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5日 星期六

香港獨立工運的歷史與挑戰



香港獨立工運的歷史與挑戰
梁寶霖
(亞洲專訊資料硏究中心)
世界上有各種指數,尤其是與經濟投資環境有關的數據或分析,香港的恒生指數便是其中最受關注之一。外國的經濟自由(指投資者角度)指數,經常將香港及新加坡列為首位,皆因在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下,便利老板享有賺大錢的自由。與此同時,我們關心的人類發展指數或環境污染指數,并未獲得同樣重視。
對勞工界而言,最缺乏的是全球性的“工運指數”來驗證各地工運、勞工權益的成就。當然,大家可利用《國際勞工公約》的實施情况,《國際人權公約》有關勞工權益條款的執行,與及一些有關民生、社會數據來作比較及分析,但都並不全面。較流行的做法是引用勞動三權──即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及集體爭議權來做衡量標準,也是硏究工運人士喜歡引用的標準。本文將環繞這三項集體勞工權益在香港體現的情况加以整理及分析,從而探討香港獨立工運(特別是職工盟)的角色及任務。
團結權或結社自由,是《基本法》所訂下的,也是外國人經常問我們參加工會人數的百分比有多少。表面上而言,香港工人享有組織及參加工會的較大自由。7個人在同一公司或行業便可申請成立職工會。而且,手續十分簡單及快捷,並不像從前一樣要經過嚴格的內部審查。而且,不費一分一毫手續費。
根據職工會登記局的數字,至2009年底,香港加入工會的工人有73萬人,比上年度多了2萬多人。入會率為22.48%(上年度為21.51%),香港能有這個成績,在亞洲算是不錯(過去多年來,入會率能維持在20%之間,在亞洲可算是領前位置),尤其是不少國家的工會會員絕對數及其比例皆在下降之中。
以工會陣營來分,工聯佔總會員人數的48%350,252人),工團2.5%18,233人),職工盟佔16.4%119,868人),勞聯5%36,038人)。過去多年來,工團人數一路遞減,而各聯合會的人數則有所增加,特別是工聯會,已接近半壁江山,由十年前的40%增加到現在的48%*
*20年前相比,職工盟成立時有會員74,038人,工會21佔全體會員的15.8%,在絕對會員數方面,增長超過六成。但是工聯人數與20年前相比增長了近一倍。
工聯會與職工盟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不相伯仲,此點在多項民意調查中可以反映到的。一般工友是分不出來,有人戲言“爭權益,搵工盟,攞福利,去工聯”。連帶外文書刊,也將工盟、工聯弄錯,把李卓人當作“工聯”的秘書長。
還有參加工會的人數有水分,不少人是可以加入多過一個工會的,例如加入華員會外,還加入職系的工會或部門工會。
當年有人批評成立職工盟會搶薄工會人數,如今證明在良性競爭下,整體會員人數反而增加。香港工人或兩個工會都參加,因為會費不高。
香港職工會條例最壞的是,為成立工會聯合會設置多種限制,所以職工盟現在仍是社團註冊,不享有職工會登記下免刑事、民事責任。還有,對工會參加國際工會的限制。
集體談判權是職工盟的一大宿願,可惜至今還沒有着落。特區政府一開張,就將李卓人的“集體談判權”法例廢止,此乃一大歷史污點。回過頭來看,香港工會在此一役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政府及商界,在個別權益方面可以讓步,例如最低工資這一關,但對集體權益尤其是集體談判權則視為洪水猛獸,堅決抵抗。最近,四大商會重力反對廣東省集體協商草案可見一斑,何況是香港。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其一是中央層面,其二是廠房層面的談判。有人說勞工顧問委員會,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及各種諮詢機構,(如勞工處下9個行業的三方小組),皆屬中央層面的討價還價的地方。還有如今不少勞工領袖出任行政會、立法會、區議會、中央政策組等架構成員,與20年前相比,不知風光幾許。可是,這些架構除了立法會、勞顧會等有選舉機制之外,其餘皆為委任制,何來代表性?更何來實質談判?
至於廠房或公司一級的談判,真的絕無僅有,連經過多年傳頌的大東電報局模式也變得是明日黃花。相信所謂全港工人可享集體談判的有5%也只是一句虛話。
從工運數字來看,我們的弱勢也不少,例如,10年前平均每間工會有會員1,100人,但10年後的今年每間工會有會員950人。而且會員集中於公務員系統,在私人服務行業的比例則十分低**
**粗略統計,香港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業的組織率為12.6%(會員64,425人),建造業為8%29,689人),住宿及膳食服務業活動業為93%23,740人),金融及保險業為3.8%8,184人),地產活動業為6.1%7,125人)。而上述行業的就業人數,已佔全港打工仔一半以上。
現時海峽兩岸在修訂集體談判法規方面皆有所動作,而香港卻不為所動,我們要加把勁迫使政府重視這個問題。而不是用“協商會”“對話會”等形式來取代這一項十分重要權利。在制訂《基本法》的過程中,我們曾極力爭取“集體談判權”寫入居民權利一章內,但不獲接納。此乃憾事。
最後一項權利就是集體爭議權(俗稱罷工權)。這也是《基本法》所確認的。
《香港政府年報》說:香港是全球損失最少工作天地方之一,平均損失了0.36個工作天,並以此為榮。這是否真的顯示了“工業和平”呢?在勞資力量差距對比甚大下,兼且政府傾向於商界利益,此現象不難理解。
 相對來說,職工盟所介入的勞資紏紛,所採取手法被評為“激進”,甚至用社會運動方式來處理勞資紏紛(如大家樂事件、紥鐵工潮),并不獲既得利益者所接受。這個手法、策略,乃是“社會化勞工運動”一環***

