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8日 星期三

為中國解放奮鬥半生晚年失常的香港女子──曾珍


香港女子曾珍(1918-1993)為了中國解放奮鬥了半生,不畏危險,投身抗日救亡,工人運動;淪陷期間,深入敵後,以智慧和勇氣打倒敵人,為中國歷史展開新一頁,中年後卻在殘酷的黨內鬥爭中失常,子女四散,夫妻分離,晚年始有較好的家庭生活,可惜要呆渡餘生。
曾珍是廣東五華人,香港出生,童年時跟外婆去英國兵營討殘羹充饑,食物內夾雜著煙頭、牙籤。後來,守寡12年的外婆改嫁菜販,繼父供她讀初中。在學校生活,曾珍出任女校畢業班學生會主席[1],在課餘時間閱讀了不少進步書刊,激發了她對現實社會的階級壓迫和女性受歧視的不滿。
19355月,曾珍就讀「大中女校」,「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在該校組織「讀書會」,曾珍參加了讀書會的活動,了解了中共的統一戰線政策,明白必須堅持抗戰的道理,同時還認識了婦女解放和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關係,進而加入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當時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開辦了免費女工夜校,招收附近女工數百人入學,曾珍受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委託,組織數名夜校畢業生出任敎師工作[2]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是國民政府將領李濟琛(1885-1959)、陳銘樞(1889-1965)、蔣光鼐(1887-1967)、蔡廷鍇(1892-1968)等於福建事變失敗後,繼續祭起「抗日反蔣」旗號,於1935725在香港成立,主席為李濟琛,以中央委員會作為同盟的領導機構,中央委員會下設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民運部、青年部、不管部等機關,出版《民族戰線》。同盟具體工作由中共黨員梅龔彬1900-1975、宣俠父(宣古漁,1889-1938)等主持。陳辛人(1915-2005)編輯《民族戰線》。除此之外,中共黨員陳昭禮(陳豪人,1907-1940)、胡鄂公(1884-1951)、張威(?)、金城(?)等都在同盟內擔任要職。宣俠父任李濟琛的秘書及同盟的不管部部長;梅龔彬主持同盟在港的日常工作及擔任宣傳部部長;陳昭禮任同盟的青年部部長;在同盟工作的中共黨員還有蘇惠(1909-1996)、姚鐸(?-1946)、陳辛人、林望中(林蒂,?)、陳子谷(1916-1987)、鄭德(?)、邱東平(?)等。中共還陸續派潘漢年(1906-1977)、胡蘭畦(1901-1994)、雲廣英(1905-1990)等人來港,與同盟領導人聯絡。這些與政治局保持聯繫的黨員,從著重聯合在港國民黨反蔣派力量的層面,拉開中共在香港重新開展地下活動的序幕。
1936年,曾珍因經常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而認識了吳有恒(1913-1994),吳有恒當時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南區總部幹事,後來兩人結成夫婦,組織革命家庭。
曾珍在蘇惠(1909-1966)引領下,於1936年下半年加入中共,時年18歲,在九龍灣海邊天后廟舉行入黨宣誓儀式。
蘇惠是「中共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工作人員,負責恢復黨組織的接頭工作;同時在民族解放大同盟與華南救國會做統戰和宣傳工作。
10月,吳有恒、曾珍、賴石昂(1918-20123人組成中共香港支部,賴石昂負責交通聯絡工作。吳有恒、曾珍以夫妻名義租屋與賴石昂共住,不久,吳有恒、曾珍經組織批准結為革命伴侶,兩人成為真正革命伴侶,共偕白首。吳有恒職務雖高,但家庭生活水準很低很艱苦,夫妻倆日夜為革命工作奔忙,還要自己買菜做飯,湊嬰兒。一天只開兩餐飯,都是一碗青菜湯,一碟鹹菜頭,天天如此。家裏除了1張床,1張書桌,兩張木凳和1個盛放衣服的藤箱,還為馮坤(1921-2001)買了一張舊帆布床,別無其他家具,但報刊書籍卻很多。

馮坤(1921-2001)又名馮美坤,恩平人,出生於1921722,祖父、父親和哥哥均在美國、加拿大、馬來西亞和香港等地做工人,11歲到香港打工,當香港棉藝織造廠工人。1934年入讀「晨鐘社」的工人夜校,接觸了馬列主義理論,回到紗廠車間組織讀書會、姐妹會,領導車間工人反對資本家克扣工資的罷工鬥爭,發展工人出來參加進步團體。193610月,中共調馮坤到廣州分廠發展組織,七七抗戰開始時還領導和發動全廠工人示威遊行。1938年春節加入中共,時年17歲。1938年,中共香港市委派馮坤到粵中做抗日宣傳鼓動工作,任「旅港恩平回鄉服務團」中共黨支部副書記。後調「珠江縱隊」,任海燕分隊政治指導員兼中共黨支部書記。1946年調回香港,在「嶺英學校」教書。

