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校長──鄒劍卿

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校長──鄒劍卿

鄒劍卿（1914-2005）又名鄒冰，廣東省中山人，中共黨員，丈夫是中共烈士錢興（1909-1948）。

鄒劍卿幼年時失去父母（母是妾室），後來嫡（正房）母帶她到香港謀生，以傭工收入養活她，嫡母把她視同己生，含辛茹苦送她讀書，寄望鄒劍卿將來找到份好職業。鄒劍卿自小刻苦讀書，成績是班中的佼佼者，她頭腦聰穎，爲人正直，善於關心和體貼人。爲此，得到老師的器重，同學的敬佩。鄒劍卿進入香港某女子中學讀書，依然是學校和班上很出色很有威信的學生。

鄒劍卿性格剛強，工作大膽負責。九一八事變後，鄒劍卿積極參加抵制日貨活動。多年來，這所女子中學採用的作業簿是以日本紙張製作的。爲了抵制日貨，鄒劍卿和一幫同學好友到校長室提議，請求學校改用國産紙張製作的作業簿。校方勉強同意，因此，鄒劍卿歷年的甲等操行被降爲丙等，受到打擊和不公平的對待。

1932年秋，鄒劍卿猛然感到港英根本不可能允許中國人有抗日愛國自由，決定找一塊能自由自在地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的地方。鄒劍卿毅然與好友陳潔梅（？）、鄭希韞（？）等一起到廣州讀書，考入省立女子師範高中一年級，校址在蓮塘路（今中山紀念堂東側）。

1933年，鄒劍卿、陳潔梅參加譚秀峰（？）老師組織和主持的讀書會。不久，中國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成立，譚秀峰是中國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領導人之一。省立女子師範的讀書會分別參加了中國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的“社聯”和“劇聯”，秘密傳播馬克思主義，鄒劍卿和梁寶鈿（？）等都是此時參加入中共外圍活動。

1934年初，中國文化總同盟廣州分盟被鎮壓。不久，鄒劍卿冰到香港接病重的嫡母回中山。但是，當鄒劍卿返回學校時，“社聯”中與鄒劍卿保持聯繫的趙學昭（？）已不知去向。從此，鄒劍卿中斷了與“社聯”的聯繫。

1935年鄒劍卿所在的讀書會改名“中國青年同盟”，鄒劍卿所在小組的組長是中山大學學生錢興。從此，鄒劍卿和錢興一起走到了抗日救國的道路上。

在抗日戰爭時期，鄒劍卿跟錢興輾轉數千里，在福建廈門、漳州活動，在福建工作時，把長女送給了鄉親。

1940年，鄒劍卿隨錢興到廣西桂林開展工作，錢興任中共廣西工作委員會書記，鄒劍卿任秘書。

1947年鄒劍卿回香港出任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校長。1948年錢興犠牲。1951年，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新校舍落成，鄒劍卿為了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把子女送到廣州讀書，兒子錢參不幸急病逝世。1967年，鄒劍卿出任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委員。1979年，鄒劍卿從校長職位退休，轉任校董會董事。1985年離休，回南寧定居。1986年，鄒劍卿報名參加廣西老年大學。1998年，在錢興犧牲五十週年之際，鄒劍卿發動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校監黃永剛（？）等人籌募港元40萬，捐給錢興家鄉廣東省懷集縣詩洞鎮鳳南村，建設“錢興紀念學校”。

2005年8月30日，鄒劍卿在南寧去世，享年92歲。出版《鄒冰詩詞選》。曾任廣東省政協委員。

（完）

龍少爺

30.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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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員興辦的子弟學校

海員興辦的子弟學校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香港工會在培養下一代以信心、恒心、毅力，寫好一個“人”字上出力不少。香港工會除了為工人爭取合理權益，亦為香港敎育事業出力。

抗日戰爭時期，1935年至1941年，香港有大批中國學校和學生大量湧入，當時香港敎育的進展之速與學校密度之大，達到驚人的地步。1930年本港中文學校學生有45,436人，英文學校學生有17,561人，到了1934年增至中文學校學生有67,988人，英文學校學生有19,005人[1]。

1940年，香港民間團體為解決兒童失學問題，紛紛開辦義學，共有義學111間。當中主辦義學的工會有：同德工會辦學兩所、帆船工會辦學1所、香港電車公司營業部華員職工存愛學會辦學1所等^[2]。

