筆名「刀囗」〕，是知道他的去向的〔「阿包」並曾將「刀囗」發表過的1篇政論文章我看，但我以後卻始終未見過這位「阿包」左傾老友，雖然知道於「釣運」時期結束之後，他曾來過香港見到「阿包」〕；再過30多年，應是2002年左右吧，我在與「阿包」1次已好幾年未見的再見面中，他相當詫異地問我：知不知道邵子平〔刀囗〕與「支聯會」的張文光「十分熟落」？我表示不知道，事實我與司徒華「大弟子」張文光雖相識卻談不上交往，與「支聯會」更完全無涉vs「阿包」於80年代後已與香港的具體政治情況「完全脫離瞭解」，他可能從「刀囗」的消息知道他這位「曾是台美左派戰友」的數十年老友，竟與「反北京」的「香港支聯會」搞手張文光成為「熟落朋友」，感到難於理解和十分詫異vs我雖不知有關情況，但卻完全可以理解和不會詫異vs司徒華本人就是從「共青團」、「中共真誠同路人」到成為「反北京」的「支聯會」創會主席！直接原因雖是1989「6-4」，但更深層結構的思想原因，是他直至到逝世，其實仍然是在「毛澤東早期新民主主義思維結構極限之處」停頓「不能愈越」從而亦是「不能越出對趙紫陽式『親美全面走資路綫』的幻想」vs今天北京中共中央主流也實質如此——這些都是1968年「文革」高潮期之後50年的今天「後話」。
「阿包」於1968年來港後，便是我講述過的，促進《盤古》「反美帝-左傾化」活動、他與胡菊人及文樓等辦「創建實驗學院」、他搞香港的「反越戰」運動、他擔當我們一批年青人「教師爺」促成香港的「激進左翼學運社運/保釣運動」發靱，都是與中共-港共「地下黨」已「打過招呼」的——我估計他當時已與港共不止1位高層人仕有接觸，但港共與他密切連繫的應是負責「統戰」〔尤其是對美國關係人仕、親美英自由派知識份子、國民黨及親國民黨關係人仕、臺灣人仕「統戰」甚至「不限於統戰」〕的羅孚；但「阿包」和羅孚的思想性格顯然大相逕庭：中國共產黨員，並且是自重慶《大公報》時期〔周恩來、廖承志領導「白區反蔣地下鬥爭」〕以來的資深「統戰」工作負責人羅孚「右」〔應不打括弧〕，而原國民黨高幹子弟〔公子黨〕「逆反出來」而真曾在臺灣島內「反蔣反美帝反台獨地下鬥爭」的包錯石「左」〔也應不打括弧〕—世界恍惚是「倒置」了！
由子代筆之「羅孚回憶錄」指「反英抗暴鬥爭」時期的香港「新華社」〔中共香港黨委〕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祁烽「極左」，但我卻聽過「阿包」稱讚祁烽「才像樣」〔在民族反帝鬥爭上/不是指具體戰術上〕，他是1967—1968年香港「反英國殖民主義鬥爭」的「戰鬥總指揮」，更早是中共廣東「東江縱隊」領導人之一/我於「反英抗暴」時期未見過祁烽，但却於23年後的1990年在「香港新華社」的「廣州東山招待所」見到他，經介紹後，其時他是廣東省政協主席或副主席/記不清楚，並在公園散步時討論了一番「美帝侵略伊拉克戰爭」〔他當天似乎特喜歡講《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師」的「上上也」戰略戰術/當時陳景祥〔與我一起搞「新香港學會」年輕10歲的好友，後曾任香港《信報》總編輯〕、以及「民協」成員的黃富榮也都在場〕；然而此「羅孚回憶錄」竟然完全不提包錯石，卻提胡菊人，羅孚將他與胡菊人之間互相參加對方親族婚禮稱為「人的交往」〔有這麼嚴重嗎？胡菊人也有參加我於1984年的婚禮呢，但我知道那只是「政見對立者〔內心勾心鬥角〕但仍然算是朋友的交往」，倒是當時基於「阿包」並不知道的特殊原因，我沒有通知我這位「師傅」｛阿包｝來我的婚禮〕，我曽聽「阿包」說，羅孚借胡菊人之囗指他「極左」，而「阿包」則說羅孚是不打括弧的「右」。
