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啟事

 道歉啟事

 

我近日發現有小量歷史文章，錯把1956年雙十事件起事地點誤為李鄭屋，應是石硤尾。這事或許我應負責任，我在寫訪問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的陳恩賜稿時，錯把事件地點寫為李鄭屋，現向受影響者致歉。

龍少爺

10.08.2026

大本營宣傳委員會

大本營宣傳委員會

1.張同新著：《中國國民黨史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上下冊，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孫中山著，黃彥編注：《建國方略》（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7），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3.黃彥主編：《孫文選集》上中下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4.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至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二版），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不外借。

5.孫中山著：《三民主義》（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6.陳夏紅選編、楊天石審訂：《孫中山答記者問》（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7.王德昭著：《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8.張軍民著：《對接與衝突──三民主義在孫中山身後的流變》（天津：天津古藉出版社，200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9.賀淵著：《三民主義與中國政治》（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0.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前言

1923年1月2日國父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改進（初期是用改進一詞不是改組）大會上說，俄革命成功由於宣傳得力，革命成功建立政權後宣傳也重要，宣傳威力比軍隊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7頁。]

孫中山指國民黨改組所用的救國方法，「是要注重宣傳，要對國人做普遍的宣傳，最要的是演明主義。」[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84頁。]

成立

當時廣東最高權力機構是「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大本營條例》全文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2-63頁。黃彥編：《孫文選集》下冊（廣州：廣東人民， 2006），第137-139頁。]（簡稱大本營），設有宣傳委員會，委員長為中共總書記陳獨秀（1879-1942），委員有中共廣東支部負責人譚平山（1886-1956）、國民黨工運主腦馬超俊（1886-1977）、同盟會時參與宣傳工作的鄧慕韓（1881-1953）等。[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433頁。莫世祥著：《護法運動史》（香港：中華，2025增訂版），第433頁。]

歷史學教授莫世祥（1952-？）指原先大本營組織草案沒有設立宣傳處等機構，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荷蘭文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1883-1942）建議孫中山要重視宣傳工作後，才有宣傳處的設立，與參軍處和度支處直轄大元帥領導，在軍隊中宣傳三民主義和《建國方略》。[ 莫世祥著：《護法運動史》，第275-276頁。]但龍少翻看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的《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的1922年1月16日《公布大本營條例令》，已列有宣傳處，第十三條指明工作是「秉承大元帥意旨，宣傳三民主義及建國方略於軍隊、人民。」[ 全文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62-64頁。]表面看來大本營設立時已有宣處，但莫世祥所引資料我找不到來查閱，未能釐清這一事實。

4月10日，任命陳獨秀為大元帥府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長，委員有譚平山和馬超俊等，工作人員有馮菊坡（1899-1954）、阮嘯仙（1897-1935）和周其鑒（1893-1928）等，負責大本營宣傳和教育工作。[ 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49頁。]

7月14日，孫中山委任黃埔軍官陳季博（1888-1953）、梁明致（？）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29頁。]7月14日，派陳正繩（？）、羅玉田（？）為隨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7月16日，增派浦名元（？）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8月2日，再增派軍校教官張國元（1888-1952）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76頁。]12月1日，又再增派姚禔昌（？）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9頁。]

7月時，國黨中央宣傳部長是傳媒人葉楚傖（1887-1946）。[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20頁。]9月孫中山委任董方域（？）、傳媒人慧僧（鮑慶香、鮑佛田1891-1939）、外交員陳柏年（？）為國民黨本部宣傳部宣傳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205-206頁。]譚平山又被委任為國民黨廣東工界宣傳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72頁。]

這時廣州政權財困嚴重，鄧慕韓為廣東宣傳局局長，1923年開辦後只領取三百元經費，計劃自行籌款，11月暫停發薪，只領60元公費錄事薪金25元，雜役留1人，如此每月只要97元以渡困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69-370頁。]1923年12月1日，鄧慕韓被去廣東宣傳局局長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64頁。]

1923年12月4日，孫中山裁撤大本營黨務處、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廣東宣傳局。[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85頁。]大本營宣傳委員會裁撤翌日，委雷大同（？）為大本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487頁。]委員會已不在，委員到那裏報到。

結束

1923年12月17日，孫中山命陳獨秀結束大本營宣傳委員會，進行移交工作。陳獨秀表示遵照辦理，[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25頁。]為何要結束，沒有資料。

