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小英捐款者致謝啟事
陳玉英（小英）籌款更換義肢和城中村兒童溫習書屋經辦費籌款活動宣佈結束，總共籌得78,860元，並於7月23日交給小英。籌款活動得到各界友好支持，十分感激，並代小英向各捐款者致謝。
梁寶龍、石炳坤和阿班等
2019年7月31日
香港工人的故事
2019年7月31日 星期三
2019年7月30日 星期二
工會在罷工中的角色
現今全港各界人士在怒吼，但大罷工只聞其聲未其影，龍少也曾撰文介紹何謂罷工，今次是政治罷工，龍少現正整理資料稍後才能公開介紹，現先刊出何偉航的碼頭罷工經驗，談工會在工中角色。
工會在罷工中的角色
何偉航口述
梁寶龍撰文
2017年5月20日
本文是何偉航於2017年5月1日在《七十年代至今獨立工運的軌跡》講座的講話。
何偉航個人資料
何偉航Stanley
是中大畢業生，香港職工會聯盟組織幹事，2003年領導葵涌碼頭罷工。
發動罷工
今天我主要會講工會的兩種工作，一是如何令更多市民參與工運，二是罷工中工會做了些甚麼事！
我首先簡單地說一些與碼頭罷工有關的背境，香港貨櫃碼頭於九十年代初開始將一些工種外判，碼頭內有超過七成外判工人，如抓結、揸機（控制高大的吊機）等工種都有很多外判工人。公司聲稱使用外判工人的理由很簡單，就是為了節省資源，並指這是約定俗成的情況，可以使公司更有彈性地調動勞動力資源。在這樣的制度下，公司就可以將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號碼頭工作的工人互相調配，令到工人的工作時間不穏定。因此可能要連續工作長達廿四小時，如橋邊理貨員和抓結工人就是要留在碼頭工作廿四小時的。因為香港没有標準工時法例，令到這種惡劣的工作情況一直没有改變。
這種惡劣的工作情況持續了十多年，令到工人的憤怨積聚很深，到了2013年時，工會開始組織碼頭工人，在碼頭外圍向工人進行宣言，指出他們應有的合法權益是甚麼，可以採取的抗爭方法如何，解決問題的出路在那裏。
碼頭工人的基層組織是隊，分為多隊，工會就去聯絡這些隊的領頭人，說明工會計劃發起行動，現在要爭取他們的支持。
碼頭工人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去屯門三聖的海鮮酒家聚餐。某晚，我和工會幹事去三聖找碼頭工人，看見酒家內已有多桌的碼頭工人在聚餐，總共有七八十人之眾。我們立即進行宣傳，呼籲工人站出來，從工時入手打動他們。遊說說：你們工作了廿四小時尚要加班，這樣不只是對不起自己的身體，若因此挨病了，你如何向家中妻兒交代呢！結果，這樣就挑起了他們的怒火。
這時我們就抓住時機，帶領工人拉起橫額去中環抗議，有一次更在碼頭外面抗議，動員了四五十名外判工人出席。但李嘉誠不理會工人的訴求，加重了工人的怒火，如此工潮就發展成為罷工，眾志成城堅持了40天。
工會在罷工中的角色
罷工期間最重要的考慮要點是，如何維持工人的旺盛鬥爭意志，保持他們日常生活所需。罷工期間工人不用上班，休閒地不知如何渡日，工會藉機進行工會敎育工作，邀請學生和各界團體如左翼廿一等協助，向工人進行工會敎育，使工人明白現在正發生的事情，工會為何要如此做法呢！
談判過程很漫長，期間要不停與工人保持聯絡，了解工人需要，同時讓工人知道談判的情況。工會每隔五至六天召開一次會員大會，讓工人明白罷工不是李卓人或何偉航話事，而是由全部工人一起參與領導，會上講述最新形勢，讓工人知道自己有何種選擇。會員大會內發動工人參與討論，表達意見。
學生參與罷工，主要是協助做外圍的工作，到全港各區向市民宣傳。工會主要是做內部組織工作。在爭取市民支持宣傳的工作中，最經典的是，指出李嘉誠的王國壟斷了香港市民生活所需。工會對外宣傳說，今天李嘉誠不理會碼頭工人，明天也不會理會百佳工人，或電訊3的工人，甚至其旗下任何公司的工人。工人曾到百佳進行宣傳，令市民明白正生活在大財團壓迫下的現況。
有一次聲援者進入長實大廈內拉起横額抗議，逗留了半日才被驅趕出來，這些行動都能鼓舞工人，知道罷工是得到市民支持，特別是年青人，有同路人的感覺。這是很重要的，證明工人不是孤單作戰，有大家一齊上，一齊落的感覺。這種感覺是很難用言語來表達的，只有參與其中的人才能體會，領會其中的工會與工人共存亡的感情。罷工的動力，是工人相信工會最終會為工人爭取到權益
。
曾有一位工人直接向我說，下次罷工我都會參加的，我不知道今次站出來後，下次要等到幾時。