長期是中共在香港負責「統戰」〔統一戰綫〕工作的前《新晚報》總編緝羅孚〔絲韋/羅承勛〕，由其少子羅海雷所寫的《我的父親羅孚》1書〔等同由子代筆之「羅孚回憶錄」〕，可說是1名「中共〔港共〕右派」自悔其過往「極左」〔總主調說「毛澤東時代」為所謂「極左」〕、宣說「右對/左錯」，並亦為其於1982年被中共有關當局拘捕判為「美國特務」1案「呼冤」。
包錯石〔包奕明〕由臺灣及美國來香港後，有約7年時間〔1968—1974年〕是中共在香港負責「統戰」的羅孚的「特殊」工作對象，肯定是羅孚「政治生涯」中「特殊」的重要1環，而在此本「羅孚回憶錄」中卻「完全不存在」——正顯有關事情於羅孚「政治生涯」的「特殊性」，是羅孚「難以述說」的1段「特殊政治」；我則也見過羅孚3次〔我年青時的政治材料，估計當曾經與包錯石的政治材料一起在他之處/中共之處〕——1972年第1次是由包錯石連絡的「保釣後」集體會晤交談，1981年第2次是在其《新晩報/風華版》編輯部只見見面握手，199X年〔記不清楚/90年代前期〕第3次是在朋友關諾〔由北京移居香港之中國人民大學前輩教授〕逝世殯殮儀式上但卻彼此都佯作沒看見〕——第3次是在他「出事」〔被中共當局判為「美國特務」〕之後。
「阿包」過往在香港的眾多「政見對立」卻深具交情的朋友，從其「世伯」徐復觀〔所謂「新儒家」招牌人物之一/曾經是「蔣介石侍從室主任」〕到老同學林悅恒〔前「友聯」第三勢力的《大學生活》月刊總編輯〕、《明報月刊》總編輯胡菊人到亦屬於「第三勢力著名人物」的許冠三、親北京藝術界的文樓與鍾華楠、《中國學生週報》諸君與《盤古》諸君-----等，都是羅孚「職責範圍內」的重要「統戰」對象，包錯石更是羅孚「職責範圍內」的重要「統戰」對象。
於「保釣運動」開始之前的1969—1970年間，「阿包」已曾和一批西方人「新左派」學者、本港一些「自由派」人仕〔包括時任《知識份子月刊》編輯的「電影文化人」羅卡｛劉耀權｝、文樓〕與我們「下徑囗派」〔我和陸文強、關永圻、陳婉瑩、馮可強等〕以及「大專社會服務隊」1些朋友〔港大的鄺美齡等〕，進行了香港第一次「反美帝侵越戰爭」〔在美國領事舘前舉行〕示威和1些討論會。
大概同時期，「阿包」也有告訴我，北京曾派「專人」到香港，在「新華社」內與他詳細討論臺灣問題。
1970年，「阿包」和他的太太「阿曹」已搬離沙田下徑囗村，於新蒲崗租了1個小單位住〔「阿曹」任職津貼中學教員，收入已屬受薪階級中上〕，但「阿包」在新蒲崗期間卻曾在住處之舊式大廈樓梯轉角遭彪形大漢襲擊，用拳頭打傷額角及打爆眼鏡，並無搶劫及其他任何表示便離去vs據「阿包」分析認為，肯定是國民黨特務所為，是對他不久之前曾到香港中文大學「串連」唐君毅、牟宗三聯署「反台獨」的警告〔「蔣介石國民黨」乃視唐、牟為其「統戰重點人物」，不容「阿包」介入「撬牆腳」，但香港畢竟不是臺灣，國民黨特務也不敢在港隨便殺人，打傷他｛輕傷｝是警告他已被偵知住處及不要「撬牆腳」〕；「阿包」認為「恁經驗判斷」不致於有「太大的危險」，但也希望我在附近租個住處，毎天或晚間上來與他見次面聊聊看書，「出事了」也有我早些知，雖然我肯定救不了他/我1囗便答應，在他住處鄰旁大廈租了個廉租「床位」〔我原已返回荃灣的父親老家〕，也順便在新蒲崗找份工廠工作做2個月〔我愈半生人至今70歲，「上班」合共只約4年，但年青時卻幹過超過20行，我是有意識去瞭解社會基層/工人階級「各行各業」的，大多數都是短期工作，做得最長的還是教師和在工會/32歲後便長期以寫日報專欄及政論為職業收入來源，也是不用「上班」〕，賺些少日常生活洗用，不在父親處吃住——我就這樣在新蒲崗住「床位」也住了幾個月，直到「阿包」和「阿曹」搬到旺角當時靠近海旁一幢「舊唐樓」頂層的亷價自置小單位，我也才返回荃灣的父親「亷租公屋」老家。
