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8日 星期日

集體談判權如何使用

左起龍少爺、港九勞工社團聯合會秘書江日鋒、港九勞工社團聯合會主席林振昇鋒、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理事長方廷浩。




集體談判權如何使用

本文是機場空運員工協會(以下簡稱空運工會)理事長方廷浩的口述整理而成,將他的工運經驗和大家分享,主要集中談集體談判權,冀大家能了解集談判權的運作,一起深入討論,奪回我們失去的集體談權立法,能更好地運用我們的合法權利為工人爭權益。

警示式罷工
方廷浩在啟德時期已加入機場工作,是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Hong Kong Airport Services Ltd. 簡稱 HAS)僱員,不久己是空運工會中堅份子,從事工會工作二十多年。
空運工會於1989年成立,宗旨:
1.將受僱於本港機場空運服務業者之所有僱員完全組織在本會之內;2.謀取及維持公平與合理之工資率、工作時間及其他僱傭條件,及廣泛保障會員之權益。
凡受僱於本港機場空運服務業的任何僱員,願遵守該會章程及一切決議案,由本會會員一人介紹,均可申請加入為會員。
該會於2004年有會員970人,2006年有927人,2009年為1,178人,2012年為1,344人,2016年為1,268人。
HAS於1995年成立,初期是國泰航空公司與港龍航空(今國泰港龍航空)的聯營公司,國泰航空持有七成股權,2008年轉為國泰全資擁有。
十年前的2008年年尾,在這年近歲晚的時刻,HAS突然取銷花紅,約減了一個月底薪,令員工人心惶惶,空運工會聯同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HAS分會(今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以下簡稱地勤工會)要求與資方商這事討,公司表現若即若離。
兩間工會分屬不同集團工會,空運工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屬會,地勤工會是香港工會聯合會屬會,兩工會聯合一致代表工人向資方爭取權益。
當年(1997)機場搬遷時,不少公司都答允給予員工一千元左右的車資津貼,在同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及2003年沙士疫症打擊下,令全港員工薪酬福利停滯不前,機場更為嚴重。
事發前,HAS剛兼併了港龍航空屬下另一地勤公司香港國際機場服務公司,HAS原有二千員工,香港國際機場服務公司則有一千員工,合併後共有三千名員工。
11月中HAS發佈通告,宣佈將會取銷相等於1個月底薪的表現獎金,但雙糧則不受影響。HAS員工視該奬金為第十四個月糧,令原HAS員工深受影響,認為表現獎金雖並非在合約上列明,但即使在以往沙士及經濟差時,亦可獲得13.5及13.75個月底薪,認為公司是趁機削減員工福利,加上香港國際機場服務公司的員工以往並無有關表現獎金制,現時反而可額外獲發八千至一萬四千元的轉約酬金。
當時最低薪的搬運員工月薪只得6,800元,故取消表現獎金對他們影響甚大,以在HAS工作了10年的盧先生為例,入職時底薪7,120元,累積至今加薪不足1,000元,現在新入職工友底薪更只有約6,500元,可見十年以來工資大倒退。他指交通津貼五年前取銷了,每天的30元交通費亦要自付。身為家庭支柱的他原打算把獎金作為兩名子女的書簿費,故寄望公司會發放全額獎金。一向以來員工都會以這奬金作為繳稅之用,因而徬徨不安。
兩工會於12月27日早上10時,在勞工處安排下與資方舉行談判,兩工會派出11名代表,公司派出董事及總經理藍寶生等出席。經過近3小時首輪談判,暫時破裂收場。資方只願意額外動用一百五十萬元,即每名員工獲發放750元一筆過獎金,工會代表拂袖而去,兩工會批評資方不尊重員工,認為發於金額如「施捨」般,即時宣佈於下午1時至4時作警示式罷工3小時。
宣佈罷工消後,員工即時一呼百應準備罷工,到了1時零1分全部員工立即停止工作,到了4時零1分,全部工友立即復工。顯示工人在工會領導下團結一起,行動一致。這次行動只有3小時,故亦不可算是正式罷工。
罷工後近千名員工分別走出到停機坪集會抗議,不時叫口號及呼籲其他正在工作的工人加入,其他公司車輛駛過時亦有響號支持。HAS部份貨車要改由主管級人員駕駛,但被罷工工友高聲喝倒彩。地牢的行李處理部門員工等均響應了罷工,接載航班機組人員的巴士車隊亦加入罷工行列,國泰空姐及機長在國泰城等了逾1小時,仍未有車載往飛機。四百名主要負責駕駛梯車的司機及貨運起落架操作員聚集,貨物搬運工作一度暫停。機場航班及旅客服務大受影響,大批行李暫放在停機坪,令數以萬計旅客未能即時領回行李,機場陷入半癱瘓狀態。由於HAS的工作量佔機場地勤服務逾半,服務約50間航空公司,故影響範圍廣泛,有抵港旅客在機上等候20分鐘仍未能下機乘搭接駁巴士。客運大樓的行李等候區各輸送帶均有逾百名旅客等候領取行李,有旅客等了逾兩小時才能領回行李,部份抵港旅客鼓譟。時值聖誕節旅遊出入境高峰期,導致83班航班延誤,其中36班抵港航班的行李,須延遲才能運抵行李認領大堂,另有47班離港航班延誤起飛。機場管理局(簡稱機管局)則啟動機場緊急應變中心,並聯繫HAS向怡中機場地勤服務及明捷航空服務兩家公司,提供 緊急協助處理行李,機管局更調派一百名員工應付。罷工結束後,晚上7時機場運作才陸續恢復正常。兩工會向受罷工影響的旅客致歉。罷工期間,約10多名警員到場戒備。當機管局調來的人上崗位工作時,罷工將完結,他們工作了一會兒,罷工工人復工返回工作崗位,他們則要下崗讓罷工工人復工,機管局的人可謂空忙了一會。
按兩工會2009年會員人數計算,空運工會有會員1,178人,地勤工會有會員645人,合計總數為1,823人,而HAS有員工三千人,即罷工者最少佔公司員工六成,尚未計算不是工會會員的罷工者。
在工人團結一致顯力量下,罷工剛完結,公司立即決定與兩工會代表於是日4時半展開第二輪談判,資方會上作進一步讓步,答允發放14日底薪給員工,即每人約有三四千元獎金,公司總共約支出一千萬元,以化解工潮。不過兩工會仍對資方新方案感不滿,決定暫時「袋住先」,繼續為工人爭取利益。向公司提出反建議,要求公司在14日獎金方案上,把餘下的16日底薪押後及分期發放。公司未有即時答允,要延至下月5日雙方再次談判,兩工會承諾會議前不會再發動罷工,按工會運作程序舉行員工大會,向工友匯報談判情況,並諮詢意見。
遠至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中經七十年代的地鐵罷工,及近日的葵涌碼頭罷工等,工潮期間,工會不停向工人匯報談判情況,發動工人表態,以決定進一步行動。罷工雖由個別工會領袖出面指揮行動,但當中的決定是得到工人的認同,參與制定決策,並不是個別領頭人說了算。
空運工會批評公司曾表示,於今年有錢賺並無虧損的情況下,藉詞未來形勢嚴峻,堅持不發放表現獎金,認為公司為「賺到盡」而犧牲員工。
2009年1月5日,勞資雙方在葵涌勞工處進行商談,由深夜開始一直馬拉松式商談了十五六個小時。兩會派出四五名代表。結果公司願意給18日底薪,另加一千元。勞聯立法會議員李鳯英和工聯會的梁富華經與國泰高層接觸後,建議兩工會接受公司建議。兩工會有如賭仔般,認為得些好意需回手,決定接受公司建議,開大會向工友交代一切。從此公司主動不定期與兩工會會談,等同給予兩工會集體談判權的地位。集體談判權一直操作暢順,雙方溝通良好。
當年國泰空中服務員罷工的談判,也是在深夜開始馬拉松式的商談,九巴罷駛也如此,資方總愛用此方法考驗工人的精力和體力。