再後來,吳有恒、曾珍夫婦和馮坤轉移到紅碪的一座破舊樓宇3樓居住,這裏經常有廖承志(1908-1983)、周伯明(1919-1998)、黃宇(呂良,1915-1994)等香港市委領導和委員來開會,人多的時候,個別黨員還要坐在地下。有些委員在晚上開完會後不便回去的,就躺在房間的地板上睡。
1938年,中共香港市委成立,吳有恒任市委書記,曾珍任婦女工作部部長,曾珍通過辦女工夜校、組織女青年會活動等形式,發展女黨員,積極聯絡上層人士,開展統戰工作。
1938年中共廣東黨組織經過整頓後,成立廣東省委。粵省委決定當前工作重點是首先集中全力抓黨的建設。4月後,曾珍參加粵省委在廣州主辦的黨員訓練班。為了確保建黨工作的順利開展,粵省委對各地方組織作了具體的指示,要求「應採取公開合法形式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從中建立和擴大黨的組織」。曾珍作為香港市委婦女部長,堅決貫徹粵省委和香港市委的指示,深入工廠做女工工作。為了更廣泛地發動女工,利用傳統拜「七夕」拜七姐的習俗,組織婦女團體「七組會」,另外還借舊社會「做會」的辦法,組織「儲蓄會」,加強與女工的聯繫[3]
5月,吳有恒、曾珍的大女兒吳小堅出世。一天,早飯後吳有恒叫馮坤抱着剛出生的吳小堅(?)跟他們夫婦2人上街。到了尖沙咀碼頭,他們站在花圃旁邊。曾珍從馮坤手上接過吳小堅緊緊抱在懷裏,親了又親,淚水在眼裏打轉。不一會,一輛黑色轎車駛到跟前,吳有恒從曾珍懷裏抱過熟睡的吳小堅,放在小車裏的座位上,司機把腳一蹬,小車開跑了。曾珍淚水立即直流,吳有恒平靜地勸慰曾珍。小車裏除司機之外還有1人,那人就是國民黨元老何香凝(1878-1972)。何香凝是負責抗日戰爭中的孤兒工作的。吳有恒、曾珍為了把精力集中於革命工作,為了爭取更多時間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力量,忍痛割愛把孩子送進了孤兒院。
曾珍解除家庭負擔後,全身投入開展女工工作,深入基層,加入九龍城「陶化大同罐頭廠」當一名普通工人。曾珍開始時給女工講述蘇共的故事,並發動女工晚上參加「港九婦女教育服務團」組織的讀書、唱歌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曾珍教廠內女工學習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於1939年發展了鄧儉(1918-?)等加入中共。鄧儉曾任陶化大同罐頭廠中共支部的組織委員。曾珍積極向工人宣傳抗日戰爭的形勢,組織部份工人去聽廖承志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時淘化大同罐頭廠的中共黨員還有蔡國梁(1912-1952)、陳定安(?-1940)等,蔡國梁於1939年帶領陳定安等17人,北上東江加入游擊隊, 蔡國梁於1942年任「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總隊港九大隊大隊長,開展港九敵後抗日游擊戰爭,直接威脅日軍以香港為中轉站的作用。
同時,曾珍還組織陶化大同罐頭廠工友參加支援「中華書局」800工人絶食罷工。
曾珍當時只有20歲,女工把她當作大姐,主動把心裏的話告訴她,她不僅及時掌握女工的思想情況,和迫切要求。在這些基礎上,曾珍宣傳反對階級壓迫,與剝削的道理。動員女工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中。在曾珍啟發下,女工思想覺悟提高,參加抗日賣花籌款。捐棉衣,以實際行動支援前線抗日戰士[4]
曾珍除自己深入工廠外,還按照粵省委的指示,「要具體運用中共以往具體通過知識分子為橋樑發展黨組織的成功經驗」,在基層組織普遍抽調部份知識分子婦女骨幹、女學生積極分子調到工廠去活動。在她的領導下,工作開展很快,短短幾個月內,不僅辦了女工夜校,而且組織青年同樂會、廣九敎育服務團。推動了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向前發展。湧現了不少女積極分子,並吸入了中共[5]
9月,曾珍出席粵省委婦女部在廣州召開的婦女幹部會議,會議由粵省委婦女部長張越霞(191-1979)主持,會期1星期,會議提出要組織婦女抗日救亡運動從城市擴大到鄉村,組織婦女開展武裝鬥爭[6]。會議肯定了曾珍工作[7]
1124,粵省委在香港召開擴大會議,成立東南特委,書記為梁廣(1909-1990[8],組織部長為吳有恒,宣傳部部長為楊康華(虞煥章,1915-1991),青運部長為鍾明(1919-2003)、婦運部長為曾珍(1909-1990)、職運部長黃宇,粵東南特委管轄香港、澳門、南海、佛山、順德、中山、番禺、東莞、惠陽、惠州、寶安、深圳等地。解散香港市委,另成立香港、九龍兩個區委,由特委直接領導,另派幹部到澳門成立澳門工委,在港澳動員150名黨員回國[9]
11月,吳有恒北上延安出席中共七大。
1942年香港淪陷後,曾珍尚留在香港,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1898-1976)指示,黨員幹部要執行「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粵南省委由於組織嚴密,沒有受到破壞,廣州、澳門、香港的地下黨組織仍繼續活動。3月,中共開始整頓香港地下黨的領導層工作,粵南省委書記梁廣安排張如(?)為港九特派員,下設香港特派員黃施民(1921-?),九龍特派員曾珍由黃振賢(?)、鄧演獻(?)、黃燈明(?)、蕭汎波(蕭泛波、蕭響三,?)、鄧和(?)等協助。以上情況不到1年,張如表現不大適合留在敵後城市工作,於是調回內地,曾珍的一位要好的脫黨的女友同漢奸特務結了婚,嚴重威脅曾珍的留港工作,故梁廣立即把曾珍暫時撤退回吳有恒的家鄉[10]
19431月,根據南方局指示,廣東黨組織成立臨時省委,梁廣任委員,負責城市地下工作。
曾珍把4歲的女兒送回恩平,隻身去廣州開展地下工作,直接與粵南省委書記梁廣聯繫。下線領導廣州的數名黨員。廣州那時是工廠不開工,商店不開門,要想找一份職業能夠維持自己的生活也不是一件易事。中共是沒有錢發給的,是黨員養黨,沒有組織活動經費。曾珍在廣州沒有親友,中共安排她住在偽廣州婦女會工作的地下黨員馮平(?)家裏,以姑嫂相稱。兩人靠馮平的工資維持生活。不久,曾珍通過地下黨員何瓊(?)的社會關係,進入偽廣州市高等法院做書記員,以職業為掩護,執行勤職、勤學、勤交「三勤」。曾珍更大膽機智地將中共的機密文件和刊物放在偽機關的檔案文件櫃內[11]
