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2日 星期四

談《西潮》的想當然


 


談《西潮》的想當然

 

前言

龍少上初中時,很多同學在讀蔣夢麟的《西潮》,而我至千禧年後才粗略看了一次,今年要深入研究五四才細看多次,發現很多內容是他想當然的記述,未必是史實,但仍是一本好書,因談中西文化有精闢見解,以中華文化看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看中華文化。

歷史學家羅家倫盛讚《西潮》是「以極平易近人的口吻寫出來,……對社會人生的透視。」小中見大,發人深省。

公共圖書館藏有15-16本《西潮》,是由中港台三地15-16個不同出版社出版,香港商務有中英對照版。可見此書受各方重視,有讀者捧場。

 

想當然的五四故事

《西潮》的第167-168頁有多個嚴重矛盾位,先指軍警在曹汝霖大宅拘捕了六十位學生帶往司令部,一千名學生尾隨不肯散去,要求入獄被扣押在北大法學院。這一段問題多多,不知六十人被扣資料從何而來,龍少無法跟查。

綜合所有資料五四當日,北京拘捕學生許德珩和易克嶷等32人,1919年5月6日《晨報》列出了被捕者名單32人,多數人用此數值。有部分書指拘捕了33人,據原始資料33人說,來自北京學生聯合大會報告,報告指資料來自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

這段指尾隨有一千人,接下來蔣夢麟又說,五四翌日,五號早晨在上海看報,報刊頭版「數千人於大隊憲警監視下拘留於北京大學第三院。」慣例無三不成幾,同一件事兩個數值有頗大差別,是想當然和不留心引用資料的結果。

5月4日被扣押的人只有32人,蔣夢麟指上海報刊說有數千人扣留在北京大學,龍少反覆翻看五四史料,他可能把事件經過搞亂了,因為6月3-4日,北京扣留了過千人。蔣夢麟將5月和6月的事件混為一件事來記述。

龍少整理6月資料如下:6月3日北京被捕的有瞿秋白、劉仁靜和張國燾等178人;6月4日捕去七百餘人,兩日共拘捕千人,北大法科大禮堂收容不下,又把北大理科校舍改爲臨時監獄。北大法科大禮堂即上海報刊所說的北大第三院。

北京報刊報道6月3-4日被捕人數,只有千餘人,五四當天上街學生只有三千人。蔣夢麟指5月4日有「數千人」被捕是想當然誇大的,撰文時對使用的資料没有細加思考。

5月4日學生被捕時,軍警已把人群驅散了,仍在場人數應不會過千,所以扣留數千人說法有問題。

繼續看另一矛盾位,他又先說「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後門溜走了」接着說:「三親日要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學生圍毆。」前言不對後語,前言說曹陸溜走,後語說曹陸章三人被圍毆。曹陸是圍毆後溜走,還是没有被毆打,一塌胡塗,著者和編者都没有盡責任。事實是曹汝霖逃離家,陸宗輿匿藏起來,兩人都没有被打,逃過一劫,三人只有章宗祥被打致重傷。如出版社編輯留神點,加上註指出蔣夢麟說法有誤,那就好了。

 

比較

潘光哲主編的《胡適時論集》共8冊精裝,第6冊收集了1942-1947年胡適有關五四的文章4篇。書中第一篇是1942年的〈「五四」廣播詞〉指,找不到曹汝霖,打傷了章宗祥,1947年的第一篇〈胡適先生五四談〉指,只打了章宗祥,1947年的第三篇〈「五四」第二十八週年〉說,找不到曹汝霖,打了章宗祥。胡適當時不在京,同樣在上海,能清楚準確指出只打傷章宗祥,可見真確資料是可找到的,而蔣夢麟不去求真,不用腦思考而去想當然。

〈胡適先生五四談〉指,抓去了三十三個學生,保釋三十三個學生,胡適的資料又是準確的。但同文另一資料有問題,指,六月三日提了一千多人,關在北大,第二天又抓了一千多人,也關在北大。〈「五四」第二十八週年〉與上文資料同。這裏胡適清楚說岀5 月和6月是兩件事件,但6月被捕人數有問題。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 詳細記述了6月被捕人數,6月3日早上九百人上街,有說是二千人,有178人被捕,下午有四百人被捕,這天即是有約六百人被捕。美國人杜威教授說,至6月4日有千被扣押在北大。