集體談判權以外
運用談體談判權,空運工會只就員工權益問題提出要求,事前必定發動會員就有關問題發表意見,整理為有理有據的議案,提交討論。絶不會談論公司內政和人事問題,務求達致互惠互利。HAS在集體談判權機制下,勞資關係日趨向好。
除了集體談判權之外,尚有多種勞資協商形式,政府內部和所屬機構由高層到低層,都設有評議會,或稱JCC(Joint Consultative Committee),遍佈各部門,作為諮詢機構,主要由工會代表勞方出席。而和記黃埔有限公司等私人公司則設有評議會,工人可選派代表出席,但不是工會代表,這些公司多不承認工會地位,會議全程由資方操控。方浩廷縱觀香港各大財團,認為英資財團在勞資協商問題上較有善意,華資財團次一級,美資財團表現不理想。
1997年搬機場時混亂情況已見當日報刊,這些報道稍少提及工人方面的情況。工人到新機場上班即遇上搭車困難、無法找地方食飯和缺乏食水供應等問題。空運工會立即與公司商討如何解決,公司安排早晚兩班車接載工友上下班,又增設微波爐和飲水機等設備,員工得以安心工作。自此公司對工會印象改觀,認同工會表現對公司有利,空運工會會員日多(見前文所列數字)。
有了與公司溝通的途徑,空運工會仍運用多種途徑為工人爭權益。機場員工除了是公司僱員外,其權益亦受機管局的政策影響,空運工會於2005年1月29日致函立法會和港府,就港府建議將機管局部份私營化提出意見。認為機管局私營化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且對近五萬名現職機場員工的職業權益有深遠的影響,政府宜謹慎行事。建議首先應該確保私營化不會對機場員工的職位、工資福利和工作安全造成負面影響。
機管局內有工會20多間公司,局方設有管勞溝通機制,空運工會在機制內有代表地位,公司遇到與機管局有關難題時,或會透過空運工會向機管局表達意見。空運工會本着只談與工人有關的事情,會樂意轉達意見。
在工人的交通問題上,空運工會曾為此舉辦簽名活動,要求龍運及城巴的E線巴士再度提供即日回程優惠,與及所有於晚上12時在機場開出的尾班E線巴士,延遲5分鐘開出,以配合員工下班時間,方便員工趕尾班車。
公司有時會透過工會向員工發放新計劃草案,冀能收集員工意見,這些計劃只要不是單向的為公司宣傳的行動,無論其內容對員工是利是弊,工會都向員工詳細分析利害,發動所有員工表達意見,整理為詳細完整報告交給公司。