早在1937年8月，中共黨員曾生[3]（曾子屏，1910-1995）賣了家裏的兩畝地，在九龍南京街開辦“海華學校”，專門招收海員和洋務工人子弟入學，校長為曾生，教師有劉宣（？）、沙克（？）、羅文光（？）、阮群英（？）等。還利用校址開辦英文夜校，招收海員和洋務工人入學。曾生並把學校作為中共香港海員工委的聯絡點[4]。

曾生原名曾振聲，又名曾子屏，深圳市龍崗區坪山街道人，10歲讀完初小後到香港入讀“超然學校”，因多次違反校規，只好回到坪山光祖中學讀書。1923年離開坪山去澳洲悉尼讀書，1928年回到坪山。1929年，曾生到廣州中山大學附屬中學讀書，1936年1月被選為中山大學員生工友抗敵會執行委員會主席，受到通緝南下香港，在新界一間海員子弟學校教書。2月，曾生到英國昌興輪船公司的日本皇后號客輪當海員，並在船上成立了由坪山同鄉組成的慈善組織“惠坪樂善公所”。10月加入中共，一邊在中山大學讀書，一邊抽時間回香港從事恢復中共黨組織的工作。12月，曾生等建立起中共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1937年8月，曾生賣了家裏的兩畝地，在九龍南京街開辦海華學校，專門招收海員和洋務工人子弟入學，同時亦作為中共的聯絡點，校長為曾生^[5]。1938年初，曾生接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發展了300餘人加入中共，年底在惠陽建立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任總隊長。1943年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與其其抗日游擊隊整為為“東江縱隊”，任司令員。中共建政後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華南軍區第一副參謀長，1955年授予少將軍銜，先後任中共海軍黨委委員、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副省長兼廣州市市長等職。1962年6月5-6日，廣州市民1萬餘人聚集在廣九鐵路廣州東站，衝擊火車站打傷警員，曾生批准廣州軍區派出1個營的兵力在東站實行戒嚴平息事件。1974年後先後任交通部副部長、部長、國務院顧問等職務。

抗戰勝利後，港人經歷了3年零8個月的苦難日子後，殖民地政府重返香港升起米旗。1946年4月30日，港英正式恢復運作，香港百廢待興，人口激增，協助失學兒童成為社會最關切問題。戰前香港有學校1128間，適齡學童11萬9千人；戰後，香港僅有學校600多間，內計公立學校20多間，私校400多間，津貼、補助學校227間，共收容中小學生9萬餘人，以1951年香港人口有60萬計，只有少於5%的人可以接受敎育，約有5 萬餘適齡入學兒童失學[6]。教育司柳惠露（Thomas Richmond Rowell，羅威爾）提出要於1950年完成50所中文小學，收容失學兒童[7]，遠不能滿足要求。為了解決這個急迫的社會問題，各界積極各謀良策。

1946年8月，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提出設立港九勞工子弟學校的建議，獲工會積極響應。9月1日，海員工會和摩托車業職工總會、香港洋務總工會、海軍船塢華員協進會、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電燈公司華員協助會、電車公司華員存愛會、電話公司港九華員協助會、中華煤氣公司華員職工協進會、水務局職工職誼會、港九郵政詠閒社、消防局職工同樂會、政府華員職工聯愛會、衛生局職工總會、印工業餘憩廬、港九木匠總工會、港九打銅工業研究社、英美煙草公司聲韻業餘社、麻纜廠工人互助社、糖麵西化職業總工會、港九樹膠業總工會等23間工會聯合組織成立“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後改名“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創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主任為電車公司華員存愛會的朱敬文（1906-1996），副主任為海員工會張東荃（？）[8]。

張東荃又名錢海華，廣東惠陽人，1931年落日本皇后輪當海員，積極參加餘閒樂社，三十年代初加入中共，1939年1月發動兩艘皇后輪海員數十人組成兩個慰問團，分別由他和吳渭池（1884-1975）帶隊到東江，1940年離船到餘閒樂社工作，當選執委，1942年香港淪陷後，參加廣東抗日人民游擊總隊，負責稅務工作，抗戰勝利，1945年底返回香港，籌備恢復海員工會，出任副主席，主席，1946年任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副主任，1948年任港九工會聯合會副理事長，1950年上廣州在廣東勞動局工作，後調廣東省海員工會出任主席，1971年在廣州病逝。

國民黨中華海員特別黨部香港區黨部在九龍西貢街15號4樓設立中華海員海外俱樂部。中華海員海外俱樂部籌設海員子弟學校，聘譚壯逖（？）為校長，區黨部常委何蓋民（？）兼任董事長，向港英註冊。先辦夜校，招生45人。11月14日開課[9]。