1947年的第二篇〈「五四」後新思潮運動的意義〉没有以上資料。

 

繼續想當然

到了描述上海6月的情況,「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學生成群結隊沿着南京路挨戶訪問,勸告店家罷市。」《晨報》指學生有出動,没有指出有女學生。「4日下午,各校學生和救國十人團成員紛紛走上街頭」。可能有女生,亦可能没有。

報刊資料指6月北京15間女校學生開北京女學生聯合會,會後約六百人上街,到政府機關遞信,要求釋放被捕學生。1919年6月5日《晨報》第二版報道有此一句:「決議對各男校學生被捕事件,請願政府速行放人」。報道強調男校學生,應表示之前的活動可能很少女生參與,或者没有。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有一段詳細記述了北京女生於6月參與五四活動。

翻看現有的婦女運動史,没有女子五四上街的記述。辛亥革命已有女革命者,為何五四女性上街的記述不多。蔣夢麟男女學生上街一句,可能又是想當然的。

接下來以下句子用詞應是誇大了,五卅運動「上海再度成為死城。」省港大罷工香港「工商業成荒漠」。

龍少認為上海成為死城一句誇大,龍少最近看王鳯山等著:《近代名商虞洽卿》,指五卅運動鬥爭期間,商人領袖虞洽卿於1926年5月20日至5月30日率商團訪日,6月11日分批回國。團員有58人,會見日本官商人士,參觀工廠。起程前人有人提出要與日鬥爭,代表團多番與日人交鋒,向日人說取消不平等條約,順應了愛國者的要求。如上海變死城,舉辦此活動可能性極低,且是對日活動,可能性更低。

省港大罷工是重創香港工商業,龍少認為不是荒漠,簡單地看,很多基建仍在進行,1925年大潭篤原水抽水站再次進行擴建。聖保羅男女中學新校舍於1927年落成上課。

又有一段是有問題的,1926年三一八事件,段祺瑞下令用「機關槍掃射」。龍少查閱所有資料,未見有用機關槍掃射的說法。

 

總結

龍少一向認為說史必先有準確的史料,在錯誤資料下如何說真歷史。蔣夢麟誇大的用詞,很多史書都有這情況,如1920年香港有三次大罷工:1920年機器工人大工,1922年海員大罷工,1925年省港大罷工。很多香港史書都没有提1920年機工大罷工,龍少不忘工運先賢的無私貢獻,搞論壇,,出專著,為機工記錄事蹟。

俗語「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在錯誤史料下怎能有真正的歷史故事,也没有好的史評。

(完)

 

龍少爺

13.09.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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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7日 星期二

出席中共一大的馬林是何模樣?

圖片來自維基。

 

出席中共一大的馬林是何模樣?

 

龍少深入研究中共一大,從出席者包惠僧的回憶中,讀到他對馬林的描述:「馬林當時是四五十歲的年紀,高大身材,聯鬢鬍子……聲如洪鐘,口若懸河。」我按書深思,真的嗎,常見的馬林照片外觀不是如此的,而包惠僧的回憶錄有很多篇文章且結集成書,少部份內容是有誤的。立即找有關中共一大文字和圖片資料來看個究竟,在李玉貞的《馬林傳》第82頁,看見一張照片有馬林,攝於1920年,他果然是聯鬢鬍子的,照片可能是出席7月共產國際二大時攝,照片中正中是列寧。說明說尚有旅俄華人蘇共黨員劉紹周(劉澤榮,1892-1970)和安龍鶴(?),但没有點出照片中那兩人是(見附圖)。龍少推測照片各人可能是大會的殖民地民族與殖民地委員會成員。

李玉貞的《馬林傳》第58頁有馬林的1917年11月照片,和第48頁有馬林的1915年照片,不是聯鬢鬍子,只是唇上有鬍子,兩張照片都是在印尼拍攝的。第58頁的照片中多人都是唇上有鬍子,應是當時流行的打扮。

