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6日 星期一

《纪念致丽大火20周年》


《纪念致丽大火20周年》

献给1911年纽约三角制衣厂大火死难者(146人),1993510日曼谷开达玩具厂大火死难者(188人),及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死难者(87人)。

编辑组成员:
梁宝霖(Apo
石炳坤
陈乐庭(Jason
姚伟明
李成康Samuel

本论文集主要由当事人及介入是次事件的国内/外人仕所写的文章组成,由筹组到面世差不多一年,可算是对历史一个交代。
19931119的致丽玩具厂大火,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里,但对我们来说,这一段惨痛的经历,却永远活生生存在我们的心坎里。
过去二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引人注目,其GDP增长也是破了世界纪录。但是,在反省这一个发展模式之余,我们看到的是另一面。在工厂、地盘(工地)、各式服务行业里,无数的无名民工日以继夜地的辛劳工作,为中国产品出口及城市建设而作出贡献,不幸地,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农民工被迫犠牲了他/她们的肢体、健康,甚至乎生命。直至如今,并无发表有关官方的农民工工伤的数据,反映出真实/全面的情况。所以,有人用『血煤』、『带血的GDP』等来描述这个现象。致丽大火正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但是,过了二十年,同类的惨剧不断发生,例如今年6月的吉林家禽厂大火,就有超过一百人葬身火海。环顾亚洲,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接二连三出现大火、塌楼事件,令人感叹,工人生命何价!为何工人定必要为『发展』而犠牲!可见,这个情况不是中国独有,在全球化下到各处打工人数有增无减。
由于珠江三角洲与香港紧密连在一起,所以自八十年代开始,我们一直关注珠三角的工业化对中港劳工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从乡村转来打工的人群。当年,亚洲专讯AMRC)、香港基敎工业委员会(HKCIC)及香港工会敎育中心(TUEC)等的工作人员,先后多次到珠三角实地视察及交流,了解劳工情况。
案例之一:是香港一间五金厂老板连夜拆机器逃到国内,工人在追讨欠薪时到国内围堵躱在酒店的老板。在他的工厂内,工人就一眼看出他们在香港时操作过的机床。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及记者等,如社会科学院的谭琛等也开展了有关研究及报导。近来,这类研究更成为海外学者的重点关注,纷纷著书立说。
其实,在致丽大火前,我们已连手跟进过几宗案例,如91年的东莞兴业制衣厂,也是一场无情大火造成60人死伤。在香港,我们早于七十年代推动工业安全及争取劳工赔偿运动,更成立了『工业伤亡权益会』ARIAV)。在国内,有人尝试利用相似模式发展农民工服务,如协作者的李真等。在亚洲地区,这一模式更扩展成“亚洲工伤者网络” ANROEV)。
这次大火,加上同年510日的泰国开达玩具厂大火,演变而成一个全球性关心生产安全的运动。该运动主要由香港民间团体(尤其是劳工团体)的推动,发表一份安全生产的约章,成员代表奔波国内、欧洲、美洲、亚洲各地,为死伤者呼吁及为推动安全生产而努力。
与此同时,我们亦与各地工业灾难的团体接触及联系,如印度博帕尔(Bhopal)农药厂泄毒事件、韩国元进(Wonjin)厂职业病事件,日本Minamata水银中毒事件等。
这些行动及诉求,导致到泰国政府终于宣布把每年510日定为『工业安全日』(1997),以纪念开达大火的敎训。而国际劳工组织亦稍后(2001)将每年428日定为全球『工殇纪念日』Worker Memorial Day)。