1924年1月，孫中山以大元帥身份給卸任宣傳委員長的陳獨秀訓令，指他已呈交的開辦費有問題，很多單據未貼印花稅票，有領薪者未蓋印且金額不符，房租八百元出問題，命其跟進釐清問題。[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八卷，第3-4頁。]

印花稅英文Stamp duty，故澳門華人俗稱貼士擔，是對契約、憑證、書據、帳簿及權利許可證等文件徵收的稅種。納稅人透過在文件上加貼印花稅票，或者蓋章來履行納稅義務。美國獨立革命的導火線之一就是印花稅範圍擴大至民生上。

文件中有領薪者未蓋印一句，看來當時簽名確認文件不盛行，要蓋印。

1924年6月17日，免參議員劉成禺（1876-1953）大本營宣傳委員會職，改為出任大本營參議。參議每月公費三百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305-306頁。]

1924年9月8日，免李伯愷（？）大本營秘書職，[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8頁。]改為大本營宣傳委員。[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29頁。]

1924年9月5日，任命外交代表馬素（1883-1930）為秘書，專理對外宣傳事宜，月薪五百元。[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9頁。]1924年理論家戴季陶（1891-1949）任大元帥府參議月薪有300元，滇軍人鄒若衡（？）任大元帥諮議不支月薪。[ 中國社科院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第132頁。]

國民黨一大，戴季陶雖反對容共，但沒有在會上有活動，且被孫中山指定是宣傳問題9名成員之。[ 范小方等著：《戴季陶一生》，第124頁。]

大本營是軍政組織，大元帥是孫中山，參謀長是浙江人蔣介石（1887-1975），未到職由先後由雲南軍人張開儒（1869-1935）和江西軍人李烈鈞（1882-1946）出任，軍政部長湖南軍人程潛（1882-1968），外交部長廣東人伍朝樞（1887-1934），內政部長湖南書法家譚延闓（1880-1930），財政部長廣東人廖仲愷（1877-1925），建設部長南洋華僑鄧澤如（1869-1934），法制局長廣東人古應芬（1873-1931），金庫長廣東人林雲陔（1883-1948），廣東人謝良牧（1883-1931）為粵政務廳長，香港人楊西岩（1868-1929）為粵財政廳長。後金庫歸入財政部。[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156-159、209頁。曾慶榴著：《廣州國民政府》（穗：廣東人民，1996），第14-17頁。]

簡單來看以上人全是南方人，以廣東人為多，次為湖南人。

1924年6月20日，戴季陶請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汪精衛（1883-1944）任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北京：團結，2011），第60、224頁。]1924年2月21，汪精衛出任廣東教育會會長。[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第59頁。]1924年2月10日，汪精衛偕胡漢民（1879-1936）離廣州去上海，6月11日由上海回抵廣州。[ 程舒偉等著：《汪精衛》，第59頁。]

總結

唐寶林的《陳獨秀全傳》沒有記述陳獨秀主持宣傳委員會的工作。[ 參閱唐寶林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2011）。]

陳獨秀把《廣東群報》作為廣東支部的機關刊物，又成立宣講員（宣傳員）養成所，培養有理論基礎的馬克思主義者。

宣講員養成所要三十萬元經費，[ 陳定炎等著：《一宗史實大翻案》（港：BERLIND INVESTMENT ，1997）第234-235頁。]1925年時國民黨補助宣講員養成所每月二千元。[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編輯部編：《中國國民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四）（台北：民國歷史文化學社、港：開源，2021），第130頁。]宣講所教材內容有社會科學、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等。[ 田彤著：《生產關係、社會結構與階級》（桂林：廣西師範，2023），第70頁。]地址在高等街素波巷，所長陳公博教導主任譚植棠。[ 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35頁。]

每期學生有五六十人，學員有後成工運領袖的孫律西（？）和農運領袖的黃學增（1900-1929）、工團軍長施卜（？）和工運幹部李耀先（1904-1928）等百餘人，也得到陳炯明（1878-1933）政府資助經費，1922年結束。教育委員會成立「注音字母教導團」，培訓黨員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員百餘人，1922年結束。[ 粵黨史會等編：《「一大」前後的廣東黨組織》，第113、115、148-149、192-194頁。穗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56頁。陳登貴等著：《譚平山傳》（廣州：廣東高等教育，1997），第35頁。]

抄寫本文參考了網上資料。

（完）

龍少爺

29.07.2026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港英行賄孫中山？

 

