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31日 星期四

新界的民主發展與父權




Lala的〈半路出「家」:給佳士女性主義者們的「家書」〉刊出後,佳士抗爭者又遭大拘捕,無法再聽到我等的聲援聲音,在目前情況下我們應多作前瞻,思考事件在香港的意義。好友民主原居民正就Lala的家書,談論新界的民主發展與父權。

龍少爺
28.01.2019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新界的民主發展與父權
──回應Lala〈給佳士女性主義者們的家書〉

Lala的〈半路出「家」:給佳士女性主義者們的「家書」〉談到家庭革命,我也有回到了看巴金《家》、《春》、《秋》的心境,讀到談資本主義的內容時,腦海出現的是茅盾的《子夜》情境。我也要直面這問題,就新界的民主和父權略談所見所思。
當年港英以共謀式殖民主義間接管治理新界,以土地利益為核心,收編新界地方領袖和權力精英,維繫父權制度,並授予輔助行政權。話說英佔前我們已有此行政權,一直以來都是以宗族治村,按層次是祖、堂和房。祖即太公、堂是指壇或屋等建築物。我們得到的行政權就是處理村務,如祖業、祭祀、訴訟、會議、講學和各種生活事項等。祖業是全村共同擁有,由堂來處理,原則上不可變賣或轉讓,其定期收益按人頭來分配。房是指屋內祖的分支每一戶人,各據一室進行私人生活,故稱房事。港府一直認可支持這宗族制度,其運作為父權主義。
中國宗族統治下婦女一直没有繼承父親和丈夫家中產業的權利,也没有繼承祖業或宗族財產的權利,反而其父親和丈夫家中,或家族中男丁可以繼承這些產業或財產。婦女只是家中一份子,没有得到平等對待,而家中的妻、妾、女和子也有不同等級的待遇。
我們在丁屋政策下得到土地利益,這些利益只有男丁(父權者)才可以享有,以前村選舉只有男性才有投票權和被選舉權。直至1994年新增的《新界土地(轄免)條例》才開放給女性參與。港府一直以尊重傳統為藉口,保留清的土地父系繼承法。法例訂明原居民身份以父系來確立,可上溯至1898年居新界者,港府就是如此默許男女不平等存在。
我們每隔4年會選出3名村長及副村長,選舉由民政事務處(前稱理民府)主持,是為宗族力量向政治延伸的表現。而村長候選人也具新界色,候選人妻子或會以增添歡樂為名,四出找女村民聯誼送禮。如果受禮者有病,送雞補身也是道理,政府難以判定其行為是否行賄,加上各人互相包庇,及有家醜不外揚陋習,把貪腐掩藏下來。
近年村中女性認識了自身權益,主動參與村務,觸動了父權世界,父權惡行立即浮面,如元朗某村在祠堂開會,某前村長妻子站起來說了一些話,被某男子持椅子高聲喝止恐嚇,而她在埸的丈夫和兒子竟不出聲,只是叫她離去,我們的鄉村就是一個如此的父權世界,她的丈夫和兒子的行為就是認同和維護父權。再看另一事例,1986年上水某村建醮打盤共有14席,規定村中女性有繳付款的義務,卻没有出席飲宴權利。
港英大規模開發新界,觸動土地利益,原本冷冷清清的村務會議,出席者猛增,令空有其表的宗族體制,在土地利益下掌握了權力。
我們村中的封建陋習是得到港英的維護得以延續百多年,如妹仔和納妾等問題,在社會各界人士努力爭取才立法廢除。英佔初期尚有所謂細民的男奴隷,他們世代為奴,1911中國男奴隷獲得解放,新界仍有,直至二戰為止才逐漸消失,賣猪仔正是這一惡習的變種。
我們新界現已算是全面開展民主選舉,能否糾正封建陋習,有待村中男女共同努力。可惜突然殺一股歪風,官員可以DQ村代表候選人。民主不是坦途,尚待努力。
(完)

