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3日 星期日

香港集體談判權現況



香港集體談判權現況

港府推在推動集體談判權的角色
集體談判是指勞方集體性地透過工會,與資方談判與所有僱員有關的事情,而談判結果具有法律約束力,目的是希望勞資雙方能夠在一個較平等的情況下訂立勞資集體協議,以保障勞方的合理權益。
1951年國際勞工組織通過第九十一號《集體協議建議書》,集體協議被定義為「有關勞動與就業條件的書面協議,其締約雙方:一方為一名僱主,一個僱主團體或一個或幾個僱主組織: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組織,或在沒有此類組織的情況下,由有關勞動者根據本國法律或條例正式選出並委任的代表。」建議書第三條進一步指出,集體協議對簽訂協議的各方及他們所代表的各個方面都具有約束力,且與集體協議相違背的僱傭合約中的有關規定應視為無效。並應自動由集體協議中的有關規定所取代。然而僱傭合約中對工人更為有利的條款,不應視為與集體協議抵觸,但僱傭合約是有一定時限的。[1]
在推動集體談判權的工作上,勞工處認為:「香港政府一貫致力鼓勵及推廣自願性質的集體談判。如勞資雙方未能透過自行協商解決糾紛,勞工處會作出調停,促使各有關方面和諧地解決問題。」「勞工處一直在中央、行業及企業三個層面上,鼓勵和推動僱主或僱主組織與工人組織發展自願性質的協商機制。勞工處亦不時舉辦不同的推廣活動,鼓勵僱主及人力資源從業員在企業層面採納良好人事管理措施,並與僱員或其組織保持有效溝通。」
據《集體協議建議書》第五條第一款:「應採取適應國情的措施促進集體談判。」在這項工作上港府的態度,正符合文中促進一詞。第七條強調是磋商,第八條指明是自由進行,勞工處的工作可算是符合國際勞工組織的規定。若按1980年的一五四號公約《促進集體談判權》的內容,要求立約各國立法確立集體談判權,這一點港府則完全不合格。[2]
回歸前夕,立法局於1997年6月26日通過,由李卓人以私人條例草案提交的《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簡稱《集體談判權條例》)。條例提及集體談判權安排適用於五十名僱員以上企業,同時工會在企業內會員人數需超過僱員人數15%及取得逾五成僱員的授權,才可獲得集體談判權。可是回歸後3個月,臨時立法會於10月將該法例廢除。
在推廣集體談判權上,勞工處自稱不時舉辦不同的推廣活動,卻没有具體指出有那些活動。
職工盟近年每年都舉辦集體談判權講座,且邀請外國工會和勞工處代表出席,如2014的《「集體談判與工人充權」研討會》。2017年10月職工盟聯同18個勞工團體共25人,在前身為立法會大樓的終審法院進行絕食抗議,促請恢復集體談判權立法。

香港集體談判權的覆蓋範圍
據勞工處提供的資料,有關集體談判權現況,在「印刷、建造、公共巴士、航空運輸、豬隻屠宰、電梯保養、食品及飲品加工業等業內的僱主,部份有就僱傭條件和條款的相關事宜與僱員或其組織簽訂協議。 」而以上行業中那間工會有集體談判權,覆蓋人數多少,勞工處没有任何資料,因工會在這事項上無需上報,勞工處亦自覺没有調查和統計的需要。
據周奕提供的資料,建築業的喉業、紮鐵和搭棚等業工會擁有集體談判權,而坭水和油漆可能也有。印刷業每年會制定一份勞資合約。回歸前印刷業內每年的勞工假期比政府法定的多一天,這天就是五一勞動節。筆者閱讀舊報章得知,建築業早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已與資方簽訂詳細的勞資協議,內容除了工資外,尚包括膳食的規格,稍後筆者會專文深入談這些內容。
龍少多方查詢集體談判權現況,整理資料如下表:
2016年享有或可能享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資料表
 