港英行賄孫中山？

前言

有學者指港督司徒拔（史塔士，英文Reginald Edward Stubbs，1876-1947）反省1922年海員大罷工說，指它對香港運輸有很大衝擊，建議在中國的陸路基建上進行改善，把中國境內的粵漢和京漢路連接起來，再連上直通廣九路，貨物就能從北京越過廣州直達香港出口，減弱廣州港口對香港的競爭力。司徒拔甚至說此建議得國父孫中山（1866-1925）同意。一位英國官員在中國的鐵路建設上指手劃腳，且要造就英國利益不惜損害廣州利益，可見帝國主義的覇道。

另有一說法英國駐北京領使批准港英在有必要時，可向孫中山行賄（貸款）。[ 鄭宏泰等編：《九廣鐵路》（香港：中華，2026），第065-0677頁。]龍少沒有看過原文，不知「行賄」是不是原文用詞，但學者行文在行賄加上（貸款），應是原文用詞。英領使在報告上使用此詞，可謂目空一切，甚至可能是慣用手法，可見帝國主義無惡不作。早年香港貪腐不只是華人的陋習，英人也如此，英人在印度的行敗不少。按網上資料，當時英國駐北京領使是麻克類（英文James William Ronald Macleay，1870-1943）。

龍少搞省港大罷徑時，起步前曾說，省港大罷工是失敗的，因工人一無所得下復工，一位年青少女即回應說，省港大罷工令港英損失了巨額金錢，是勝利的。我就是要這種，各自思考分析，據理各抒己見的情況。

行賄

這一則檔案表面已見藏有很多不同訊息，且看我逐一闡述，大家也可以談一下自己的見解。

任何港督都應把英國利益擺在首位，這是英國出任僱員的必要條件，司徒拔卻被同僚英國駐廣州領使傑彌遜（傑美遜、詹米生，James Willam Jamieson，1867-1946）指目光囿於香港一地，在處理海員罷工時過於強硬激化了矛盾，使本來很簡單的一宗經濟事件轉化為一場政治衝突，使國民黨有機可乘。認為應當利用廣東省長陳炯明（1878-1933）與孫中山之間的矛盾，支持陳炯明並通過他的影響來平息罷工，[ 余繩武等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第86頁。]即是對陳炯明和孫中山挑撥離間。

海員罷工後，司徒拔一口咬定是「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是幕後黑手，廣州政府已完全處於這有布爾什維克主義性質的組織的控制下。」[ 莫世祥著：《中山革命在香港》（香港：三聯，2011），第344頁。]事實這罷工是香港海員工會發動的，與任何政黨無關。

絶大多數人錯指司徒拔是鷹派，只會以強硬手法處事。事實他是處理政治矛盾高手，常軟硬兼施。他曾渴望有人暗殺孫中山，[ 張俊義著：《二十年代初期的香港與廣東政局》，載余繩武等主編：《二十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1995），第74-75頁。]但是另一面却對孫中山施展懷柔政策。1920年11月孫中山由上海回廣州途經香港，司徒拔以基於維護香港管治需要，改善港粵兩地關係，允許孫中山在香港登岸，轉乘當日的廣九路專車上廣州。[ 莫世祥著：《中山革命在香港》，第329-330頁。]孫中山在香港受教育，但英帝國主義行為可惡路人皆知，故他對英有敵意。孫中山要求在香港登岸，有其政治和經濟目的，司徒拔應是知道的，仍開方便大門，同意讓他上岸進行這些活動。

1921年年香港華商總會主席劉伯鑄（1867-1922）專程到廣州與陳炯明會談，商討如何支助他反孫中山，是得到司徒拔授意的，司徒拔此舉明顯是干涉他國內政。到了5月港英不准香港市民慶祝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可見司徒拔的兩面手段。終其一生處理社會問題多主張以武力解決，[ 黃兆輝著：《港產紳士》（香港：超媒體，2014），第97-102頁。]但亦有懷柔一面。

司徒拔從海員大罷工中體會香港繁榮與廣州關係密切，如果省港敵對，香港貿易會陷於停頓。為了香港利益，港英必須與廣州當局保持良好關係。1923年孫中山經香港返廣州時，獲司徒拔在官邸設私人午宴招待，以示友好。這是陳炯明等得不到的待遇。這時孫是國民黨最高領袖，曾是全國性的大總統，有一定合法權力，或許這是陳炯明無法鬥嬴孫中山的原因之一。