民主原居民
2019.01.15

2019年1月19日 星期六

半路出「家」:給佳士女性主義者們的「家書」



好友Lala敢於出櫃,先在家中造反,再投身社運。我等一輩自稱革命者,在內仍順從家中的封建傳統,在外高調空喊口號。Lala以家庭為切入點寫了一封家書給佳士的抗爭者,並簡述其與資本主義的關係。龍少讀後恍如回到中學時期,讀巴金的《家》、《春》、《秋》的心境,其所述的家庭革命。港式革命者面對這問題並不嚴重,未能體會國內抗爭者在這方面的壓力,故刊出Lala的家書冀自稱左翼者能直面這問題,作出多方探討,不再空喊口號。
龍少爺
17.0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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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出「家」:給佳士女性主義者們的「家書」

親愛的岳昕及一眾佳士抗爭中的朋友們(特別是女性主義者們):
這次來信,我想和你們談談在多封自白書中出現過的「家庭煩惱」問題。家庭為什麼是一個我認為必須談、公開談、認真談的議題,是因為它既是一個切身問題、策略問題,甚至也是一個關係到革命的問題。
1.           家庭──大家心裏的那個檻
說是切身問題,是因為佳士青年們在被鎮壓的過程中,除了需要面對硬的手段(譬如恐嚇、逮捕、審訊等),也需要面對來自家人的「軟手段」。而大家也知道,這並非個別現象,而是當權者一手策劃的,並已經成為了一個集體經驗。譬如,沈夢雨的父親多次綁架沈夢雨回家;李彤被家人軟禁在家、不停地被質問;轉帖佳士資訊的賈世杰遭到家人詐病欺騙,繼而軟禁。除了要面對失去人身自由這種物理禁止,相信你們要面對的心理難關也不少,譬如岳昕,你不就曾經在去年4月經歷過母親連同輔導員把自己從睡夢中搖醒,責令你保證不再有任何動作,而你母親更用過下跪、自扇耳光等方式要你待在家嗎?我還讀到,沈雨軒、楊舒涵、李彤等,都因為佳士抗爭一事被家人訓了不少,譬如李彤就被姑姑斥責,說她「自私,為個人的理想拋棄家庭、親情、冷血無情」。
而除了你們以外,我也可以想像,家庭問題將會成為一個中國左翼青年在未來決定是否該成為一個行動者,所必須跨過的心理大山。要家庭的愛還是要革命的愛,不知怎的變成了一個二選一的兩難局面。那既然這是一個集體遇到的困難,那我們就更不應該閉門處理或訴諸個人問題,而是應該集眾人的經驗與力量,互相分享智慧,共同解決。
選擇了寫信給岳昕,是因為你或許是在整個佳士團隊中情感最細膩及糾結的人。從你的書寫當中,也發現你比其他人對家庭問題予以更深沉的反思,也是比較有動力去分享自己是怎樣面對這個問題的一員。我不能替你整理自己的經驗,更不能替你紓解鬱結的情緒,我只是希望我的一點小小的分享及分析,能幫助你與許多經歷著家庭阻擾的左翼青年面對這些難關。