總結及討論:
在努力以赴爭取“勞動三權”之餘,我們還要考慮:
一. 工會與政治──獨立工會如何處理?工黨及議席之爭?議會內/外抗爭如何結合?
二. 基層工作──斷層問題?如何使到會員更有向心力?
三. 與中國及世界的關係?
港商在亞洲做了很多壞榜樣,我們如何將本地抗爭連結成全球化運動?
***困難的是,在勞資糾紛/社會行動中取得成果,動員了群眾,但是能夠留下來的有多少?能夠忠誠加入工會的又有多少呢?以今次大家樂事件為例,最可惜的是不能成立大家樂工會,為長期戰鬥打開缺口。
還有,在輿論空間、集會結社、示威自由有所收緊形勢下,我們又將如何面對?
(完)

梁寶霖
(亞洲專訊資料硏究中心)
201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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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8日 星期六

提防香港養老保障的偷換概念



提防香港養老保障的偷換概念
香港社會保障學會
21.12.2013

(1)                       現時民間方案一致推行三方供款的全民劃一養老金方案,這是符合國際一貫做法,包括歐美的30多個國家的全民基本養老金或最低養老金制度,日本和韓國也是一樣。近年中國也推行城鄉劃一的基礎養老金,不用任何供款,只要年達60歲以上的長者;便可享用每月養老金。台灣地區也如是,除了保留傳統公務員、農民、敎師養老特別制度外,亦於2008年起實行國民年金制度,並有提議統合。事實連實施個人賬戶或強積金制度的智利、澳紐、瑞典等國也有最低養老金,全民共享。因此,香港實施三方供款,現收現付的全民養老制度是獲香港全民共識的。
(2)                       全民養老金每月金額訂在四千元也是無異議的,因為139月公布的政府貧窮線,單身是3600元和二人住戶是7700元。因此最低養老金必須高於貧窮線。四千元僅追及深圳的平均養老金額。與香港長者綜援金每月超過五千元,仍有一段距離。實施養老金後,仍保留長者綜援制度,是有好處的。
(3)                       問題出現在大多數方案採用勞資雙方平均分擔供款率這是不能接受的。2008年亞洲42個國家都設有非全民的養老保障制度,平均供款率僱主是11%,僱員則少於7%。相信在推動全覆蓋的全民養老制度,僱主供款在2013年己超過12%,假設未來30年全民養老金不調整維持每月四千元,要僱員平均分擔僱主的供款,僱員基層每年要多支付35千元(現時幣值),鄰近的深圳前年己有法規定企業供款13%。而中國的西部地區絶大多數要求企業供款20%。有什根理據香港僱主為三方供款的全民養老金制度只供23%,而不是68%呢?!
(4)                       相類似的問題是供款的基數應否設上限?有些國家確實設有上限。例如瑞典的供款上限是平均工資的8倍,加拿大是10倍,南韓是16倍。以香港平均工資的8倍計算是16萬,10倍是20萬,16倍是32萬。香港收入統計告訴全港僱員月入超過10萬是少就業人口的的1%,高於16萬的更少於0.5%。故此,供款不應設上限,使供款制度更是公平公道合理。
(5)                       全民養老金香港永久性居民人人共享每月四千元,不應設立審查制度。因為《基本法》第39條說明的《經濟、社會和文代權利國際公約》第9條: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包括社會保險。這是公民的權利。何况富有人士也會出現破產情况,而平時人人都有納稅,故也應獲全民養老金的保障。同時,精算粗算都論證全民養老金是可持續的,故不用設限資產或入息審查,像中國或西方國家的同樣做法,使計算簡單易明易執行。
(6)                      現民間共6個團體提出全民養老方案,大多有學者參與設計,理念各有不同;包括爭取全民退保聯席、公共事業聯盟、公民黨、香港社會保障學會、街坊工友服務處和工聯會等。故研究團隊有責任為這6個方案進行精算和粗算測試,論證其是否可行,這是科學研究的客要求,不能自行選出作部份測試。由於精算粗算準則一視同仁,自然能作出比較,有助設計較優良的全民養老金制度。
(7)                      由於三方供款的現收現付制度,是全民養老金的一致設計,帶有前期部份積累的作用,故愈早實施效果愈好;有助可持續和減少持久的供款率。故必須及早實行。學會認為研究團隊有責任指出全民養老金必須在梁振英行政官任期內推出實行,不應遲於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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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2日 星期日