據包錯石當時曾對我說，他曽向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提議，應趁踏入70年代之際，主辦1份「統戰性質」、抗衡和爭奪「親美第三勢力自由派」主導的《盤古》與《明報月刊》影響力的政論文化月刊〔「阿包」其時心目中的計劃，當就是他原希望曲黃維波主辦的新刊物/黃維波與姚佩滔都不知道「阿包」曾向中共「地下黨」提此建議〕，中共「地下黨」雖有反應卻「阿包」認為「慢板」；到1970年元旦，莫昭如、吳仲賢〔當時仍是「反共極右派」，要過5年才成為所謂「托派」〕主辦的《70年代雙週刊》出版，中共「地下黨」才於1970年2月出版由李怡主編的《七十年代月刊》〔李怡原是港共「統戰」文藝青年的《伴侶》月刊主編〕，並長期成為中共在香港相當成功地「統戰」本地和海外、臺灣知識份子的政論文化月刊〔1980年李怡與中共在香港「地下黨」發生衝突而疏離，於踏入90年代易名《九十年代月刊》後結束/李怡現在為黎智英《蘋果日報》名下轉為「反共」之政論家〕。
1971年「1-29」美國-麥迪遜華人學者及臺灣留學生，率先掀全球華人「保釣運動」示威遊行首幕，我們「香港保釣會」隨即策動「2-18」香港的首次「保釣」示威遊行〔包錯石也是先向中共在香港「地下黨」打了招呼的，所以當天的《新晩報》才會頭版大標題報導〕。
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緣起，先是美國方面的「保衛釣魚台運動」蘊醸期間〔仍然未有示威遊行之前〕的相關訊息傳來——美國政府在1970年的《美日〔聖克利門蒂〕條約》把屬於中國東海上的領土釣魚台列島「混淆為沖繩的1部份」即將於1972年「5-15」交給日本——有1位我本來不認識的年青朋友陳志強〔其時應只有17歲〕，於1970年底之前，來到其時「大專社會服務隊」正在九龍太子道「明愛中心」舉辦的「海底隧道工程-大包米燒焊工人罷工論壇」，於我演講完後，行過來遞1張字條給我，說會後有事想與我談談；就是他最先將美國有台港留學生正凖備「保釣」並希望香港能有配合行動的消息告訴我，我便立即與「阿包」、「阿樂」、「阿亷」及其時已是很熟落的吳兆華、關永圻、高耀、鄭炎淇等討論此事，都認為要迅速積極行動。陳志強並告知亦已有其他人有意就此事反應，我們多方打聽之下，知道是有批中大崇基學生〔譚聯輝、陳以衎等/譚年紀較大已在讀碩士/當時是勞思光式反共右傾自由派/並曾在「國民黨雙十會」中徵求聯署〕，以及1批「社區地方報」青年〔關品芳等，當時剛中7畢業即將進入港大〕，我們便約會他們相討合作之可能性；由於我與關永圻、吳兆華、高耀已原定往廣州旅行〔吳、關是首次回國/我則是第2次〕，由「阿包」、「阿亷」、陳志強〔他也是受1967年「反英抗暴」映響的「社會反叛青年」，其時在商業寫字樓工作/很快便與我們基本協調1致〕與他們會晤，但可說談判破裂，譚聯輝無合作意願〔與我們思想歧異太大/態度不友好〕，關品芳太年輕「無可無不可」〔大概18歲吧/與我們保持友好〕。