工會名稱
集團工會
行業
會員人數
1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
工聯
交通業
1,844
2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
勞聯
交通業
1,268
3
香港航業海員合併工會
--
交通業
19,313
4
國泰航空公司空中服務員工會
工盟
交通業
7 222
5
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
工盟
交通業
64
6
香港空中服務員職業工會
工盟
交通業
2016年成立
7
紮鐵業團結工會
工盟
建造業
886
8
香港雀巢職工會
工盟
食品製造業
113
9
維他奶職工會
工盟
食品製造業
134
10
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
工盟
食品製造業
594
11
香港建造業扎鐵職工會
工聯
建造業
1,992
12
香港海員工會
工聯
交通業
31,009
13
香港生豬肉食業職工會
工聯
服務業
636
14
九龍生豬肉食業職工會
工聯
服務業
436
15
香港喉管從業員總會
工聯
服務業
3,766
16
港九搭棚同敬工會
工聯
建造業
578
17
香港坭水建築業職工會
工聯
建造業
6,823
18
港九油漆業總工會
工聯
建造業
4,373
19
蒂森電梯職工會
--
服務業
141
20
香港電梯業總工會
工聯
服務業
1,388
集體談判權會員總數
75,358
表中數據來自《2016年職工登記局統計報告》。

統計所得有20間工會有集體談權,合共會員人數為75,358人。而2016年全港就業人口總數為3,920,000人,登記僱員工會為828間,申報會員總人數為888,466人,但没有準確的擁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數目下,不能計算出準確的數據,只能憑以上資料算出,擁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佔全港工會總數的2.8%,享集體談判權的工會會員覆蓋率為8.2%,全港就業人口覆蓋率1.9%。。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和香港空中服務員職業工會等的集體談判權,都是管理層主動接觸工會,一起制定協議的。香港空中服務員職業工會的集體談判權協議內容涵蓋員工福利,薪酬安排及人事管理等,最重要的是確立工會地位,包括公司解僱員工前須諮詢工會等,或許這是現時全港最全面的集體談判協議。

獲資方承認的工會
除了集體談判權之外,尚有多種勞資協商形式,政府內部和所屬機構由高層到低層,都設有評議會,或稱JCC(Joint Consultative Committee),遍佈各部門及各單位,作為諮詢機構,主要由工會代表勞方出席,小部份代表來自工人聯誼會或儲蓄互助社。政府屬下的職業訓練局、醫院局等機構,則設有協商委員會,委員是工會代表。
政府的評議會或協商委員會絶對不是集體談判權,因會議結果没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可以不履行。且不是對等談判,陳方安生當高級評議會主席時,官威極大,某次會議正值港督尤德剛離世,她到場即宣佈因尤德離世不開會,事前一點也不通知出席會議的勞方代表,以個人的任意喜好行事,從不尊重這些勞方代表。另一位曾任主席的王永平更曾拍枱離場。在這些官僚如此思維下,從來没有平等開會,絶對不是集體談判。
月前勞工福利局長羅致光公開說,香港同一機構內有多間工會故不能推行集體談判,周奕根據《2017年職工登記局統計報告》粗略細數,公務員工會有二百二十多間,而食物環境衞生署有三十多間工會,它們是否因工會數量多不能派代表出席評議會呢!並不是的,因為評議會規定,各工會可以自由組合一起,會員人數足夠一千人者可以競逐一個代表席位。
而和記黃埔有限公司等私人公司亦設有評議會,工人可選派代表出席,但不是工會代表,這些公司多不承認工會地位,會議全程由資方安排甚至操控。
另有一些工會能定期和商會商談加薪問題,他們是:
消防保安工程從業員協會、港九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和建造業大部份工會等。這些工會定期與商會協議來年薪酬調整幅度,然後通知業界,鼓勵業界及承辦商跟從。
除了集體談判權,部份工會得到資方承認代表工人的地位。如新世界第一巴士公司職工會、九龍巴士職工總會、城巴有限公司職工會和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等,公共巴士公司容許新員工入職時,工會有機會接觸他們。
九巴內有5間已註冊工會:九龍巴士職工總會、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九巴員工協會、九巴僱員工會和九巴職員權益工會等,尚有籌組中的月薪車長大聯盟,總共6間工會,而資方只承認九龍巴士職工總會和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巴分會兩間。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轄下各工會都有工會代表地位,可惜該會未能進一步有業內工會代表地位。
各位工會朋友若發現本文資料有誤,請指正,使數據更準確。
(完)