據此龍少胡思亂想，港英無法對孫中山行賄，陳炯明接受港商金錢支助，是甘願接受犯法勾當──受賄。

行賄在全球是刑事的非法行為，英國官員在海外做了這事後無需在國會交待，以取得民意同意，是說一套做一套。因英國一直由資產階級把持政權，很多有利資本家的非行為，都可以以英國名義施行，鴉片戰爭是商人提出出兵的，國會過後施行，為了不合法的販毒權，出兵攻擊禁毒國家。

總結

把貸款稱為行賄，視孫中山為唯利是圖的政客，這不只是帝國主義的輕視華人的行徑，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庭（俄文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 Бородин，1884-1951）稱援助物資是飼料──稻草，即是暗指接受援助者是畜生，這是歐人自視高人一等說話常見的侮辱性用詞。在歐洲爭人的平等，在海外卻不平等對待其他種族的人。

從以上資料可見帝國主義無所不為，阻我利益者不惜行賄或謀殺，如今美國越境女綁走委內瑞拉馬杜羅（西班牙文Nicolás Maduro Moros，1962-？），視國際法為無物。指馬杜羅販毒，卻不見他們指責鴉片戰爭販毒的錯誤，卻詭辯這戰爭是爭取貿易自由。

（完）

龍少爺

23.07.2026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收編土匪問題

 

收編土匪問題

1.鄭德華著：《土客大械鬥──廣東土客事件研究1856-1867》（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21）。

2.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十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81-82頁。

3. 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編：《井岡山鬥爭時期文獻導讀》（北京：黨建讀物，2015），第132-133頁。

4.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北京：中國發展，2014修訂版），第363-374頁。

5.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載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1991第二版），第74-75頁。

6.［日］倉本知明著，黃耀進譯：《福爾摩沙南方奇譯──南台灣的歷史、神話與邊緣者物語》（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6）。

二戰前香港一直受嚴重海盗為患，南丫島人劉香（？-1635）聚眾數千人，葡人入侵屯門，九廣火車在華段遇劫。[ 參閱蕭國健著：《無妄之災》（香港：三聯，2025），第092-163頁，有說劉香是福建人，有待釐清。網上資料。]1912年8月21日海盜60餘人夜襲長洲警署搶去槍彈，劫掠附近店舖，殺3名印度警察。海盜出於誤會互相射擊，死數人。[ 蕭國健著：《無妄之災》，第159頁。網上資料。]大罷工期間，1925年3月2日60名全副武裝海盜劫大澳，掠奪35間房屋及商店，洗劫約值二萬八千元的財物。[ 蕭國健著：《無妄之災》，第160頁。網上資料。]

辛亥革命能成功幫會和士匪都有功勞，在廣西響應的都督陸榮廷（1859-1928）曾是土匪。革命成功後，幫會和士匪恃勢擾亂社會，主政廣東的陳炯明（1878-1933）和雲南蔡鍔 （1882-1916）都以軍力鎮壓，保境安民。

1924年1月19日國民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國父孫中山提出《感化並收容游民土匪提案》，指農民失業飢寒所迫才去劫掠，或入伍當兵以求存，因而國民黨要感化並收容游民土匪等，提案獲得通過。[ 全文見參閱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67-168頁。]

《感化並收容游民土匪提案》通過後問題即出現，滇軍總司令楊希閔（1886-1967）轄下的第七路司令賴天球（？），收編土匪鄧跳山（？），但他匪性難馴仍繼續搶掠，孫中山下令予以淘汱，如有犯法行為嚴辦不貸。[ 全文見參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171-174頁。]

到了4月17日，孫中山改變策略，以大元帥令嚴禁轄下軍隊收編土匪，指土匪在軍隊內匪性難馴，會影響軍譽，令人民遭殃，故不能再收編他們，已編者繳械遣散，要重整軍紀。[ 全文見參閱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中華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北京：中華，2006第二版），第167-168頁。]中國長期有一情況，匪即是兵，兵即是匪，民謠說：「賊過如梳，兵過如篦，官過如剃」。可見兵禍比賊禍更大，而官更甚。

1924年6月4日再申禁收編土匪，以免為禍民間，查出要解散。未成軍者設立教練大隊在市效訓練，以培植基礎。[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卷，第249頁。]