曾珍有了工作後,搬離馮平家,在芒草街租了一間能接近貧民婦女的小屋住。每天下班後,曾珍在家中吃完了飯,就到小北一帶活動。結識了以打草為生的婦女黃英(?),兩人建立了姐妹情,曾珍進而把印傳單的工具放在黃英的瓦平房草堆內。通過黃英的關係,在貧苦群眾中組織了「游擊之友社」,宣傳抗日,同時把自己隠藏在群眾中[12]
19455月,德國無條件投降。中共召開七大,廣州中共地下組織決定,在廣州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宣傳攻勢,以東江縱隊、珠江縱隊的名義起草《告全市同胞書》,印成宣傳單張散發,在全市範圍內大規模散發,擴大中共的影響力。曾珍把傳單藏在黃英家裏的草埋中,和廣州地下黨負責人余美慶(余化,?)研究,在遊擊隊之友成員邵智(?)協助下,前往大東門和中山五路一帶內街,順利把一部份傳單散發出去。曾珍返回黃英家再取另一部份傳單後,返到現場街上,邵智卻不見蹤影。曾珍沒有助手,影響了散發傳的速度,這就會增加了被敵人發現的危險。曾珍冒著危險,沿大東門把傳單投遞到預先掌握好的住戶、商店內。曾珍又在偽法院的辦公室靠街窗口和地面,悄悄地散發傳單,《告全市同胞書》的出現,在廣州引了很大的回響,議論紛紛。有人說:「昨晚遊擊隊入城了,共產黨真厲害」[13]
1946年上半年,曾珍調回香港工作。
5月,吳有恒作為中共南路特派員與曾珍重聚,吳有恒在湛江赤坎和平路30號,掛出「長發莊」的店號作掩護。曾珍是中共湛江市特派員負責情報和後勤供應工作兼婦女工作。吳有恒是長發莊的大老闆,曾珍是老闆娘。平常平凡外出做生意,寒暄應付,吳有恒總是衣冠楚楚,談起生意來頭頭是道,出手十分大雅;曾珍則燙著一頭海浪式的捲髮,著色彩素淨的絲綢旗袍,戴著一條光閃閃的金鏈,仿佛是氣度實足、珠光寶氣的老闆娘。長發莊後改成「合源行」。曾珍經常以老闆娘的身份去找「生意商」談生意,這些生意商都是公開黨員。「談生意」時,生意商把奪取的情陳述訴曾珍,曾珍回抵家後,趕忙用米湯把情報形式寫在一張小紙條上,找黨內有關負責人交給公開交通站,轉送到「戎行」,以利於戎行帶領作出新的對敵妥協佈置。
6月,中共調吳有恒任廣州特派員,但吳有恒在廣州無法立足,即撤冋香港,遂改派鍾明負責廣州工作,任廣州市特派員。
1947年,曾珍生下吳幼堅(1947-?)。11月,吳有恒、曾珍把大女和次女帶到香港,安排大女兒上學,幼女吳幼堅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1904-1971)及夫人蘇惠撫養。吳有恒回恩平創建粵中縱隊並任司令員。吳幼堅年幼,帶到遊擊區戰鬥不合適。為此,方方樂意把吳幼堅留給他撫養,解放後,吳有恒到廣州開會,才把吳幼堅接回家。
1948年,中共從遊擊區和香港調黃群(?)、劉筠秀(?)、陳秀(?)等到廣州地下婦聯工作[14]
19494月,華南分局特派員鍾明派曾珍從香港再上廣州,領導地下婦聯工作[15]。曾珍線,主要任務是婦女工作和一些情報工作。曾珍到達廣州後,蕭芳(?)、何雪雲(?)把女工的工作情況和所有聯繫的部份女黨員轉給她。曾珍以家庭敎師職業為掩護,中共派剛離校門的黃鳯英(?)作她的助手。曾珍以女黨員為核心,分派她們到工廠、學校、衞生部門和機關團體發展地下婦聯成員。曾珍將地下婦聯分為若干條線,她抓住線頭,進行單線聯繫,及時溝通上下情況,並注意耐心細緻解決骨幹思想,經常強調婦女工作的重要作用,引導骨幹根據婦女特點和心理狀態,利用傳統習慣活動,如拜七姐、拜月光等,賦以新的革命內容,向群眾宣傳形勢、中共政策,消除婦女的疑慮。地下婦聯逐步發展[16]
曾珍根據形勢的發展,要求在宗敎團體工作的周玉珍(?)爭取上層領導開展婦女群眾運動,在女工夜校培養中共力量,培育了「南洋煙草」的副廠長和工會副主席等
曾珍針對解放前夕可能出現的真空期,造成市民生活困難的情況,成立貯糧會和豆漿站,以維持失業工人的生活,同時利用送豆漿的機會,加強與女工的聯繫[17]
1949年中共建政時,曾珍才31歲,結束了對外鬥爭的生活,面對對內鬥爭的前路,尚未能接觸到幸福家庭生活。
1015,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工作委員會成立,由余珍(?)、余慧(?)、曾珍等3人主持。曾珍後調任衞生局副局長、手工業局和二輕局副局長等職。
1957年,曾珍到高級黨校學習,學成返廣州未及施展,就受吳有恒地方主義案牽連,從此得不到提拔重用,後安排為市政協專職常委。
文革期間,曾珍的家也被抄了。吳有恒離家躲避,最終被廣州軍區下令逮捕。1968年,造反派謊說吳有恒和吳幼堅都死了,非法帶走曾珍。處於更年期的曾珍遭此刺激,患上間歇性精神分裂症。後來,曾珍由造反派手裏轉去市監獄拘留,同樣未經有關法律程式,亦是非法行為。吳有恒則關押在省監獄。曾珍被非法剝奪自由,斷絶親友的音訊,病情日重,卻被當作裝瘋扮傻。曾珍彷彿在作對敵鬥爭,試圖說服看守的士兵,結果又被加上一條「攻擊紅色長城」罪狀。
某天,曾珍迷迷糊糊的把《毛主席語錄》扉頁畫像扯下當信紙,在背面寫信給女兒吳幼堅,寫滿叮囑孩子們革命到底的話。吳幼堅接信嚇了一跳,不敢告訴任何人,悄悄地撕碎了媽媽的來信──亦即是毛澤東畫像[18]
196810月,曾珍家庭成員各散東西,吳幼堅和弟妹4人,分赴海南島樂東、儋縣、增城、粵西北陽山當知青,留下14歲的小妹獨自在廣州讀書。5年後,當局准許吳有恒、曾珍的子女去見分別被監管的父母。曾珍的病拖到轉去幹校也沒醫治,後來學員觀察她白天黑夜、有人無人都一樣傻,常舉著「忠字牌」向毛澤東像喃喃請罪,於是向上峰反映,才把曾珍送進芳村精神病院。曾珍生前曾先後3次住進這家醫院。
1973年,曾珍戴著現行反革命帽子回到家裏,與仍受審查改造的吳有恒重聚,再嚐家庭生活。上峰說是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每月發給20元生活費。
文革結束後,曾珍獲得平反,恢復十一級離休幹部待遇。在家人關懷和藥物控制下,身體時好時差。
199311月,曾珍病逝,享年74歲。19948月,吳有恒病逝,享年81歲。這雙革命伴侣奮鬥了一生,用心寫一個“人”字,雖未能為全人類帶來幸福,却使中國人站起來了。
(完)

