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1日 星期日

省港大罷工影響下的東華義莊


省港大罷工影響下的東華義莊

省港大罷工延續到1926年,省港交通阻礙,航運停頓,使到在香港身故的華人不便運往內地原藉安葬,只好暫存東華義莊,再加上已存放在東華三院義莊的棺木骨殖亦不能落船運送回鄉,東華義莊在罷工的衝擊下,運送服務一度中止,日積月累,義莊不敷應用,東華乃向港英提出撥地擴建,港英撥出鋼線灣1572號地段相連之處約5萬餘方尺予東華興建新樓,命名為“丙寅莊”[1]。
葉漢明在《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第137-139頁,談及省港罷工糾察隊拘押東華的蝦苟艇事件。
蝦苟艇原是小型漁船,由於棺木骨殖要循水路運送回鄉,蝦苟便可派用埸[2]。
1926年7月22日,東華聘請香港天壽號運送台山先人棺木骨殖回鄉,天壽號僱用的鴻利蝦苟艇滿駛至深圳南頭,遭省港罷工糾察隊扣留,並拘押船上舵工,“指為不合手續,破罷工條件,硬要將艇充公”。東華致函南頭樂善堂,“懇求”樂善堂代稟縣長設法維持,請南頭糾察隊從速放行。樂善堂派董理前往糾察隊詢問。糾察隊副隊長說,“伴業由農會會友到來訂明保領”,而糾察隊隊長正在深圳未返,待隊長回來即行保釋放行。隊長回部後,“即交原保農友保釋”,鴻利蝦苟艇繼續前往台山[3]。南頭由糾察隊第五區管轄。
糾察隊將所有與廣州較為接近的防線,大約劃分為7區,與廣州相隔太遠的地區則設立辦事處,以解決一切問題。防線的分區,辦事處的分段,糾察駐防的分配,分別如下:
第一區:廣州的白鵝潭、河南、花地(舊稱花埭)、芳村、黃沙、沙基等,以三支隊駐守。
第二區:順德的陳村、大良、容奇等,以一支隊駐守。
第三區:廣東中西部南岸的江門、台山的公益埠、斗山、廣海、寧陽鐵路一帶,以三支隊駐守。
第四區:中山的石岐、珠海的前山等,以兩支隊駐守。
第五區:深圳,東至沙魚涌,西至寶安、南頭區等,以三支隊駐守。
第六區:太平等,以一支隊駐守。
第七區:汕頭等,以一支隊協同汕頭罷工糾察隊駐守。
辦事處設在陽江、電白縣水東、雷州、北海、海南島、淡水等6處。糾察隊數目之多寡,則分別輕重,酌量分配[4]。
糾察隊第五區隊部設在深圳羅湖東門老街南慶街22號,今為南慶街省港罷工委員會接待站舊址,又稱思月書院,建於清代,建築物原爲水貝村等張氏的分祠。三開間二進佈局。面闊13.6米、進深16.2米,面積210平方米。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闢爲接待站,接待往返廣州、香港的罷工工人,後爲省港罷工工人糾察隊隊部,1988年列爲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因東門改造需要被拆除。1999年重建於東門老街廣場。
省港大罷工的目標是要打擊英帝國主義者,解放被壓迫的民族和階級。可是,在曠持日久的罷工下,受影響的層面不斷擴大,飽受英帝國主義欺壓的香港市民,未能還鄉入土,亨受鄉情。更苦的是海外華工,慘被賣往海外做苦工大半生,死後只能回來原是中國的土地香港,躺卧在東華義莊北望神州,空嗟嘆!
省港罷工結束後,珠江水路盜賊如毛。1928年6月,東華的蝦苟艇運送兩具棺木回鄉,在順德大洲海面李家沙遭土匪截擄,後被國民革命海軍查起,東華聯絡有關人士處理[5]。當時國民革命軍海軍司令是陳策(1892-1949),日軍進攻香港時,陳策發動香港市民參加香港保衛戰,港英投降後,陳策與數十名英軍成功從水路突圍離港回國內。