1929年紅四軍黨部《告綠林兄弟書》說：「共產黨和紅軍並不以為你們可惡，土匪這個名字不過是土豪劣紳給你們起的罪名。」認為他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與紅軍合作，接受中共的指揮，為窮人和全球人謀幸福。接受土匪加入紅軍，參與土地革命，要求他們不要擾害工農及貧苦人民。[ 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編：《井岡山鬥爭時期文獻導讀》（北京：黨建讀物，2015），第132-133頁。]

1929年紅四軍有袁王問題，4-5月紅四軍參謀長袁文才（1898-1930）等看了中共六大文件，有殺土匪領袖的內容，因自己正是土匪領袖，就害怕起來私自離隊回家。[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北京：中國發展，2014修訂版），第363-374頁。]

袁文才回到寧岡與紅軍獨立第一團團長王佐（1898-1930）見了面，又與中共寧岡縣委接觸，接受了處分，仍被委任為寧岡赤衛隊大隊長，領軍打跨寧岡靖衛團，擊斃縣長。[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64-374頁。]

一事未完一事又起，袁文才不是寧岡土著，是客籍革命領袖，寧岡土客矛盾嚴重，袁文才捲入其中，後發展為永新縣委及湘贛邊界特委之間的摩擦與紛爭，且問題日漸嚴重。[ 梅黎明主編：，第364-365頁。]

1927年初，主席在湖南進行了一個月考察，於3月寫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指由夏朝至民國都未能肅清盜匪，但湖南農民協會勢力大的時候，他們連一個影子也沒有，甚至小偷也消失了，因農民協會人多勢眾且有武器，土匪無法藏身。加上會黨份子加入了農民協會，可「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必要，加上很多「不逞之徒」去了參軍，紳富同情農民協會，土匪因而絶跡，賭和毒也沒有。[ 毛澤東著：《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1991），第38-39頁。]

早在1927年10月秋收起義部隊來到寧岡，毛澤東就察覺有土客之爭問題，在《井岡山前委給中央的報告》談及土客問題。

及後有宛希先（1906-1930）問題，這時永新縣委內哄，指宛希先殺死永新縣委負責人，向宛希先興師問罪，殺死他，袁文才因而大駡永新縣委，雙方結怨，袁文才被指個人主義濃厚，不相信群眾。加深土客矛盾，毛澤東是中共中央派來的。湘贛邊界特委指袁才文和王佐是土匪。[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北京：中國發展，2014修訂版），第365-366頁。]

1928年六大通過《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案》，第十個問題是「對土匪問題」。[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66-367頁。]

依六大精神，1930年1月遂川于田聯席會議上，決定以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把內部矛盾上升為敵我矛盾。[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68-369頁。]

毛澤東於1928年的《井崗山的鬥爭》報告中，指袁文才和王佐是地方武裝。[ 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載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1991第二版），第58頁。]

1930年2月，有人以毛澤東之名騙袁王到永新城內，同時要求彭德懷（1898-1974）紅五軍調四縱隊入城，槍殺了袁王二人，[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68-372頁。]歷史結論錯殺了。[ 梅黎明主編：《浴血羅霄》，第370-374頁。]

毛澤東於1928年的《井崗山的鬥爭》報告中，指紅軍成份是工人、農民、一部份是遊民無產者。但加入紅軍即質變，認為是為人民打仗，因廢除了僱傭制，沒有正規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零用錢，官和兵不論土客都分地。政治教育下紅軍士兵有了政治覺醒，知道是為階級作戰。進行支部建在連上，成立士兵委員會。[ 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第63-64頁。]

同文中指中共宣傳下，轄區內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普遍地組織了，有些組織一哄而散，沒有討論問題以訓練群眾。一番努力後群眾知道工農政府是指委員會，尚不代表大會的權力，委員會的權力來自代表大會。政府工作，群眾不習慣民主集中制。[ 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第71-73頁。]

同文中談了土客問題，要加強黨內教育，使兩批人團結一致。[ 毛澤東著：〈井崗山的鬥爭〉，載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1991第二版），第74-75頁。]

表面看來，三民主義不能馴服土匪，共產主義卻能。十大元帥賀龍（1896-1969）曾是土匪。

台日治時期，所有反抗殖民統治者都被指是「土匪」，日本投降後他們都成民族英雄。日政府也有招安「土匪」。[ 倉本知明著：《福爾摩沙南方奇譯》（台北：遠足，2026），第294-303、329-334頁。]

（完）

龍少爺

19.05.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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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中日大戰