2.       但我就是顆沙子啊……
雖然你沒有就佳士事件說太多關於家人的事。但記得你在面對#MeToo事件中的家庭鎮壓時,是這樣說的:「儘管我早就明白家庭是私有制的產物,我依然會因為做這些事可能會連累家人而責備自己;我依然會害怕,家人的身體真的會因為我而垮掉。我也一直在想,這樣的壓力,應該被如何面對。」而面對這樣的愧疚與擔憂,你則是以這個方法去面對家人,並繼續抗爭之路的:「與世上那麼多勞動者家庭的不公與苦難相比,我和我家庭的苦難是多麼微不足道;與階級矛盾『既得利益者』的罪疚相比,我面對家人的罪疚又應當是多麼輕。所以,哪敢與世無爭,分明是這個世界逼著人去爭!」
我很欣賞你這種在面對家人帶來的痛苦時,毅然忍痛繼續堅持自己理想的決心與勇氣。可是,怎麼說呢?我不是不同意你的說法,但其實你沒有真的解決過問題嘛。你只是選擇了把目光投向更高更遠的理想,然後對家庭問題完全置諸不理而已。你的這個說法,就有點像我大學失戀時聽過的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說法,那些安慰我的人說啊,「你就想像自己不過是宇宙中的沙子而已,你的憂鬱沒那麼大,也沒那麼重要。」但你覺得這種「因大見小」有用嗎?對,宇宙很大 、勞動者家庭的苦難很大,比我的失戀還是我的家庭苦難都要大多了。可是,我就是活在這顆對比起宇宙來像沙子那麼細小的軀殼/家庭中,並被它牢牢的牽動著,然後承受著被被這個微小的肉體和圈子所中介的一切身心憂鬱與恐懼。而被關在這個皮囊並被限制在其中的時候,那些真切的身體感與迫切感,使得我這一切「小小的家庭煩惱」變得就像宇宙那麼大。你的這種「斷捨離」之所以可能,是因為你是一個理想感很強的人,那對於對理想沒有那麼堅定的人,而理想又與家庭高度矛盾的時候,他們或許就無法像你這樣「咬咬牙狠下心」了。
所以,在目前的抗爭成本有夠高的了,那我能否提供一個說法,去降低大家的心理成本,而不是要求大家都必須好像你那麼勇敢才能投入運動呢?──我決定用比較多的篇幅去跟大家討論家庭,是因為我認為成功解決這個問題,也可以有效降低「出櫃」成本。所以,解決家庭問題是一個策略所需,因為若只是「懸置」著家庭問題不給予一個說法,進入革命的主體永遠只是一個把自己切割成兩半的主體──半在家庭裏,一半在革命裏──而難保什麼時候家庭向他們施壓了、招手了,他們就無法繼續革命了。

3.       家庭是革命想像的一部份
此外,我一開始也說,討論家庭,是因為它也是一個革命問題。你們會認為或許抓住對勞動人民的愛就是一種抓住「主要矛盾」的方法,而家庭問題就是「次要矛盾」而已。可是,就如我剛才所說,對很多躊躇不前的人來說,家庭這座大山或許才是他們的「主要矛盾」。況且,革命難道不需要提供一個新的對家庭關係的想像,並且對當代的家庭提出一套分析及解套方案嗎?而實踐一種嶄新的對家庭的想像,又可否融入革命當中,當作是革命的一部份?這一點,我想你作為女性主義者應該也很通透,我也不用多說。家庭問題就好像性別問題那樣,它不該是階級問題下的次要問題,因為目前的性別結構正正就是維持著資本主義的穩定,兩個互相糾纏的結構若不一併追求根本的變革,只會導致不平等在革命後「春風吹又生」。
那麼,同樣,一個把家庭問題隨便擱置一邊當成是個人問題的革命,相信也是一個需要改善的革命吧?事實上,在處理其他各種情感問題時的壓抑法、抹除法,都是涉及到革命路線及革命想像的問題──譬如什麼樣的主體是革命的主體?什麼樣的主體是「非革命」的主體?那革命後的世界,有他們的存在位置嗎?那個存在又會有什麼可以留,什麼不可以?我們會不會在革命途中塑造了新的壓迫,而不是徹底的解放?也就是說,儘管我現在是在說家庭這個單獨議題,我希望你們以後也能舉一反三,在面對其他議題時不要那麼快拋棄它,而是細細挖掘當中的可能,使得革命成為一個眾人之事。
另外,為什麼要跟妳談這個,或許也跟我自己的興趣有關。我是一個擁有左翼認同及雙性戀認同的女性主義者。這兩個身分少不免會使得我對佳士抗爭有了一點「天然」的認同,可能是因為知道了妳們同為女性主義者吧?(well……雖然在佳士抗爭中又沒怎麼感覺到妳們的女性主義關懷)但我總認為,當一個女同志(我說的是我喜歡女人,更喜歡幹女人和被女人幹這種女同志)和當一個行動派左翼兩者,有可比性的地方在於,兩者都是要「出櫃」並承受「出櫃成本」的群體。不過和妳們比,我們就最多是被人歧視、丟了工作丟了家庭而已,你們更要承受在此之上總總不可知的政治後果,甚至賭上了終身的自由。我們所承受的壓力在量上是不可比的,而在這種高成本底下,你們任何一個個人被壓垮,我也是完全明白及可以體諒的。在這裏,僅僅附上一點個人經驗的交流,希望在你們最難過和憂鬱的時候,我的murmur可以帶給妳們一點微小而確定的安慰,大家努力堅持下去(雖然軟弱也不是可恥的)。
基於以上種種,讓我們認真談談家庭與革命的所謂兩難吧。