我們決定單獨行動，並且要高速進行必要的凖備，因為踏入1971年初，美國方面的「1-29保釣示威」已經舉行〔陳志強有連繋〕，我們遂以「新填地街8樓——下徑囗部份關係密切者」為基礎約20人〔大部份是我和「阿樂」、「阿亷」在「新填地街8樓」所連繫與1967年「反英抗暴」映響多少有關的青年朋友〕，於1971年2月18日到中環「國際大廈」的日本領事錧舉行香港第1次「保釣」示威抗議，打響「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第一炮！這並是香港於1967—1968年「中共〔港共〕領導反英抗暴鬥爭」終結後，在港英殖民地《1967公安條例》所謂「3個人即非法集會」的「白色恐怖」下，首次再有人在鬧市中心區遊行示威〔至於首次在「非鬧市中心區」遊行示威，也是我更早於1970年便與「大專社會服務隊」的一批左傾大專學生｛港大及工專學生較多｝在「紅磡大包米」已率先打破港英《1967年公安條例》支持「海底隧道工人罷工」，當時有港英白人警司指喝我們、並且以警車尾隨威脅｛但無拘捕人｝，電視新聞報導亦可以看到〕。
1971年「2-18」在日本駐香港領事舘外的香港首次「保衛釣魚台/反對美帝日閥私相授受中國領土/反對臺北國民黨當局媚美媚日無能保中國領土」示威，包錯石也是直接參加的。此次雖然只是小型示威，但其明顯地具有多方面的「香港大轉折性」含義，當時全港報韋電臺電視臺皆作顯著報導，反應良好並具轟然効應，美國的「保釣」人仕亦立即知遒；美國「麥迪遜」與我們在香港都用「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之名〔俲當時法國「激進左派學運」的「Action Commitee行動委員會」名稱及「直接行動」形式/我們是於1971-2-14在「創建實驗學院」｛土瓜灣譚公道｝成立/由「阿包」連繫岑逸飛｛沈嘉駟｝在他當時主持的電視節目訪問我談論「保釣運動」在香港的展開，這是我第1次上電視訪問節目 ，幾天後便出現由我們「保釣會」組織的香港第1次「保釣」示威〕；1971年間，美、英、德、加、澳、菲-----等世界多國華人及港臺留學生，以至中國臺灣島內，同期都相繼成立有「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使「保衛釣魚台運動」成為1個有歷史廣泛重要含義的、其時實由「左翼運動」主導的「海外世界——香港華人反對美帝及日本軍國主義復活運動→促進中國和平統一運動」。
吳仲賢於逝世前對他的朋友〔包括鄭經翰等〕講得很清楚，「如果沒有周魯逸他們先搞『保釣』，莫昭如和《70》是不會搞『保釣』的！」——我們當然完全清楚其間的事態關係和有關的邏輯關係，《70年代雙週刋》的核心搞手們完全只為了與我們「香港保釣會」爭奪70年代前期的「香港學運主導權」而參與搞「釣運」的〔事實上，在我們率先發動「2-18保釣示威」前數天，吳仲賢也曾不止1次與我們約會，「阿包」、我、馮可強曾一同在「創建」譚公道校址和他相議「保釣」有沒有可能合作？吳仲賢的策略是借與我們「有得傾」及「保釣會」已經成立「勢在必行掌握學運主導權」回去向莫昭如施壓力「要搞保釣」，另方面要求我們拖慢步伐「看看可否合作」，其實是若莫昭如1表同意/他們便「搶在我們前頭」先發動示威「搶主導權」！我們當然看透其手法，而且「阿包」和我都早就已明確《70》乃不可合作，彼此都是「摸底」而已！