機場工作苦況
機場工作艱苦多,上下班交通時間長,天氣惡劣。夏季氣温若是37度,跑道上加上飛機的廢氣,温度可能高達50度。冬季在空曠的跑道上,寒風剌骨,經常日曬雨淋下工作。
警示式罷工前兩年機場員工遭凍薪或減薪,甚至被削減福利和津貼,使員工收入大幅減少。而到了2008年客運和空運量都大幅增加一倍,大大加重員工的工作壓力。
空運工會於2007年進行有關機場員工職業狀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3%受訪機場員工每天需用超過三小時來上下班,而且工作量大,令31%員工每天睡眠少於5小時;57%對現職感到不滿,一有機會便會轉工;大部份員工更表明,若明年加薪安排不符合預期,將積極考慮轉工,或以消極態度工作;33%認為明年加薪6%以上才算合理。空運工會指明年機場會可能爆發離職潮,影響機場運作安全。
空運工會指現時航空業復甦,通脹升溫,員工要求加薪七成十分合理。公司也應適當發放獎金,增加員工交通津貼及增添人手。但近期卻聽聞有公司準備削減這些津貼,而一些新招聘員工已經沒有這項津貼,要求有關公司不應削減車資津貼。加上車費昂貴,僱主不應再削減這些福利。現時不少公司都有可觀盈利,更希望這些公司能調整員工薪酬,使員工能分享經濟成果。
空運工會指以前機場在啟德時,員工可以有更多時間加班以增加收入,現在機場在赤臘角,員工每天上下班都要耗費三小時乘車,根本沒有時間加班,如果公司再削減車資津貼,將嚴重影響員工收入。
機場充斥低薪工人,當中有從事清潔、飲食、零售、行李處理及地勤等服務範疇的工人,時薪由至十多元至三十多元不等,多數依靠加班費以維持生計。然而在金融海嘯衝擊下,各商家均扣減加班費以平衡開支,但員工工時卻未有因此縮短,有如無償加班,令他們損失慘重。調查顯示近五成受訪者每週工時介乎53至72小時,超過一成人須每週工作73小時以上,即每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
任職地勤九年的楊先生透露,過去數年來累積加薪幅度不高,現時他每月收入約為九千元,但每日要使用48元作交通費,非常吃力。新入職的合約行李貨物裝卸員,若沒有加班額外收入,月薪連津貼只有七千多元,難以吸引新人入行,呼籲企業加薪吸新血。據政府資料顯示,2008年月入中位數是一萬零六百元,楊先生加了班的總收入,距中位數尚有千多元的差距。
2010年時航空業形勢大好,空運工會於2010年3月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調查,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合理加薪應為4至6%。調查中有近八成半受訪者支持最低工資水準應定於時薪30至35元,確保各員工有一定的 基本工資。空運工會亦建議機管局日後招標時加入門檻性條款,如規定員工工作量與人數比例,減低超時工作的情況;招標參考指標則增加安全工作紀錄及勞資關係紀錄兩項,可令營辦商更重視工業安全及勞資關係。
同年工聯會下屬的7間機場員工工會: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香港航空業總工會、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空運貨站職工會、航空貨運及速遞業工會、機場餐飲業僱員工會及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 HAECO)分會等,聯合要求加薪不少於7%,讓機場六萬名員工能分享經濟復甦成果。機場僱主聯會一直以來都在壓低工資。
公司為了解決招聘困難的問題,曾以一萬元介紹新人奬金為奬勵,現為七千,條件要做滿一年。HAS的工作以純體力勞動為主,無須特別技能。機場曾於一年內請新人一萬六八千人,結果是年離職的為一萬七千人,離職的比入職的多。
於2014年的過去3年,HAS員工先後有3人因過勞致死,而於2013年共有65 宗工人因工受傷而需休息超過14日的個案,即平均每月有5宗,當中一名工友在工作期間突然昏迷,送院後不治。這些工傷事件發生後,空運工會主動向勞工處備案,要求關注工傷事件。工傷日多除了工作環境外,機器陳舊,維修不善等也是因素,公司就此問題與兩工會進行商談,冀能改善。

晒馬
方廷浩初期與公司接觸時,某次談話中,公司要員問方廷浩:「你哋有多少人!」
方廷浩好吋的回答說:「你要多少人的名單!我立即攞俾你睇!」
只有工會得工友的鼎力支持,領導人就會如此吋的,也只有能夠把工人團結在工會內的領導人才能如此吋,也就是說只有在工人團一致支持下才吋得起來,這是他們長期組織工作的成果。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屈奇安曾對筆者說,數人頭我從未輸過,剛過世的政府第一標準工會領袖黃華興,也曾多次晒馬人數眾多以壓制令管方低頭。
罷工不是口號,是一次重要的晒馬行為,空運工會雖有集體談弮權,但仍時刻為罷工作出準備,但不會輕言罷工。
方廷浩認為工會是一個平台,力量來自工人,要誘導工人多利用這個平台,工會才會壯大有力量。工會利用其法律付予的地位,以有理有節,為工人爭取本身應有的合法權益。工會不是三合會,不能單純地以人多勢眾來討利益。
空運工會不時向新人介紹工會歷史和作用,招募他們入會。空運工會注重工會幹部年青化,但年青人較少把時間放在工會上,會多花時間在自己的家庭上,這是一個正常的理現象。另一方面,將近退休的工友,家庭較穏定,兒女亦長大,則會多花間在工會上。工會一方面鼓動年青人出席工會活動,準備接班,另一面留下將退休的工友繼續在工會上發揮作用,而不礙年青人接班。