香港長大的海員剌客──韋德

香港長大的海員剌客──韋德
民未清初的革命者面對前途不明朗會鋌而走險,以暗殺筆法寫下一個血紅色的“人”字。革命思想家師復曾全力走這條道路,民國成立後應是建設民主政制的階段,海員韋德也選擇走這條道路。
韋德(1900-1925)是廣東珠海前山鎮翠微村人,性好靜,寡言笑,智勇兼備,喜怒不形於色[1]。肄業於香港皇仁書院,後因家道中落,乃在“日本皇后輪”當侍應生。受孫中山(1866-1925)革命思想影響,深表欽佩和支持,遂加入國民黨外圍組織“聯義社”,從事革活動。袁世凱(1859-1916)意欲稱帝,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韋德在外洋輪船內組織“中華革命黨”分會及籌餉會,支持孫中山的行動,後轉“俄國皇后號”工作。1921年加入香港海員工會,參加香港海員大罷工。
1922年,陳炯明(1878-1933)叛變,洪兆麟(1876-1925)率兵圍攻總統府,韋德聞訊十分氣憤。聲稱“總理之於洪逆兆麟,猶父母之於子女,恩深義重,洪逆不思報本,反謀篡殺,此獠不殺,尚有天理耶!誓必除之以洩吾恨!”[2]
韋德在船上成立討陳籌餉會及旅行演說團,進行反陳炯明宣傳活動。韋德曾計劃到美國三藩市向華僑籌餉,由於該市保皇勢力阻撓未能成功。
1923年春,滇桂軍驅逐陳炯明出廣州,孫中山決定率兵北伐統一中國,韋德與聯義社成員劉達潮(1885-1974)、葉盈枝(?)、王頌平(?)等組織“民聲劇社”,從事宣傳活動與籌措軍餉,成績卓著,孫中山深表嘉許,特書現身說法橫幅加以勉勵。汪精衛書贈“同聲同氣”。韋德後轉太平洋輪船公司任翻譯。
民聲劇社源於1911年英資昌興公司“俄國皇后號”郵輪,有位新海員曾在“琳瑯幻影社”劇員,工友慫恿他敎大家唱歌以調劑船上枯燥生活。他組織海員拉雜成軍,排演白話諷剌喜劇《火燒馬棚》,以炊具當鑼鼓,以長袍貼上色紙當戲服,向旅客表演,獲得觀眾讚賞,稍後成立粵劇組。第二年在劉達潮的發動下,正式成立“民聲劇社”,既演粵劇又演話劇,同時建立健全組織,於是“澳洲皇后號”、“加拿大皇后號”、“亞洲皇后號”等都先後成立劇社。美資的總統號輪船海員起而效法,進而推廣到各遠洋輪船和沿海輪船,以樂社或劇團命名,如“餘閒樂社”、“工餘樂社”等。劇社演出後請旅客隨緣樂助,每次演出可收到100多元,收入除添置樂器、道具、戲服外,還用於訂閱書報,購置凉茶和中西藥物備用,以應海員和旅客急時之需。後來還用作海員的救濟金和帛金,為日後成立海員工會打下基礎[3]。著名粵劇藝人白玉堂(1900-1995)出身海員家庭,父兄都是海員,黃種美(?)由海員轉業為是粵劇演員。
1925年,韋德參加省港罷工,運送罷工工人返回廣州,並與其他幾位海員組成秘密工作小組,負責探聽陳炯明部動向的情報工作。冬,陳炯明部被國民革命軍擊垮後,陳炯明與洪兆麟逃到香港。其後陳炯明命洪兆麟乘船去上海,與孫傳芳(1885-1935)聯絡,計劃向廣州政府進行反撲。洪兆麟所乘搭的大來郵輪公司比亞士總統號,正是韋德所在工作的輪船,其行蹤為韋德的秘密小組知悉。
127晨,比亞士總統號駛到上海,韋德身穿侍應生制服將早餐送進洪兆麟的房艙,拔槍向洪兆麟連發3槍,1槍打中手臂,1 槍打中腿部,1槍打中鼻子,洪兆麟身旁的妻子立即抱緊韋德不放,高聲叫人救援,韋德為求脫身開槍射擊洪妻。洪妻乃轉告船長緝兇,韋德自知難以脫身只好吞槍自盡。船長扣留船上百餘名華人海員查詢。洪兆麟被送往上海“公濟醫院”(General Hospital今“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發現子彈留在頭部,經醫生搶救後,如果24小時內不發熱或者可以救治,禁止任何人探病[4]。最後洪兆麟因傷重不治離世。
韋德遺體隨比亞士總統號到達上海,因政治嫌疑無人認領,衞生局也不受理,屍體被擱留在碼頭多時。前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吳渭池(1884-1975)當時在上海經商,他曾與韋德在俄國皇后號共事,同是聯義社和海員工會中人。吳渭池與上海聯義社交涉不得要領,最後只好與上海員工會交涉,以死者乃屬海員,工會有責有權殮葬,爭取了工會接手辦理,將韋德遺體運回廣州[5]。是時正值五卅運動事態已平息。
韋德遺體由“麥堅尼號”運回廣州途中,於1215扺達香港,暫存“東華義莊”等候安排運回廣州[6]
192613,韋德靈柩從香港由廣九路運扺廣州,聯義社社員及海員工會會員在車站迎接[7]
據黃朗正撰述的《聯義社社史》一書記載:聯義社為了表彰韋德捨身為國的精神,派專員赴上海迎柩,在韋德故鄉前山鎮和廣州舉行隆重的追悼會[8]。這段資料與《吳渭池口述》、《華字日報》記載有很大出入,聯義社是否曾派員到上海迎柩,要有待進一步資料佐證。
韋德遺體歸葬在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旁,矗立“韋德烈士之墓”碑。當韋德移葬廣州,廣州當局捐出了5000元作殮葬費,有了殮葬費,廣州各有關團體爭着要求參與辦理,好不熱鬧[9]
事件發生後,香港有人在華人行9樓南唐酒家與茶香室等地派發印有韋德像的傳單,有兩人因持有此傳單被捕,控罪[10]
12月底,洪兆麟在上海舉喪,陳炯明前往弔唁,住在法租界,連日來國民黨右派分子紛紛前往拜會[11]。韋德槍殺洪兆麟只是死了一個小軍閥,對陳炯明等人並没有影響,反國民黨左派的活動仍在進行中,最終左派出局。韋德的行動有嗎!
洪兆麟生前為家鄉做過善事,如捐資修復湖南寧鄉縣城南門橋等,為鄉人所感激。洪兆麟死後,湖南寧鄉縣亦開了一個追悼會,挽聯甚多。其中有王堯卿(?)所作挽聯甚為別緻:
“粵東追悼韋德,楚南追悼先生,月旦論公平,誰是英雄誰是賊?”
“海豐謂之忠臣,閩城謂之奸寇,星辰遭浩劫,有人歡喜有人悲?”
洪兆麟(1876-1925),字湘臣,湖南寧鄉縣西涌山人。20歲投身廣東防軍永字營當兵,辛亥革命時受陳炯明策動,在惠州反正。1912年任廣東陸軍混成協團長兼惠州綏靖督辦。二次革命失敗後東渡日本。1914年回惠州策動倒廣東都督龍濟光(1867-1925),失敗後隻身逃往香港,被港英當局拘捕,經革命黨人營救獲釋,孫中山曾出力奔走營救。1916年奉鄧鏗(1886-1922)之命,再度回惠州策動倒龍,與惠州守軍激戰月餘。龍濟光倒台後,被委為惠州幫辦。1918年任援閩粵軍第五統統領,入閩後升任第四支隊司令兼汀漳鎮守使。19208月,回師廣東討伐桂系,攻下潮梅後兼潮梅善後處處長。1921年任第二師師長。19226月,參加陳炯明反孫行動。19234月,曹錕委任其為汕頭防務督辦。1924年任潮梅軍副總指揮,率部襲擊東路討賊軍,並參與圍攻廣州。19253月,廣州政府舉行第一次東征,洪兆麟部被擊敗退往閩邊,嗣復進佔潮汕。10月,廣州政府舉行第二次東征,洪兆麟部再被擊潰,隻身再逃往香港。1925129,乘輪船赴上海途中被海員韋德擊斃。1926109北洋政府追贈洪兆麟為陸軍上將軍銜。
19261月,中華全國總工會發表《中華全國總工會為追悼韋德敬告友》一文,認為韋德的行為“不足為訓”。指革命的方法是要喚起全國的工農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方法,徹底推翻資本制度,決不是暗殺就可以打倒。而且我們可以暗殺洪兆麟,他們也可以暗殺廖仲愷先生,所以暗殺實不足為訓的。