我們反而加快了要率先發動示威的步伐｛其間亦非沒有阻力——在《1967年公安條例》所謂「3個人集會即非法集會」白色恐怖下，爭取朋友參加示威不易｝，結果是我們早2天〕，莫昭如1969年與我有交往時，曾對我明確表示：他由澳洲回來之後，是立心「要搞香港學運」；當他明確意識到與他眼中的「包錯石——周魯逸『毛派社會主義』親中共集團」不可能合作之後，便已知道他「要搞香港學運」的主要「競爭對手/政治敵手」正就是我們，而且他們是處於「相對弱勢」。莫昭如對「反越戰」議題有很大興趣，但他這方面的連絡動員力遠不及「阿包」，《70年代雙週刊》核心份子們投入社會鬥爭的決心和勇氣或許不低於我們，但他們顯然遠沒有我們的思慮周密和理論水平，更不可能有「阿包」帶給我們的「高層次文化界」關係；但他們卻辦了1份具有「戰鬥格」的《70年代雙週刊》卻可以在社會層面廣泛吸引「西式新潮青年/社會反叛青少年/部份反共人仕」〔有點像2O06年出現至2O10年分裂之間的「社民連」vs但《70》的思想水平還是比「社民連」高很多，比當前的年青「港獨派/崇英戀殖拜美帝反中派/實質無政府主義派」的思想水平高很多，較有世界「文化政治新潮」視野、較少「早期吳仲賢｛黃毓民式｝極右派『老套』反共」而是「西方式無政府『新潮』反共」，較少「黒風爛氣」雖然亦是「萎靡風盛」，其時沒有「電子網絡」和「選舉政治」，因而《70仔》的「反建制」不像現在「80後/90後」的「反建制」有部份很快便連結上「選舉功利考慮」暴露「虛偽面目」而絕大多數選民根本不會選「黒風爛氣極端主義」而「選舉必多失敗」成為「不倫不類」，當年的部份《70仔》雖類型近似而仍是「相對真實」些〕，而我們則多是「生活態度相對嚴肅/認真思考學習者」，雖然彼此平均年齡相若。
在「保釣運動」期間，《盤古》全面「左轉」與我們「保釣會」密切連繫，雙方人員部份重疊，美國留學回來的古兆申〔己是「愛奧華寫作計劃」的著名文學家〕、劉佩瓊〔1967年在中文大學新亞學生會「打左仔」的右派自由派〕等「高速左化」〔他/她們在美國「保釣運動」與「國民黨極右派」衝突的映響、尼克遜訪問北京掀起「中國熱」的映響〕，戴天、胡菊人、梁寶耳等「親美派」已實際退出了《盤古》，此時却突然跑來1個中文大學崇基學生陸雲彬——他拿了1整套《紅旗》〔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數十冊作「見面禮」送給《盤古》編輯部，不久便成了《盤古》新成員〔很多年後，我們才知道他是「葉國華的人」vs在當時，我們也根本不知「葉國華」是誰，後據叛離港共的梁慕嫻寫書公開爆港共內幕，非共人仕才知道原主持港共「紅綫學生工作」的葉國華於1970年的內部報告認為香港學生運動已不能有作為而主張撤退vs而我們這批公開親北京而非共的香港「保釣會」｛背後教師爺是包錯石｝的左翼自由派甚至「毛派式」反美帝日閥英殖的自由派激進學運，《70年代雙週刊》的西方無政府主義激進自由派反殖反共學運，香港大專學生聯合會各大學大專院校諸正規學生會的相對單純中國民族意識而實質傾向反共拒共的中右派自由派學運，卻合力地恰恰於1971年香港全面掀起了大規模的社會反美帝日閥英殖/保衛中國領土的民眾運動結合大專學生運動攻勢，並強有効衝擊英國殖民地政府包括迫使其修改1967公安條例的3個人即非法集會惡法及局部開放社會政治示威遊行集會，顯示港共當時認為香港學運已是不可為的基本判斷完全錯誤，只是以其時港共的思維方式/認知結構/作風等等搞香港學運社運則的確是無可作為及沒有前景而已〕。