工時問題
 現在機場員工底薪仍偏低,大部份人仍要大量加班才能夠賺取足夠的生活費。工時方面基本上是5天工作,每週工時48小時。實際情況各公司不同,同時都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HAS員工每月加班10至100小時,平均為五六十小時。
2008年10月開始,HAS大幅縮減員工超時工作時數,員工薪金因而減少一至二千元。某員工加入HAS已17年,底薪約為一萬二千元,過去平均每月獲安排超時工作60小時,連同814元的輪班津貼,每月能額外獲得四千元收入,金融海嘯爆發後,每月只獲安排20小時的加班工作,收入已減少逾一成。到了2009年部份年資淺的員工,底薪只有6,700元,超時補水佔月入三至四成,單靠底薪根本無法養家。
在加班問題上,中台都有立法管制加班時數,但加班問題仍然嚴重。綜合以上工時情況,筆者認為只有能爭取到增加底薪情況下減工時,才能徹底解決長工時問題,減少工人因過勞致殘的情況。
於法定假期上班是輪班工作的服務性行業常見的情況,法例容許資方安排補假便可以,但在機場各類員工中,被資方要求在法定假期上班,但事後沒有得到補假的情況十分普遍。HAS司機和搬運工人分3班輪流工作,共約數百人。他們一直以來都要在法定假日上班,但管理層沒有指定那日補假,2005年8月空運工會要求管理層盡快改善放假混亂的安排。據悉機場內需要輪班工作的各類地勤人員多達四五萬人,編更情況亦與HAS相類似動。同年國泰航空3,300餘名月薪空中服務員,一直未能享受法定假期。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批評資方違法,按法例追討最長可追溯六年,即國泰欠每名空姐72日假期,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去信要求管理層解決。另外,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也正追討法定假日,部份半職英航空姐每年只獲15日假期,未能按法例享有每年最少12日法定假期及7日年假,即每年最少要放假19日。
本文資料除方廷浩口述外,還參考了當日報刊,當年《香港年報》,及大量網上資料:如《搜狐》、《星島日報》、《明報》、《文匯報》、《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等,資料上百條,不設註解列出,請見諒。
(完)

龍少爺
04.02.2018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2018年3月14日 星期三

從巴士罷駛縱論工業行動



從巴士罷駛縱論工業行動

工業行動
近日工人的工業行動再次成為城中熱話,筆者也來湊熱閙,以歷史經驗縱論各方言論的利弊。
九龍巴士有限公司車長罷駛是工業行動的一種,工業行動尚有佔廠、罷工、怠工、集體請假、按章工作和按規工作等。佔廠是佔領工廠,不准人貨出入;罷工是集體停止工作;怠工是放慢工作;按章工作是只做合約內容範圍的工作,不做其他工作;按規工作是完全按照工作指引去工作,不作任何變通,如市民領取掛號信件時,郵務員按工作指引,逐一核對身分證上的號碼,人為地制做排隊人龍,冀令市民不滿而給政府施壓,而令政府答應訴求。在合約條件限制下,護士、消防和救護員不能採取工業行動,會在休班時進行一些集體行動。如七十年代護士工潮時,休班者上制服到港督府(今禮賓府)正門示威,形象上取得漂亮一仗。