《中華全國總工會為追悼韋德敬告友》
“手剌民賊洪兆麟的韋德同志,現已運回廣州,各團開會追悼。中華全國總工會對於韋同志殺敵之勇氣及犠牲精神,謹致其敬意外,但尚有一些意見,謹告我一切親愛的工友。
本來一種社惡勢力之形成,是此社會制度之不良,政治組織之未善,而某一個分子却無足輕重。我們欲解除壓迫,只有根本推翻此種社會制度及政治組織,並不是打死一兩個民賊所能奏效,如資本主義社會為桎梏工農階級之社會,工農階級只有以其本階級之力量,用階級鬥爭的方法,徹底推翻資本制度,而非暗殺一二資本家就能成功,因暗殺一二資本家,而尚有百千資本家猶生在世上。
今日帝國主義與軍閥,確為使中國生出糾紛之大原因,帝國主義與軍閥亦為全國人民之死敵。但帝國主義係資本主義發達之結果,軍閥為封建勢力之存留,打倒倒帝國主義與軍閥亦斷非暗殺一二帝國主義者及軍閥即能根本解決。遠者不論,如袁世凱死後而有段祺瑞,段祺瑞倒後而有吳佩孚,吳佩孚倒後有張作霖,袁、段、吳、張皆代表舊封建勢力,暗殺一二個軍閥實在不能使革命達到成功。
洪兆麟是個軍閥,是個帝國主義走狗,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我們很知道他的罪惡真是死有餘辜。但是我們工人階級也要知道東江之肅清,係東江農民、省港罷工工人及革命的兵士聯合之力,並非韋烈士德個人殺死洪兆麟之力。我們革命的方法而是要喚起全國的民眾,以民眾組織的力量打倒他,決不是暗殺可以打倒他。並且我們可以暗殺洪兆麟,他們也可以暗殺廖仲愷先生,所以暗殺實不足為訓的。
所以韋同志那種反抗壓迫者的精神,那種犠牲奮鬥精神,是十分令人欽敬的,不過他的手段便錯誤了。不用說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革命,不是個人手槍炸彈便可了事,我們要喚起全工人階級的覺悟,要團結所有工人階級用團體的力量,取得政權。個人的英雄義俠暗殺等行為,只是使革命勢力越發渙散,於革命不但無益,而且要受很大的影響的。
總結一句,就是韋同志這種犠牲、勇敢、反抗的精神是很可取的,但是他的手段的確不對,我們不可不知。”[12]

最近香港出版了兩本新書也談及韋德的事,蘇萬興編著的《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引吳渭池口述將韋德的名字寫作“楊韋德”。而張瑞威著的《拆村:消逝的九龍村落》第124頁亦引用吳渭池口述,但寫作“韋德”。華南研究中心的《田野與文獻》第45期,第12-19頁,載的吳渭池口述、梁錫麟筆錄:《吳渭池傳略》,亦寫作“韋德”。
本人就以上問題詢問蘇萬興先生,蘇萬興先生回覆說:“拙作中所引用吳渭池口述資料時亦有注意到,但因為尊重筆錄者梁錫麟先生,並無更改」
(完)

龍少爺
07.01.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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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德墓圖片來自:




[1] 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傳》,第5卷,台北,1960,第35頁。
[2] 黃季陸主編:《革命人物傳》,第5卷,台北,1960,第35頁。
[3] 蘇萬興編著:《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123頁。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87-8頁。
[4] 《華字日報》,香港,1925129,第13頁;1210,第13頁。
[5] 蘇萬興編著:《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123頁。吳渭池口述、梁錫麟筆錄:《吳渭池傳略》,載:《田野與文獻》第45期,香港,華南研究中心,2006,第12-19頁。
[6] 《華字日報》,香港,19251217,第23頁。
[7] 《華字日報》,香港,192614
[8] 黃朗正撰述:《聯義社社史》,香港,義聲出版社,1971;香港中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9] 蘇萬興編著:《衙前圍──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123頁。吳渭池口述、梁錫麟筆錄:《吳渭池傳略》,載:《田野與文獻》第45期,香港,華南研究中心,2006,第12-19頁。
[10] 《華字日報星期特刊》,香港,192512月,第3張。
[11] 《華字日報》,香港,19251224
[12] 《中華全國總工會為追悼韋德敬告友》1926112,載:《中國工會歷史文獻》(1921.7-1927.7),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第163-164頁,原載:《工人之路》,第199期,廣州,1926112

2014年1月6日 星期一

參加秘密大營救的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



參加秘密大營救的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
大部份五六十年代的勞校敎職員都有一段反法西斯的經歷,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更曾被日軍拘押在監獄,在監獄爬出來時僅得半條人命。巢湘鈴有革命者打不死的精神,爭取到自由後仍繼續戰鬥,憑信心、恒心、毅力,寫好一個字。

巢湘鈴(1922-?),1922年在香港出生,1937年“領島女子中學”畢業,考獲教師執照[1]1940年以前已加入中共,由組織安排做情報工作[2]

領島女子中學創辦於19328月,創辦人是鄧志清(1910-?),宗旨是“以擴大民族教育,實施青年訓練”為目的。他們的信念和態度是:1.努力於僑民教育的實施;2.促進我國文化向上;3.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校址在堅島73號,分設高初兩級中學,並設完全小學暨幼稚園。女中學生為130餘人,女小學生為377人,校長馮聘述女士(1910-?)[3]。在領島女中優質辦學信念和態度下,將巢湘鈴培育為一個愛國者,能寫好一個字的中國人。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市區中隊成員文淑筠(?-1959)也是領鳥女中學生,亦是能寫好一個字的中國人。
馮聘述(1910-?)是廣東南海人,生於1910年,加拿大“漢密爾頓大學”(Hamilton College)畢業。是一位慈善為懷又樂於作育英才的教育界人事,於1956年捐一筆錢資助香港教區興學,香港教區因而將竹園學校的校名改為領島學校,以紀念她的善舉。1980年竹園領島學校遷往何文田,1997年易名為“天主教領島學校”。

1941128,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1225,港督楊慕琦Mark Aitchison Young1886-1974向日軍無條件投降。1229,日軍在半島酒店設立軍政廳,不久即成立總督府,實施法西斯軍政統治,宣佈戒嚴,閉房屋,拘捕港英軍政官員,發行軍票,對居民的生活日用品實行苛刻的配給制。又組織興亞機關,同時發出安民佈告,鼓吹所謂興亞保華大東亞共榮圈
中共指揮的惠寶人民抗日遊擊總隊隊已派出多支武工隊尾隨日軍潛入新界。
香港淪陷後,滯港的民主人士與文化人的處境十分危險,日軍派出大批特務,搜尋中共和國民黨幹部、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進步人士等,在香港各影院打出幻燈片,點名恭請京劇藝術家梅蘭芳(1894-1961)、導演蔡楚生(1906-1968)、導演司徒慧敏(191-1987)等到半島酒店會面誘捕。許多文化人為躲避日軍搜捕而東遷西藏,進行隱居和偽裝,弄得很狼狽。
中共致電香港八路軍負責人廖承志(1908-1983),指示要搶救國際友人和知名愛國民主人士,將他們帶離香港回後方,以免被日軍利用。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立即開會,研究佈置撤退工作,留下中共粵南省委書記梁廣(潘柱1916-1999)主持工作,下轄的幹部有潘靜安(潘柱,1908-1999)、黃施民(王玉宇,1921-?)、電話工會張振南(1916-1998)等,還有巢湘鈴、曾珍(1918-1993)、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負責人陳文漢(1911-1953)、海員吳渭池(1884-1975)等二、三十名黨員,全部單線聯繫,不准發生横向關係。其餘黨員全部撤退,組織撤離香港,退到東江游擊區。
中共在香港的組織除在新界的武工隊,和留在市區由梁廣領導的黨員,屬於南方局領導,另有屬社會部的華南情報局,由潘漢年指揮。
日軍佔領香港後,港九的糧食、燃油供應匱乏,日軍決定疏散一批港九居民到內地,中共正好利用這個機會,護送文化人士撤回國內。巢湘鈴授命掩護蔡楚生及其夫人陳曼雲(1906-?)撤離香港險境。
這場秘密營救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的壯舉,從19411225香港淪陷計起,到19421122鄒韜奮到達蘇北抗日根據地為止,歷時11個月。
先後救出的人士有:國民黨元老何香凝1878-1972、柳亞子1887-1958,文化人鄒韜奮1895-1944、茅盾1896-1981、梁漱溟1893-1988、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盟軍和國際友人有英國人20名、美空軍機師8名、印度人54名、丹麥人3名、俄國人1名、挪威人2名、菲律賓人1名,共89[4]。同時護送或提供安全路線、路過東江轉去大後方的國民黨軍政官員及其家屬有:國民黨駐香港代表海軍少將陳策1892-1949、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1896-1981的夫人上官賢德(?)、南京市長馬俊超1886-1977的夫人和妹妹,以及電影皇后胡蝶1808-1989等。
離港路線分為水路和陸路,大部人都走陸路,蔡楚生和何香凝、柳亞子等,因為走陸路去東江容易被人認出來,便通過中共掌握的香港大中華酒店,安排乘走私船隻,經長洲過伶仃洋到澳門,然後由澳門秘密聯絡站安排轉回內地。華南情報局擁有船隻,協助東江縱隊將何香凝等安全撤離,並將情報人員蔡楚生夫人陳曼雲等分兩批撤離香港[5]
香港淪陷後,巢湘鈴按照領導的指示,隱蔽在家裏,焦急地等候著上級的指令。一天,巢湘鈴的直接領導徐人傑(?)來到家裏,叫巢湘鈴到街上去了解一下,從筲箕灣至西環沿途日軍崗哨的佈置情況。事後,徐人傑交給巢湘鈴一項任務,要巢湘鈴隨時作好準備,協助情報員陳曼雲掩護導演蔡楚生撤出香港。徐人傑告訴巢湘鈴,蔡楚生的處境已十分危險。因為他在香港執導影劇3年,認識的人很多,日軍很容易得到他的相片,發現他的行蹤。因此,中共上決定,首先把蔡楚生護送到九龍,然後再轉移到內地。巢湘鈴的任務就是掩護蔡楚生安全地到達集中護送的地點[6]。到了起程時,原定計劃是走陸路離港,改為走水路撤出香港。