 

第一次中日大戰

元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部份，因而元軍侵略日本也可稱為中國軍隊侵略日本。

1274年忽必烈第一次出兵侵日，派出2萬3千軍隊，內有蒙漢軍1萬5千人，高麗軍8,000人，船900艘，高麗船工6,700人。高麗順道掃蕩倭寇，元麗聯軍總共有戰船900艘，初戰登陸以火炮和戰術大敗日軍，遭颶風損失損失1萬3千人。倭寇則乘機掠劫高麗至中國沿岸地區。1279人南宋滅亡，1281年元第二次出兵侵日，兵力更龐大，元麗聯軍總共有戰船4,400艘，兵力15萬餘人，內有高麗軍1萬人，水手1萬5千人。初戰雖順利但稍後再遭時速達120公里颶風吹襲，損失8萬餘人，淹没200多艘戰艦，連夜撤回國，損失近半元軍。時日本為鎌倉幕府時期，第一次侵日高麗耗費糧食7.07萬多石，令國民帶來沉重負擔。一說元第二次侵日生還者只得3人，一說東路軍有2.7萬人，只有4,000人回國，江南軍有10萬人，損失5萬人，3萬人被俘，日方則說只有數千人被俘。[ 王忠和著：《中日大決戰》（香港：中華，20183），第38-45頁。趙愷著：《東海博奕》（北京：團結，2016），第39-44頁。孫昊著：《日本武士史》（西安：陝西人民，2011），第114-129頁。蘿拉•李著：《天氣改變了歷史》（台北：究竟，2007），第044-048頁。]

元侵日戰爭中使用了大炮，日本武士嚇得心驚膽戰，迅速敗陣。此戰日學會了兵團作戰，不再是每一個作戰單位單獨作戰。[ 王忠和著：《中日大決戰》（香港：中華，20183），第38-45頁。趙愷著：《東海博奕》（北京：團結，2016），第36-37頁。]大風打沉大量船舶原因之一，可能是高麗人在高壓下不情願為元造船，所以船舶質素較低所致。[ 趙愷著：《東海博奕》（北京：團結，2016），第36-37頁。 楊益等著：《一本書讀懂韓國史》（台北：海鴿，2017），第167頁。魏澤福著：《成吉思汗》（台北：時報，2018第二版），第255頁。]十六世紀日侵朝，高麗人造出高質的龜甲船大敗日海軍，可證此言有一定道理。另一方面高麗不少水手在船，若船出事會陪葬，值得如此做嗎！

二戰日有神風特攻隊指此「吹」摧毁元軍的颶風，義大利人認為倭寇是日人對中朝曾協助蒙古人侵日的報仇。亦有學者有相同的論調。[ 弗拉基米爾著：《甲午戰爭》（北京：商務，2018），第11頁。呂正理著：《另眼看歷史》（台北：遠流，2016），第307頁。]英擊敗西無敵艦隊也與風有關。

鎌倉抗元軍費支出浩大，令財政短缺，無錢賞犒有功軍人，加上執政的北條高昏庸無能，只會享樂，致令了武士離心，御家人制度瓦解，[ 王忠和著：《中日大決戰》（香港：中華，20183），第38頁。]鎌倉逐於1334年滅亡，南北對戰結束，九洲許多飢民和流民淪為倭寇。

有學者指從1281年戰爭雙方誇大了人數，元麗聯軍沒有十餘萬人，只有不足萬餘人，抗擊的日軍只有二三千人，所謂神風事件，部份當時人的記載沒有提及颶風出現。從元沉船中所見二次侵日聯軍軍用平底船，不適合在海上航行，這應是戰敗主因之。[ 李怡文著：《信仰與利益之網》（香港：商務，2025）午戰爭》（北京：商務，2018），第135-136頁。]

（完）

龍少爺

12.07.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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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爾摩沙南方奇譚》筆記

 《福爾摩沙南方奇譚》筆記

［日］倉本知明著，黃耀進譯：《福爾摩沙南方奇譯──南台灣的歷史、神話與邊緣者物語》（台北：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6）。

香港很多高尚屋苑原是墓地，台灣南部高雄哨頭山有一條「登山街六十巷」好特別，是生與死的交錯的地方。這地原是歐人的墓園，故現今街道上仍留有上百年的墓碑，與居民共同生活，沒有人去破壞它，也沒有人特意去保護它。有墓碑成瓦斯（煤氣）管的支柱，有墓碑成盆栽底座。民居屋頂上的台灣獼猴窺視行人，有如冥界導賞員（領航員）。[ 倉本知明著：《福爾摩沙南方奇譚》（台北：遠足，2026），第142-145頁。]

