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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由香港中國 |
苦力與乙未廣州起義
1895年（農曆乙未年）香港剛經歷完鼠疫。2月，日軍挾甲午海戰餘威，攻陷威海衛，清政府派李鴻章（1823-1901）赴日議和。孫中山（1866-1925）已立志推翻清政府。
美國檀香山及日本橫濱興中會會員：鄧蔭南（1846-1923）、宋居仁（1854-1931）、何漢（？）、侯艾泉（？-1895）、李杞（？-1895）、夏百子（？）及陳青（？）等，亦分別來港參加行動。這批人到港後，由黃詠商出資，租中環威靈頓街15號全座作為大本營[6]。侯艾泉、李杞兩人是檀香山僑工。
孫中山偕鄭士良、陸皓東、鄧蔭南等北上廣州，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從秘密和公開管道進行起義籌備工作。首先成立興中會廣州分會，機關設在廣州雙門底王氏書舍（今北京路青年文化宫）。王氐書舍又稱王家祠、雲岡別墅。
為了便於容納往來同志及貯藏秘密文件和武器，孫中山又在廣州東門外（中山路附近）鹹蝦欄張公館、雙門底聖教書樓後禮拜堂增設分機關。鹹蝦欄張公館由陸皓東駐守，聯絡各方同志，製造炸藥。
此外又在廣州珠江南岸立小機關數十處。在洲頭咀設立炸彈製造所，由美國化學師奇列（？）負責；建立炸彈隊，由陳青（？）負責；又購置小火輪作為運輸工具。
謝纘泰在香港英文報刊進行宣傳活動，爭取到《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又名《中國郵報》）編輯黎德（Thomas H. Reid，？）與《士蔑西報》（The Hong Kong Telegraph）記者鄧勤（Chesney Duncan，？）支持興中會。黎德答應爭取英國政和人民支持起義。何啟雖然不是興中會會員，却擔任孫中山、楊衢雲的幕後軍師，在報刊發表《新政論議》，宣傳革新中國主張，間接為起義製造輿論[9]。
籌集經費方面：陸皓東更變賣家中田地房產籌款作革命經費。黃詠商將蘇杭街洋樓1棟放盤，賣到8000元，全數捐出作軍費。鄧蔭南變賣自已在夏夷的財產，得到1萬數千元，回國追隨孫中山，余育之亦捐出1萬數千元[10]，檀香山華僑亦有捐款，孫中山其兄孫眉（1854-1915）亦捐資不少[11]。
4月，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其中主要內容是：中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全島和澎湖列島給日本；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両；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為商埠，日本在通商口岸設領事官；允許日本在通商口岸設立工廠和輸入機器。這個條約嚴重地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因此，救亡圖存的運動在中國掀起了高潮。5月，康有為聯合各省應試舉人1300餘人，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書”運動，反對清政府同日本議和，主張遷都抗戰、請求變法，以圖中國自強。
8月，中國發生多宗敎案，福建古田縣發生“古田敎案”， 殺死英國傳教士11人，傷5人，焚燒房屋兩幢。顯示百姓與清政府的矛盾已激化成劍拔弩張之勢。歐美國家就此責難清政府。
杏花樓位於上環水坑口（Possession
Street）附近，於1846開業。
9月，改革派的譚嗣同（1865-1898）等紛紛組織學會，全國各地學會林立，孫中山藉機在廣州組織“農學會”，以研討農桑新種植方法為號召，公開籌募經費，作為起義軍餉。邀得廣東著名官紳支持，迅得發展了數百人入會。農學會設在王氐書舍，掩飾興中會的活動[13]。
孫中山命清海軍鎮濤艦管帶程奎光（？-1895）負責聯絡海軍（水師）官兵；鄭士良聯絡廣州、花縣、英德、清遠等地會黨；李杞、侯艾泉聯絡香山、順德等縣綠林策應；聯絡廣州一帶的退役清兵（遊勇）、防營，潮、惠等地的會黨。
