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動後的盲人工潮
「看不到」的六七遺響
郭文德
2017年6月6日
本文原載於2017年5月29日《香港01》周報第62期B12版，網址：https://www.hk01.com/%E6%AD%B7%E5%8F%B2/95787/-%E5%85%AD%E4%B8%83%E6%9A%B4%E5%8B%95-%E6%9A%B4%E5%8B%95%E5%BE%8C%E7%9A%84%E7%9B%B2%E4%BA%BA%E5%B7%A5%E6%BD%AE-%E7%9C%8B%E4%B8%8D%E5%88%B0-%E7%9A%84%E5%85%AD%E4%B8%83%E9%81%BA%E9%9F%BF。
本年為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各家傳媒熱衷報道暴動的成因與經過，但它帶來的影響其實更值得我們注意，其中之一就是左派勢力衰退、獨立工運崛起，而發生於六七十年代之交的盲人工潮，即為這個過程中最常被人遺忘的一個重要環節。
最近兩個月，我們聽到了許多關於盲人的「好消息」，像是香港本土繁殖及培訓的導盲犬正式投入服務、盲人輔導會引進「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技術作為視力訓練、台灣完成亞洲首例人工電子眼植入手術、西班牙有盲人玩家勝出電競比賽等等。但是，這些內容或多或少都是在強調盲人如何克服「盲」的弱點，嚴格來說，並沒有真正將他們與正常人等同起來，更加遑論看到這些盲人對社會作出的貢獻，而在香港這樣一個明顯例子，就是盲人工潮。
盲人工潮發生於六七十年代之交，此事近年已經鮮為人言及，但它在當時的影響絕對不低。在1971年底，香港《工人周報》便將它與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1915-1988）卸任、北京加入聯合國、第二次香港節等大事並列為「工人特選十大新聞」，認為其影響「造成學生與工人的關係，比以前密切，使學生對香港工廠、香港工人的現實情況加以注意……使香港工人開始注意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事件甚至曾經鬧上英國國會，由後來的蘇格蘭工黨領袖席拉斯（Jim Sillars，1856-1937）出面責問港府要如何回應和改善盲人工友福利。
暴動後一年 盲人揭工潮
說起盲人工潮，就算當年的參加者可能也只會聯想到1971年10月舊天星碼頭靜坐抗議，但其實整個事件的源頭，卻於更早的三年前已見端倪。無論是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香港盲人輔導會糾紛」卷宗（編號：HKRS457-1-7-1至HKRS457-1-7-3），抑或浸會大學杜葉錫恩特藏檔案的「香港盲人輔導會與失明工人工潮」文件（編號：17-5），兩者年限皆以1968年為始。事緣當年10月14日土瓜灣木廠街盲人輔導會工廠發生罷工，一批盲人不滿廠方大幅減薪及將15名工人停工，於是集結在工廠的門前拒絕上班；他們派出7名代表向輔導會爭取保證每月發160元底薪，並且要求社會福利署在此段期間予以緊急救濟。事件由啟播不足一年的無綫電視向全香港報道，引起廣大回響。
由於港人對去年發生的反英抗暴鬥爭猶有餘悸，故此輿論焦點起初都是落在「左仔」的角色之上。在首輪盲人工潮前後，不時可以看到有人胸掛「毛頭章」、手持《毛語錄》遊走其間，加上一些盲人代表曾經破壞工廠櫥窗，以及表示不會拒絕左派機構資助，導致社會上出現質疑這是「港共分子」乘機再度搗亂的聲音。另外根據港英政府檔案，官員內部召開臨時會議，首要討論事項居然也是如何應對親共報章狠批、避免影響管治威信。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當時尚未完全走出六七暴動陰影，所以政府與市民面對這一類群眾運動，表現依然好比驚弓之鳥，深怕會重現一年前的亂局。
然而，失明工人很快便證明自己的罷工並非暴動死灰復燃，畢竟他們受到客觀條件限制，未能進行什麼過激行為。與之相對，盲人輔導會管理層的解釋則令人乍舌──原來會方認為自己並不是慈善救濟機構，宗旨僅在訓練失明人士學懂就業技能，因此，儘管「工廠」是以商業形式運作，盲人工作所得仍然屬於非「薪金」的「津貼」，而在訂單持續減少、政府資助不足的環境下，輔導會沒有可能答應工人的要求。隨着公眾以至政府轉向同情盲人，面對第三方壓力的輔導會不得不撤銷減薪決定，並且設立勞資協商會議，但對工人底薪、工廠定位等問題卻始終堅持強硬立場，這就埋下了後來工潮再度爆發的伏線。