1967年創刋反共並支持港英殖民地武力鎮壓香港左派民眾反英殖抗暴壓而多少帶有親美帝第三勢力自由派性質的《盤古月刋》由1972年開始「全面左傾化/漸親北京化/批判資本主義」〔中右自由派-岑逸飛寫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是1個轉捩點〕，至到1974年「全面緊跟北京」〔國內掀起「批林批孔」高潮〕之間，有約2年時間，《盤古》處於相對「左翼自由派」狀態，此期間「阿包」與「盤古人」再有來往〔尤其是文樓和鍾華楠/文樓是1向左傾的，其家族背境與當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有關/故很支持我們「反越戰」〕，我則介紹了馮可強與陳志強進入《盤古》，我甚至寫1些《盤古》社論〔反越戰/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越南——印度支那戰爭的社論/越南與東埔寨戰爭前〕，常與他們討論中國問題、「文革」問題和「馬列毛理論」問題等〔我在這些方面的思考水平以及認識水平遠遠高出他們很多〕，但我却始終沒有正式參與《盤古》作為成員vs其時外界不少人都誤會將「香港保釣會」與「左翼自由派」狀態時期〔1971—1973年〕的《盤古》等同，也有好些人認為「香港保釣會」是「共產黨」〔例如「國民黨極右派」在《時報》之類就罵我們是「共匪/匪特/毛匪」，有趣的是，至到2015年仍有支持「社民連」及所謂「人民力量」的新生代極右派在網上駡我是「共匪/毛匪」〕或至少是「共產黨模式」〔1972年時即使朋友謝家駒也曾在報刋寫文章認為我們「組織嚴密/像共產黨」，這些朋友其實不明白「香港保釣會」的實際情況是「主席也不設的/每次開會才選主持該次會議主席/典型自由鬆散組合」，但卻有「靈活直接行動」的「意識形態堅強戰鬥性核心可信賴朋友連結」而已〕vs我從來不是《盤古》正式成員，也沒有他們部份創辦者們的「第3勢力親美英自由派」淵源〔我祖父是正統國民黨官僚「擁蔣介石派」，與「第3勢力親美英自由派」沒有關係〕，我之與《盤古》曾有密切連繫及建立起1定友誼，完全是由於1968年認識包錯石〔包奕明〕開始，以後《盤古》在「保釣運動」期間轉為「親北京左派自由派」而仍然未是緊跟北京〔在香港文化界及大專學生中稱為「國粹派」〕構成之時〔大概是1971—1973年間〕，由於《盤古》左派〔黃維波、姚佩滔是1個老圈子/古兆申、劉佩瓊等是從美國參與「保釣」之後回來高速「左傾化」/黃子程、關永圻則被《盤古》從「親美英自由派時期」到「親北京時期」的主流都視為「自由化新左派」〕積極參與我們「保釣會」活動，而我們「保釣會」也有「左傾化」的吳兆華〔中文大學聯合學生會幹事〕、馮可強〔香港大學《學苑》編委〕、陳志強〔1971年「2-20保釣示威」被捕者〕等參加了《盤古》〔馮與陳是我介紹進入《盤古》的〕，我雖然不是《盤古》正式成員〔我不願正式加入而已〕，但我與「《盤古》人」的關係曾經非常密切——促使《盤古》轉向「左傾化/親北京」的最主要思想映響者，是當時為香港著名「左翼精神導師」的包錯石〔包奕明〕，而我當時作為與大多數「左傾盤古人」同輩〔或年紀稍輕〕者也起有1定作用〔後來黃子程在報章上寫回憶文章，就曾稱我為當時《盤古》的「左派理論家」及「中國問題分析員」，但卻經常與他們多數「不站在同一條綫上」〕。