龍少爺
15.03.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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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幼堅:《代媽媽道一聲:香港,早晨!》載:http://www.ycwb.com/ycwb/2007-07/14/content_1549584.htm
[2]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1頁。
[3]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2頁。
[4]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2頁。
[5]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2-163頁。
[6] 省婦運史工作室:《抗日戰爭時期廣東婦女運動大事記》,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37-1945),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73頁。
[7]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3頁。
[8] 《中共東南特委工作告》1939129,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259頁。
[9] 《中共東南特委工作告》1939129,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37-1945》,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第259262271頁。
[10]梁廣:《香港被日寇佔領後我地下黨的組織情況》,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f248250100eime.html
[11]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3-164頁。
[12]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4頁。
[13]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5頁。
[14] 陶德芬:《廣州地下婦聯的建立及其作用》,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44-1949),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142頁。
[15] 陶德芬:《廣州地下婦聯的建立及其作用》,載: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纂委員會編:《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匯篇》(1944-1949),廣州:廣東婦女運動歷史資料編委員會,1988,第142頁。
[16] 廣州市婦運史辦公室:《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概况》,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22頁。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5頁。
[17] 譚秀珍:《記黨的婦運工作者曾珍》,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編:《五羊幟國(三)──解放戰爭時期廣州婦女運動情况》,廣州:廣州市婦女聯合會、廣州市婦運史徵集研究委員會,1988,第167頁。
[18]吳幼堅:《代媽媽道一聲:香港,早晨!》載:http://www.ycwb.com/ycwb/2007-07/14/content_1549584.htm