罷工初期無人能夠預計罷工的效果，工人的包袱很大，需要有很堅強的意志才能站出來罷工，如部份罷工工人尚要按月繳付樓房按揭，他們甘願借錢渡日也要罷工。與雨傘運動不同，雨傘運動是政治訴求，罷工是經濟鬥爭。工人以生命怍賭注，無工開就無飯食，全家無着落，工人必須克服這恐懼才能站出來。工會要令工人明白越多人站出來，大家的包袱就會減低，成功機會就大。在没有集體談判法下，工會要經常發動工潮，以增強工人團結意識。每次抗爭中，獨立工會都是弱勢的，但不要害怕，因為我們明白自己正在做甚麼。我們是站在工人立場這一面，不只參與經濟鬥爭，還有政治鬥爭。
現在年青人不認為自己是工人，對工運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他們自認是中產，覺得工作機會多，不會長期固定在一個工作崗位上工作。這種態度是不會解決社會問題的，我們要從工會敎育入手，多做工夫爭取年青人加入工會。還要向市民清楚說明，工會在做甚麼。工會要有表現給市民看，令市民對工會有信心。如市民到碼頭時，就能聯想起工會曾為我們爭取到甚麼東西。碼頭罷工令港人進一步明白到集體談判權的意義。
（完）
2019年7月16日 星期二
上海六三罷工的史實論證
上海六三罷工的史實論證
前言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各路人馬紛紛出書寫文章，不少談及工學關係，使用了工學同行和聯盟兩詞，龍少認為完全錯誤，因此詳細整理上海六三罷工的史料，以正視聽。
部份寫政治宣傳文章者愛引用歷史事件以加強宣傳效果，可惜引用的部份史實是完全錯誤的。他們一面指責中共官方杜撰歷史，而自已卻又是如此。在杜撰歷史上，徐承恩（1978-？）的《鬱躁的城邦》是表表者，龍少已公開發表文章指出其錯誤之處。
五四運動
1919年巴黎和會舉行期間，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得知北洋政府將會簽署和約，日本將順利接收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他立即召集學生領袖許德珩（1890-1990）等面談，希望他們有所行動，阻止簽約。[1]而五四運動史權威周策縱（1916-2007）的《五四運動史》没有使用這一重要史料，為何呢！因為他寫此書時是五十年代，而這史料七十年代才出現，他寫書時没有機會看過這史料，所以談不上使用。如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等著名學者的著作都有這情況。同樣在談論大革時左派人士都推崇伊羅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的《中國革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這書同樣有這情況出現，但這不表示這些著作已没有價值。龍少認為這些經典必看，但新舊史料不論好壞都要看，以獨立思考加以判斷，過份吹捧經典是迷信。
五四天安門遊行示威後，5月5日上海學生立行動起來，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接着全國各地都有學生聯合會。
5月7日上海的江蘇省教育協會舉行了一次國民大會，商談拒絶簽約一事，有兩萬餘人出席。5月9日上海商店罷賣日貨，提倡國貨。5月18日黃包車拒載日人，遊樂場拒絶日人進入。
5月19 日北京18間大專學校學召開會議，決定19日大罷課，以北京學生聯合會名義向各省省議會、教育會、商會、農會、工會，各學校、各工團、各報館發表罷課宣言，同時上書總統徐世昌（1855-1939），要求拒絶簽約。
5月26日上海學生舉行總罷課，5月27日許德珩和陳寶鍔（？）化粧南下上海，發動群眾運動要求拒絶簽約。
5月31日上海舉行追悼郭欽光烈士大會，約有十萬市民和學生出席，會上決定在學聯成立多個部，如勞工部專責與工人保持聯絡，但没有資料顯示勞工部有任何具體活動。又設調查部調查日貨，並提出成立全國生聯合會，至6月16日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至此學運中心由北京轉移到上海，全國學生都動員起來，各地發生不少警民衝突。[2]
6月3日北洋政府大捕學生，觸發全國各界起來支持學生。[3]同日上海學生代表何葆仁（1895-1978）、北京學生代表許德珩、黃日葵（1898-1930）、段鍚朋（1896-1948）和陳寶鍔等到上海縣商會要求支持，商會剛接到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1878-1965）的信，決定與該會聯絡合作，替學向北洋政府請願，可見商會加入行動主要是敎育界遊說的結果，不是學生。晚上學生四出到碼頭和各重要區域派傳單和演講。