於2011年的香港特區「慶祝國慶62周年酒會」上碰到「老盤古」劉佩瓊〔她多年來都是「全國人大代表」〕，她正在與一批當年「東江縱隊」女戰士〔今天都是比我年齡大上10—25年的「阿婆」〕敍談；我和劉佩瓊也已有好幾年沒有見，「女東縱」們離開後，我與她談了一回，她說最近有人談《盤古》，我說是我吧〔看來她知道〕，但卻講了些我不知道的：部份「盤古人」仍不時有連絡和見面，吳鎮興特別與她談最近網上有人憶述《盤古》有3篇重要文章，其1是「解放臺灣必先收回香港論」〔她說古兆申講是我寫的，我不記得我有用此作標題的文章，但我於1972年的確曽寫過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1篇「基本正確分析出北京對香港政策」的系統性文章｛其時全世界都在「猜測」北京從未宣佈過的「對香港政策」是怎樣？｝我該文提出的分析都證明基本正確，包括「解放臺灣必先收回香港」的論點｛這和當時1般看法「先解決臺灣問題」正相反，其實關鍵是我於1972年已看到香港有中英條約問題，雖然中國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但英國並非如此看，客觀上1997年必存在大問題，而臺灣問題的中國統一不管武力方式或是和平方式，客觀上都會更困難，會於1997年時仍末能解決臺灣問題，我認為中共的估計過份樂觀，而香港則繞不過1997年的中英條約問題，從而收回香港先于臺灣解放｝，朋友們「嘩然」！10年後，我於1982年將該分析原文收入我所撰寫出版的第1本書《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我是1981年7月最早提出中國主權的「港人治港」香港高度自治政治特區方案以回應香港1997回歸中國者｝，及至1999年時劉達政｛我的「香港保釣」老友，其時是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之翻譯主任｝和臺灣左派｛《夏潮》月刋｝花俊雄在香港｛由國民黨中央委員的CC系｛陳立夫/陳郁夫系｝「中國統一派」梁肅戎主辦｝舉行的「中國和平統一論壇」上｛我有出席為講者之1｝，劉與花也引論我此篇《盤古》舊文〕。
至於網上有人憶述《盤古》的另2篇重要文章，則是更早於1967年「阿包」所寫的《從『匪情』到『國情』》及《海外中國人『回歸』與『反獨』》，他們認為都有「先見之明」。
我與包錯石於1971年「9-13林彪事件」之後，都覺得對「中國社會主義」〔不限於「文革」〕必須「全盤再檢視」，不知道及「看不明」的事實在太多，但我們2人的基本思路都是支持毛主席的〔在「中美蘇3角關係」上認為毛主席「反美蘇2覇總戰略/先集中力量反蘇霸策畧」都正確，但對「反美覇策畧可能輕了些/日後有可能會被引向不反美帝」有憂慮〕，並且對「林彪行刺毛澤東」之「官式說法」有高度質疑〔我們於討論中國問題時，習慣稱毛為「肥佬」、稱林為「痩佬」、稱周恩來為「中佬」〕；我必須負責任地將「保釣運動」搞到1972年「5-15」〔誰都知道中國領土「釣魚台列島」在該天「被美帝國主義混淆為『沖繩1部份』交給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政權」，是我們阻止不了的〕，而「阿包」則先行逐步「淡出」運動〔1972年開始，「阿包」便重再主力投入他原來喜愛的「古代文物研究/工藝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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