两次大火惨剧带来的震撼,加上国际工会及民间团体运动的支持,尤其是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爱尔兰等地,迫使到玩具生产商、品牌及零售商不得不重视生产安全,以安抚消费者及缓和劳资矛盾。我们多次在香港及外地发起示威、抗议行动,利用复活节及圣诞节日或玩具展览场合,杯葛某些“带血的玩具”,指出本来为儿童带来欢乐的玩具,其生产过程却令工人饱受其苦,还要犠牲性命或肢体,令工人及其家属并无欢乐可言!
95年香港玩具展的冲突中,我们有6位示威朋友被捕,包括一位来自韩国职业病患者。当时还有一位来自台湾工伤者被捕,但警方见他手脚伤废,连忙立即释放。这些打压,并未能阻挠我们的决心。
一方面,此一运动加强了各地民间团体的团结,亦导致另一个网络的诞生:『监察亚洲跨国企业网络』ATNS)。另一方面,资方及其代理人推动企业社会责任(CSR)作响应,例如香港玩具业的安全约章(ICTI),以巩固其垄断地位,不肯让民间团体插手及组织工人,或收编一些民间/劳工团体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例如,几经争取下,意大利公司答允恩恤赔偿给大火死伤者二(三)百万元。但是,他们却委托一个敎会机构发放款项。该敎会机构并无与我们联络,也不积极寻找死伤者的地址,反而暗地里将款项送给残疾人的学校。当时我们已掌握了不少死伤者联络地址,获悉此事后大兴问罪之师,再次发起一连串行动,还将致丽大火幸存者带来香港,到意大利公司办事处当面对质。事后,公司答应将款项交与我们分发。
有人说过,中国第一部劳动法的出台(1994),致丽大火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及催化剂,前人民大学教授关怀及现任常凯敎授,亦曾为致丽事件仗义执言。其后,中国修改或推出多条有关法规,以保证工人的工业健康及安全,计有:安全生产法(2002)、职业病防治法(2002)、工伤保险条例修订(2011)、社会保险法(2011)等。表面上看来,工人的生命及健康保障多了。但是,这些法规在执行方面、监察方面仍不如人意。例如劳工监察人手远远达不到18000的标准,有人说现行珠三角是120,000的情况,再加上贪污、腐败,法规难以执行。我们坚持劳方应有权积极介入,厂房、企业、小区为主,工业安全卫生、健康的各项环节,才可以扭转这个局面。对个别违例雇主施以严刑、罚款,才可以起到阻吓作用。
致丽大火的另一副产品,是中国劳工团体的兴起。当年,在外围及内围因素下,一些有心人仕试图组织这些农民工,特别是女工们,其一是北京世界妇女大会(1994)后出现的,如北京『打工妹之家』,其二是一些民运分子在华南成立『打工潮』等组织。前者则受到官方打压,主脑人被捕、坐牢、递介出华南。
不过,以香港为基地的珠三角劳工团体,却慢慢成长,他们多以维权为主,利用探访工伤者、劳法咨询等活动,在各地成立一个又一个劳工中心。与此同时,一些由国内人仕组成的民间团体,也逐渐出现。有些是由前工人(包括工伤者)所组织的。特别一提的是由致丽幸存者陈玉英在重庆忠县所组织的『自强服务站』。这一模式反映出工伤者如何自强不息,能为其它农民工提供服务。
在工会未能起到真正作用下,民间团体必然出现代替。但是,他们面对的困难也不少,除了资源外(钱、人),还饱受当局及资方的双重打压,如黄庆南被砍(2007年)事件,如2011年深圳连串民间团体被迫关门停业事件。再加上企业社责任运动,及政府购买服务的收编及排斥,局限了这些维权团体的生存空间。
这类团体有需要重新定位,评估其工作,为更上一层楼而铺路,因为农民工的抗争,已从个别的行动转化为集体行动。
回顾二十年,致丽伤者仍未洗脱苦痛,死者家属未走出阴影,幸存者闻火色变。老板方面,意大利公司Chicco产品门市部越开越多,而致丽厂的劳钊泉未坐满刑期获释,再开厂经营。我们阵营中有不少人已退下火线,不少人退休,但后来者仍然不断补充其空缺,正如韩国有名的《劳动者战歌》所言:
『愿他朝有后继者,劳动者要自由,成名见青史。』
201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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