龍少爺
15.04.2018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1] 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北京:勞動社會保障,2011),第176-186頁。。
[2] 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第176-186頁。。

2018年5月2日 星期三

選民站出來管束政府,監察立法議員



龍少看了友人區龍宇在《立場新聞》發表的〈女皇吃閉門羹,狗仔隊卻橫行─—立法權與行政權〉一文 ,因而發表此文提出自己的意見。

選民站出來管束政府,監察立法議員

許智峰事件從目前大局來看保住席位是大前提,從遠景來看則不能忘記監察立法議員的行為。龍少不是替政府轉移目標,所以我的文章題目是〈選民站出來管束政府,監察立法議員〉,即是第一要事是所有選民要醒覺,站出來管束政府,但不要忘記監察議員。
 有關管朿政府的論述,完全同意區龍宇指現政府非法性,但認為選民已不能單靠議員來監察它,要站出來「管朿」它,運用群眾力量向它施壓,嚴厲批評它。按目前的遊戲規則,要管朿政府就要保住許智峰的席位,但同時亦要監察他,以防他入魔道,變成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的情況。
龍少近日已在文章和公開論壇上說,民主不只是表現在言論自由和投票權上,更要選民的參與,現階段就是管束政府,監察所有議員。馬克思在《資本論》論述工時已指出,工時應包括有參與社會活動的時間,這是漫長的民主鬥爭路之一。
提出監察議員不是針對許智峰,而包括所有議員,而己犯錯的何君堯、周浩鼎和葛珮帆等已不是監察對象,應將他們掃出門外,剝奪議員資格。許智峰現時正是帶罪立功的時刻,利用合法的議會規則將他們治罪,選民則要督促和協助許智峰完成這一任務。
英國國會成員雖是選舉產生,但只是表面上代表了人民主權,因各代表階級性不同,成立初期的議員是代表地主和貴族利益,而圈地運動初期,英王是反圈地搶自耕農土地,地主則把持國會立法搶佔自耕農土地。英王為何反對圈地呢!因自耕農的稅是直接交給王室的,在這問題對峙上是各自為了私利而爭鬥,可惜自耕農卻没有代表在議會,任由他們宰割。工業革命後產生了工人階級,一輪經濟鬥爭後,即提出要有工人代表和選舉權的政治鬥爭。工人階級開始覺醒,知道不能依靠當時的議員來替自己爭權益,因為大家的階級利益不同。
區龍宇在文中也指出「當年美國的所謂國父們,主流是大地主大奴隸主,所以他們居然連人民權利這個頂頂重要的寶貝,也忘記寫在憲法草稿上!則這些國父代表誰,豈不清楚。」這正是階級問題所在。
英國議會在克倫威爾領導下取下英王人頭,在軍隊擁護下稱護國公,取代英王實行獨裁統治。百餘年後拿破崙操控民主選舉登基為王,希特勒也玩弄國會民主大殺異已,因為選民未覺醒起來監察他們。因此在此高呼選民站出監察議員,提防議員入魔。
回顧香港的民主路,支聯會成立初期,公務員領袖黃偉雄指出內部民主有問題,與絶大多數人意見不合請辭離去,反被指是不顧反共大局的罪人,及後黃偉雄更提出要防止司徒華走上獨裁路,其核心問題就是監察。今天我們細看支聯會內塞滿殭屍團體,就是泛民大佬以大局為重來鎮壓異已監察的結果,以此團體來推動民主,真是對民主的諷刺。為何反共和監察兩者不能並存呢!究其原因就是為了保自己權力和私利。
亦有一大諷刺劇是泛民擁陳方安生代表非建制出選,此人官威極大,那個公務員不知。港督尤德離世時,她到場出席高級評議會時,即宣佈因尤德離世不開會,事前一點也不通知出席會議的勞方代表,以個人的任意喜好行事,從不尊重這些勞方代表。泛民未經我們同意就吹捧她為所謂民主派代表。為何會如此,因所謂泛民從不會徵詢民意,拒絶監管。更可恥的是外國傳媒封她香港良心,香港傳媒和應,是為港人最大的悲劇。
政府對議員的監視不等同監察,且監察要選民自覺進行,無須政府以監察為名,藉機擴大權力監視議員。
再看以爭民主崛起的劉慧卿近十年的表現,已是走入魔道,就是因為在議會路上得不到真正的監察。何君堯、周浩鼎和葛珮帆3人都是民選議員,能如此肆無忌憚,因知道議員犯錯無人會去監察,亦無須交待。選民現應行駛自己的監察權,不能再令他們放肆。
建議現階級應從社區監察做起,各選民在自己的社區內進行民主生活,參加自己的業主立案法案或相關的組織等。龍少爺和杜志權正計劃在屯門嘗試推行社區民主活動,有興趣者可電郵龍少爺,大家一起去建立社區民主。
(完)