工業行動與市民利益
工業行動就是要給管方或資方致命的攻擊,令他們有壓力或重大損失,來達致自己的訴求。在公共服務行業中,直接受損的是市民,管方或資方會轉移目標,利用傳媒鼓動市民向工業行動者表示不滿,使行動者無法招架,只好收兵,近年巴士工潮都是在這壓力下無法開展。
國泰空中服務員罷工會選擇在旅遊旺季舉行,七十年代郵務員罷工會選擇在聖誔節,這才會產生廣泛的影響。但現在已進入電子時代,寄聖誔咭的人少,郵務員的罷工威力大不如前。最近一次國泰空中服務員罷工,國泰包租其他的航空公司的飛機來解決問題,工會將有何新招應對。
七十年代政府測量員罷工,聲言若遇危險斜坡有問題,會局部復工處理。這聲明在宣傳戰上建立了良好形象,取得市民的歡心。
九巴月薪車長大聯盟於罷駛行動前三小時,透過傳媒宣佈罷駛行動內容,參加行動的車長會在安全地點停車罷駛半小時,消息傳遍港九,市民得悉此消息,出門前可作出適當安排,減低了市民與罷駛車長的直接矛盾,在市民有多個選擇下,也減弱了行動的威力,在這雙刃劍的情況下,要作出多方面估算,定下有利行動的計劃,才能有勝算。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海員爭取到其他工會支持,發動同盟罷工,令全港癱瘓,港英和資方没有其他選擇,壓力和損失日大,只好投降。罷工期間禁運糧食到港,令部份上層華人對海員不滿,且與港英站在同一戰線上向海員施壓,可是低下階層郤同情海員,華商無法以民族情感煽動華人反對罷工,只好向海員低頭,懇求海員復工。
國泰空中服務員若再發動罷工,爭取其他公司空中服務員和飛機司同盟罷工,可能是化解國泰的包機的方法,但同盟罷工或會觸犯法律,英國立法不准同盟罷工的,故同業只能表示同情,發表口頭支援,很難以行動支持 。
月薪車長大聯盟發言人葉蔚琳發言時,已提及道路安全問題,行動博得市民歡心。部份車更在行動前,在巴士入錢箱附近貼出告示,通知乘客將會有罷駛行動,取得了市民的支持。政務司張健宗見傳媒時,即高調談道路安全和秩序問題,月薪車長大聯盟的聲門正好打消了司長的進攻。
1998年時中華汽車有限公司的司機罷工得到市民支持,2003年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車長罷駛,卻遭市民指責,這兩次工業行動都是面對同一群服務對象,只是換了不同的經營者。上年(2017)年中筆者曾與當年罷工者討論此事,無法解開此情況,也談不出應對辦法,反而談了如何更好處理與乘客的衝突。
九巴罷駛雖未能達到目的,卻扭轉了巴士工會近年因怕市民不滿,而不敢工業行動的處境,更難得是博得市民的掌聲,且看各工會幹事如何保持這有利形勢,將工運推進和深化。

慢駛行動
有花生友說,巴士慢駛以阻塞路面威脅力更大。我們要知道在快線慢駛是違法,警方也可用以法例第三七四章《道路交通條例》第三十八條〈不小心駕駛〉來進行刑事檢控。道路出現阻時,警方有責任要維持交通暢通,不服從者也是違法的。
亦有花生友說,佔中行動若有車長在把巴士停在中環,令交通完全癱瘓政府必低頭。在今次工潮中可見,手握大量車長會員的建制工會必不支持,更可能會出手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如六七暴動時,左派巴士工會司機罷工,右派工會司機全力恢復服務,港英並派警員保護。工業行動前要作多角度估算,了解自己的強項和弱點,行動才有正面收益,否則只會暴露弱點,如今次罷駛把工會的嚴重派系內鬥表露無遺,更將會在同一企業內出現5個工會,工人不能團結一致正是資方的需求,可悲。
再有花生友說,車長照常開工,只是如澳洲電車司機一般,不收乘客車費,便可與乘客没有紛爭,同時能直接打擊資方。我們要知車是公司財物,車費是屬資方所有的。不收車費可能會被控侵吞公司金錢,是嚴重刑事罪行。如二三十年前國泰工會幹事取走飛機上剩下的小食,被告偷竊,開庭審訊雖無罪,訴訟開支花費不少。最近清潔女工錯拿貼紙也被控偷竊,所以部署行動時要小心,分清楚甚麼是公司財物,就算掉在公司垃圾筒內的物品,也不要拿回家,以免犯官非。更要深入了解法例對損毁公司財物的定義,才能確保自己站在安全地點上向資方進攻。
四十年前英國曾有一間成衣店欠薪,職員取走衣服作補償,資方報警,警員到職員家中搜查,人贜並獲帶署調查。八十年代香港工廠北移潮中,資方掉下廠房「走佬」,欠下工人一大筆薪金,職工盟帶領工人封廠,通知客戶帶錢取貨,然後把錢分給工人,這行動是到港英默許的,不要輕率仿效。
澳洲電車司機的行動成功了,但是絶對不適合香港,澳洲電車是政府擁有的,可以算是公有財產,而香港絶大部份是私營的,是私有財產,如九巴罷駛公司立即收回自己的財物──巴士,罷駛者只能服從不得異議,兩者情況完全不同,參考價值低。前工運組織者梁寶霖曾在有外國人士出席發言的公開論壇上說,希望外國工運人士不要只說自己的成功經驗,亦要多談自己的失敗經驗,讓我們多加警愓,以免重蹈覆轍。

罷工與民主
1922年海員大罷工是得到大多數員工同意才發動,負責人代表罷工者與資方進行談判,會後立即將內容通報各罷工者。1984年地鐵罷工亦是得到大多數員工同意才發動,每次談判後立即通報各罷工者。近年獨立工會的多宗罷工亦是如此,遇有重大決策時,更徵詢罷工者意見,按民主程序辦事。
最近的海麗工潮初起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介入後即物色工人代表,計劃培養他們站出來發言,可惜未能達到目標。2003年葵涌碼頭罷工,雖然達到部份目標,領導人之一何偉航認為未能培殖一位工人為發言人,引以為憾。
以上兩次罷工,罷工工人一直都有參與領導罷工的工作,這些都是工會民主重要組部份。民主不只是表現在選舉、發言和被諮詢上,參與領導更是重要的一環,這有利工會的鞏固和接班。