1953年，海員工會租用港島干諾道西128號2、3樓設立香港區服務處，於1954年在服務處內開辦子弟管敎班。1961年1月，敎育司通知海員工會，着令停辦管敎班，或依敎育條例註冊。工會造訪敎育司，申述管敎班乃福利事業，不能作為學校而按照敎育條例進行註冊，應給予協助和便利。後經工務局和消防局現場視察後，工會再造訪敎育司詢問註冊問題，敎育司表示可以繼續辦下去，要求敎師必須註冊，註冊條件是：敎師必須具有會考證書的高中畢業生。工會指出：“如果敎育司真正扶助社團辦學，對屬於福利性質的子弟學校，不應硬性規定敎師要符合的註冊條件。”管敎班終於在7月註冊成功[10]。

1962年時，海員工會有會員1300餘人，福利費達16萬多元，去年在有九龍區籌款建校，籌得15萬元，購置油麻地新填地街6間樓宇，明年初可建成[11]。

1964年9月，海員工會在德輔道西155-161號德東樓5樓購置單位4間，作為港區辦事處及海員子弟學校校址。總會會所設在佐敦道統一大廈，油麻地南京街辦有海員俱樂部，佐敦道設有海員子弟管敎班[12]。

海員子弟學校校舍設在德輔道西157-161號德東樓5樓，一共3間樓宇，由海員捐款購買，開辦小一至小六年級，上下午共收容學生260名，由於地方所限，不少海員子弟仍無法入學，學校是海員工會福利事業之一，每月只收什費6至7元，工會每年補助逾萬元[13]。

敎育司指海員子弟學校未經註冊，勒令停辦，後來工會租用兩座新樓，申請註冊成功[14]。

1965年，敎育司又在學位、師資方面多方限制海員子弟學校[15]。

工會購置3幢新樓作校舍，以收容更多學生。但敎育司說新校舍負荷力不足，不准辦校[16]。

7月，海員工會經多方交涉，以及圖則師說明校舍結構良好之後，敎育司始同意該會在新校舍辦學。至此，校舍問題經已解決[17]。但跟隨而來，敎育司又在學額方面予以限制。該校有3間樓宇，每間設1課室，面積都有300多平方尺，原來3個課室有學額130名，但現在敎育司只批學額60名，不及該校現有學額之一半，如照敎育司規定，該校將有一半以上學生失學。工會對敎育司不滿，指一個本來可容40餘人的課室，只准收容18至23名學生，認為敎育司此舉，加深了辦學難，造成更多兒童失學，迫學校停辦[18]。

“反共”是港英一貫的政策，也是英國的全球策略；“反英”則是中共一貫的政策，“反殖”也是共產主義者最漂亮的口號，在這兩種相互不容的政策下，矛盾己經存在，衝突必然發生。隨着國際和中國的政經發展，雙方都會以進攻或退讓的方式開展鬥爭。反映在敎育事業上，雙方的鬥爭從來没有停止過，勞工子弟中學校的歷程就是一個好例子。海員子弟學校事件就是一段小插曲，學生是否失學不是當權者的考慮主因，樓宇安全只是行動的漂亮口號，任何影響反共國策的東西都殺無赦。

（完）

龍少爺

16.0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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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齊樂著：《香港中文敎育通發展史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2009，第320頁。

[2] 《星島日報》，1940年4月24日。

[3] 曾生（1910-1995）廣東惠陽人。畢業於中山大學，廣州市抗日學生聯合會主席。1936年10月加入中共。後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組織部部長、書記，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東江縱隊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廣東軍區副司令員、華南軍區第一副參謀長、海軍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中共廣州市委書記、市長,廣東省副省長,交通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4] 曾生：《在香港從事海員工運的回憶》，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14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21頁。

[5] 曾生：《在香港從事海員工運的回憶》，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辦公室編：《廣東黨史資料》第14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21頁。

[6] 《本會義學理概況》，載：《港九裝修傢俬總工會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港九裝修傢俬總工會，1951。

[7] 九龍船塢紀念小學舊生會，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11412483007。

[8] 余渭泉《漫談港九勞工子弟敎育事業》，香港，1947。梁寶龍：《香港勞校的成長》，載：梁寶霖、梁寶龍、陳明銶、高彥頤合編：《香港與中國工運回顧》，香港，香港督敎工業委員會，1982，第81頁。

[9] 《工商日報》，1947年11月5日，第6頁。

[10] 《香港海員工會復會四十年大事紀要（1945-1985年）》，香港，海員工會，第32-34頁。

[11]  《華僑日報》，1964年5月25日，第7張第1頁。

[12]  《大公報》，1964年9月12日，第3版。《華僑日報》，1964年5月25日，第7張第1頁。

[13]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4]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5]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6]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7]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18]  《華僑日報》，1965年7月2日，第7張第3頁。