2016年9月7日 星期三

中共七大的香港代表


中共七大的香港代表

抗日戰爭期間,中共準備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七大),中共中央考慮到吳有恒(1913-1994)曾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通知他組織代表團出席七大[1]
1939117,中共粵省委召開第五次執委擴大會議,選舉出席七大代表,香港代表有:吳有恒、海員周材(1900-1972)、海員何潮(1900-1985)、中共香港市委青年部部長鍾明(1919-2003)、中華書局職工周小鼎(1915-1991)等5人,廣東代表有:古大存(1897-1966)、區夢覺(1906-1992)、唐初(1909-1969)、方華(1912-1999)、朱榮(1918-1990)等5人,代表分兩批先後進入東江遊擊區,由東江縱隊派人護送到韶關,與其他廣東七大代表會合,組成廣東代表團。廣東代表團來自3個系統,一是廣東代表團5人,二是閩粵邊代表團5人,三是香港代表團5人,共15 人,由古大存率領[2]
香港代表團5人中,工人佔3人,當中海員佔2人,印刷工人1人,反映中共工人黨員的行業分佈比例。青年部部長鍾明當選則反映中共在香港青年工作的成績
廣東代表在韶關集中後,代表分別化裝乘火車到廣西桂林,在桂林八路軍辦事處集中,換上八路軍軍裝。半月後,中共中央致電南方局,指局勢惡化,國府封鎖陝甘寧邊區,南方各省七大代表不能按原定路線走重慶經西安去延安,一律改路到新四軍軍部集中,經敵後根據地轉往延安[3]
11月底,代表乘新四軍軍車經湖南衡陽、贛中吉安、贛中南興國、贛東南豐、贛東北上饒,浙西開化,歷時7天到達皖南徽州岩寺鎮新四軍留守處[4]
由於前面沒有公路,代表徒步翻越黃山,經皖南黃山市(時稱屯溪)、皖南涇縣茂林鎮到涇縣雲嶺鎮新四軍軍部,後又轉移到中共中央東南局駐地涇縣丁家山。在這裡,廣東代表團與閩粵贛、浙江、廣西、湖南、江西、閩浙贛邊區(福建)、上海、蘇南等,共9區代表42人會合。根據東南局指示,代表組成臨時黨支部,書記為古大存,支部下分成數個小組。
19401月,新四軍反掃蕩成功,七大代表北上的道路已經打通,東南局安排代表立即出發北上,要求代表團實行軍化管理,以利行動。為保密起見,東南局規定這支由代表組成的隊伍對外稱「服務團」,指定古大存為團長。
120,服務團在新四軍軍部1個連的護送下,從蕪湖乘坐兩隻大木船,繞過日軍的巡邏艇,渡過長江。之後,服務團又隨新四軍第五支隊司令員在夜間越過津浦路,輾轉行軍,到達皖東來安縣半塔集鎮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當時華中局也駐在江北指揮部內。華中局書記劉少奇(1898-1969)給服務團每個人送1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服務團在江北停留約1個月,期間分成數個小隊,下鄉做調查研究。
服務團在安徽皖東來安縣半塔鎮停留半個月,又向皖東北前進。
5月上旬,服務團經過1個星期休息,第一一五師派老六團團長賀東生(1911-1998)率1個加強連乘夜護送服務團,穿過日軍封鎖線隴海路,前往魯南。服務團渡過沂水河,到江蘇西北新沂縣(時稱東海縣)堆莊村休息。
這天一早,鍾明起來到外面查看動靜,發現日軍迫擊炮彈已打到隔壁院子裏。在行軍路上,鍾明負責醫療工作,並分配了1個衞生員隨他保管藥品。發現敵情後,鍾明立即返回駐地找衞生員一起收拾藥箱。但是,當他們衝到村口時,賀東生已帶著大部份人員衝出村子,村口已被日軍的機槍封鎖了。鍾明只好和衞生員往回走。路上,他們又碰到1位掉隊的代表,鍾明等機智地翻越後牆,躲入玉米地裏;後在農民的幫助下,找到游擊隊。當天晚上,在游擊隊的護送下回到服務團[5]
第二天,服務團到達魯南郯城縣碼頭鎮。休息數天後,經台兒莊抵達魯南棗莊抱犢崮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部。一一五師發給代表每人兩件白布衬衣,並為代表檢查身體補充藥品。
服務團又繼續趕路,跑步越過津浦路日軍填充鎖線。經10天行軍,越過曲阜費縣公路,經魯中新泰到達泰安,隨即向南穿過津浦路,進入泰西根據地。在魯中肥城住了3天。然後從魯西南東平縣上船,渡過東平湖前往魯西湖西根據地,生活條件日漸困難。隨後到豫東北清豐縣單拐村冀魯豫軍區司令部住下[6]
8月,正值百團大戰開始,冀南軍區派1個團兵力護送服務團從魯西南鄆城出發,北渡黃河,進入冀豫大平原。天氣炎熱干燥,經冀東北范縣、觀城、南樂、魯西莘縣、冀東南館陶、進入冀南肥鄉、丘縣、冀東南威縣、冀南巨鹿、任縣、到達冀南軍區行署駐地南宫[7]
服務團從冀南軍區出發通過京漢路,前往進入太行根據地,京漢路是服務團赴延安途中最難逾越的一道封鎖線。第一次過京漢路時,部隊剛接近鐵路,就被日軍發覺。由於行動暴露,只好暫時撤退。過了10多天後,冀南軍區派出1個營,再次護送服務團過京漢路。營長帶領1個突擊組,迅速摸到哨所前解決哨兵。服務團立即跑步越過鐵路,一口氣跑十幾里,進入冀西武安。隨後,服務團又在部隊的護送下,經冀西南涉縣到達晉中左權縣麻田鎮八路軍總部,已是9 月底。再到晉中潼關桐峪鎮,住八路軍總部招待所,停留10 天後向西北行動,前往晉東南長治縣西井鎮、洪水第一二九師師部。當時已是百團大戰後期,服務團西去的路線因日軍的嚴密封鎖而無法通過,只好待機前進,隨同總部轉移到太行山區。待機期間日軍一個聯隊殺入西井。
天氣轉冷,八路軍發給代表團棉衣褲和綁腿布。代表團向西北行動,軍區派出1個旅護送,北方局書記楊尚昆(1907-1998)、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1901-1990)同行前往延安。
服務團到達晉中和順縣,八路軍派部隊掩護前進,通過同浦路時遭日軍射擊,八路軍增加兵力掩護,強行通過,有數人受傷。渡過汾河後,在晉中文女縣信賢村休息又遭遇日軍,跑步越過太原離石公路,第一二○師派出1個旅來接應,進入呂梁山根據地。連續走了數天山路,翻過海拔2,830米的關帝山,到達晉西北臨縣,休息兩天,開始西進。3天後到達黃河邊。渡過黃河到達陝東北佳縣,休息1天,前往陝北綏德。休息3天後經陝北清澗、延川,於1226下午終於到達延安。
廣東代表從193912月底算起,整整歷時1年,跨越11個省,行程萬餘里,無一人減員。
19421月,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黨校學習,並參加整風運動。在中央黨校,代表不論職務高低、單位,進行文化測驗,根據文化高低,混編入支部,由第一至十支部。
吳有恒、鍾明、周材、周少鼎、何潮等一起進入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主要是學習中共中央有關七大文件,研究中共黨史以及辨別中共史的路線是非問題。這段期間,吳有恒寫下一篇詳細的中共在香港活動報告。江關生在「《中共在香港》,上卷1921-1949,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書,撮要了該報告的內容。
七大上曾在香港當海員的陳郁1901-1974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陳郁當時在西北財經委員會工作,負責領導邊區的工業生產,以中直機關代表的身份參加七大。
會議結束,中共命吳有恒組織南下廣東工作幹部連隊,抽調團級幹部90餘人組建,由他擔任指導員,隨南下第二梯隊進軍華南,成員有周材。
當部隊到達河南洛陽,日本宣佈投降,第二梯隊轉往東北,吳有恒等4人奉命離開部隊,各自化裝秘密回華南活動。吳有恒到華中同新四軍聯繫,經上海,化裝秘密回到香港。1946年春向廣東區委報到。廣東區委召集幹部會議,由吳有恒傳達七大精神。吳有恒離開延安時,按規定不准帶七大文件和記錄本,他把七大決議重要內容牢記,然後向在香港的中共廣東區委書記尹林平(1908-1984)等傳達七大決議[8]