葉漢明在《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第85-87頁。談及招聘新管莊人一事,每月“工食費”為38元。照“工食費”字面解釋,東華義莊不提供膳食。另據“文虎(羅章龍):《中國職工運動狀況(1928-1930)》,載:《紅旗日報》,廣州,第10號,1930.8.24;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出版社,第23期,1983,第141頁。”所記1930年香港工人月薪資料互相印證,數值相近。
1930年香港工人每月工資表
類別      工資
     上    中   下
重工業  40元  20元  12元
市政   40元  20元  12元
輕工業  22元  16元  12元
手工業  20元  15元   9元
店員   16元  12元   6元[6]

葉漢明在《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第167頁,記載1924年東華代聘仵工到日本工作,月薪為港幣50元 。

葉漢明在《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第219頁,記載1937年5月,古巴華人骨殖運送住香港,因海員罷工引致遲滯。香港海員工會於1937年復會,提出《海員抗日救國十大綱領》:1、在日本船上做工的中國海員自動離職,拒絕替敵人工作;2、在別國輪船上工作的中國海員,拒絕運輸任何軍火赴日;3、要求公司船員不要開赴日本。在香港,一時竟有40餘艘船;新加坡和澳洲也有部份船,因海員參加反日罷工不能開航[7]。暫未找到古巴航線的資料。
(完)
龍少爺
25.01.2012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傳真: 8265 1467。




[1] 葉漢明:《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58-60頁。丁新豹:《善與人同:與香港同步成長的東華三院(1870-199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第122頁。
[2] 葉漢明:《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東華三院檔案資料彙編系列之三》;第29頁。
[3] 葉漢明:《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啟示》,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東華三院檔案資料彙編系列之三》;第137-139頁。
[4] 冼一宇:《粵港罷工糾察隊奮鬥概況序》,載:廣東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編:《省港大罷工資料》,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0;第169-174頁。
[5] 葉漢明:《東華義莊與寰球慈善網絡──檔案文獻資料的印證與示》,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136-137頁。
[6] 文虎(羅章龍):《中國職工運動狀況(1928-1930)》,載:《紅旗日報》,廣州,第10號,1930.8.24;載: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工人運動史研究室編:《中國工運史料》,北京,工人出版社,第23期,1983,第141頁。
[7] 楊建 :《“一二九”前後香港的抗日救亡運動與中共組織的重建》,載: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 :《香港與中國革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第77-78頁。

2014年5月2日 星期五

苦力一詞的歷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筆記


苦力一詞的歷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筆記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最早解釋“苦力”一詞來源中文書,直指是來自英語。該書原文:“這‘苦力’兩個字,本來是一句外國話Coolie,是扛抬搬運等小工之通稱。廣東人依著外國音,這麼叫叫,日子久了,便成了一個名詞,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國話了。”