蔡楚生(1906-1965)走過的是一條現實主義、電影民族化的藝術創造道路。他編導的影片大都深刻地揭示了近代中國的社會矛盾,控訴社會、統治階級的腐敗。他導演的影片藝術特色鮮明,故事曲折動人,有頭有尾,人物性格刻劃細膩入微,內涵豐富,從多側面表現中華民族傳統的倫理道德。
蔡楚生祖籍廣東汕頭市潮陽區銅盂鎮集星村,在上海出生,讀過4年私塾,後以各種舊報紙作為課本,刻苦自學。1925年,在汕頭參加店員工會,組織進業白話劇社,擔任戲劇演出的編劇、導演、演員,並試寫文章和繪畫。1926年,和“進業白話劇社”的同人協助上海“華劇影片公司”在汕頭拍攝外景,初步嘗試編劇,與人合寫滑稽短片《呆運》。1929年到上海,當臨時演員、劇務、美工、宣傳、場記、置景、副導演、編劇,學習電影藝術的各門知識。1929年任助理導演和副導演。1931年正式擔任編劇、導演。先後創作《南國之春》和《粉紅色的夢》。這兩部作品反映出濃厚的感傷情調,脫離了當時的嚴酷現實。受到左翼電影工作者的批評。在此期間,蔡楚生與他人聯合編導了反映一二八抗日的故事影片《共赴國難》。1933年,蔡楚生參加“中國電影文化協會”,被選為執委,接著導演《都會的早晨》,標誌著他創作思想上的重大轉變。1934年,編導影片《漁光曲》。1937年後,蔡楚生由上海到香港,團結一部份粵語電影工作者,積極籌劃拍攝抗戰影片,連續編寫《血濺寶山城》和《遊擊進行曲》兩部粵語片劇本。後又編導表現上海人民在淪陷區進行不屈鬥爭的影片《孤島天堂》,和歌頌香港工人熱情支持抗戰的影片《前程萬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蔡楚生回上海。1947年編導《一江春水向東流》。同年冬去香港,參加了推進華南電影的改進工作。1949年到北平,出席“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共建政後,先後任文化部電影局藝術委員會主任和電影局副局長、“中國電影工作者聯誼會”和“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主席、“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等職,1956年加入中共,1958年,在“珠江電影製片廠編導《南海潮》。

《前程萬里》講述汽車司機老高因拒絕替奸商運輸資敵 軍火原料,與流氓發生衝突,被捕入獄。他的夥伴小張失業後迫於生活, 被神怪影片公司僱用,做了街頭活動廣告。老高獲釋後,制止小張蒙受屈辱的謀生行為。不久,他們又在街頭仗義拯救了不堪鴇母虐待、逃出火坑的妓女小鳳。小鳳是從東北逃亡到香港後,被迫墮入火坑的。老高和小張把她帶到自己的住處,從此3人相依為命,共同過著清苦的生活。後來小鳳考入一家歌舞團當演員。這個歌舞團打著國防歌舞的招牌,卻演出裸體豔舞之類的黃色節目。老高得知後極為憤慨,小鳳雖然也想不幹,但因簽了合同,無可奈何。這時,已經回內地參加抗戰的司機劉大哥因公來港,邀集昔日舊友同去內地參加戰時運輸工作。老高和小張也都報名參加。最後,他倆在眾司機的幫助下,大鬧那個黃色歌舞團,帶著小鳳一起搭車回內地抗戰。

陳曼雲(1906-?)廣東南海人,日本東京明治大學肄業,1926年加入中共,曾在上海、廣西等地中學任教,1931年曾被捕,1937年後在香港、廣州、上海、浙江等地任中共交通員、電台譯員、聯絡員。中共建政後,歷任華僑事務委員會聯絡處副處長、國外司副司長、辦公廳副主任,全國婦聯第二、三屆執委,丈夫是名導演蔡楚生(1906-1968)。