日作家倉本知明（1984-？）在《福爾摩沙南方奇譚》一書中指出，台灣路邊有很多祭祀無主孤魂（好兄弟）的陰廟，台人認為城市人有太多無法交代的事，故以此來對不幸者表示歉疚。作者有感而說：「我們的生命，正建立在對逝者的一再辯白之上。」[ 倉本知明著：《福爾摩沙南方奇譚》（台北：遠足，2026），第027-029-17頁。]

香港馬路旁有很多南無阿彌陀佛石碑，港九新界各地有供奉城隍的廟宇，和土地來祭祀無主孤魂，佛教有無緣佛和水陸法會，天主教有追思和代禱，民間活動有盂蘭勝會祭好兄弟。日本街頭或墓地常見地藏王菩薩像。

台南屏東墾丁萬應公祠有一位女神「八寶公主」，原是荷蘭公主，神像表情有如觀音菩薩，戴著數條首飾，供品有紅酒和荷蘭木屐。背後的肖像如白人女性，通靈時說英語。[ 倉本知明著：《福爾摩沙南方奇譚》，第174-181頁。]故又稱八寶公主廟。龍少小學至中學都在天主教學校讀書，感恩。在澳門讀初小學時，我們一眾無知笨小孩，常說校內聖母像似觀音。

廣州黃埔有南海神廟，俗稱波羅廟，廟內有神像是來自古波羅國（今印度）的使者「達奚司空」，他因為膚色黝黑且雙眼深邃，民間常俗稱其為「黑臉番鬼」或「波羅神」。

（完）

龍少爺

30.06.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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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團軍與南洋煙草公司

 

工團軍與南洋煙草公司

查看廣東鹽工鬥爭資料，於1924年11月的《華字日報》看到一則南洋煙草公司新聞，我也正在研究海員領袖林偉民與南洋煙草公司的資料，即細看這新聞內容。指孫中山離廣州北上後，連日工團軍和廣東工人代表會成員，手執糾察隊大旗沿街檢查大小店舖，見有出售南洋煙草公司香煙的，工團軍即沒收，並不准以後再出售。

工團軍於1924年8月24日成立，團長為碾穀工會施卜，副團長為廣三路劉公素和胡超，以行業為單位組編隊伍，隊員三百餘人，配有長短槍。團部在東皋大道一座大樓房內，接受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蔣介石同意抽調二百餘名工人骨幹組成基本隊伍，並發給廿多枝槍。[ 何錦洲著：〈劉爾嵩〉，載《中國工人運動的先驅》第二集（北京：工人，1984），第402頁。高愛娣編著：《中國工人運動史》（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2008），第103-104頁。廣州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109-110頁。]施卜是中共黨員。

另有資料，是8月26日立，成員有機器工人維持會，宣告「以保護勞工之革命政府下之法律為範疇」。[ 劉明逵等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三卷（廣州：廣東人民，1998），第32頁。]有待核實。

孫中山於9月20日調工團軍和農民軍去韶關訓練，準備編入北伐軍內。[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85頁。]9月21日廣州農工軍到韶關。[ 中國社科院民國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90頁。]

這時孫中山與廣東商人有嚴重糾紛，英國軍艦駛入珠江，炮口對準監視西關的永豐和廣貞等軍艦。同一天工團軍和農民自衛隊八百餘人到大元帥府請願，要求討伐商團。

孫中山的大軍陸續從東江前線調回廣州，應付商團政變，工農軍也調回廣州。[ 廣州工運史會編：《廣州工人運動簡史》第一卷，第118頁。]有論者指工團軍參與攻西關的戰鬥。

上海五卅罷工時，有人提出由廣東政府派工團軍來上海收回租界。[ 工部局警務處編：《警務日報》1925年6月3日，載上海檔案館編：《五卅運動》第二輯（上海：上海人民，1991），第37-38頁。121頁。]

南洋煙草是香港註冊的公司，在上海有工廠，多數人視它為愛國企業，曾捐款給孫中心山搞反清革命，歷次愛國運動都有捐款，今次被工團軍禁止商店出售其產品，不知原因何在，正跟進中。

（完）

龍少爺

28.06.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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