苦力是英文Coolie的音譯,普通話拼音為kǔlì,粵語俗稱為“咕喱”,讀音為gülëy,葡文發音為Koolie,應是廣東話音譯。
苦力廣意上是指從事體力勞動以賺取工資維生的廉價勞工,狹意上是指在碼頭負責貨物裝卸的工人。
1841年5月港英出版的《香港政府憲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第二號公佈的人口統計數字,港島人口有7450人,其中有村落居民4350人,水上居民2000人,商販800人,工人300人。工人中有130人是洋務工人,其餘為苦力和工匠。原文當中苦力的英文是用Coolie一詞,按當時港英的職業分類,所謂苦力不光指是指在碼頭、貨倉、煤站、貨船、其他場所以肩挑背扛從事笨重體力的搬運工人,還包括出賣勞力的非技術性工人,如挑夫、清道夫、糞夫、及人力車夫等也屬這一類別,他們主要以勞力來賺取金錢。四十年代初以前港英聘用的一般工人,工作證上工種一欄寫上Coolie一詞,四十年代尾改用LABOURER一詞,後再改為WORKMAN一詞,中文則是“工人”。
十八世紀的英文報刊已出現Coolie一詞。1895年孫中山策動廣州起義,聘用了400名苦力當革命戰士,港英上呈倫敦的《包德利備忘錄》報告這一件事,原文用“coolies”來指這批苦力,可見Coolie一詞是官方行文用語之一。
1920年的《華字日報》已見使用“咕喱”一詞來稱謂苦力。
Coolie一詞來源有多種說法,未有定論。最早見於德國博物學家及物理學家恩格爾貝特•肯普弗(Engelbert Kämpfer,1651-1716)博士於1727年以Coolies一詞來形容在日本長崎為荷蘭貨船卸貨的碼頭工人。恩格爾貝特•肯普弗抵達日本前曾到過伊朗和印度。
Coolie一詞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中期,可能起源於印度語,Kholees或印地語Kolis,指印度北部身份卑微的拉其普特人(Rajput)。印度南部泰米爾語有Kuli(கூலி)一詞,字面意思是指工資。Coolie一詞來源亦可以追溯到印度西部古吉拉特語(Gujurati,ગુજરાતી),字面意思指擔任短工。烏爾都語qulī (क़ुलीقلی)字面意思是在日間工作的工人。以上的印度語,雖然讀音與Coolie近似,但與苦力的真正解釋仍然有距離,表示其來源可能來自印度以外地方。
Coolie一詞來源另一個可能性是來自伊朗,從縮短的阿拉伯語ghilam一詞而來,字面意思是僕人。土耳其語有QUL一詞,字面意思是奴隸。或突厥語裏的köle、kul等詞,字面意思都是奴隸。
Coolie一詞在美洲加勒比地區是指亞洲裔的體力勞動者,而且帶有貶意,尤其是在印度更是不禮貎的用語。在蘇里南(Suriname),前英屬圭亞那(Guyana)和特立尼達島(Trinidad Island)Coolie一詞是表示那人是印度裔。 
在印尼,KULI一詞現在是指一位長期工作的建築工人。在俚語中,施工人員經常被稱為“kuproy”,字面意思是項目苦力。
在馬來語中,Coolie一詞是指一位亞洲奴隸。
在泰國,Coolie一詞仍然保留了其原有的意義,指體力勞動者。泰國總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曾於2005年9月公開發言,使用Coolie一詞來表達對興建新國際機場的工人辛勤工作的感謝,因而激怒了泰國勞工團體,紛紛表示對他信的用詞不滿。
在南非,Coolie一詞最經常用來指印度人,或者是非洲人和印度人結婚後的下一代,是一個極侮辱性用語。
現在的印地語Coolie一詞是指在酒店大堂,火車站和汽車站的行李搬運工人,亦是一個帶有侮辱性的用語。
在埃塞俄比亞,Cooli一詞是指搬運重物的人,亦是一個有侮辱性的用語。
在荷蘭語中的koelie一詞,是指一位工人很辛苦地工作,一般沒有特別的種族含意,但它是一個對種族有侮辱性的用語。
在電影《桂河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中,Coolie一詞多次出現,意思是指從屬或奴隸,或者被當作奴隸使用。
電影《甘地傳》Gandhi中,Coolie一詞被用作侮辱一個種族。
從歷史上來看,苦力是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亞洲奴隸或體力勞動者,他們來自中國南部、印度、菲律賓和印尼等地。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
原文:“惲來當了兩個月苦力之後,一天,公司船到了,他便走到碼頭上去等著,代人搬運行李,好賺幾文工錢。到了碼頭,看見一個鹹水妹。
這鹹水妹……碰見惲來,便把兩個大皮包交給他。問他這裏那一家客棧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著你走。”

客棧為了主爭取生意,派員工到碼頭守候客輪靠岸,主動為乘客提供搬運行李服務,帶旅客回自已所屬的客棧。客棧行業工會有義安公社和方言工會,義安公社會員全是客家人,現稱“香港梅州聯會”。義安公社早期純粹是一個工人組織,只限於“客行”職工加入,約有七、八十人,目的是爭取改善生活、謀福利、保障工作條件,打擊碼頭惡勢力活動。

原文:“惲來道:‘我住在苦力館(小工總會也,粵言)。每天兩毫子租錢,已經欠了3天租了。’”