4.       家庭──這個怪異的空間
當代的中國家庭是一個非常怪異的空間。我就說幾個家庭在當代的矛盾和特色吧:
譬如……為什麼現在的人在面對社會或勞動中那些讓他們感覺「不安全」和「不滿足」的地方,很多都選擇了忍氣吞聲。但到了面對家庭時──特別是愛情中──卻突然大吼需要「缺乏安全感」,並處處要求伴侶或子女給予這些「安全」和「安穩」呢?並且,因為對家庭的「安全感」有高度的渴望,人們對譬如「小三」、「性工作」、「同性戀傾向」這些會「破壞家庭穩定與延續」的人和事高度反感,甚至想要除之而後快。
譬如……為什麼和家人說政治好像特別的難?和家人同住那麼久,不是應該會有更多的感情,而更有利於說服嗎?但為什麼我們聽到的故事往往是相反的?在這裏我說一個搞笑的故事,話說我一個女同志朋友多年來都被母親歧視她的性傾向,她向母親出櫃及進行「說服教育」近十年不果,母親卻在某大明星出櫃了後突然一夜變身身,不但對外說:「我好開明的啊,現在都什麼年代了喇,XX明星也出櫃了,她父母都接受,我怎麼不接受我女兒是女同志呢?」,對我朋友的冷嘲熱諷也都停止了。朋友就納悶了:「怎麼我說那麼多年都沒用,一個和你完全無關的明星出櫃了你就改變了呢?」
譬如……為什麼封建的道德教化慢慢消退,在父母不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子女聽話的時候,我們還是聽到那麼多父母控制子女的悲劇?那是一個出於什麼動力的控制呢?譬如聲援團的胡弘菲被囚禁在家;聲援團小李的父母曾企圖以綁架沈夢雨的方式綁架小李?甚至,現在不是很多父母都老是說「孩子往外闖有出息」嗎?這種對「自由」的理解與「控制」又是如何一體兩面呢?
又譬如……一個高度抬舉「不求回報的愛」與「親情」的家庭領域,為何又可以養出各種「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主張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與主張共產的家庭,如何互相抗衡,但又互相共存和維穩對方呢?
……

5.       「家」所在的魔幻現實主義中國
允許我從我們的社會開始說起。這個故事開始有兩條線,一條是關於中國大陸的歷史脈絡的;一條是關於全球資本主義的。
前幾年生活在台灣,好不容易去大陸一趟,我就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對比起大陸,台灣的「小確幸」是滲透在日常的氣氛,但大陸對「小確幸」的追求卻有一種說不出口的勉強感──就像在沉船後的人在茫茫大海中死死地抱著一塊浮板的感覺。同時,我也感覺到大陸的青年與台灣的青年比較起來,就有一種額外的得體、早熟或緊繃。譬如在港台,我叫同學給幫幫忙做份問卷,就開口拜託一下就可以了;大陸的同學要我幫忙做一份問卷,還在微信給我打了五塊錢的紅包,我回說「舉手之勞,何用五塊」,對方還是要堅持發。而且,每次到了大陸,我都覺得有一種進入魔幻現實主義的感覺,好像太陽底下是真的什麼怪事都會發生,就單說碰瓷一事,我作為一個在港台生活的人,就覺得有夠不可思議的。同時,我又會想起我七十多歲的老爸的那一句話:「我和你爺爺的一生啊,寫出來就是一部氣勢澎湃的歷史」。
我父親是八〇年代從北京來香港落地生根,從他口中,我感覺到的大陸是一個歷史隨時翻篇並且快速變動的社會──抗日、內戰、超級有錢的國民黨居然落難跑到台灣、然後新中國成立。各種生活艱難卻又伴隨各種革命激情與希望──各種階級的翻身與失敗、文革、然後文革突然終結、改革開放、國企工人下崗、姓社還是姓資的疑惑、威權主義、官僚主義、「資本主義」、大城市的崛起等。這些不同的社會變革,其實都會需要的是不同的信仰和主體,所以,活過了這些歷史的人,就具備著因著主體需要急速改變而帶來的極大不安全感中。而在「革命終結」的此時此刻,浸泡在「資本主義」中國當下的主體──特別是我爸這種算是受益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既得利益者」──在回溯這個急速變動的大歷史時,往往會召喚出「對改變的厭惡」。所以他總是說:「現在穩定了,好了。」「以前文革多亂啊,不好。」
我總是覺得,人若是想要活的時候感覺「有意義」和「精神飽滿」,就需要一些寄託。在以前,或許就是寄託「革命」,但當「革命」淡出歷史舞台,人們又可以尋找什麼新的東西作為新的人生中心,才不至於落入虛無與失落呢?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是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當中的個體又可以如何尋求身心的安頓呢?──那就是透過「家」。