朱貴全是會黨中人，他要招募兵勇，當然使用他的會黨網絡。但是，早在是年3月14日 ，港英下令散仔館注冊，引致工人罷工。罷工結束後，散仔館東主到潔淨局（後稱市政局）辦理注冊[16]。港英一向密切注意三合會的活動。罷工後更計劃加緊管制。當年，人力車夫罷工導致騷動，港英一個委員會針對工人俱樂在罷工扮演的角色，建議所有俱樂部和團體都要註冊[17]。在這種情况下，朱貴全的活動當然會引起香港警局的注意，即時得到情報，有數名三合會會員正在香港招兵買馬，密謀回廣西生事，港英經過調查，没有進一步發現[18]。情報內容有小誤差，乙未廣州起義後，港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1836-1912）根據署理助理輔政司（Acting Assistant Colonial
Secretany）包德利（卑利，F. J. Badeley）備忘錄，上呈殖民地部大臣的報告中，指生事地點是“廣西”，同一報告中，接著下來的內容則描述發生在廣東的事情，為何如此，有待進一步研究。
兩廣總督譚鍾麟（1822-1905）從不同渠道接收到情報，都是說廣州將會有暴亂發生。港督知會兩廣總督，有人在香港招募隊伍前往廣西，恐怕對英國商人業務不利。立法局議員韋寶珊（韋葆山、韋玉1849-1921）通知兩廣總督，指廣東的“闈姓”賭博，“博獲有彩金，恐事發大受損失”，請其戒備。
“闈性”是一種賭博，亦稱“卜榜花”，以科舉制度為博彩的形式。在科舉考試前，由莊家（票局）列出猜買條例，以入圍參試的士子姓氏為賭，猜得中舉的姓氏最多者獲彩金，莊家以買彩銀両的總額半數或55%作為彩金，分頭彩、二彩、三彩幾等。
一大群起義部隊聚集在廣州等待起義，他們支取了起義僱傭費，閒在廣州等候命令，賭博是他們的娛樂消閒之一。這筆錢一起投放入闈姓賭博中，即時影響總彩池。在香港的韋寶珊也發現情况有異，與港督想法相同，恐怕影響英國人的生意，直接影響自已的生意。他們尚未知道是與興中會有關，行動是要推翻清政府。
根據葡國駐廣州領使祈斯寶（Cresspo，？）給澳督的公函說，當時廣州已傳聞“將有革命出現，而沙面將會攻擊”，祈斯寶則較準確地認為，這次革命是幫會分子針對兩廣總督的行動[21]，但尚未知悉是興中會的活動。
南海縣巡勇管帶李家焯（？）稟告譚鍾麟，“得諸道路所傳孫文舉義之事”。譚鍾麟認為“現在承平，未必有人敢在省垣重地謀亂”，在古田敎案陰影下，認為“孫文為敎會中人，萬一出錯，交涉隨之，反為所噬”。因此，譚鍾麟要李家焯不可魯莾行事[22]。
8時，孫中山接到楊衢雲從香港拍來的電報，告知“貨不能來”，暗指軍械無法運到廣州，香港起義人員也因故需推遲兩日方能出發。陳少白說：“凡事過了期，風聲必然走漏，再要發動一要失敗的，我們還是把事情壓下去，以後再說吧！”孫中山同意。於是將軍餉分給各路首領，讓他們帶隊回原地待命[24]。
兩廣總督接電報，立即組織1500餘名清軍進入廣州城內，按情報到興中會各機關搜捕起義者。
陸皓東得悉清兵正四出搜查興中會的機關，勇於承擔責任，視死如歸，立即冒險前往雙門底興中會部，銷毁聯絡名冊和機密文件。就在這個時刻清兵掩至，拘捕陸皓東等[27]。程奎光、程懷（？）、程次（？）、程耀臣（？）、梁榮（？）等5人先後被捕。
楊衢雲接到孫中山來電前，已將軍械用5個大箱偽裝成美國奧勒岡州波特蘭（砵蘭，Portland）市士敏土（英坭、紅毛泥），委托廣興源棧運往廣州[29]。再且，10月27日正好是星期日，廣興源棧早在26日已安排貨物搬運上27日開往廣州的“保安輪”上，27日星期日寫字樓休息，如果將貨物取回，必會引起他人注意，暴動機密，只好仍安排朱貴全、丘四等於第二天（27日）晚上，率起義部隊乘船北上廣州[30]。
在兩廣總督的奏折中，指楊衢雲的軍械有7箱裝，港督的報告則指軍械有5箱，現暫無法釐清。
士丹頓抵達碼頭，發現約聚集了600名苦力（包德利備忘錄原文字眼為“coolies”），他們因無錢支付船費被趕絕,下船。數量超出情報中人數二分一。經盤問後，苦力供出他們都是由朱貴全（包德利備忘錄原文名稱為“Chu Ho ”），代沙宣洋行買辦替省城招募的兵勇，每月餉銀10元，兩日前每人已經領取5仙作食用，並答應再發給1元作盤川往廣州。正當盤問間，朱貴全、丘四和兩名男子共4人抵達碼頭，朱貴全、丘四攜帶有銀元1袋，內有900元，是楊衢雲給予他們的，到碼頭發給每名苦力1元作盤川。此時大隊警員奉警司命抵達碼頭，登船搜查軍械，同時亦對在場的600名力進行搜查，檢查是否藏有軍械，結果一無所獲[32]。
