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本營宣傳委員會

大本營宣傳委員會

1.張同新著：《中國國民黨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上下冊，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孫中山著，黃彥編注：《建國方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3.黃彥主編：《孫文選集》上中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至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二版），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5.孫中山著：《三民主義》（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6.陳夏紅選編、楊天石審訂：《孫中山答記者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7.王德昭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8.張軍民著：《對接與衝突──三民主義在孫中山身後的流變》（天津：天津古藉出版社，200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9.賀淵著：《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0.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前言

1923年1月2日國父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改進（初期是用改進一詞不是改組）大會上說，俄革命成功由於宣傳得力，革命成功建立政權後宣傳也重要，宣傳威力比軍隊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7頁。]

孫中山指國民黨改組所用的救國方法，「是要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最要的是演明主義。」[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84頁。]

成立

當時廣東最高權力機構是「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大本營條例》全文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2-63頁。黃彥編：《孫文選集》下冊（廣州：廣東人民， 2006），第137-139頁。]（簡稱大本營），設有宣傳委員會，委員長為中共總書記陳獨秀（1879-1942），委員有中共廣東支部負責人譚平山（1886-1956）、國民黨工運主腦馬超俊（1886-1977）、同盟會時參與宣傳工作的鄧慕韓（1881-1953）等。[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433頁。莫世祥著：《護法運動史》（香港：中華，2025增訂版），第433頁。]

歷史學教授莫世祥（1952-？）指原先大本營組織草案沒有設立宣傳處等機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文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1942）建議孫中山要重視宣傳工作後，才有宣傳處的設立，與參軍處和度支處直轄大元帥領導，在軍隊中宣傳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 莫世祥著：《護法運動史》，第275-276頁。]但龍少翻看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的《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的1922年1月16日《公布大本營條例令》，已列有宣傳處，第十三條指明工作是「秉承大元帥意旨，宣傳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於軍隊、人民。」[ 全文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62-64頁。]表面看來大本營設立時已有宣處，但莫世祥所引資料我找不到來查閱，未能釐清這一事實。

4月10日，任命陳獨秀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長，委員有譚平山和馬超俊等，工作人員有馮菊坡（1899-1954）、阮嘯仙（1897-1935）和周其鑒（1893-1928）等，負責大本營宣傳和教育工作。[ 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49頁。]

7月14日，孫中山委任黃埔軍官陳季博（1888-1953）、梁明致（？）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29頁。]7月14日，派陳正繩（？）、羅玉田（？）為隨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7月16日，增派浦名元（？）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8月2日，再增派軍校教官張國元（1888-1952）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76頁。]12月1日，又再增派姚禔昌（？）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

7月時，國黨中央宣傳部長是傳媒人葉楚傖（1887-1946）。[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20頁。]9月孫中山委任董方域（？）、傳媒人慧僧（鮑慶香、鮑佛田1891-1939）、外交員陳柏年（？）為國民黨本部宣傳部宣傳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05-206頁。]譚平山又被委任為國民黨廣東工界宣傳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72頁。]

這時廣州政權財困嚴重，鄧慕韓為廣東宣傳局局長，1923年開辦後只領取三百元經費，計劃自行籌款，11月暫停發薪，只領60元公費錄事薪金25元，雜役留1人，如此每月只要97元以渡困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69-370頁。]1923年12月1日，鄧慕韓被去廣東宣傳局局長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64頁。]

1923年12月4日，孫中山裁撤大本營黨務處、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廣東宣傳局。[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85頁。]大本營宣傳委員會裁撤翌日，委雷大同（？）為大本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87頁。]委員會已不在，委員到那裏報到。

結束

1923年12月17日，孫中山命陳獨秀結束大本營宣傳委員會，進行移交工作。陳獨秀表示遵照辦理，[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25頁。]為何要結束，沒有資料。