馬林於1920年時改為聯鬢鬍子,可能是簡單的易容,以應付跟蹤者,去開共產國際會議。

進一步推想,馬林來華前已被跟蹤,在華活動應也在監視中,中共一大時有警探到來,是否跟蹤馬林的工作之一,他們是隨馬林而來的。

網上見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的一大會議場景蠟像,馬林塑像不是聯鬢鬍子,有誤。從李玉貞的《馬林傳》所有照片來看,馬林不似是位身材高大的人。

(完)

 

龍少爺

27.0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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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0日 星期二

陳明銶工運史學要點


 




陳明銶工運史學要點

 

何謂工人

工人一詞在不同的語言中,所指略有分別,且有多個不同用詞,在中文中與工人同意的廣義用詞有:勞工、契約勞工、僱工、職工、員工、工匠、店員、夥計和職員等,廣義上都是指僱傭合約的勞動者,狹義上各略有不同。按合約性質有長工、短工、臨時工、兼職工替工等,按行業和職業分類名稱更多。

我老師陳明銶對工人下的定義是,有僱傭合約的勞動者。

台灣勞基法規定勞工是,「受僱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

日本學界對勞工下的定義是:藉提供精神上、體力性勞動給他人,以換取薪津報酬等勞動的對價,並藉此以維持生活者。因此,公務員等白領都是工人,自耕農、漁船主和小商店經營者不是工人。

以上說法與馬克思所說略同,工人階級是以商品形式出售勞動力。

在這理論基礎上,陳明銶的工運史第一個突破,就是中國工運不是始自五四,龍少秉承老師陳明銶教導,就此把中國工運史上溯至封建時期的秦漢。從地底出土的竹簡,發現不只作坊存在勞資關係,農業的長工也有僱傭合約,故我認為他們都是工人。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有,「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這一句,他没有指明封建時期的契約受僱勞動者不是工人,馬克思其他的著作中也没有這方面的論述。

或許有人簡單地看「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一句,更以中文字面來解釋「無產者」一詞,指工人是没有財富的人, 馬克思實質是指没有生產材料和工具的勞動者。我們更要留意「現代的工人」這一詞,有關這名詞,馬克思也没有詳加闡述,大多數人認為是指工廠工人,以有別於手工業工人。

馬克思主義發展至今,很多內容不是馬克思或恩格斯所說的,是他們的追隨者從其著述中衍生出來的,現更有學者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思想的不同點。

 

何謂工人階級

部分左傾人士只視藍領是工人,白領不是工人,或只視工廠工人才是工人,手工業勞動者也不是工人,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受僱勞動者變化很大,外賣平台送貨員,近日的鬥爭中且以印巴人為主,他們是不是香港工人,當年紮鐵工人罷工,不少是尼泊爾人,再擴大來看,家務助理、街道清潔工和保安員等是不是工人。

香港大佬何東是混血兒,他常穿中式長衫,以中國人自居,女兒在國民政府內做官,兒子是中國將軍,他們是中國人嗎!

八十年代時,我協助老師編寫工運史時,他說在港外籍家務工日多,做工會的人要留意這個問題,把她們組織起保障自己應有的權益。今天香港要輸入勞工,他們的工會組織權如何呢。

美國有大量移工,他們的工會組織如何呢,對香港工會組織者有没有參考價值。

從國際勞工組織的規範來看,軍人和紀律部隊也應受僱傭條例保障,但没有指他們是工人。

從理論上來看,白領也是以商品形式出售勞動力的人,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工潮,正是以白領為主,重要的有教師爭取合理薪酬,護士要求同工同酬,測量員要求改善職級,郵差要求改善待遇,還有全港性的同工同酬運動。

不少洋務工人不算是藍領,如洋行信差,酒店門僮和侍應生,住宅內的花王、西廚、洗熨和僕役等。還有司機和搬貨工人是不是藍領,他們在香港工運史上佔有重要的角色和地位,為香港繁榮出力至大。