中共為了使這次行動更加安全穩妥,給巢湘鈴3人作了頗有戲劇性的安排,要他們作一些必要的化裝。徐人傑向巢湘鈴交代:“蔡楚生準備扮作一個失明老人,認作是你的舅父,陳曼雲是你的大家姐,你們這對外甥女,自幼因父母早喪,由舅父撫養長大。現在一家3口,因舅父失業,在港難以生存,就按照當局歸鄉運動的要求,一起被疏散回鄉。” 徐人傑強調說:“你們無論是遇到敵人盤查或不幸被捕,都要統一這個口徑。”要求巢湘鈴遇事要鎮定、機警、靈活,一切要聽從“大家姐” 陳曼雲的指揮[7]
巢湘鈴和蔡楚生夫婦早已熟悉,並曾經住在一起。在日軍進攻香港時,他們3人曾一起躲在跑馬地黃泥涌的防空洞裏。所以巢湘鈴在接受任務時,沒有感到意外,不僅覺得是組織上對自己的信任,也是自己為同志為朋友應盡的責任。巢湘鈴根據平時對蔡楚生夫婦2人的了解,對將要扮演的“外甥女”可能遇到的情況,作了多種設想和思想準備,就像一名演員在後台全神進入角色準備登場一樣[8]
巢湘鈴接受任務沒幾天的一個早晨,陳曼雲就帶巢湘鈴去接蔡楚生。香港淪陷後,蔡楚生經過幾次搬屋,正隱居在筲箕灣小巷一間已停業的藤店裏。巢湘鈴3人各自按照裝扮的身份相見,巢湘鈴親切地叫了蔡楚生一聲“舅父”,蔡楚生親昵地回應巢湘鈴一聲“阿鈴”,彼此會心而默契。巢湘鈴把街上日軍崗哨的情況向蔡楚生作了介紹之後,巢湘鈴3 人就像一家兩輩似的,在陳曼雲的帶領下匆匆上路[9]
雖然天色尚早,但街上往來的行人已很多,大多是拖男帶女向外疏散的難民,彼此極少言語,顯得格外的沉寂。3人也混進人流中,按預定路線默默地向前走去。
蔡楚生身穿藍灰色長衫,頭戴一頂灰色舊氊帽,鼻樑上架著一副陳舊的太陽鏡,臉帶憂鬱,步伐龍鍾,像一位有眼疾的老頭子。蔡楚生一手拿著個包袱,一手扶著巢湘鈴的肩頭,裝成走路都不穩的樣子,隨巢湘鈴而行。在蔡楚生這種神情的感染下,巢湘鈴手挽著一個藤箱,怯生生地依偎在蔡楚生身邊,好像生怕他會摔倒一樣。陳曼雲走在巢湘鈴、蔡楚生前面,相互間保持一定距離,以便觀察崗哨和周圍的動靜,前後照應,或處理遇到熟人等意外情況[10]
巢湘鈴3人每到一個崗哨,都要停下來接受檢查和盤問。崗哨日軍十分蠻橫,稍不合意,就毒打、罰站,甚至脫光衣服跪在地上示眾。此情此景,巢湘鈴看在眼裏,恨在心裏,還要裝做順民,忍氣吞聲地給這群野獸鞠躬行禮。為掩護蔡楚生安全地通過崗哨檢查,3人一般都不單獨地經過崗哨,而是有意地夾在難民群中,或由陳曼雲首先上前應付盤查,用日語與日軍傾談,以分散日軍對蔡楚生的注意,巢湘鈴就趁機挽著扮失明的蔡楚生從旁混過去。一些偽警員看到陳曼雲懂日語,也不敢刁難[11]
很幸運,巢湘鈴3人就這樣通過一個又一個崗哨,始終未被日軍看出破綻,把蔡楚生安全地護送到目的地──中環三角碼頭附近的大中華酒店[12]。三角碼頭位於現在上環消防局附近。
雖然巢湘鈴把蔡楚生送到了指定的碼頭,但對楚生是否能夠安全地撤出香港還是有些擔心。後來,巢湘鈴得悉蔡楚生在乘船經長洲安全到達澳門,然後經台山、梧州到達了桂林。這時,巢湘鈴記掛這件事情的心才放了下來[13]
送走蔡楚生後,中共安排巢湘鈴潛伏在長洲做情報分析工作。一段時間後,巢湘鈴被日軍拘捕,日軍找不到確實證據,沒有處決巢湘鈴。後來,巢湘鈴得到人擔保,僅得半條人命爬出監獄。
據和仁廉夫著,張宏艷譯的《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一書資料,1943年日軍在長洲設置了香港憲兵隊長長洲分遣隊,駐守在“中華便以利會長洲堂”,設有監獄[14],巢湘鈴應該被監禁在這裏。
1945年香港重光,學位不足,兒童失學問題嚴重。1946年,23間工會聯合組織成立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後改名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開辦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勞教會秘書找巢湘鈴出任“紅磡勞工子弟學校” (簡稱紅磡勞校)校長一職,對她說:“喂,妳…妳長期在香港,妳去!”他的意思是,巢湘鈴是香港人,找老師就方便得多。紅磡勞校新開辦,巢湘鈴不知如何當校長,勞教會聘請一名專業教導主任幫她。9月開課後,巢湘鈴兼敎1堂四年級地理。要出任校長,巢湘鈴便到敎育署考校長牌。教育官尹耀星(?)說:“妳做校長,這次不可以。你是否接受過師範敎育。”巢湘鈴回答說:“曾在順德師範進修。” 教育官没有再考什麼東西,因為巢湘鈴已有教師證,順利通過考核,可以到紅磡勞校做校長,任期由19471950年。晚年在深圳生活。
紅磡勞工子弟學校是於1948年開辦,勞敎會屬下12所勞校之一,是頂一間私校的盤,地址在紅磡寶其利街52-53號二、三樓,有14個課室,後再在房邊租了數層新樓,擴充到相連6層,全是新石屎樓宇。紅磡勞校校舍現已拆重建。
19496月,敎育司通知勞敎會,指砵蘭街、深水埗、紅磡寶其利街、紅磡炮台街97-99號、灣仔道、筲箕彎、西營盤、駱克道、莊士敦道、軒尼詩道、怡和街勞校等11間勞校校舍不適合辦學,吊銷執照。另在紅磡設立的“九龍船塢紀念小學可收容砵蘭街、深水埗、紅磡寶其利街、紅磡炮台街97-99號的勞校學生,灣仔軒尼詩道設立的“軒尼詩道官立小學”,收容灣仔道、筲箕彎、西營盤、駱克道、莊士敦道、軒尼詩道、怡和街勞校學生[15]。在勞教發動全港市民爭取下,紅磡校以續辦下來。
1950413下午8時,旺角、紅磡、摩托車等勞校家長舉行集會,出席家長700餘人,首先由主席報告,指出旺角勞校校舍原向敎育師借用,現獲悉業主將會在本學期完畢後收回校舍,可能會進行改建,而旺角勞校500餘名學生下學期的校舍將會發生問題,希望各家長共同設法解決。繼由學生家長登台發言,十分踴躍,有家長認為必須設法籌建自己的學校,全體家長熱烈通過,推舉梁培、陳仕源、李秀生3人為家長代表,日內訪問勞敎會負責人及管策委會主席何明華(1895-1975),詳細商談定出具體辦法,迅速開展建校工作[16]
同年巢湘鈴北上國內。
1951128淩晨4,港英派出大批警員會同英軍分路出動,搜查紅磡勞校,同時被查的有:九龍運動場道香島正校、窩打老道香島分校、荔枝角道船塢碼頭做木工會、沙田鄭屋、蔡山住宅,土瓜灣貴州街香港火柴廠辦事處、灣仔巴喇沙舞廳等。100名警員包圍紅磡勞校,破門而入,搜查了3個小時,一無所獲,没有說明原因,以手扣帶走敎職員等6人到九龍城警署扣留,數小時後始釋放[17]。是次行動是針對軍火的,在搜查香島正校時還出動了地雷探測器,但一無所獲。當時港英又將一批親共人士遞出境,巢湘鈴則己在國內,再没有回港,回歸後始重臨香港。
1967年反英抗暴期間,於713晚上,警方在寶其利街外圍佈防後,400餘名防暴隊包圍九龍船塢勞工聯合會,及毗鄰的紅磡勞校。凌晨2時許,防暴隊強行進入紅磡勞校,接著由勞校進入工會,並發射連串催淚彈及實彈以配合進攻。在紅磡勞校與工會連接的小木橋上,防暴隊擊斃九塢勞聯書記何楓(?-1967)。警方攻佔工會,共拘捕勞校和工會人士81人,後來正式被提控的有25人,紅磡勞校王老師(女)被判處12個月刑期[18]