士丹頓向保安輪船主查詢，保安輪船主指出，他早已知悉這批人是招勇。他的立場是，誰人能付船費即准登船，他並不計較登船人數。將該袋900圓交給了該輪船買辦，待船開航後，再發給這批苦力。結果，包括朱貴全在內，約有400人登船往廣州[33]。
開往廣州的保安輪乘客中有1名華籍警長。警長回港後向上司報告：“兩名苦力向他透露，輪船離開香港以後，Chu Ho告訴他們在船上藏有左輪手槍，待輪船抵達廣州即行分發，一旦首領下令即加使用。聽到此事後，許多招勇表示，他們是政府招募的兵勇，決不參加執行剛才向他們披露的計劃[35]。
船上雖有起義軍400餘人，但分裝在7個箱內的左輪手槍和子彈都被其他的貨物壓在底下，無法取出來武裝自己。
廣州海關搜查廣州雙門底聖敎書樓，搜出長短槍600枝，拘捕開設人左斗山（？），左斗山後得美國領使保釋[39]。聖敎書樓司事人王質甫得到香秉文的通風報訊安全離去 ，他有没有將這個消息知左斗山呢？左斗文是勇於就義，還是被王質甫在惶恐中，只顧自己逃命，忘了通知左斗山呢？
士丹頓再從一名線人So Ku（中文姓名不詳）處獲得更詳細消息。So Ku曾被朱貴全邀請協助替清政府在香港招勇，餉銀每月10元。So Ku經答應協助，並且報名參加招勇行列。直至10月27日 下午8時，So Ku再次與朱貴全在皇后大道184號會面，朱貴全告訴So Ku，今次招勇的真正目的，是攻打廣州政府，到時將會有3000名織布工人，另有2000人從澳門前往廣州會合。So Ku即獲得分派紅帶1條作為標記，另有口哨1個，並獲知口號是“除暴”和“安良”，更知悉手槍已藏在保安輪運往廣州途中。So Ku得知真相後，拒絕參與起義行動[41]。
廣東按察使衙門懸賞通緝孫中山、侯艾泉、李杞等10人。
侯艾泉、李杞奉命即把香山隊伍撤離廣州，兩人安然逃離廣州。侯艾泉、李杞在外地被清兵逮捕殺害，當時兩人均年約50歲。
陸皓東被捕後，孫中山專程去到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要求美國領使出面調停，他還找了陸皓東任職的電報公司出面作證，說他只是這個公司僱用的一個學生”，不會當真從事造反活動。於是，美國駐港領使親自到關押陸皓東的南海縣衙斡旋，並且說陸皓東“係耶穌教徒，向充任上海電報局翻譯員，絶非亂黨，伊可為之保證。”[43]可是，陸皓東視死如歸，寫下供詞，直認與孫中山合謀推翻滿清政權，但没有供出其同志。更在供詞中慷慨陳詞：“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不可殺盡殺。”南海縣官員出示陸皓東的供詞，理直氣壯的拒絶了美國駐港領使的要求[44]。
事後，清政府通緝孫中山、楊衢雲、陳少白、魏友琴（？）、侯艾泉（？）、鄭士良（1863-1901）等16人，港英頒佈對孫中山、楊衢雲等驅逐令，孫中山偕陳少白、鄭士良東渡日本流亡海外。
捕的程懷、程次、梁榮等在鹹蝦欄被捕，自辯在該處當傭工，且狀似工人，得到官吏釋放。
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間道澳門，經香港與陳少白、鄭士良東渡日本；鄧蔭南、黃詠商赴澳門；楊衢雲先到印度，後又轉至南非。香港興中會總部無形瓦解。
（完）
龍少爺
14.11.2011
[9]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74-77。黃宇和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558-567頁。
[17] 〔英〕喬•英格蘭（Joe England）、約翰•里爾（John Rear）合著，劉進文、唐振彬譯：《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Law in Hong Kong），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出版社，1984，第131-132頁。
[37] 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1895-192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1，第80。黃宇和著：《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58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