擴大來看,現今小部分藍領已經是小資產階級,甚至可能是中產階級,他們擁有物業、股票和金融投資工具,甚至持有自己工作的公司的股票。

1920年代舉行大罷工的機工是藍領,他們因工資高被稱為工人貴族。

為何龍少仍稱他們為工人呢!因他仍都是被剥削剩餘價值的人。所以美國馬思主義社會學家埃里克•歐林•賴特(Erik Olin Winght,1947-2019)提出:「中產階級佔據了階級結構中的矛盾位置」,他們處於資本家、工人和小資產階級之間多重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位置」。賴特更指專業人士是「半自主自僱者」。自僱人士正處在矛盾階級的位置上,他們既是資本家,又是工人。

我們再進一步看什麼是工人團體,現在香港職工登記局依《職工會條例》登記的團體,包括勞資混合組織及純僱主組織。初期的工會多數是由工頭發起,或出任會長,發起海員工會的蘇兆徵和林偉民就是工頭之一,跟他們開工的人當然是會員。

另一角度來看,香港現有的工會部分是由行會發展而來的,這些行會很多是勞資混合體,它們部分亦有為勞方發聲,甚至現今小部分已發展為純工人組織。今天香港工會會員也有不少是小老板。還有一大批自僱人士,他們是工人嗎!部分自僱人士承包工作後,可能帶同一兩名工人一同開工,薪金經由承包的自僱者發給工人,這位自僱者是不是工人呢!有待我們進一步討論。

以上闡述套進機器工人身上,可能有人質疑機工的工人身份,進一步會質疑「香港華人華器總工會」是不是工會。從機工的歷史來看,絶大部分機工都是受薪的勞動者,故是工人。而華機會多番為受薪者說話,故可算是工會。

有論者據《共產黨宣言》理解,現代工人階級等同無產階級,龍少研究工運史所得,工人階級不完全等同無產階級。

或許有人以中文字面來解釋「無產者」一詞,指工人是没有財富的人,馬克思實質是指没有生產材料和工具的勞動者。我們更要留意有「現代的工人」這一詞,有關這名詞,馬克思也没有詳加闡述。

龍少認為工人不完全等同無產者,有僱傭關係的受薪者就是工人。以香港為例,如工人完全等同没有財富的無產者,七八十年代的公務員工運就不是工人運動,因當時大部分參加者都是持有物業的業主。以全球來看,十九世紀歐洲城市的建築工人,很多人在農村仍擁有田地或在家的農具,到城市工作還持有建築用的工具,不是没有生產工具。1920年代香港海員大部分也有田地,他們擁有生產資料和工具,但不是富有的農民,更因為當農民是過貧窮生活,所以轉行做海員,希望多賺取工資以改善生活。

再以赴美築鐵路華工為例,他們必須買一個屬於自己的生產工具──鐵鏟,才能開工,那他出售的就不單是自己的體力勞動,尚有生產工具鐵鏟。香港早年的西環苦力會有一個私人鐵鈎或一枝擔挑及繩子。在現代工廠中,以僱傭合約來判斷階級成分,可以較易界定誰是工人階級。

 

香港工人階級特質

陳明銶指香港工人具有經濟意識,了解自身存在的基本要求,和維護集體經濟利益,行動有理性和成熟,絶少盲目及衝動。知道經濟的客觀事實和外界環境,鬥爭手法富靈活性有利取勝。

老師愛引用中國勞工研究專家陳達的言論,陳達指出工運出現要有三個要素:一是覺悟;二是組織;三是奮鬥。簡單來看,民國初年中國工人已經覺悟了,並開始進行組織,經不斷的奮鬥,於1920年代進入大革命時期,並是革命主力。

 

無政府主義

研究工人運動就一定要了解無政府主義,辛亥革命時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等已出版刊物,宣傳無政府主義,也報道歐美的工運。他們認為這時主要革命工作是反清,革命成功後才進行社會革命。共和政權建立後,江亢虎和韓恢等則組工人黨做政客,走議會路以求社會改革。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師復在廣州身體力行開展工人運動,直接要求社會革命,他過世後追隨者繼續做工運,並取得成績,在廣州成立數十間,領導多宗工潮。湖南的黃愛和龐人銓成立勞工會,帶領工人進行社會革命。