周材(1900-1972),又名周桂、周天才、周才。1900年生,廣東惠陽人。1906年開始在家鄉讀私塾。1913年被父親帶到英國倫敦,進英文學校學習。1917年因父親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而承襲父職,任英國海軍中尉。1918年因被誣殺人而被捕入獄。1919年被驅逐出境,回到香港,加入國民黨外圍組織聯義社。1921年在香港加入海員工會,到外國輪船上當司爐。1922年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6月參加省港大罷工並返回廣州,獲選為海員工會代表團代表兼海員工會俱樂部主任。7月加入中共,任中共海員工會支部宣傳委員。10月帶領由罷工工人組成的衛生隊支援第二次東征和南征。1926年冬從高州到韶關,任北江海員工會分會主任,曾在北江農民講習所和政治講習所講課。1927年,國民黨清共,周材撤退至武漢,獲選為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代表,並參加秘書處工作。會後被派往上海工作。8月,從上海調回香港轉汕頭組織赤衛隊,迎接南昌起義部隊。起義部隊失敗後,周材撤回到香港。不久參加廣州起義的交通工作,負責從香港運送武器到廣州。廣州起義失敗後,負責接應蘇兆徵、葉挺到香港。19281月後被派往上海,在中華全國海員總工會工作。其後到「南京號」輪船上當海員,負責聯繫在英、日、美、法等國從事革命活動的中共黨員。19379月因在澳洲悉尼領導反日罷工而被資方開除,離開南京輪。年底回到香港,恢復中共組織關係。1938年初至5月,任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組織部部長。5月任餘閒樂社中共黨團書記,發動群眾參加香港和廣東的抗日救亡運動。193911 月獲選為中共七大代表,從香港去延安,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參加延安整風。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6月奉命隨八路軍獨立第三遊擊支隊南下。日本投降後,隨部隊轉道東北。冬,任瀋陽市秘書主任、處長等職。1948年冬調任東北交通部航務總局副局長、代理局長等職。19499月隨解放軍南下廣東,任兩廣幹部大隊副隊長。中共建政後, 194910月任廣州軍管會交通接管委員會主任。19505月至195110月任交通部廣州區港務管理局局長。後任廣東省電業管理局局長、電業局黨委書記等職。1952年後調華南公路指揮部任運輸部副部長兼內河局局長等職。1959年春調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交通運輸部辦公室副主任。197210 17日逝世。