何東與海員大罷工

近年香港三聯出版了數本有關何東家族的專著：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將軍──何世禮》，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8；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鄭宏泰、黃紹倫著：《三代婦女傳奇──何家女子》，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0。

鄭宏泰、黃紹倫著：《山巔堡壘──何東花園》，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5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這批書部份內容涉及工人運動，如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及華工出國等，部份資料首次見諸文中文書籍。

何東是海員大罷工能夠順利解決的重要人物，有關何東願意支付海員罷工期間的工資一事上，一直以來史書談及這個細節都没有提出具體史料佐證。《香港大老──何東》列出具體資料描述：復工談判中，在“支付罷工間期一半工資”問題上爭持不下，何東向港英提出一個折衷方法，表示自已可以捐款支付該筆工資。港英表示“不想利用這個機會去干預經濟層面的糾紛”，因而不作出任何承認，以免牽涉其中。何東私下承諾支付工人罷工期間的一半工資[1]。《中國勞工運動史》，指該筆金錢共需36萬8千元[2]。事後，何東的承諾並沒有兌現。

1925年3月，海員工會紀念海員罷工三週年，發出致全世界工人宣言《請看船東和香港英殖民地政府欺騙海員》，指駡港英、船東、何東等狼狽為奸，當時香港的英文報刊亦將宣言刊出，要求港英和船公司辯駁，以保存港英的面子，但港英等没有回應[3]。

1925年5月，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會議通過《鏟除工賊決議案》，何東名列其中[4]。

《香港大老──何東》描述，海員工會向“國際勞工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簡稱ILO）尋求協助。1929年國際勞大會秘書譚馬士（Monsier Albert Thomas，？）仍在跟進。港英認為國際勞工大會是無牙老虎，知會何東不要接觸譚馬士，以拖字訣處理，事件最後不了了之[5]。

梁雄基著的《中西融合•羅何錦姿》提出的新資料，1929年9月19日，ILO辦事處法藉主管向何東追討，港督金文泰代何東回覆，指船東已大部份支付了那30萬元，認為海員工會領袖蘇兆徵與林偉民加入了共產黨，將海員罷工定性為背後有共產黨強力支持的政治事件[6]。

《香港大老──何東》提出一項有少人提及的資料，引述1922年2月14日的《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指出，在海員罷工影響下，廣州自1922年1月25日至2月13日關稅損失了50萬元，寄存在倉庫的貨物如綢、荼葉、棉花及布帛等，更因氣候潮濕而變壞，直接及間接引起的損失更是數以千萬計[7]。

何東的父親何仕文（Charles Henri Maurice Bosman，1839-1892）主理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Koopmanchap & Bosman & Co.）業務。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主要從事苦力貿易[8]，賺取不道德的金錢。於1869年在苦力貿易中觸礁。谷文霎及波士文公司未能提供足夠華工付運美國，港督麥當奴取締香港華工轉口角色（北京，香港史，第274-275頁），何仕文等不能將華工從中國運到香港轉往運美，公司宣佈破產，出售資產[9]。

（完）

龍少爺

30.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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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7，第135-136頁。

[2]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1冊，台北，1984，增訂版；主編陸京士，第187頁。

[3] 鍾點編，何幹成審訂：《香港海員大罷工》，廣州，廣東省總工會，1983，第59頁，引：《民國日報》，上海，1922年3月26、29日。

[4] 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會歷次代表大會文獻》，第一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4再版，第27頁。

[5]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第136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6]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50；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7]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7，第134頁。

[8] 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41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9] 鄭宏泰、黃紹倫著：《香港大老──何東》，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0，第136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梁雄基著：《中西融合•羅何錦姿》，香港，三聯（香港）有限公司，2012，第41-44頁，引：《孖剌西報》，香港，1969年4月16日；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931年灣仔反日騒動

1931年灣仔反日騒動

周奕將於本星期日應海港公園講座之邀，在香港大會堂主講82年前香港發生的反日大騷動。

這場騷動發生於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之後，首先是灣仔出事，其後蔓延至全香港民眾反日，鬧得很大，並持續了一個星期，港府以高壓鎮壓，民眾寄發、持有反日傳單亦予入罪。