1924年1月，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給卸任宣傳委員長的陳獨秀訓令，指他已呈交的開辦費有問題，很多單據未貼印花稅票，有領薪者未蓋印且金額不符，房租八百元出問題，命其跟進釐清問題。[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4頁。]

印花稅英文Stamp duty，故澳門華人俗稱貼士擔，是對契約、憑證、書據、帳簿及權利許可證等文件徵收的稅種。納稅人透過在文件上加貼印花稅票，或者蓋章來履行納稅義務。美國獨立革命的導火線之一就是印花稅範圍擴大至民生上。

文件中有領薪者未蓋印一句，看來當時簽名確認文件不盛行，要蓋印。

1924年6月17日，免參議員劉成禺（1876-1953）大本營宣傳委員會職，改為出任大本營參議。參議每月公費三百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305-306頁。]

1924年9月8日，免李伯愷（？）大本營秘書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8頁。]改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頁。]

1924年9月5日，任命外交代表馬素（1883-1930）為秘書，專理對外宣傳事宜，月薪五百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9頁。]1924年理論家戴季陶（1891-1949）任大元帥府參議月薪有300元，滇軍人鄒若衡（？）任大元帥諮議不支月薪。[ 中國社科院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第132頁。]

國民黨一大，戴季陶雖反對容共，但沒有在會上有活動，且被孫中山指定是宣傳問題9名成員之。[ 范小方等著：《戴季陶一生》，第124頁。]

大本營是軍政組織，大元帥是孫中山，參謀長是浙江人蔣介石（1887-1975），未到職由先後由雲南軍人張開儒（1869-1935）和江西軍人李烈鈞（1882-1946）出任，軍政部長湖南軍人程潛（1882-1968），外交部長廣東人伍朝樞（1887-1934），內政部長湖南書法家譚延闓（1880-1930），財政部長廣東人廖仲愷（1877-1925），建設部長南洋華僑鄧澤如（1869-1934），法制局長廣東人古應芬（1873-1931），金庫長廣東人林雲陔（1883-1948），廣東人謝良牧（1883-1931）為粵政務廳長，香港人楊西岩（1868-1929）為粵財政廳長。後金庫歸入財政部。[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56-159、209頁。曾慶榴著：《廣州國民政府》（穗：廣東人民，1996），第14-17頁。]

簡單來看以上人全是南方人，以廣東人為多，次為湖南人。

1924年6月20日，戴季陶請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汪精衛（1883-1944）任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北京：團結，2011），第60、224頁。]1924年2月21，汪精衛出任廣東教育會會長。[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第59頁。]1924年2月10日，汪精衛偕胡漢民（1879-1936）離廣州去上海，6月11日由上海回抵廣州。[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第59頁。]

總結

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沒有記述陳獨秀主持宣傳委員會的工作。[ 參閱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2011）。]

陳獨秀把《廣東群報》作為廣東支部的機關刊物，又成立宣講員（宣傳員）養成所，培養有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者。

宣講員養成所要三十萬元經費，[ 陳定炎等著：《一宗史實大翻案》（港：BERLIND INVESTMENT ，1997）第234-235頁。]1925年時國民黨補助宣講員養成所每月二千元。[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四）（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港：開源，2021），第130頁。]宣講所教材內容有社會科學、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等。[ 田彤著：《生產關係、社會結構與階級》（桂林：廣西師範，2023），第70頁。]地址在高等街素波巷，所長陳公博教導主任譚植棠。[ 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35頁。]

每期學生有五六十人，學員有後成工運領袖的孫律西（？）和農運領袖的黃學增（1900-1929）、工團軍長施卜（？）和工運幹部李耀先（1904-1928）等百餘人，也得到陳炯明（1878-1933）政府資助經費，1922年結束。教育委員會成立「注音字母教導團」，培訓黨員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員百餘人，1922年結束。[ 粵黨史會等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第113、115、148-149、192-194頁。穗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56頁。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35頁。]

抄寫本文參考了網上資料。

（完）

龍少爺

29.0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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