何潮(1900-1985),原名何振武,別名四九,曾用名何振、月潮,廣東南海人,1912年到香港當童工學西廚,隨後到香港至江門的「新南海號」當廚工,1921年加入海員工會,1922年在香港大酒店工作,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1925年參加省港大罷工。7月被派到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人宣傳速成班學習,結業後到佛山開展宣傳活動。10月加入中共,任香港海員工會宣傳幹事。1926年底省港罷工結朿,海員工會派何潮回香港恢復海員工會。1927年國民黨開始清黨,何潮回到廣州搞肅反工作。廣州起義期間,參與研究和部署廣州起義的計劃和行動。起義失敗後,佈置起義人員隱蔽撤退後,化裝轉移到香港。1928年到新會恢復黨組織。5月回香港工作,同月至1933年任香港洋務工會組織部部長、中共黨團書記。在英國“合生”輪船上當廚師,掩護秘密活動。1934-1936年任餘閒樂社組織部部長及中共香港上海線交通員。1936-1937年任中共香港市委委員、中共廣東東南特委委員等職。參加過統一戰線訓練班。1937-1939年在香港參加組織工人救亡運動。1939年冬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1940年進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參加延安整風運動。曾在中央研究院、馬列學院學習。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會後,跟隨部隊到太行山。1946年夏返回廣東,再返回香港,從事海員工會工作,任香港海員工會組織部部長。19482月至1949年,何潮任中共領導的粵中遊擊隊副官。中共建政後,1950-1951年何潮任廣州海員工會組織部部長,1951-1952年任廣東省總工會駐珠江工會辦事處副主任,1952-19545月任廣東省江門市省工聯粵中辦事處第二副主任,歷任中共佛山、肇慶地委委員,江門市副市長,中共江門市委常委、市委監察委員會書記等職,廣東省第一、二、三、四屆政協委員,江門第三、四、五屆政協副主席等職,1975年離休,1985年病逝。

鍾明(1919-2003)曾用名鍾子鳴,19198月出生,廣東惠陽(今深圳市)人。193611月加入中共。1927年至19386月在香港小學、香港油麻地官立學校、香港英皇書院學習。1935-1936年在香港自發組織青年進步團體晨鐘體育社、課餘社、新生社並任社長。19366月參加香港抗日救國會,任九龍區負責人之一,秘密組織香港學生救國會並任會長,參加香港各界救國聯合會任執行委員。1937年任中共香港學生支部書記。同年5月至193810月任中共香港市工委青年部部長、中共香港市委青年部部長。193810月至193911月任中共粵東南特委青年部部長、中共粵東南特委直屬九龍區區委書記。193911月獲選為中共七大候補代表,從廣東去延安。194012月到達延安。19411月至19422月入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學習。19422月至19454月參加中共中央高級黨校一部整風學習。19454月至6月出席中共七大。同年6月至19465月參加南下粵桂隊伍,隊伍走到隴海路邊時,日本宣佈投降,中共中央指示隊伍全部中途折回太行山區。根據中共決定,經上海秘密返回香港。1946年至1948年初任中共廣州地區特派員。19488月至194910月任中共香港分局城市工作委員會(亦稱港粵城工委)副書記,分管廣東內地城市工作,仍兼廣州市地下黨總特派員(市委書記)。
中共建政後,任中共廣東省廣州市委副書記,廣東省廣州市人民政府委員。1950年任中共廣東省廣州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1954年任廣東省廣州市副市長、市政府黨組副書記。1956年任中共廣東省廣州市委副書記。1959年廣州市副市長,下放廣州協同和機器廠,兼任廠黨委書記,後兼任中共廣東省廣州市芳村區委書記。文革中受衝擊。1970年任廣東省廣州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9當選為廣東省第五、第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0317在廣州逝世。第四、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共廣東省第四、五屆委員會委員,廣東省第七屆人大代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廣東省委代表團成員。

