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第一位工人議員梁達誠


第一位工人議員梁達誠
本文是陳明銶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一書內李志坤所寫的《第一位工人議員梁達誠》[1]一文的資料補充。

梁達誠(1913-?)是港英委任的第一位工人議員,而梁達誠認為自己應以個人身份晉身立法局,而非代表某一團體或某一階層。立法局為上層社會所把持,繁瑣的會議程序,做成技術上的困難,阻礙工人議員工作之推展。例如提出議案時,必須要掌握詳盡的資料,又要對所提的議案負全部責任,使梁達誠不敢輕率行事,其他議員對梁達誠所提出的議案十分冷淡,使梁達誠有孤立的感覺,未能在立法局內為工人出聲,一展抱負。
梁達誠認為,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是最有希望的工運推動力量,因為它得到政府的尊重。近年來,勞顧會人數的增加,非官委委員的設立,參與制訂勞工法例,勞顧會的重要性日漸擴大。但是,要充份發揮勞顧會的功效,有賴各委員的主動性。勞顧會所討論的法案,政府往往會在立法局內加以修改或拖延,以配合政府既定的整體政策,產生一個與政府整體構思没有很大偏差的計劃,故提議每每要經過一段長時間才生效。另一方面,梁達誠不同意賦予委員會實際權力,因為委員會的代表性仍不足。
梁達誠認為香港的工運發展,有賴於主觀和客觀兩種力量的互相配合,但先要有客觀環境的出現,主觀力量才可以發揮。
主觀力量乃指港英政府(整個官僚架構),此乃對香港工運推動的絶對(決定性)力量,但港府本身對工運並不熱衷。反之,抱有非常謹慎的態度。
客觀環境是工業化過程中,使資方有可觀的利潤;而勞資糾紛的加劇,工業意外的增加,造成一種巨大的力量,迫使港英介入。除此之外,英國工黨議員對港英抨擊,世界工運的潮流,其他鄰近亞洲國家的勞工法例,勞工福利的改善,國際勞工局等,給予港英國際壓力,港英必須以行動來抵銷國際的抨擊。順應整個社會潮流的發展。
如果主觀力量和客觀力量相配合,便可達致勞資合作之最高境界:協調、和諧,互相諒解,消除對立。要達致這個境界的唯一途徑就是敎育,工人、管理階層、老闆都要接受教育。可是,回顧這數十年來工運的發展及各因素的情況,皆發現存在種種困難制肘。
要邁向上述理想境界,目前的條件還未足夠。目前香港工運的最大障礙是參與勞工運動的人員,在量和質兩方面俱缺,可惜現在仍非常缺乏這類人才。在量方面,工人的認識不足,未能全力支持工會;再加上現實生活的關係,工會職員絶大多數是自願性質的,不似外國有由資方給予薪金的全職工會職員,另一方面,資方的認識亦不足,受到歐西過份膨脹的工會力量的剌激,香港資本家普遍對工會反感,視工會職員為滋事分子,忽略了香港工會可以促進勞資合作的作用。
梁達誠認為勞資雙方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衝突難免。勞資談判的成敗則有賴勢力的強弱,因此工會起着團結工人力的作用。
香港政府對於工會活動既不限制亦不鼓勵。但經常透過職工登記局,對工會進行審查。並經常挑剔工會行政的一些小錯誤,增加工會人員的壓力。
工會本身,其持續不斷的努力,對政府決策固然產生一定影響,但並非唯一的力量,僅是多種力量之一。同時,工會亦面臨人力、財力、工運領袖質素種種難題,有待克服。例如缺乏一些有學識,能全心全意投身工運的領袖。過往政治分歧影響了工會間的合作,削弱工人參加工會的熱誠。加上近年不少年青工人對工會作用抱有懷疑態度,不肯參加,以致會員數目下降。會員的減少,力量自然被削弱,工會所的作用更少,相應減低。因此,儘量工會都抱有為工人爭取福利,調和勞資關係的理想,種種困難嚴重影響工會發揮作用,也削弱工會對政府所能施加的壓力。
香港工運雖然障礙重重,無論如何,其過去的成果仍是可以肯定的,只是進展比較緩慢而已。
(原文是根據作者於1984年夏對梁達誠訪問稿整理而成。)

梁達誠是順德北滘青沙村人,於1913年在香港出生,1948-52年就讀英皇書院,港大學預科畢業,獲英國皇家衞生學會公共衞生學證書,英國皇家學會熱帶衛生學證書。
曾出任香港市政事務署衞生督察會主席,1965年任市政事務署九龍職總工會主席、會長,1971-1981年任勞工顧問委員會委員。1971年,獲工會推選為國際勞組織第七屆亞洲會議香港代表,會議於2415日舉行。
1977年,港督麥理浩委任當時任港九工團聯合總會英文秘書的梁達誠,與及曾當過九巴售票員的王霖為立法局議員,與此同時,麥理浩又委任了一些從事下層群眾工作的教會人士、社會工作者擔任議員。

本文附圖取自“梁植穎:《英皇書院師生──133載愛國愛港情懷》,香港,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2013,第78頁,香港公共圖書藏有,可外借。」

(完)

龍少爺
06.07.2012





[1] 李志坤:《第一位工人議員梁達誠》,載:陳明銶主編:《香港與中國工運縱橫》,香港,香港督敎工業委員會,1986,第237-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