有關「商會接江蘇省教育會黃炎培的信，決定與該會合作，」周策縱的書有使用這資料，而葉曙明（？）的《重返五四現場》則没有使用，不知為何。
至此部份文章指學生南下是發動工人罷工，完全是錯誤的，學生南下主要是找學生，其次是商人，没有找工人。而有關工學同行和聯盟下文會繼續闡述。
6月4日上海學生得知北京大拘捕學生消息，四出宣傳，要求商店罷市。
6月5日上海大罷市開始，商店門外貼出告示及懸掛旗幟，表明為營救學生而罷市。6月6日後進一步表明不除國賊不開市，市面秩序井然，全國各地紛紛響應舉行罷市。[4]店主本來不想罷市，店員在學生鼓動下主動收鋪。[5]所謂國賊是指親日的交通總長曹汝霖（1877-1966）、駐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和幣製局總裁陸宗輿（1876-1941）等3人
下午學生聯合會邀請工學商報四界集會，有1,473人出席。上海總商會會長虞洽卿（1867-1945）、黃炎培、江蘇省教育會理事蔣夢麟（1886-1964日）、教育家葉楚傖（1887- 1946），政論家張東蓀（1886-1973）和國民黨首領孫中山（1866-1925）的代表黃大偉（？）等出席。決定繼續罷市，組織工商報學聯合會，稱為全國各界聯合會。[6]這裏的工字是指工業界，不是工人組織。
六三罷工
上海工廠罷工於6月5日開始，早上11時30分曹家渡日資內外棉第三、四、五等廠全廠男女工五六千人舉行罷工，下午1時30分陸家灣日華紗廠，楊樹浦上海紗廠男女工相繼罷工，參加者約二萬餘人，尚有四五區的錦華、小煙絲廠等。[7]
是日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印刷廠也罷工，碼頭工人致函上海總商會聲言罷工3天，要求與總商會開聯席會議。滬寧、杭甬兩路工人罷工，要求釋放學生。[8]
6月6日罷工的有求新機器廠、銳利機器廠及浦東陸家嘴祥生鐵廠，南市華商電車公司等罷工，英美電車公司工人則響應華商電車工人，以請假來罷工，電車班次因而減少。海關造冊處印刷廠工人及職員也罷工，而英美煙廠工人則準備罷工，[9]有發展為同盟罷工趨勢。
求新機器廠工人罷工後到街上遊行，並自資在廠前街道建造鐵木牌樓，高6丈寬5丈，上題毋忘國恥4字，每字3尺，其頂部放置五色旗及順風機，上書有喚醒國民4字，隨風轉動。[10]
北洋政府繼續採取高壓手段，司法部訓令各地政府鎮壓罷工。[12]午後陸宗輿先被免職，下午上海華資銀行團致電北京要求將曹章陸3人免職，否則金融無法維持，如3人免職則可向商界遊說開市。6月10日天津商會致電北洋政府要求罷免3人，以謝國人，保護學生。[13]
6月7日罷工繼續擴大，滬寧、杭甬鐵路總機廠工人罷工，法商電車公司工人也罷工，部份電車停駛，英商別發印刷房全體工人罷工，日暉橋興發榮機器造船廠全廠工人罷工，北浙路信通織布廠工人罷工，而閘北絲廠工人為維持女工生計起見暫不罷工，而手工業工人則全部罷工，輪船水手宣佈罷工，要求釋放被捕學生。[14]
6月8日日商第三、四、五、七、八和九等廠受襲擊，建築物被破壞，第五廠有3人受傷，巡捕到場驅散群眾，第七和八廠受襲擊後，被迫於是晚至14日休息5天。同濟學校工廠工人罷工。軍警在南市包圍學校拘捕學生，結果引發更多罷工。全市銅鐵機器業公會開會決定於3日後罷工，聲援北京學生。[15]
6月9日浦東陸家嘴各工廠及江南造船廠全體工人罷工，招商局江新、江輪及甬班之新寧、紹新和北京等輪船因水手罷工而停駛、英商電車公司機器工人罷工、耶松公司老船廠、瑞熔機器造船廠、美商慎昌洋行、浦東美孚及亞細亞全部工人罷工，清潔工人也罷工。華界自來水工人因軍警在南市拘捕學生而罷工，有全市總罷工趨勢。據當時報章資料，至此罷工者有公共租界汽車司機，木匠、裝配工、機器工、造船工、石匠、電話接線生、磨工、印刷工人、馬夫、洗衣工、銅匠、技工、香煙廠工人、電車工人、水手和紡織工人等，約兩萬四千人，電燈公司醖釀罷工，[18]可能會没有電力供應，不罷工者也要停工。
南京下關碼頭工人拒卸日貨，廈門碼碩頭工人也拒卸日貨。[19]
是日曹汝霖提出辭職，傳說有軍閥率部向北京開進，銀行家警告北洋政府，如不能解決罷市問題，明天金融無法運作，政經局勢日益危急。晚上曹章陸3 人辭職被接納後，然後又被宣佈罷免。[20]6月9日後國務院接到天津傳來消息，指公用事業等十萬工人將於6月10日跟隨商界罷工。[21]
6月10日罷工到達高潮，滬寧杭甬鐵路工人及各輪船水手和海員全體罷工，海陸交通癱瘓。電話工人罷工，美商奇異電燈廠工人罷工、榮昌火柴第一、二廠、華昌盒片廠、浦東英商和平鐵廠、叉袋角大有榨油廠，日商鈴木洋行、美商茂生洋行、西餐廳、英商伊文思圖書公司等等工人罷工。[22]