吳有恒(1913-1994),廣東恩平人。早年在家鄉私塾讀書。1928年到廣州廣雅中學讀初中,後轉到知用中學。讀書期間,接觸進步思想,逐漸信仰共產主義。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侵佔東三省,全國人民奮起抗日。吳有恒組織帶領知用中學學生上街遊行示威,受到軍警鎮壓。吳有恒被學校開除;他父親害怕兒子再鬧事,把他帶回恩平,要他在家成婚。吳有恒結婚後,到台山縣都斛東洲小學和本縣高園村依仁小學教書。後來,吳有恒離開家鄉,到廣州參加革命,參加廣州一二九學生運動,受到政府追捕。吳有恒避往香港。在香港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華南區總部工作,任總部幹事。19369月,在香港由薛尚實介紹加入中共,先後擔任中共香港地下黨支部書記、香港市工委書記、香港市委書記,廣州市委學生工委書記,粵東南特委組織部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地區特派員等職。期間,曾在香港《大眾日報》副刊擔任主編。為了宣傳動員全國人民奮起抗戰,他創作了章回小說《趙尚志抗日敵演義》,在《大眾日報》副刊連載發表。
19381012,日本軍在廣東惠陽縣大亞灣登陸。廣州淪陷,兼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的工作。吳有恒動員和組織香港工人70餘人,撈起國軍棄在深圳河裏的槍枝,組成一支香港工人的抗日武裝隊伍,由他帶到惠陽坪山,交給惠寶人民抗日遊擊總隊總隊長曾生。第四戰區司令部由余漢謀任命葉挺為東江遊擊指揮。該指揮部需要一支警衛武裝隊伍,葉挺到香港通過廖承志找到領導珠江三角洲和東江下游各縣工作的粵東南特委,由特委派組織部長吳有恆負責調動組織30餘人,組成一個武裝排,隨同葉挺於12月間開到深圳墟鴻興酒家建立起東江遊擊指揮部。其後,葉挺離開東江返回新四軍。吳到深圳結束指揮部工作。
193911月,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由於七大延期舉行,吳有恒分配到中共中央黨務研究室任研究員。1942年人中央黨校一部學習,並參加整風運動。19455月,吳有恒出席中共七大。會議結束,奉命負責組織抽調南下廣東工作的團級幹部90餘人,組成一個幹部連隊,由他擔任指導員,跟隨南下部隊進軍華南。當部隊到達河南洛陽,日本宣佈投降,部隊轉往東北。吳有恒等奉命離開部隊,各自化裝秘密回華南活動。他經上海,化裝秘密回到香港,向廣東區委報到。廣東區委召集幹部會議,由吳有恒傳達七大精神。
19465月,吳大恒被派到南路地區任中共廣東區委副特派員(同年9月改任特派員)。1937年任粵桂邊區部隊司令員。2月,調粵中區工作。他在粵中區放手發動群眾,大搞武裝鬥爭,從只有人數較少的武裝,逐步發展到有1.6萬餘人的武裝隊伍。19497月正式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粵中縱隊,吳有恒被任命為司令員。
中共建政後,吳有恒先後任中共粵中地委書記,中共粵西區黨委常委兼秘書長,中共廣州市委常委兼秘書長、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等職。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人大代表。1956年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1958年反地方主義時,被打成地方主義反黨集團頭目,撤職、降級、留黨察看處分,下放到廣州造紙廠當車間副主任。下放期間從事業餘文學創作活動,先後寫出長篇小說《山鄉風雲錄》、話劇《山鄉恩仇記》、粵劇  和影視《山鄉風雲》等。文革期間,吳有恒被囚禁在監獄。1982年當選為中共十二大代表,1983當選為廣東人大副主任。1985年離職休養。1994823因病在廣州逝世。

周小鼎(1915-1991),又名周國楨、周鍾庠,印刷工人, 19151月出生,江蘇高淳人。曾在香港中華書局印刷廠做臨時工,任香港印刷業工會宣傳部副部長,香港中華書局總罷工負責人。19387月在香港加入中共,任中共香港中華書局分廠總支書記、中華書局支部宣傳幹事、總支宣傳幹事、工會黨團幹事。193911月被選為中共七大代表,離開香港去延安。194012月到延安,先後入馬列學院和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 解放戰爭時期參加南下工作隊,任中共華中局城工部城市試點工作組組長。19475月到上海,任中共滬西民營紗廠委員會書記。194812月至19492月任上海市滬西區委員會副書記。19492-5月任中共上海浦東區委書記。中共建政立後,任中共上海提籃橋區委副書記。1952年後先後擔任輕工業部辦公廳副主任,輕工業部煙酒工業局副局長,瀋陽第三橡膠廠廠長,瀋陽市橡膠工業研究設計院院長、黨委書記。1956年歷任化學工業部橡膠工業管理局副局長,北京橡膠研究設計院院長、黨委書記,化學工業部第二局(軍工)副局長,中國橡膠工業公司副經理。文革中受衝擊。後任北京橡膠總廠革命委員會主任、黨委書記,化學工業部科技局副局長、科技研究總院副院長等職。1991年在北京逝世。
(完)

龍少爺
12.1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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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錦洲:《記吳有恒在香港、廣州等地的革命活動》,載:《廣州文史》第63輯,載: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63/200809/t20080916_8462.htm
[2] 李蓉著:《中共七大軼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5-16頁。
[3] 李蓉著:《中共七大軼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0頁。
[4] 李蓉著:《中共七大軼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0頁。
[5] 中共“七大”的台前幕后趣事》,載:http://news.xinhuanet.com/theory/2011-06/26/c_121585623_3.htm
[6] 李蓉著:《中共七大軼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7-38頁。
[7] 李蓉著:《中共七大軼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38頁。
[8] 何錦洲:《記吳有恆在香港、廣州等地的革命活動》,載《廣州文史》,第六十三輯;載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63/200809/t20080916_8462_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