罷工是否違法
從香港現行法例表面上來看,工會幹部會說,在工會領導下的罷工是合法的。雖然《基本法》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但《基本法》條文未經立法,市民是不能真正享有的,在法庭上只具參考價值。所以港大商學院的伍鍚康在《香港法概論》一書直接說,在香港罷工是違法的,現未能為罷工立法,《基本法》只是一紙空文,因政府和資方可以香港法例第二四五章《公安條例》和《合約法》來對付罷工者。
按現行香港法例没有條文具體指罷工是合法或違法,香港法例第三三二章《職工會條例》涉及罷工的有:釋義「罷工利益」(strike benefit)指由職工會給予其任何會員作為罷工或閉廠代價的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指由職工會給予其任何會員作為罷工或閉廠代價的經濟利益或其他利益。
而第四十三A條:「為籌劃或深化勞資糾紛而作出的任何作為可獲保障免被民事起訴;……屬其中一方的勞資糾紛而作出的作為提出的訴訟或其他法律程序,不得僅因該作為誘使他人違反僱傭合約,或干涉他人的行業、業務或僱傭,或干涉他人按其本人意願處置其資本或勞力的權利,而在任何民事法庭提出。」
第四十六條,任何一人(即使並非工會成員)為了籌劃或深化勞資糾紛,和平地取得或傳達訊息,或和平地勸說他人工作或不工作,亦為合法(但糾察並不能恐嚇,或妨礙出入,或致使社會安寧被破壞)。即只是叫人罷工是合法的,但不能破壞社會安寧,否則觸犯《公安條例》,要負刑事責任。
《防止歧視職工會》條例則具體說明,如果有僱主阻止、阻嚇或懲罰僱員參加工會活動,就會觸犯該例,最高罸款10萬元。這正是大部份工會幹部所說,在工會領導下的罷工是合法的,因為表面來說,這些罷工可以算是工人參加工會活動,但深入來看,工會發罷工是否合法,亦没有得到法例絛文的具體保障,如果不是,罷工者是否算是參加非法活動。況且法例没有禁止資方解僱罷工者,資方可視罷工者違反僱傭合約來解僱,只要按法例作出補償即可,罷工者又無復職權。
而香港法例第五十五章《勞資關係條例》:「未達罷工程度的非正式工業行動」並不等同罷工,進行前者行動的人士可被解僱或甚至即時解僱。」但《僱傭條例》第九(二)條又說,僱主無權以僱員參加罷工而即時解僱他。在這些自相矛盾的法例下,可以說香港是没有個人罷工自由。法例没有明如何介定罷工程度,由誰來作出介定。
最近的海麗罷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介入初時,即邀得數十名工人加入,工人要求罷工,工會開始部署行動,令工人的冀想的行動得到法例的保障。

資方如何應對罷工
英國、德國、澳洲和美國都有罷工法,立法保護工人行使罷工權,但英德美同時亦立法容許資方罷工,即閉廠,以示勞資雙方權利平等。有罷工法的國家,法律條文中會規定紀律部隊不能罷工,甚至公務員也不能罷工。
1926年英國煤礦工人罷工,資方就使用關廠這一招對付工人,工會無法招格。
六七暴動港英不當左派公務員是罷工,視為擅離職守或自動離職,不再錄用,無須解僱,没有任何賠償,長糧亦損失了。
七十年代政府配藥劑進行按章工作,政府按其未完成工量進行扣薪。即該員工只完成其全日工作量的七成,則扣其三成工資。是時很多公務員工會正蘊釀罷工,立即按兵不動,部份工會進行募捐準備長期鬥爭下去,但政府改變策略,没有將扣薪行動擴大。
地鐵罷工時資方解僱了全部罷工工人,另聘一批工人,港英對罷工者没有提供任何協助。
葵涌碼頭罷工時,政府以妨礙出入,致使社會安寧被破壞為藉口,按《公安條例》條文,可對工業行動中的遊行或示威作出限制,限制罷工者的行動。而資方則申請禁制令,用以打擊、壓制罷工。
1927年香港立法禁止罷工,於1975年取銷,另於《僱傭條例》內加入政府可以仲裁和調傐的條文,甚至可以冷静期來暫停罷工。

罷工善後工作
1925年省港大罷工結束,廣州國民政府從入口貨品中暫行加收2.5%稅,用作安置罷工工人的費用,向罷工工人派錢回港復工,未能回港復工者安排在廣州工作,或在廣州開檔做小賣買,亦有在廣州為市民提供維修服務以營生。因加收的2.5%稅是全國性稅項,没有支持省港大罷工,且一向鎮壓罷工的北洋政府亦可收繳這一稅款,可說是發了一個小横財。
六七暴動令大批左派工人失業,工聯會以復轉改政策來作善後處理、即首先全部工人要求復工,但罷工公務員己不能回到原來的工作崗位,部私人企業份罷工工人亦被列入黑名單,不能返回原廠復工,就安排轉到其工廠工作。小部份罷工者名列行業黑名單,轉廠也不能,只好改行,由其他行業工會介紹到另一行業工作。這也未能完全解決問題,因此左派資本家開設酒樓收容這些工人,亦只能解決部份問題,仍有部份罷工工人的問題得不到解決。部份左派公務員工會幹部不能復職,多轉到其他左派團體任職。
葵涌碼頭罷工臨近結束前,罷工工人前路茫茫,香港職工會聯盟發動其他工會準備為罷工者尋找工作崗位。