苦力館俗稱“咕喱館”,當時從事苦力工作須要先加入苦力館。在中上環交界有一處地方老一輩稱為“三十間”或“卅間”,範圍約為卑利街至水池巷、荷李活道對上、堅道對落,因以前這裏曾有30間小石屋而得名。翻看1899年中區地圖,這30間石屋位於光漢台花園,與當時周遭的大屋相比,確是顯眼的地標。小石屋早已清拆,但人們仍習慣以“三十間”稱呼這一帶。據說這30間石屋是苦力館;另一說是太古買辦莫仕揚(1820-1870)在該處一口氣買了30間樓而得名。
開埠初期南下來港當苦力的人無親人照應,因而衍生苦力館為他們提供住宿和工作機會。苦力館環境十分擠迫,但却是一個不用日曬雨淋的棲身之所。苦力館內有公用廚房,起居飲食要分工合作,有人負責買米,有人負責買柴、買菜等。每間苦力館有4至50名長工駐館候聘[1]。投靠苦力館的人要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竹片上反轉掛於牆上,稱“掛牌”﹔苦力每天回館開工,把竹牌“掛正”外露名字,讓苦力頭點名。苦力館24小時分四工(更)營業,每工4元,日薪計算,如果苦力急需用錢,大可馬不停蹄不眠不休的連開幾日工。苦力館如遇人手短缺,盡起自已苦力館的掛牌苦力仍不足應付所需時,工頭便會往碼頭區招請臨時散工。香港比較具規模的苦力館有“大記”、“發記”、“榮記”。

住在三十間的多為海陸豐和潮汕人,潮汕和海陸豐人士每年農曆七月例必舉行盂蘭超幽盛會,至今仍盛行不輟。士丹頓街62號還存在“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
中環商業區需要大量苦力拉人力車、抬轎、搬運,所以海陸豐和潮州人集中在光漢台開設苦力館,至六十年代才逐漸式微。
當苦力主要是潮州和東莞人,不同鄉藉的苦各據地盤,經常為爭工作機會大打出手,但甚少傷及人命,只是打“拳頭架”,不會騷擾“街外人”。重光後,中西區有10多個碼頭,最為人熟識的三角碼頭是潮汕人地盤,平安碼碩是東莞人的地盤,這兩個碼頭的苦力勢不兩立,經常為爭地盤互相毆鬥,有時甚至動用隨身攜帶的開工用具“鐵鈎”作為攻擊武器。餘下的寶德碼碩、同安碼頭等,苦力為了共同利益,互不侵犯,打鬥較少。三角碼頭苦力必須追隨一名“大佬”,即幫會頭目,工資由大佬分配,大佬的工資高出苦力1倍,當有人意圖侵入地盤時,大佬便負責出頭處理[2]。根據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十九世紀初香港三合會會員達1.5萬-2萬人,認為所有苦力館幾乎都是三合會的聚會處。當時三合會帶有濃厚鄉誼色彩。
三角碼頭又名永樂街碼頭,位於永樂街以西,德輔道西9號以北,該處有塊三角位的地皮,所以人稱“三角碼頭”。另三角碼頭廣義是指沿著西營盤海邊,從西港城向西轉彎開始一直伸延至屈地街。
碼頭苦力都是赤裸上身,肩搭白布,口咬木籤, 腰插鐵鈎。肩上托貨物,搬米的苦力有時會一口氣托兩三包,重達百多二百磅,還要走過一條寬不足兩呎的木板上岸。竅門就是過橋時動作要一氣呵成,千萬不可以中途停步,而且還要順著木板上下擺動的節奏來平衡身體。至於隨身的白布除了用來抹汗以外,還可以舖在肩胛上有助減輕勞損。鐵鈎則用來鈎起麻包袋,是一件很重要的借力工具。而木籤則是計算工作量的憑記,因為苦力的工資是以件工計算,每搬一袋貨物管倉員便會收下1支木籤,收工時只要數收了多少枝木籤,證明搬了多少袋貨物,來計算工資多少。



那時候社會制度,法治還不是很健全,自然衍生各式各樣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搬米是一盤大生意,誰能控制到這行業,中間的“油水”可謂十分豐厚。由此之故,三角碼頭的風起雲湧都是源自一個中心問題──黑幫爭地盤。而苦力的互相廝殺都是黑幫背後操控,指揮。此外,鄉派的因素也加深了箇中的矛盾。在三角碼頭裏以潮州幫最人強馬壯,其次是東莞幫,福建幫等。在那個絕對是弱肉強食的世界裏,你若不拉幫結派根本生存不了,這也解釋了為甚麼三角碼頭鄉里,鄉音、鄉情的凝聚力如此強烈的緣故。
隨著社會進步,三角碼頭在1976被淘汰,取而代之是信德中心及港澳碼頭,西區走廊等。
有關香港苦力的面貎可到中環天星碼頭香港海事博物館參觀有關文物介紹。
香港海事博物館網址 :http://www.hkmaritimemuseum.org/。
(完)