6月12日下午，南北市機器銅鐵各廠、黃包車夫、工頭、扛頭和縴夫等在四明公所開會，約二千餘人出席，議決繼續罷工支持學生，與政府及日本無關的工廠自行決定是否繼續罷工。[23]
隨着暑假到來，學生離校運動走向結朿。流氓、盜匪和幫會也表示愛國。乞丐、小偷、妓女和歌女也罷工，郵差、消防和警察也計劃罷工。[24]
周策緃的《五四運動史》指上海當時没有聯合工會能有效領導罷工，故工人各自發動罷工，估計罷工的共有43個單位，內有7間紡織廠、7間金屬廠、18間公共事業公司（包括公共汽車、電話及電報等）、7間運輸及交通公司及其他等，總計約有一百間公司，約為卅五萬人。若以五萬人來計算，每人日薪0.584銀元，總共損失2,044萬銀元，而排斥日貨有助華商營商補償罷市損失。周策緃亦指當時上海有一百萬人，12%是工廠工人，即是十二萬人，[25]約是卅五萬罷工人數的三份一，這數值頗有問題，若加上手工業者和商員也未必有卅五萬人。
就罷工人數再看其他資料，工運人士鄧中夏（1894-1933）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估計有六至七萬人罷工，勞工學者陳達（？）的《中國勞工問題》估計有九萬人罷工，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估計有十萬人參加罷工。劉明逵編的《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狀況》第一卷第一冊，估計1920年上海的全部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男女工人約有卅萬人。法國學者謝諾（Jean Chesneaux，1922-2007）的《中國工人運動史（1919-1927）》Les syndicats chinois, 1919-1927，引當時出版的《新青年》資料，指上海總人口為一百五十餘萬人，男女工人為卅萬人，罷工人數無法確定
工學同行嗎！
有關五四的工學關係，當事人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指出：「當然，還另有一種浪漫的小資産階級的學生，或者可說是急進民主派的學生，他們却因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感覺到自己孤立，須要找一個共同奮鬥的同盟軍，這一同盟軍在他們的實際經驗中認爲就是新興的工人階級。真的『五四』運動中有一部份學生領袖，就是從這裏出發『往民間去』，跑到工人中去辦工人學校，去辦工會。這種小資産階級的學生，自然接近於無産階級，後來趨向於共産主義，以至於加入共産黨。」[26]他一點也没有說是工學同行或工學聯盟，只是說：到工人中辦學校，辦工會。且這是北京的事，與六三罷工無關。我們又要留意他說：小資産階級的學生變為無產階級的戰士，這也是他自己的寫照。所以奉勸各位自稱左的朋友，不要有意埋没這一事實，以高喊左口號來自瀆，要學習當年的小資産階級以行動來改變自己，進而改變社會。五四主將右派領袖傅斯年（1896-1950）當年也主張往民間去。[27]可以簡單地說，在中國歷史上左派利用右派開拓局面，奪取成果。
所謂工學同行或工學聯盟，龍少的字面理解是指工人和學生一起部署行動，綜合以上資料看不到工人和學生一起部署行動，而是工學各自部署行動，學生發動行動工人響應而已。學生鼓動店員罷工也不是工學同行或聯盟，因事前没有一起部署行動，或事後也没有一起計劃如何延續行動。到了鄧中夏到長辛店組織工人時，當時他的公開身分雖是學生，但他這次行動實質是準備組織共產黨，也不能稱為工學同行或聯盟。從運動中各界成立的工商報學聯合會成分可見，没有工人組織參與，證明學生從來没有計劃與工人一起行動，頂多只是鼓動工人支援而已，奉勸各左派評論家不要一看見罷工兩字出現就自我亢奮胡吹一番。
總罷工
據1924年《伍氏中華年鑑》第十四章評論，指「中國人之組織工會，乃與1919年之學生運動有密切的聯繫。當時愛國學生籲請工人總罷工，以反對中國代表團在巴黎簽訂凡爾賽和約，……當學生請各地工人代表舉行全國總罷工議提出時，工人代表未允簽字所提議的總罷工」。[28]