這麼大的一件事，在香港難歷史記載甚少提及，有者亦僅是一句話。

歡迎各位光臨指導。

日期：１０月６日（星期日）
時間：４：１５ｐｍ－６：１５ｐｍ
地點：香港大會堂高座八樓演奏廳
題目：１９３１年灣仔反日騷動
主講：周奕先生（香港史學者）

勞工子弟學校第一次賣花籌款（草稿）

勞工子弟學校第一次賣花籌款（草稿）

抗日戰爭勝利後，港英重佔香港，未能為適齡學童提供足夠學位，各界紛紛辦學應付社會需要，港英特別放寬衞生規則配合，准許在住宅及職工會所內開辦學校，更給予經濟援助，每名學生每月補助3元[1]。

1946年9月，左派工會創辦的第一所“勞工子弟學校”（以下簡稱“勞校”）開課，地址在灣仔海軍船塢華員職工會會址，只有兩班共83名學生。1947年，增設了旺角、灣仔、深水、筲箕灣、西灣河、紅磡、西營盤、油麻地、摩托車等勞校。1948年，勞校在解決工人子弟失學問題上有了可觀進展，為了幫助工人業餘進修，增強文化，又開設了4間工人補習夜校：“深水婦女織工補習夜校”、“土瓜灣婦女織工補習夜校”、“五金工人補習夜校”、“筲箕灣工人補習夜校”等。

當時港英支助東華的文武廟校3000元，筲箕灣校720元，景光街校210元，油麻地天后廟校3000元，總共6930元[2]，支助勞校總數每月約5000元[3]，未因勞校的政治背景而有差異。

1948年，港英藉口發展勞校，籌募100萬元建築校舍，提出擬成立“中央委員會”，由羅文錦、何明華代表政府管理，代替現有的工會、敎會、勞工司、敎育司聯合構成的校管理委員會[4]。

8月，勞校的施玉麟宣佈已籌得9萬元，敎育司答允撥款15萬元，並在談話中表示敎育不分黨派階級，工會贊成興建校舍，由“港九勞工敎育促會會”（簡稱“勞敎會”）擴大籌募[5]。

左派工會決定利用英批准勞校賣花籌款機會，擴大號召發動群眾，確定目標：1.擴大工人福利事業，首先是勞校抓緊英國改良政策；2.敎育群眾認識港英統治政策，發動力量迫港英就範；3.擴大影響，爭取中間工會、學校、社會人士甚至英資上層，個別國民黨校參加；4.鞏固工會，發展力量[6]。

8月22日，勞敎會公開號召，由15個工會組成“賣花委員會”，各工會派出積極分子成立“工作人員會議”，利用中西報刊積極宣傳[7]。

9月1日，勞敎會舉行二週年紀念大會及記者學校招待會，爭取羅文錦公開廣播，以施玉麒、勞工司等名義印發通訊、街報，製備漫畫標語[8]。

9月9日，勞敎會招待港英福利顧問錢氐（秦氐），藉以擴大合法號召[9]。

9月15日，各工會分別舉行月光晚會、幹部會，月光晚會有2000餘人出席[10]。

9月18日，經過醖釀成熟，先在工廠號召工友自己買名譽花，爭取廠長帶頭買，進一步推動廠外買名譽花，組織賣花隊，掀起賣花熱潮。工人群眾說：“工人賣花破天荒”、“工人也會辦校出錢，應該大家一齊又賣又買”、“我們工會也要辦學校”。初期各工會領花15朵，後來部份工會領花多達1000朵，《華僑報》、《華南報》發表社論評論，中西各報均有特寫[11]。

9月25日，勞校賣花籌款在港九新界全面展開，參加賣花隊的單位有94個，學校81間，學生3000餘人，當黨中工會賣花隊及工作人員約2000餘人，工友賣者花達2萬餘人，平常工人因經濟能力多數不會捐款買花。工會賣花共籌得4萬餘元，全場賣花優勝者依次為勞校、女青年會、二塢工會、電車工會等，籌款總數籌得8萬5千餘元[12]。

勞校年開支約30多萬元，敎育局每年津貼6萬多元，各工商機構捐款約2萬多元，其餘20多萬元由工人自給或向社會籌募[13]。

本文主要根據中共檔案整理而成，並未全面閱讀當時香港報刊，美中不足，有待日後進一步補充。

龍少爺

01.0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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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匯報》， 1949年6月17日。

[2] 何佩然：《傳與承—─慈善服務融入社區》，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366頁；《東華三院檔案資料彙編系列之五》。

[3] 《文匯報》， 1949年6月17日。

[4]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5]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7]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9]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0]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1]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2] 《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載：《星島日報》，1949年6月21日。數字有出入。

[13]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24頁，引：《文匯報》，194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