龍少爺
01.0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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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炳華主編:《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增訂本,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03,第77-78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 梁炳華主編:《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增訂本,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03,第78頁;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2014年4月25日 星期五

工殤紀念日看地盤意外數據



工殤紀念日看地盤意外數據
──讀《築景思城》筆記

何佩然著:《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0;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近年香港各方面的史書紛紛出版,有關二十年代的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已必是內容之一,認真的面對歷史事實。何佩然的《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更有十九世紀建造工會的資料,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建造業工潮的資料。書中有多個統計表,以數據反映當時工人的生活情況,其中一個是工傷統計數字,又有文字談工業安全。近年我們工人階級都在4月28日的工殤紀念日進行活動,悼念為香港繁榮而犠牲的工友,讀這些文字,或有助我們制訂奮鬥目標。

以下圖片資料來自:何佩然著:《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完)

龍少爺
25.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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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麵包糖菓餅業食品職工會史


麵包糖菓餅業食品職工會史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麵包餅業工人没有自己的組織,工人列為洋務工人,加入洋工人組織的“協進工會”。
協進工會於1920年成立,成員包括洋務、西廚和在外藉人士做家務的工人和保姆等,還包括製造麵包工人在內,成員遍佈省港澳。
1922年,麵包工人與香港各業工人發動總罷工,支持海員罷工。
省港大罷工期間,1926年5月24日,香港洋務職工會、中華洋務、協進工會、洗衣、敘藝、潔淨、花卉、工務、義和、同樂、清淨、郵局等12個洋務工會組成“西業工人聯合會”,選舉李錦池(?)等13人為執行委員。
1927年,港英封閉協進工會。
1937年11月,洋務工會成立,餅業工人譚揚(?)、陸煜垣(?)、鄭君賢(?)、黃學(?)、凌邑(?)、劉安(?)等籌備重組協進工會,每晚在亞洲麵包公司門口討論重組工會事宜,當時餅業工人約200餘人,由於在業工人不多,重組困難[1]。
香港淪陷,餅業工人紛紛離港回內地。
1946年,香港重光,餅業工人復員回港,張九(?)、黃學、麥炳(?)、劉安等14人組織籌委會,籌組“港九糖菓麵包食品協進總工會”,發表告工友書,籌備處設在港島皇后大道東,由於要求加入工會的人數眾多,於是租用銅鑼灣謝斐道68號3樓作會址。1946年7月9日 正式成立“糖麵西化協進總工會”,第一屆主席為張九,副主席為黃紹雄(?),自此餅業工人有了自已的組織[2]。會址在大道東145號2樓。
1948年,工友覺得“西化”兩字不大明確,經過研究改名為“港九糖果餅業工會”[3]。現稱“麵包糖菓餅業食品職工會”,1949年職工登記局批准登記立,編號為118。1965年有會員439人,2006年有會員402人,2009年有會員642人,2010年有會員840人,2011年有會員1256人,2012年有會員1399人,近10年會員都有高增長。

麵包糖菓餅業食品職工會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368-374號百玲大廈2樓
電話:2832 9181/2832 9181
傳真:2834 0586

1949年,工會經濟困難,業主迫遷,得到電車勞校校長梁力濤(?-2008)協助,讓出灣仔春園街12號3樓作為會址[4]。

梁力濤(?-2008)是電車勞校校長,曾與友人在灣仔春園街12號3樓開辦“識字班”,後將該處讓給港九糖果餅業工會作為會址。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會員。於2008年以90高齡辭世。

1949年8月,香港物價高漲,工友薪金難以維最低生活,工會開展改善待遇工作,商議決定先在一間廠開始,逐步推廣到港九各廠。馬寶山糖菓餅乾公司工友向資方提出協商,要求改善工作時間和不合理待遇,經過多次商談,雙方都未能達成協議,工人決定罷工,百餘名罷工工人膳食由工會負責,全行工人熱烈支持,在工會領導下,各友會大力支持下,取得勝利。罷工的勝利令工人明白團結的重要性,紛紛加入工會。當時爭得的利益:1.提高工資;2.將每日工時由15小時減至11小時;3.爭取每月3天假期;4.“下欄” 歸工人[5]。