以上所說的總罷工未找到其他資料佐證，所以只能列出不作詳述。而「中國人之組織工會，乃與1919年之學生運動有密切的聯繫。」此話過於簡單和誇大，五四前工人已開始組織工會，且數量不少，詳情請參閱陳達《中國勞工問題》、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精裝本（一）（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理事會，1984增訂版）、劉明逵等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1998），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北京：中國工人，2016）等，不在此詳細闡述。
周策緃的《五四運動史》指上海當時没有聯合工會，故工人各自發動罷工，而中國工運研究所編《新編中國工人運動史》上卷指，上海復旦大學校工於5月19日發起組織中華工界救國聯合會，以統一領導工人進行救國活動，而中華工會、中華工界聯合會第一分會等都在運動中起了一定作用，[29]這書的資料没有其他資料來佐證，暫難深入論說。
結論
五四天安門示威前，5月2日山東工人自發在濟南北崗子舉行收回青島演說會，有三千人出席，會中群眾情緒激昂，會後和平離去。[30]示威後的5月7日，上海楊樹浦恒豐紗廠工人自發進行反日活動，在廠外貼出對聯，左為國恥紀念日，右為禁止日本人進廠，8日晚開全體工人大會，研究如何抵制日本，宣告自今日開始與日本人斷絶工商關係，廢除與日本洋行訂立的合約，並組織幹事會，委派代青與華商聯絡，銷毁廠內日貨，[31]即是佔領了工廠。而永久機器廠工人抵制日貨決定5月21日起罷工。[32]
北京工人繼學生示威後，於5月11日在彰儀門集會，有數萬人出席，會後推出5名代表前往總統府及國務院請願，要求就山東問題進行嚴重交涉。再由姚爵舟（？）代表全體工人通電全世界，聲言中國派出工人赴歐工作，有助協約國取得勝利，所以不能說中國没有戰功，要求在山東問題上得到全世界各國平等對待。[33]
從北京政府與上海銀行界來往的電文來看，北洋政府辭退3人主因是恐三罷持續令金融繼續動盪。而內務部警政司派駐上海的任士鏗（？）於1919年6月10日致電內政部，指「商務總會通告，以金融停滯，工界罷工，危險實甚。」[34]是唯一提及罷工影響力的電文，可以說罷工對北洋政府的決策影響不大，而各路軍閥支持學生亦是一個重要因素。
帝國主義者不想見到罷工，除了經濟因素外，亦恐如義和團的仇外事件再出現，影響自身經濟利益，要求北洋政府鎮壓罷工，[35]但絶大部份工人都是進行和理非非鬥爭，市面秩序良好，北洋政府没有理睬這些要求，亦没有藉口進行任何鎮壓行動。棉紗大王穆藕初（1876-1943）驚呼：「工界罷工最為危險」，要「竭力遏止」，另有資本家提出文明抵制和切勿動等口號。[36]從中外商人的反應來看，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活動都以自身的經濟角度來切入，所以階級鬥爭是必要的。
另一路南下學到廣州後曾召開4次群眾大會，有十餘萬人出席，三天後開始罷市和罷工，[37]廣州亦没有工學同行聯盟的記載。整個運動没有發動農民，而運動中華商乘機打擊日商，圖個人私利。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和《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完）
龍少爺
18.07.2019
[6] 葉曙明著：《重返五四現場》（香港：中華，2014），第306-307頁。周策縱著：《五四運動史》（北京：世界圖書，2016），第157-158頁。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5-87頁。蔡曉舟、楊景工著：〈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北京：人民大學，1991），第36-37頁。
[18]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85、101-105頁。蔡曉舟、楊景工著：〈五四運動各界之響應〉，載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二冊補編（北京：人民大學，1991），第29-30頁。
[22] 中央黨校黨史敎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北京：人民，1979），第110-112頁。彭明主編：《中國現代史資料選輯》第一冊（北京：人民大學，1987-1997），第150-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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