老師也重視無政府主義工運研究,撰文寫上海勞動大學史。無政府主義是甚麼,没有中文著述能簡單扼要說出來,老師的上海勞動大學就可以。浸會楊慧儀副教授的《香港的第三條道路:莫昭如的安那其民眾戲劇》很好。龍少有香港早期無政府主義活動一文,只是鋪陳了史料,欠簡單扼要的解釋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有多個派別,在互助論影響下有新村主義,初期中共黨員李大釗、惲代英、毛澤東和和蔡和森等都帶有互助論思想,惲代英、毛澤東和和蔡和森都曾結社過互助生活。當時也有強調勞動的泛勞動主義和工讀主義。

清黨後,大部分無政主義者都去了東南亞,從事出版和工運工作,小部分談東南亞華僑的書,都有提及他們的事跡。

清未反清組織龍華會的檄文說,革命成功後「用市民政體,或者竟定為無政府,不設總統,也未可知。」用上無政府一詞。

無政府工團主義(英文anarcho-syndicalism)可算是西班牙的特式社會主義,工團主義源自法國,無政府主義來自俄,在西班牙混合而成無政府工團主義,具有西班牙人唐吉訶德的性格的宗教色彩,對荒唐的迷戀,追求絶對自由、民主和平等,反對一切壓迫紀律和權威,消滅國家,建立平等和博愛的社會,以人人勞動,互相合作,達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與共產主義比較,没有國家集權控制下的集體社為基礎,有的是小型自治村或工會為基礎的集體主義。

工團主義試圖把工會從一種以工資和工時保護為重心的防御機構,轉變為一種民主推廣工具。

工團主義反對知識份子在工運中發揮領導作用,否定政黨作用,要求無產階級採用暴力方式來革命,以大罷工取代議會鬥爭和黨派鬥爭。工人日常鬥爭用罷工、怠工和抵制等手段,主張消滅資產階級也消滅國家,過渡到没有統治者的企業和自由生產者狀態。

共產主義最終理想也是没有國家的,與無政府主義不同的是,認為進入社會主義後,國家會「萎謝而亡」。而無政府主義一開始就要消滅國家。

佔領華爾街有無政府主義色彩,重視直接民主。

 

女青年會

老師一直重視勞工教育史的研究,在編寫《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一書,安排龍少與老師的學生合寫〈青年會與勞工〉一文,由學生高彥頤寫〈勞工教育運動〉,梁寶霖寫〈香港勞校的成長〉,編寫《中國與香港工運縱橫》時,老師寫上海勞動大學史,稱為「知識與勞動的結合」。

在青年會與工運研究上,近年有:馮淼著:《革命與聖火──女工夜校與20世紀30年代上海的勞工教育》,陳德陽著《朱懋澄與基督教勞工新村運動(1920-1937)》,趙曉陽著:《基督教會與勞工問題──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女工夜校為中心》等文章。

上海女青年會曾搞公社,有無政府主義的泛勞動主義色彩。

香港女青年會也有做勞工運動,設立工人宿舍和開辦工人學校。國內出版的婦運資料和回憶錄,有這些資料。

勞校今已改為創知中學,今年得知上海復旦大學有學生在研究中。

深入研究女青年會與工運史,就會涉及宗教與工運,天主教和新教都有國際組織從事工運,香港的天主教和新教都各自有自己的組織從事工運。有暨南大學學生在研究中。

近年不少工會出版了自己的會史,有工人醫療所史也有書。

今年龍少也為東南亞華人機工整理了會史,其創辦工會手法與香港略同。

 

愛國主義

龍少與老師都是中華膠,老師的工運史文章,多篇談及工人的愛國行動,收回漢口和九江事件,直接用上愛國兩字。

龍少編《粵港工人大融合》,Ming Chan的序直指這罷工是「港粵群眾共融合流之愛國動員」,明年就是愛國愛港反帝的省港大罷工百年。

(完)

龍少爺

15.08.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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