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人的故事

2014年3月18日星期二

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

《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一文刊出後，朋友給我一篇區芳的悼文《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撰文者是勞他，刊載於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油印刊物《火花》第一卷第六期，1931年11月出版。此文指區芳是廣東南海人，我的初稿寫的是海南島人，現已據此文更改。悼文對區芳高度讚美，超出了對同志的稱讚，我認為有全文上載的價值，故上載發表以供同好。

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

勞他

在理論上並且在實際行動中，尤其是極反動的時代，能繼續不斷的，堅決勇敢的領導同志，和自己階級的群眾與反革命作英勇的鬥爭，如果我們要想找到這樣的人，如果我們要想找到這樣難能可貴的布爾什維克，那我們就不能忘記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

我們的區芳同志，最精幹的布爾什維克没有了！永遠没有了！他為反對派事業為革命，為謀中國工人階級之解放而犠牲！

正因為區芳同志具有那樣卓絶少見的布爾什維克的革命精神，反革命派才更深刻的忌恨與仇殺他。

我們追念我們的死者，為他報仇，為完成中國的革命，我們必須了解，並不要忘記區芳同志對革命的功績！

區芳同志是廣東南海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入黨以後，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於莫斯科孫文大學，當他研究革命理論之時，正是中國數千百萬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極高潮的時代，史大林共產國際對於這個偉大革命運動之領導不是布爾什維克，而是孟雪維克的機會主義政策，因此在共產國際和聯共黨中產生了反機會主義的列寧主義者反對派。區芳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加入了反對派。

區芳同志加入反對派之後，即在莫斯科積極參加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他用各種方法從俄國反對派取得在史大林黨制壓迫下的無數“秘密”文件散到莫斯科的中國革命戰士的手中。他在理論上和組織上領導了莫斯科的中國反對派。

因為他積極於這個革命工作，區芳同志曾受過史大林主義者不少侮辱，與威脅，然而他並不因此而停止他的工作，並且更努力的前進。

一九二八年末，區芳同志回到中國，即開始組織中國反對派。“我們的話”就是在他領導之下創立起來。他是這個組織的創造者，和領導者。創立“我們的話”不久，區芳同志即到香港，在那裏不一年期間，他即組織起了三五個香港工人反對派。在區芳同志領導之下，香港工人不僅堅決的反抗資產階級，並且反對史大林機會主義的領導，所以香港的覺悟工人都知道區芳同志是他們的領袖。

一九二九年末，“我們的話”在上海召集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區芳同志被選為參加大會的香港工人代表。大會以後，區芳被留在上海負責領導工作。“我們的話”在他領導之下，組織和發展了上海工人反對派，現在的上海反對派同志没有一人不知道不敬服他之刻苦奮鬥的革命精神。

一九三○年末，中國反對派統一運動開始之時，我們最精幹的區芳同志就被反革命逮捕了。因為他積極反對機會主義，因為他領導中國工人革命，因此反革命判他十個月的坐牢。資產階級的監獄對於無產階級戰士之無人道的苛待，自然是不必說的，所以我們的區芳雖然具有極健壯的體力亦不能抵抗這樣人間地獄之摧殘，因此區芳同志得病。病的情形，不能由他自由的及時傳達出來，及到我們知道這個消息，區芳同志己經没有了！

中國資產階級此時所以瘋狂的殺人，以各種形式來殘害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就是因不如此，她就不能統治了中國，就是因為她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在史大林機會主義政策之幫助下取得了完全的反動的勝利。

所以我們不僅正面的反對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同時我們要反對制造白色恐怖之來源的史大林機會主義。我們記着:我們的同志被傷害一個，我們要殺死反命者百個千個。

區芳同志未完成的任務放在我們的肩上，我們要特別的努力，準備我們的偉大的革命力量，總有一天，這個力量是要把一切的反革命勢力掃除乾淨的。

1.不要忘記我們的區芳同志！

2.為區芳同志報仇！

3.打倒資產階級的白色恐怖！

4.打倒國民黨和帝國主義！

一九三一，十一，二七。

原載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油印刊物《火花》第一卷第六期，1931年11月出版

2014年3月14日星期五

1952年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加租問題建議書

英國佔領香港後不久，住屋問題隨即困擾香港，進入1952年，香港商業樓宇商鋪租值比1941年增加了100%，住宅租值增加了30%。港英的租務管制調查委員會提出加租方案：1.商業樓宇照戰前租值增加50%，1年後加50%，兩年後加100%，3年後撤銷管制；2.住宅照戰前租值增加30%，兩年後加50%，兩年後檢討應否撤銷管制。