6.       所謂的「反資情感陣地」——避風港與理性缺席
資本主義把競爭的遊戲變成了一個近乎不可規避的日常。在企業、工廠、學校裏,我們被教育樂於競爭取勝是好的,因為代表這個人有冒險心、有大志、上進。而這個教育是如何做到的呢?就是透過給予金錢、名次、獎金、獎狀、社會地位。在這個機制底下,我們慢慢學會了去享受成功的快感,並且以這個快感去取代我們看到落敗者時的難過。甚至,我們學會從別人的失敗時首先想到自己的成功及伴隨的快感。最後成為了那種「見到別人仆街時」會最由衷的覺得開心的人,因為我們首先是忘記了去想他仆街時有多痛,而是習慣了想「哈哈幸好仆街的不是我,看我有多幸運多優秀」──而這個成功的快感迅速掩蓋了感受他人痛苦的可能。
但這樣說,似乎又把資本主義中的人們說得太冷酷了。事實上,我認為人是沒可能完全麻木的。感到勝利的快樂是因為我們知道失敗的痛苦。大家正正是知道那些無法爬上上升階梯的人是多活在一個多糟糕的環境下,才決定在爬梯子時不往下看。我們害怕往下看,是因為如果真的感受到別人的痛苦時,那個巨大的問題一定會撲面而來──憑什麼?憑什麼是他受苦而不是我?而這種質問若太徹底,必定會帶來因「共感」而帶來的悲慟。而當公共化的空間越縮越窄,而「共同衝破這個牢籠」又因為對中國前三十年的「革命歷史」的忌諱而不被視為一個選項時,很多人就選擇了「家庭」──它是殘酷競爭遊戲中的的避風港。
成立一個「家」,是為了又一個免於「外面」資本主義及政治歷史的廝殺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裏,沒有人踩人,沒有人吃人,沒有鬥爭,大家只是講「愛」──父母對孩子的「愛」是無私的,孩子對父母的「愛」是純粹而真實的(特別是當子女是小孩的時候,父母就更可以把那個「沒被資本主義摧毀」的意淫套在小孩身上)。這個就是當代社會中的家的特性,家的宗旨已經從封建主義的壓制過度到「愛的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挪到了家的領域去,「家」成為了人們的「反資情感陣地」,人們對「家庭內部」的幻想甚至「比共產主義還共產主義」。但這個家庭「內部」,是透過設立明確的邊界而確立的,這個邊界外,叫社會、叫骯髒的政治、叫資本主義;邊界內,我們叫「愛」、叫「親情」。
或許這就回答了我一開始提的問題的一部份。為什麼人對家庭如此重視,並在家庭(包括愛情與親情)中「缺乏安全感」時感到高度痛苦,是因為我們首先就設想了「家庭本該如何如何」。現代家庭從來就不只是基於緣分的偶然結合,而是一個結構中的位置。但問題是,帶給你身心高度緊繃、恐懼、疲倦、往往是資本主義中的高度擠壓及瘋狂競爭,冤有頭債有主,讓你感到「不安全」的是社會,未必是「家庭」。但我們就是因為先對家庭有了那麼多的特殊性假設,所以一旦家庭出了什麼事,暴露了它其實並不是穩定或密不透風的真貌,我們就受不了了,甚至還會怪責家庭中的個體無法成全自己一廂情願的的「安穩劇本」。父母對子女無法跟隨自己的安排時那巨大的不安,就是從這裏來的。同樣,我們對父母「不照顧家庭」或在家庭外尋找愛情(譬如出軌)的巨大不滿,也是從這裏出來的。
另外,又因為家庭被首先設定為外在於甚至是對抗公共社會的領域,所以也解釋了為什麼「理性說服」在家裏經常用不著。人在資本主義中感受到的「理性」往往就是將人物化甚至異化的工具理性,而為了對抗這種異化所帶來的身心分離的狀態。人在回歸家庭時往往就會跑到另外一個極端──這裏我們不講理性,只講愛。譬如,不知道為什麼,詢問父母「你為什麼愛我」、「你為什麼要無條件的愛我」就變成了一個不會有「真答案」的問題。因為答案往往就是「因為愛妳啊」、「因為你是我的子女啊」。
記得我十幾歲的時候曾經和母親說了一句:「其實我覺得你不生我會比較好。」其實,我只是想告訴她,我並不特別想活啊,特別是我活著就是你們放棄自己與世界的藉口嘛,而且她養我本來就是一件不劃算及未必如願的事,我可不是寫包單要替你完成願望的神燈啊──想不到就搞得她哭了起來。我知道,因為我這些「理性」的盤算──對她為「家」及「愛」所打造的烏托邦劇本,就是最根本質問甚至否定。但我們終究是沒辦法真的談下去。在缺乏溝通理性語言、權力不對等,加上家庭又是設立來對抗「外面那些陰險的政治」的世界的情況下,家庭很容易變成一個難以談真正的政治的地方,只要一端上「愛的擋箭牌」,就很難有理性的辯論。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在家裏搞說服教育是很難的:有時候外面的人說一句,比你在窩裏在父母耳邊哼唧一百句還有效。