七一再罷工 各方來支援
及後兩年，盲人工廠又斷斷續續發生了幾宗零星勞資糾紛，例如1969年9月有一位工人被強迫停工引來全廠不滿、1969年10月工廠工人向英國皇家聯邦盲人協會投訴收入微薄、1970年4月盲人代表向輔導會爭取加薪兩成至兩成半等等，但都未有引起公眾充分關注。直到1971年4月，失明工人因應物價上漲幅度，再次要求加薪兩成以及准許假期照常工作，可是商談半年以後仍遭拒絕，其間廠方企圖透過「介紹」工人出外工作、邀請外國專家呼籲盲人停止行動、重組工廠為「訓練中心」、強令工人「自行離職」等手段遏止工潮，甚至不惜設計欺騙失明工人在一張他們無法閱讀的油印文告上打指模。
對廠方深表不滿的盲人首先於9月15日及10月2日往港督府請願，到10月5日正式舉行罷工，事件吸引了公教職工青年會、失明人聯誼會、專上學生聯會、天主教「勞工輔導組」和保衛釣魚台聯合陣線「反貧窮運動」委員會等機構成員參與，它們成立支援小組協助進行籌款、印發傳單、寫抗議書及攙扶工友前去示威等工作。不過，盲人輔導會和政府部門這次並未像三年前那樣簡單屈服，縱使失明工人先後於盲人工廠、社會福利署、民政司署、勞工處及行政、立法兩局議員辦事處前靜坐示威多天，會方與港府都不肯作出正面回應，導致事件局勢變得愈發緊張。
1971年盲人工潮成功招徠各方支援的原因有幾個：一是六七暴動以後「恐左懼共」的後遺症慢慢消退，群眾運動不再會給輿論輕易打成「左仔」加以批評；二是本地學生團體、宗教組織發展漸趨成熟，並且開始積極介入各種社會行動；三是盲人輔導會主席沙利士（Arnaldo de Oliveira Sales，1920-？）剛好又是市政局康樂與市容委員會的主席，而該委員會先前否決了7月7日於維多利亞公園的保衛釣魚台示威申請，結果釀成警方使用武力驅散示威市民，沙氏自此便成為了反殖主義者的重點攻擊對象，工潮期間還有人高呼：「哪裏有沙利士這類人，哪裏就有麻煩」，可見對沙氏個人的不滿亦有相當影響。
碼頭邊靜坐 示威見成效
在盲人工潮陷入白熱化之際，突然傳來了英國安妮公主即將於同年的10月26日訪港的消息，並有流言說安妮公主（Anne Elizabeth Alice Louise，1950-？）預定會在中環天星碼頭上岸。一些學生領袖認為擴大事態可以引起更多公眾關注，故此發動盲人前往天星碼頭靜坐示威。個別人士對此決定不以為然，例如當年擔任失明工人顧問的「勞工輔導組」成員黃強生（？），便批評學生領袖「為達到目的而不理會其過程……獨行獨斷，並不重視先與盲人商量才行事」，盲人代表之一的朱柏強（？）也認為「學生最明顯的一點特徵，就是對任何人都不信任……作風近於急進，故有不知如何『埋尾』之弊」。
儘管如此，盲人與學生們選擇在碼頭邊靜坐確實讓事情出現了轉機，在短短48小時之內，盲人輔導會於政府部門催迫下重新與失明工人展開談判。去到該年年底，失明工人終於成功爭取對方答應4項要求──全體工人加薪兩成、開除欺壓工人的管理層、禁止工廠改為訓練中心、容許罷工工人正常復工，而沙利士本人在翌年2月亦從盲人輔導會離職。前香港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邁樂文（Norman Miners，？）於《香港的政府與政治》（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Hong Kong）一書裏形容這是香港過去和平示威「最有成效的行動」，到2013年葵青貨櫃碼頭工潮與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亦有一些評論者引述盲人工潮作為可資仿效的事例。
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時候回顧這場盲人工潮，足以提醒我們：香港社會經歷了六六、六七兩場暴動以後，本地的工運開始擺脫左、右派主導的局面，走向政治中立以及爭取純粹的勞工權益，而1968年盲人工潮起初曾被懷疑為左派再次鬧事，正好說明了是這群「看不到」的人，敢於挑戰社會對「左仔」的反感，打響了本地獨立工運的先聲。可是，翻看香港工運史的相關論述，帶動獨立工運的榮冠往往被授予七十年代的公務員團體，幾乎完全「看不到」盲人工潮的身影……這種情況不禁叫人想問：在討論香港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時，我們是否不自覺地選擇「看不到」少數殘疾人士的貢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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