6月，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向輔政司署呈交《港九各業工人加租問題建議書》，建議書由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研究加租問題小組委員會”草擬，經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常務理事會修改通過，內容包括：

1.嚴厲取締二房東過份利潤，建議嚴厲執行港英規定二房東收取租值利潤僅為20%的有關規定，派專員查辦二房東向三房客索取數倍租值，公佈1941年時全港每層樓宇租值，供三房客核對；

2.杜絶黑市租值，舊式樓宇原住客私相授受，暗中出售或變相召頂，原包租人向三房客每月收取一二百元利益，另假設1張小床作為本人居住，藉以瞞騙業主或三房客，不勞而穫，港英應制定管理辦法，證明二房東身份，杜絶黑市租值；

3.管制商業樓宇加租，商業樓宇加租必引致商人抬高物價，大量裁員，減低工資，打擊工人生活；

4.加強管制新建樓宇，針對新建樓宇業主收取建築費及房租，金額總值高達可收回全部建築費30%或50%，建議港英規定新樓業主收取建築費，不得超過全部建築費10%，新樓租值不得超過同等面積的舊樓租值50%；

5.放寬督拆木屋，木屋居民以貧苦大眾為主，港英督拆木屋，勢必造成房屋求過於供，推高租值，建議港英暫停督拆距離市區較遠，或毗連不密的木屋，並指導其消防及衞生設備；

6.加速籌建工人住宅與工人宿舍，使工人集中精神從事生產；

7.暫緩撤銷租務管制條例，港英租務研究小組委員會建議加租，引致全港居民反感，港英庫房充裕，港英不宜徒顧少數業主，棄置廣大市民及工商利益，應暫緩撤銷租務管制條例[1]。

港英為了解決住屋問題，香港房屋協會於1951年取得法定機構的資格，並於1952年開始獲港英以低於市價批出土地，興建供低收入人士入住的房屋。1954年港英開始大量興建徙置區。1957年，香港郵務職工會向局方提議興建“郵務工人宿舍”，港英答允每年撥出公屋供郵務職工申請[2]。港英於五十年代推出的一連串措施，仍未能解決香的仕屋問題，直至七十年代麥理浩推出十年建屋計劃，才算初步解決問題。

龍少爺

14.03.2014.

[1] 《華僑日報》1952年6月30日。

[2] 香港郵務職工會：《工會18年大事記》，載：《香港郵務職工會18周年紀念特刊（1946-1965）》，香港，香港郵務職工會，1964.5。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

近年出席多個學生組織的有關工運討論會，學生對工會組者有點景仰，二十年代中共全力推動工人運動，鄧中夏、張國燾、毛澤東等被國民黨工人幹部譏為“長衫客”，國民黨的工人幹部則多是工人出身，穿工人服裝“短打”。中共有名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毛澤東正是穿長衫手持油紙傘，就是如此衣着進入煤礦找工人談心，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紛紛脫下長衫改穿短打，與工人混一片。當年在香港有一位同備有長衫客的知識，短打客的工作能耐的工人幹部──區芳。

區芳（？-1931）廣東南海人，一位兼有實幹家和理論家兩種能力的領袖，被稱為“怪傑”。區芳面黑如炭，不修邊幅，長滿刺人胡子，披頭散髮，不洗澡，能吃苦耐勞。有豐富群眾工作經驗，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1]，署名高峰翻譯金果爾著《西方革命史》，新宇宙書店於1929年出版，當時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

區芳於1925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是年秋加入共青團，因工作努力，得到中共兩廣區委的特別信任，兩個月後轉為中共黨員[2]，先後出任中共廣州中山大學黨支委、書記[3]。

1926年，區芳大學畢業，被中共兩廣區委委任為香港共青團市委書記[4]。當時正值省港大罷工，香港黨團成員大部份都在廣州，團兩廣區委改組，取消廣州地委，將廣州地委劃分為4個部委，由區委直接指揮，香港屬於罷工部委[5]。按《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工作報告》內容没有“市委”一詞，再參閱1926年7月中共擴大會議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議案”，指明香港等地的支部增加時，應於區委或地委下加置部委，也没有“市委”一詞[6]。本文的資料來自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劉平梅的《中國托派黨史》。這個職務的名稱尚要進一步考據。

1926年，區芳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ени Сунь Ятсена，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加入托派。

1927年11月7日，區芳出席莫斯科紅場的十月革命節十周年紀念遊行，與中國留學生梁幹喬（1903-1946）等路過主席台時，在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1953）等蘇共高層面前，突然打出“執行列寧遺囑、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布旗、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當場與斯大林派發生毆鬥[7]。