7.       「內在於資本主義」──以愛為名的「精緻利己主義者」搖籃及「以自由為名」的控制
說了那麼多家庭作為「對抗」資本主義的面目,那為什麼我又認為它很絕望地是資本主義維穩的機關呢?要記得,家庭也是一個高度矛盾的場域:一方面,它是資本主義的避風港,彷彿是「外在於資本主義」,但同時它卻是「內在於資本主義」。哈哈你以為我要提恩格斯了嗎?不,我不打算啊恩格斯,我一直不滿足於恩格斯的分析——並不是說我認為他的話是錯的──我是認為他的分析到最後沒有與最普通人在組織家庭的當下的感受聯繫上。說真的,誰在生兒育女的時候會把繼承遺產這些想得那麼重要呢?一般人想的不過是「有了孩子家庭會更有愛」、「老來有個依賴」這個說法。而且,老來有個依賴可不是金錢的依賴(說真的,投資到市場去的錢可能比投資一個小孩更有回報)──打算生孩子的人,大多都是朝著想要一個感情的依賴而生的。一般人害怕的是,在資本主義中奮鬥和廝殺半輩,在無法獲得任何穩定的關係與情感下,豈不是要孤獨終老嗎?所以,他們會想,如果我有個孩子,並且決心不把那個廝殺帶進家庭,或許可以獲得一次真切的愛吧?──那個叫做親情的東西。
我認為家庭「內在於資本主義」,是因為它往往是把孩子培養成「精緻利己主義者」的搖籃。的確,很多的家庭教育都是「以愛之名」開始的。但在資本主義中承受著巨大擠壓及競爭的父母太清楚,只有愛時不夠的,孩子長大後還是需要投入資本主義的競爭遊戲。所以,父母給小孩留了遺產、有的甚至墊了首期買房和介紹了對象(盼望子女可以有「感情的避風港」)。就算沒豐厚的財產留給孩子,父母還是想要給點什麼好的東西給孩子,譬如確保他們吃有營養的食物,有能力的時候給孩子買點玩具,鼓勵他們努力讀書,甚至送他們去奧數班鋼琴課。希望孩子可以「努力讀書贏得尊重」甚至「贏在起跑點上」的意思其實是:希望他們可以「在起跑點時就踩著別人,而不是日後讓別人給踩著」。父母鼓勵孩子「自由發展」,是在「自由發展」不與自己的劇本衝突時的說法。這種對子女的控制,有一部份也是出於父母自己的面子,他們不想自己一生在資本主義中的努力掙回來的名聲、地位、金錢等,毀在了下一代手中。但更重要的是,他們希望孩子不要偏離自己的計畫,至少別入獄或失蹤什麼的,那自己老來還可以有個感情的依靠。而這些,都是出以愛之名去進行。
這樣就解釋了我後面提的兩條問題,就是為什麼封建的道德教化慢慢消退,在父母不再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子女聽話的時候,我們還是聽到那麼多父母控制子女的悲劇?那是一個出於什麼動力的控制呢?就像很多聲援團的父母在綁架自己的子女回家時,他們腦裏袋的其實未必是什麼「封建道德」的召喚。他們想的其實是:如果孩子真的是被警方抓了,就真的失去自由了,那倒不如先把你們在家裏囚禁起來,被家人控制總比被政府控制好吧,總之就是避免讓警察剝奪你們日後終身的自由,然後失去一輩子的機會以及探索世界的「自由」比較好──譬如別影響以後找工作的自由(也是被剝削的自由)、找伴侶的自由、互動的自由、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並努力階級上升的自由等。這些「控制」,再一次,是以愛之名去進行,甚至還多了一層「以自由為名」的色彩。