不參加罷工者的利益
要求加薪罷工勝利後,不參加罷工者說,我不參加罷工亦獲加薪,我為何要罷工。拯溺員罷工時,部份不參加罷工者缺乏長遠光,為一己利益,竟加班協助管方解決人手不足問題,間接破壞罷工。
罷工行動時有人會以請假來間接表示支持,但不要輕率以假病假來蒙混過關。曾有巴士車長謊說未康復申請延長病假,被發現經常獨自外出活動,被控以刑事詐騙罪。
海麗罷工没參加罷工者同樣得益,部份罷工者稍有不滿,這問有待工會幹部進行深化的工會敎育,提高工人的工會意識,情況才能好轉。一宗罷工成敗影響無法估計,海麗罷工勝利,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主動找出相同處境的清潔工人,提供協助,使7個可能發生勞資糾紛的屋邨清潔工得到遣散費。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亦順勢進行反外判的活動。
罷工如曠持日久,工人因各種問題退出罷工,罷工人數日少,支持者則興緻未減,罷工場地舉目所見,支持者的情緒和人數都在罷工者之上,工會這時若提出退卻或讓方案,多遭支持者指責,可會產生支持者主導罷工的情況,更壞的是結下私怨。

罷工基金
海麗罷工後,有機農夫黃零等人,就罷工基金一事抺黑工盟,現真相已清楚,未見他有任何歉意,尚建議海麗罷工工人把款項成立屬於自己的基金會,仍想繼續攻擊工盟。這筆錢看來頗多,但以成立基金會來說,只是一個小數目而已。而且成立基金會必然衍生很多問題,並非一般打工仔能應付。最直接的是基金不作投資保值,就會在通脹下日漸貶值,簡單的定期儲蓄增值能力有限。任何投資都有風險,醫學會於二十多年前在投資上也曾出現稍大的虧損,且又有機會如強積金只是肥了投資經理。有了基金會就要有人管理,分利也易起糾紛,組織基金會並非一件易事,要按能力行事。
有花生友說工會應設立罷工基金,這是工會應做的事,但在香港作用不大。筆者不在此詳談這問題,因網上已有文章論述了,見田方澤:〈一個工會年收入只有7500元,罷工基金所為何事?〉載:《立場新聞》,網址: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E4%B8%80%E5%80%8B%E5%B7%A5%E6%9C%83%E5%B9%B4%E6%94%B6%E5%85%A5%E5%8F%AA%E6%9C%897500%E5%85%83-%E7%BD%B7%E5%B7%A5%E5%9F%BA%E9%87%91%E6%89%80%E7%82%BA%E4%BD%95%E4%BA%8B/。
回看歷史有關罷工的金錢糾紛,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幫會經常要脅中共發動罷工,藉此四出募捐自肥,若中共不順從則加以恐嚇,歐美黃色工會亦利用罷工來騙財。
1926年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曠持日久,工會罷工基金用盡,在政府的打壓下,尚欠下債務,工運從此一蹶不振,沉寂數十年。

結論
罷駛行動可以歸類為警示式罷工,機場空運員工協會於2008年曾發動3小時警示式罷工,令機場完全癱瘓,空姐到跑道上飛機也出現困難,罷工大獲全勝,更得到資方主動給予集體談判權。機場空運員工協會表示雖享有集體談判權,但發動罷工這一重要武器仍不會放棄,在恒常組織工作上要為罷工而作出準備。筆者稍後會在本欄介紹這次警示式罷工。
從表面上來看,葉蔚琳的勇氣和承擔精神不可置疑,但在組織力和行動計劃上則未足。
工業行動能否成功,是建基於工會組織者的恒常組織工作。部份工會雖在罷工上有出色表現,但日後的恒常組織工作則出現問題,罷工後會員流失量大。
文中舉出的部份罷工內容,讀者未必完全知曉詳情,如海員罷工的民族情感問題,筆者會稍後撰文詳述,故不在此闡談。
(完)


龍少爺
05.03.2018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女工與工時



女工與工時

梁寶龍

女工的夜工立法
有關勞工的法例最早於十四世紀在英國出現,於1349年訂第一條勞工法例,1844年英國議會立法規定13歲以下兒童每天的工作時間最多為6個半小時,並第一次規定女工每天的工時不得超過12小時,而將已立法的童工法例延伸至適用於女工,視婦女和兒童一樣需要立法保護。1847年議會對《工廠法》作了修正,通過了《10小時工作日法》,1880年又頒佈《僱主責任法》,規定僱主應對僱工的安全負責。這些法令的出台,初步構建了英國的勞工法體系,顯示了其對工人生活狀況與工作場所的關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
1841年法國引入英國有關規管青年和婦女的相關工時法例。[1]
1866年9月第一國際在日內瓦代表舉行大會,提出的第十二號文件《限制工作時間》,建議女工不得從事夜班工作,以保障婦女的健康。[2]
1889年瑞士再一次邀請歐洲各國,討論制定國際勞動法的問題,得到15個國家的支持,於1890年3月在柏林舉行會議,討論並通過了7項決議,包括星期日休息、童工的最低年齡、青年工的每日最多工時、禁止女工童工從事危險工作、限制女工童工做夜工、保護礦工和實施公約辦法等,女工的夜工問題獲國際關注。這是第一次由各國政府正式派代表討論國際勞動法的會議,會後於1900年在巴黎成立國際勞動立法協會,是國際勞動立法的第一次嘗試。
國際勞動立法協會於1905年正式起草了兩個公約草案,提交由瑞士發起,並於同年召開的伯爾尼國際會議,通過了最早的兩個國際勞工公約:有關女工的有《關於禁止工廠女工做夜工的公約》,規定凡是使用機器和僱用10人以上的工廠,不得安排女工在晚10時至翌晨5時之間工作。
1919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第四號公約《一九一九年有關婦女在夜間工作公約》,第三條規定:「不論任何年齡之婦女皆不應受僱擔任任何公營或民營工業企業或其分支機構之夜間工作,但祇有同一家庭成員受僱之企業不在此限。」該公約於1934年和1948年作出修正,最後於2017年廢除。