12月，蘇共開除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出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肅托運動。1928年上半年，區芳等托派被遣返回國。區芳等出國前己是中共黨員或團員，在黨內或團內擔任過重要職務。那時中共尚未開展肅托運動，他們回國後，被委派工作。區芳過去曾從事香港共青團工作，對香港情況熟悉，中共就派他去香港做工人運動[8]。

區芳在香港太古船塢（位於今太古城）當工人的“師爺”，深得工人敬仰。區芳在香港工作幾個月，就吸收了不少工人加入中共。區芳並把曾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團聚起來，這些工人在區芳的影響下，不少人參加了托派[9]。區芳又到其他支部及活動分子中去活動，中共粵省委計劃召集支部會議公開討論區芳的問題，開除區芳黨藉，嗣因黨員召集不齊，改為找黨員談話[10]。1929年12月時，中共太古船塢支部成員共有10人，其中3人受托派影響[11]。可見區芳工作的成績。

區芳除了在香港從事托派活動外，還與各地托派聯絡，醖釀成立托派組織。1928年11月，區芳等在中共內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以托洛茨基的政綱為基本政策，企求繼續留在中共內秘密活動。會議成立中央機關“全國總幹事會”，幹事長為史唐（？），區芳任候補委員，下轄3個地區組織：華北區、華南區、江浙區。區芳負責華南區宣傳工作，在武漢、香港、蘇州、廣州、北京和哈爾濱等地建立支部，出版《我們的話》。[12]。

不久，區芳調到上海，承擔全國總幹事會的主要工作，《我們的話》的編輯、發行、刻板、油印以及大半文章的撰寫都是由區芳負責[13]。

起初，區芳在楊樹浦電燈廠做工、添煤，發展了20餘名工人，奠定托派在滬東的工作基礎、後來，轉到報館做印刷工人，又發展了數名印刷工人，並使托派在報館的力量超過中共。此後，區芳又去拉板車，在滬西紡紗工人中做聯絡工作。最後在上海藝術大學社會系敎授，任托派上海藝術大學支部書記[14]。

1929年8月13日，中共發出《中央通告第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號召全黨與托派鬥爭[15]。

1930年12月，區芳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10個月[16]，1931年夏病逝上海漕河涇獄中[17]。

1931年5月，托派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出席代表共有10人，內有香港工人4人（鄭超麟曾說2人），大會為了尊重區芳，選區芳為中央執委[18]。

1931年11月30日，《火花》第1卷發表化勞他的《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19]。

（完）

龍少爺

17.06.2011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傳真： 8265 1467。

[1]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28頁。

[2]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28頁。

[3]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5頁。

[4]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5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頁

[5] 《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工作報告》，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372-373頁。

[6] 《組織問題議決議案》，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183頁。

[7]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4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2-43頁

[8]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頁。

[9]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51頁。

[10]《香港黨的組織狀況》1929年9月14日，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7頁。

[11]《香港黨的支部組織情況》，1929车12月17日，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9-52頁。

[12] ﹝美﹞盛岳、奚博銓、丁則勤譯、陳慶華校：《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第173頁。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1-頁。

[13]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2-43頁

[14]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1-53頁。

[15] 《中央通告第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2；，第405-411頁。

[16]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95,403-4047頁。

[17]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95,403頁。

[18]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127頁

[19]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03頁。

2014年2月22日星期六

讀丁新豹：《善與人同》看省港大罷工的發動

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

該書第三章四節《海員罷工與省港大罷工》，以東華的檔案資料論述東華的調停角色。

據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第155頁，引：《東華醫院董事局會議紀錄》1925年（乙丑）5月初4日，指出：1925年6月5日，鑑於米價上漲，華民政務司促東華設法賣米以賑貧民，又因牛羊行等司事人受死嚇不敢發賣肉品，擬用東華名義託該行人義務代東華發賣。

據江關生著：《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第52頁，引：《團香港地委致團中央信》，1925年6月22日。指出：五卅慘案後，香港人心惶惶，市民有罷市、罷工、罷課的心態，引起了港英的注意。港英出示佈告，嚴拿懲辦，警署派出中外警員調查，以鎮人心。兩書都指出五卅後香港市民已準備響應支援上海。