8.       「親情」是既得利益,以及,它是愛嗎?
說了那麼多家庭的「恐怖」,但請別誤會我是一個否定愛與溫情的瘋狂女性主義者。請相信我,我是一個非常渴望愛與被愛的人,在殘酷的世界中,我或許和許多庸俗的少女一樣,在找不到人生寄託下花了大量的時間尋找愛情與建立「家庭」──我的女友、我的貓、我挑選的水杯與地毯、我仔細收拾及裝飾的小窩。這些都是我在外面受到各種傷害時恨不得立刻奔回的地方。所以當你說到對家人的擔憂與愛時,我是深有同感的。但是,同時,我也經常問自己:什麼是親情?
「親情」裏面,有多少是基於紮實的共同生活而建立出的具體理解和關懷(畢竟相處了那麼久,總會日久生情吧)?而裏面,又有多少不過是建立在對對方的幻想及霸道的安放而已?換句話來說,如果我的社會位置變了,不是某人的女兒、不是某人的妻子,或者說我與其他人幹上了,我還可以得到那些愛嗎?
但我們不是石頭爆出來的人,天生就都是「某人的的孩子」,也就是說我天生就擁有了一個「社會位置」──作為別人的子女。而我就是這樣接受了人生第一個「既得利益」──父母給我們的「愛」。但我們為何可以得到這些愛呢?這些愛本來是從何處來呢?那些是他們在放棄了在大大的世界中與各人建立細緻和紮實的情感的,並建立坦蕩的關係的情況後給予我的。我甚至可以想到,或許父母曾經有無數的衝動對其他人給予更多的付出──哪怕是出個軌而已──卻都因為我的存在(或更準確是他們對我的設定)而打住了。「愛」被封印了在家庭之中,換句話來說,或許,我就是搶走了別人的「愛」的傢伙。
更何況,這些愛,其實並不是真的是愛?對「家庭烏托邦」的打造,在現在的社會中,多少有一點虛妄的成分。畢竟,在資本主義下長大的人,帶著極度恐懼感和競爭感,以逃避改變社會為出發點而打造的家庭。他們有試過經營紮實而開放的情誼,而不是寫好一個劇本讓你套進去?他們懂愛嗎?還是只是在「以愛之名」而已?──「以愛之名」去遮掩自己那個不夠成功人生,以及遮蓋自己看到社會的一切苦難的眼睛;「以家之名」去迴避自己的恐懼中來的,對老去後失去依賴的恐懼、在資本主義競爭下被擠壓的恐懼、在原子化的社會底下孤獨的恐懼、怕自己是不完整的女人的恐懼、怕自己是不夠成功的男人的恐懼、怕自己沒有「成家立業」的恐懼,他們有反思過自己的愛,或至少問問我想如何被愛嗎?在沒有深切的反思去開房的溝通之前,儘管我或許還在享受著父母給我的「愛」,而我不得不把它當成是我「既得利益」的一部份,我終究認為那些「親情」裏面多少只是對方的幻想及霸道的安放而已。那麼,用這種「以愛之名」然後還想要換取我的愛的回禮,不就是另一個騙局嗎?
所以,實際上,無法回應父母的愛,是我們對不起父母嗎?是我們自私嗎?
還是父母對不起我們?
誰自私了?