王老師曾參加“抗日先鋒隊”到處積極宣傳抗日,畢業後做過銀行職員亦當過會計,四十年代為了逃避戰亂南下香港,激於資本家對低下層高度嚴重剝削的義憤,更敬重產業工人階級,所以毅然先後在女青年會夜校及工人夜校擔任教師,且工作一直十分投入。由此可知,當年青年知識分子的激進情懷。

196710月,紅磡勞校與中華中學、漢華中學、福建中學、培僑中學、香島中學、新僑中學、育羣中學、信修中學、民權中學、南中中學、中業中學、中業專科夜校、香港美專、香島夜中學、重生夜中學、漢華夜中學、信修夜中學、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摩托勞校、電車勞校、筲箕灣勞校、旺角工人夜校、深水埗工人夜校、五金工人夜校、土瓜灣工人夜校、筲箕灣工人夜校、海陸豐公學、大同學校、新中學校、衛文學校、用明學校、培僑校友會學校等33間學校表聲明,爲擁護中國外交部對英照會,聲討港英[19]
紅磡勞工子弟學校於1979年停辦。

紅磡勞工子弟學校歷任校長:
巢湘鈴,任期1947-1950
余寄撫,任期1950-1961
郭李琳,任期1961-1971
黃錦衡,任期1977-1979

整理本文期間得到周奕提供資料,特此致謝。
本文圖片來自網上,不逐一列明。
(完)

龍少爺
06.04.2012.0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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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訪談:巢湘鈴,1947-1950年紅磡勞工子弟學校校長》,載:http://www0.hku.hk/sociodep/oralhistory/2/2.2.3.2.html
[2]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3] 王齊樂著:《香港中文敎育通發展史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第316頁。齡記網站,http://www.lingkee.com/chist/html/chiculture/hk/ddsy/1932/1932_ldnz.htm
[4] 黃作梅:《東江縱隊救國際友人統計》,載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編輯組:《永誌難忘的一頁》,香港,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遊擊戰士聯誼會編輯組,2004,第90頁。
[5] 尹騏:《潘漢年傳》,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6,第208-210頁。
[6]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7]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8]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9]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10]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11]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12]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13] 巢湘玲:《送“舅舅”》,載:http://blog.sina.com.cn/s/blog_7cbc883e0100q5fa.html
[14] 和仁廉夫著,張宏艷譯:《歲月無聲──一個日本人追尋香港日佔史迹》,香港,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2013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第218-223頁。
[15] 《各區勞工子弟學校8月吊銷執照》,載: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563頁,《華僑日報》,1949610。《港新聞處發表聲明解釋接收勞校意見》,載: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568-569頁,《文匯報》,1949617
[16] 《星島日報》,1950414
[17] 《大公報》,1951129
[19] 《大公報》,香港,1967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