再看中共資料：《中共廣東區委關於省港罷工情况的報告》，載：中共惠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紫金縣委黨史辦公室：《劉爾崧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第222頁。記載1925年5月31日，廣東區委在廣州召開黨團員大會，會上報告五卅慘案經過和廣東的時局，決定由黨團共同組織一個臨時委員會，聯絡全國總工會、廣州工代會、省農協、商協、學聯和青年軍人聯合會等6個團體發起，於6月2日舉行示威大遊行，聲援上海工人和各界人民的反帝鬥爭，中共只是希望粵港兩地舉行一日定期罷工、罷市、罷課行動，聲援五卅。另一份資料：《中共廣東區委關於省港罷工情况的報告》，載：中共惠州市委黨史辦公室、中共紫金縣委黨史辦公室：《劉爾崧研究史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9，第222頁。指出：6月6日，廣州兩派軍人隔河開火，滇軍楊希閔（1886-1967）、桂軍劉震寰（1890-1972）據河北，革命政府據河南，楊劉聲稱打倒中共，認為平叛為當務之急。中華全國總工會遂準備於平叛完成後，即實行反帝罷工，以響應上海，並開展反帝鬥爭。發動香港工人罷工，是對英帝國主義和港英當局的直接打擊。中共粵區委書記陳延年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共黨團書記鄧中夏經過商議，並經中共粵區委會議正式決定，組織港九各工會和沙面洋務工人罷工。6月8日，粵區委召開會議，研究在廣東開展反英鬥爭。會議決定派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鄧中夏（1894-1933）、正太鐵路總工會委員長孫雲鵬（1882-1965）、楊殷、楊匏安（1896-1931）等到香港發動工人罷工，聲援上海反帝運動。以上6月初中共黨內文件，和已公開的資料，及有關論著，都没有談及6月5日時香港已出現反英情緒，為何如此呢？是他們没有資料，還是故意塑做中共黨員是有高超動員能力呢！如黃平的回憶錄，著墨於香港黨員人數不足10人，却不把在香港為中共做了大量工作的團員計算在內，他是不知，還是隠瞞了真相。

鄧中夏、孫雲鵬兩人到港前，完全掌握不到香港的情况，只冀望能發動粵港兩地舉行1日定期三罷工行動，聲援五卅。後來鄧中夏、孫雲鵬兩人受到熱烈歡迎，電車工會、洋務工會、華工總會召集職員開會歡迎，出乎中共意料之外，香港工會願意聲援五卅罷工香港工會，但懾於港英相戒不敢動亦不知如何動[1]。中共於是派黃平返廣州報告，請示臨委是否罷工，派人及帶錢支援[2]。臨委決定發動三罷，加派楊殷、楊匏安（1896-1931）等到香港發動工人罷工，指定黃平、鄧中夏、楊殷、蘇兆徵、楊匏安等5人組織黨團，為指導機關。黃平回到香港後，以鄧中夏、黃平名義邀請有革命性及有勢力的領袖，在酒樓秘密開會，共15 人，議決要求條件及組織方法，並定工團發出通電，海員工會轉灰色，工團總會通電指責英日帝國主義。通電由全總領銜，次為國民黨[3]。6月18日，省港大罷工爆發。

據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第158-159頁，指出：9月中旬，粵軍高等顧問魏邦平（1884-1935）派特使赴港籌款，計劃發動政變推翻廣州政府，建立一個對香港友善的政府，從而結束省港大罷工。特使拜會了定例局議員周壽臣（1861-1959）、羅旭龢（1880-1949），要求香港殷商代籌10萬元，其中5萬元需要馬上籌得，周壽臣、羅旭龢馬上晉見司徒拔，並指假如港英不反對，香港華商便積極進行，港英回覆不反對，但強調不會涉足此事。由於時間緊迫，東華主席馬敍朝（？）及首總理莫晴江（？）建議挪用東華款項，兼東華顧問的周壽臣、羅旭龢同意安排，共有至9名商人簽了借據，將款項匯上廣州某銀行。後來政變流產，香港經濟持續低迷，簽了借據的商華只有1人履行繳款承諾。1925年屆董事行將屆滿，挪用的款項須盡快填回，否則必然引起軒然大波，周壽臣、羅旭龢乃向新任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1875-1947）求救。金文泰無計可施，唯有以輔政司的名義從“貿易貸款”（Trade Loan）中取出4萬元，再由周壽臣、羅旭龢交東華，填回挪用款項。直至1926年4月，華商只能繳付港英借出的4萬元利息，無法清還4萬元的本金。至7月，港商連利息也不能繳付，金文泰只好向殖民地部和盤托出，交待此事。要求延遲填回貿易貸款款項，殖民地部覆函批准。丁新豹以東華的角度出發，反映了省港大罷工的另一面，充實了香港工運史的研究。東華的檔案是可以公開預約閱讀的，香港史料已擺放在我們眼前，動手寫香港人香港史吧。

（完）

龍少爺

15.0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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