香港女工的工時立法
1967年時香港女工和青年每週工時為60小時,每天工作10時。
1964年,港英向商界提出全港女工八小時工作制的立法建議,卻又批准商界享有工時豁免權,默許女工繼續超時工作。
1967年5月,勞工顧問委員會(簡稱勞顧會)同意讓工時狀況與國際標準接軌,卻沒有承諾任何具體立法內容和時間表,而且當時亦確有很多工人要求加班以增加收入。1967年夏,僱主要求每個工人每年可加班100至150小時,甚至要求在特別情況下可達300小時;而對每週工作48小時的建議,僱主則要求有六年時間的寬限期。
英國眼見該等立法停滯不前,便派勞工顧問G. Foggon(?)來港,增加港督戴麟趾(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1915-1988)與商界周旋的實力。Foggon抵港後即提出較具體的逐年遞減方案:以五年時間,把每天工時逐年減少30分鐘,但在這五年,僱主可享有讓每位工人每年加班最多300小時的豁免權。
戴麟趾眼見八小時工制時間表形同虛設,便於1970年2月以公眾利益為由,取消女工晚上工作的規定,更從此拒絕殖民地部再派勞工顧問來港調查。此時,八小時工作制法例徹底變成紙老虎。[3]
在女工方面,當時香港主要行業為件工計的製衣、電子及玩具業,工時愈長,收入愈高。港英擔心標準工時影響經濟繁榮,而女工亦要大量加班才能養家,結果廠商可不向政府申請下,便要求女工加班,女工加班時數暴增近一倍。
1976年港英立法規定女工連續5小時工作必須有1小時休息,加班不得超過兩小時。[4]
香港原法例第五十七C章《婦女及青年(工業)規例》,對女工工時作出了規定,現已修訂為《僱用青年(工業)規例》,把婦女剔除受保護之內,香港已没有關於女工的工時法例。
韓國《勞工標準法》規定,懷孕女工不得超時工作,分娩不足一年女工,每日不得超時工作兩小時,每週不得超過6小時,每年不得超過150小時。而日本《勞動基準法》則規定:懷孕或哺乳女工提出要求,僱主不得命令她們夜班工作。[5]
1929年時中國頒發《工廠法》第十三條,規定「女工不得在午後十時至翌日六時之時間內工作。」[6]中國現行的《勞動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懷孕7個月以上的女工,不得安排加班和做夜班。另外《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第七條規定:女工懷孕期間,不得於正常工作日以外開工;對不能勝任原工作的,應根據醫生證明,予以減輕工作量或者安排其他工作動。懷孕7個月以上的女工,在工作期間應當安排一定的休息時間。
而台灣竟於《勞動基準法》內,增加「放寬女性夜作的限制」,可見人類文明道德的倒退。
工黨在工時問題上,鮮明的提出每天工時為8小時,每週工時為44小時。
(完)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編寫:《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二零一二年六月》(香港:勞工處,2012),第23頁。
[2] 布拉斯拉夫斯基編:《第一國際》(北京:三聯,1964),第43-52頁。
[3] 蕭裕均著: 〈香港標準工時發展史:曾錯失黃金機會,比發展中國家更落後〉,載《香港01周報》 2016年5月6日,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notes/kaxton-siu/%E8%95%AD%E8%A3%95%E5%9D%87-%E9%A6%99%E6%B8%AF%E6%A8%99%E6%BA%96%E5%B7%A5%E6%99%82%E7%99%BC%E5%B1%95%E5%8F%B2-%E6%9B%BE%E9%8C%AF%E5%A4%B1%E9%BB%83%E9%87%91%E6%A9%9F%E6%9C%83%E6%AF%94%E7%99%BC%E5%B1%95%E4%B8%AD%E5%9C%8B%E5%AE%B6%E6%9B%B4%E8%90%BD%E5%BE%8C/984064791629256/。蕭裕昆:《香港標準工時立法抗爭簡史》,載:《香港社會科學學報》,第41期(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1年秋/冬),第17-40頁。

[4] 英格蘭等著:《香港的勞資關係與法律》(上海:上海翻譯,1984),第242-243頁。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勞工處編寫:《標準工時政策研究報告:二零一二年六月》(香港:勞工處,2012),第97-98、163頁。
[6] 駱傳華著:《今日中國勞工問題》(上海:上海青年協會書局,1933),第3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