馬寶山糖菓餅乾公司設在銅纙灣,工人300餘人。在上海設有廠房。

工會除了組織工人爭利益外,還為工人提供文娛康樂活動,培養文化氣息,成立歌劇組、國語班、英文班、乒乓球隊等。發動不少工人參加工人醫所服務工作,參加東頭村、石硤尾大火慰問工作,協助維持時秩序。在發放中國送來的大米時,天氣寒冷,餅業工人仍單衣,友會提議借衣服給他們穿[6]。糖菓餅業工會還建立了女工部[7]。
1950年,工會在旺角亞皆路街建立九龍支會會所。
韓戰期間,美國實施禁運,香港百業蕭條,工會組織成立替工組,協助解決失業工人的職業、生活問題。發動在業工人每月休兩天,給失業工人替工。如不休息,交1天薪金支持失業工人。失業工人可以掛牌吃飯,每餐只收兩毫子菜錢,米由工會免費提供[8]。
1956年暴動中,許多工人奮不顧身保護工會[9]。
1960年,物價不斷高漲,工會徵求工人對工會的意見,經集中研究後,向各商號出加薪要求,得到大多數廠方同意,普遍提高了工人薪金[10]。
1963年,業主收回九龍支會會所,工人提出捐款自置會所,平均每人捐款數十元,於1964年自置深水埗福華街48號A9樓為九龍支部會所[11]。
1967年,反英抗暴期間,工會發出告工友書,號召工人停工1天,各餅家響應工會,停工1天[12]。
1972年,利記公司拆缷改建,對長期服務工人只作像徵式補償,最高3個月工資,最少1個月工資,工人不滿,在工會協助下,團結一致爭取,選出代表向資方提出要求,經過8天談判,工人不受恐嚇分化,爭取到最少3個半月工資,最多7個月工資(連津貼)[13]。
1973年5月7日,馬寶山糖菓餅乾公司突然關廠,全廠工人到工會開會,派代表向資方提出遣散辦法,在工會全力支持下,許多廠號工人前來慰問,資方答應作出較合理補償金,是原定的10倍[14]。
1974年,業主收回春園街重建,工會籌建新會所,於1975年7月購置灣仔洛克道478號8樓為總會會所[15]。
1975年,寶冠酒樓結業,餅業工會與飲食業工會共同努力爭取遣散費,雙方在勞資審裁達成協議,資方拿出約80 萬元作遣散費,餅業工會兩名工人共取得4萬元遣散費[16]。
1982年,工會支持勞校重建。
1985年,工會為工人解決了8宗糾紛,爭取款項超過8萬元[17]。
區議會選舉時,工會向會員介紹候選人,派出助選團,積極參予社會事務。
工會與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一起在洛克道368號2樓工聯港島辦事處共同辦公。
2011年10月,美心西餅為配合業務擴充,位於長沙灣的西餅廠將搬到新建的大埔廠房,並安排長沙灣餅廠員工到大埔工作。美心西餅廠合共有員工約1300人。
40餘名美心西餅的運輸及交收組員工,不滿公司把廠房由長沙灣搬到大埔後的薪金及交通安排,與資方多番商討仍無法就遣散安排達成共識。員工與資方在長沙灣廠房開會,如談判破裂,不排險採取工業行動。
員工不滿新廠房的地點太遠,部份員工居住港島和天水圍,考慮到車程太遠,要求資方遣散,但資方表示只可支付首10年工齡的遣散費,員工對安排感到不滿。
美心發言人表示,有30餘名運輸及交收組員工透過勞工處要求公司遣散,但該公司從無任何遣散需要或安排,會繼續與員工溝通。按紀錄,今日有數十名員工請假,運作一切如常。美心強調,在2月起已與員工介紹新廠房及搬遷安排,亦有28條免費來回廠房穿梭巴士線,並為運輸組的員工提供另一組工作時間選擇等,薪金及福利維持不變。結果為工人爭取到應有權益。

鳴謝:本文搜集資料期間,獲勞工子弟中學辦公室單主任提供有關梁力濤校長的資料,謹此致謝!
(完)

龍少爺
8.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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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第151頁。
[2]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3]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4]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5]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6]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第151頁。
[7] 香港工會聯合會婦女委員會:《48•08•60──工聯婦女工作60載文集》,香港,香港工會聯合會, 2009,第7頁。
[8]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9]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0]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1]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2]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3]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4]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5]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6]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7]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