9.       別再給他們幻想了:「出櫃」建議
朋友們,請不要老是覺得愧疚,並覺得投身運動而沒有好好回應父母對你的期待是一件需要講對不起的事情了。現在是他們對不起你!他們可能從生下你的動機到各種培育與安排都是對不起你,就算是他們以為的「愛」,都是「對不起你和世界」的愛。我們唯一需要感到對不起的,是那段我們與父母因為長期相處與關心而建立起來的細緻情誼──但就僅此而已,沒有其他了。
那麼,在對不起和父母的這段情誼之際,怎樣做才是最正確的呢?我自己的經驗是,盡量體諒他們的處境。但畢竟家庭就是一個難以溝通的設定,如果談判破裂,水火不容,那就請求你不要退縮裝乖。愛不是擁有、愛不一定是順從,愛不一定是「在一起」。既然確定了與家人的愛是建立在相處的歷史而不是名份之上,與父母相處時就該建立出平等的視角──所以,不要再欺騙他們和給予他們錯誤的期待與希望了,才是把他們當做是與你平等的個體。所以,千萬別做「可憐父母年老」這種高高在上的施捨。
愛可以是坦白,愛更可以是離開。(誰說愛就一定是要在一起啊?)
更何況,他們的可憐不是我們造成的。是整個社會及歷史結構造成的。或許,最能對得起他們的地方,就是解開那個把他們封印在家庭的社會結構。而你的離開與追尋,更可能是讓他們可以重新探尋及展開新的「愛」的關係的契機。別忘記了,就是你的存在穩固了他們對你的設定;就是你的存在讓他們在穩固自己的家的劇本時有了藉口;而甚至是因為你的存在而窒礙了他們與其他人之間建立細緻和深厚情誼的可能,然後到最後讓雙方都被困死在封印之中,沒有動身的餘地。
所以,必要的時候,不要怕當喊分手的人。
坦蕩蕩地說清楚,不再欺騙,才是對對方最負責任的做法。
最後,僅以作為一枚女同志的經驗,給各路逼不得已要向父母「出櫃」的朋友們的一點建議。
一,最好在確立好有溝通渠道才好出櫃。而這很可能是需要第三方的積極介入才能成事。就像我文中說過的,家庭中的理性溝通是很困難的,因為很多家庭才成立時就是對抗這外面的「工具理性」的想像,所以,外面的人說一句,很可能比在家裡你單對單對家人說十句要有用。
二,預備好後路。包括心靈和物質上的後路。而如果說你與你的同志們已經建立了一種共同生活甚至是類近「家」的組織型態,或許是一個很好支持。
三,多換位思考。家人對你理想的追尋或許一開始會很反感,甚至說出了一些氣話。那可能只是基於不理解。以及,氣話只是他們在抒發自己糾結成一團的感覺時的衝口而出,切勿上綱上線就覺得是對你個人的針對及侮辱。譬如他們或許只是害怕你會不會以後會不會餓死?不打算買房會不會找不到伴侶?但他們這些問題背後,有可能只是想確保你會開心而已。告訴他們你的想法──或許你不介意,又或許你早有安排於想法(譬如沒有房但我也有伴侶啊、或沒有伴侶我也有同志啊、或沒有子女我也有朋友啊、或沒有朋友我也有我的知識與理想啊)。

最最後,
祝妳早早恢復自由。而就算妳有任何的決定(退出還是留在運動之中),我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們在抗爭的浪尖,不要有太多無謂的壓力。人的覺醒應該是自己的,而不是別人灌輸的,別人最多就是給了一下激勵而已。就像你們的種子給了我,就是我的了,日後怎樣發芽,我都會好好守護,不為你們,只是為了與所有歷史上與當今的被壓迫者相遇。你們就安心吧。

在心中!

In Solidariy,
Lala Lau(劉璧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