龍少爺
02.05.2018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2018年5月1日 星期二

女皇吃閉門羹,狗仔隊卻橫行─—立法權與行政權



龍少最近看了友人區龍宇在《立場新聞》發表的〈女皇吃閉門羹,狗仔隊卻橫行─—立法權與行政權〉一文 ,網址: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E5%A5%B3%E7%9A%87%E5%90%83%E9%96%89%E9%96%80%E7%BE%B9-%E7%8B%97%E4%BB%94%E9%9A%8A%E5%8D%BB%E6%A9%AB%E8%A1%8C-%E7%AB%8B%E6%B3%95%E6%AC%8A%E8%88%87%E8%A1%8C%E6%94%BF%E6%AC%8A/,也想為這事發表意見,故先刊出此文,然後才刊出我回應的文章。

女皇吃閉門羹,狗仔隊卻橫行─—立法權與行政權
區龍宇

民主黨嚴詞譴責及處分黨友許智峰,令保皇黨暗喜,但也令不少民主派大不高興。有人質疑民主黨沒有維護戰友,有人則質問:如果許智峰要謝罪辭職,那麼,何君堯、鄭若驊、陳茂波、周浩鼎等人,是否都應該辭職。
這些質疑有點道理,但尚未看到大局,抓住重點。大局就是:一邊是未經人民授權的非法特區政府,另一邊是民選議員捍衛立法機關的權威。這才是大是大非所在,餘皆枝節。
民主黨大佬大姐或者會說,特區政府按基本法成立,何得非法?錯了。按照主權在民原則,凡未經人民選舉授權的政府,俱為非法。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惡。另一方面,民選議員無論怎樣差勁,只要不是直接或間接買票當選,本身就具有正當性,因此如果犯罪政府欺負民選議員,派狗仔隊進入立法會,無異於雙重犯罪,要拉要鎖的,首先就是這個犯罪政府。
退一千步講,即使我們承認特區政府有一點點合法性,錯的仍然是特區政府和民主黨。民主黨大佬大姐們從前一向親英,我們不妨看看英國的憲政傳統是怎樣的。大家是否知道,英女皇連進入下議院都不可以?
每年國會開幕典禮,雖然由英女皇主持,但是她只能在(沒有多少權力的)上議院主持。但沒有下議院議員參加也不行,所以女皇就需要邀請他們來下議院。但是,從1642年起,就再也沒有國王入過下議院,因為下議院代表人民主權,即使英國憲法承認王權,但是人民主權高於王權,這就是國會權力至上原則。那麼英女皇怎樣邀請下議院議員呢?她只能派出自己的信差即黑杖司禮官去,但信差去到下議院門口,卻首先循例要吃閉門羹:人剛到,大門就轟然關掉。司禮官只好拿出黑杖,大力敲門三次,才獲准內進。然後他再趨前向下院議長鞠躬,才宣詔請大家去上議院。這個三百多年的禮儀,每年重演一次,也就是重演立法權凌駕王權/行政權的基本憲政原則。
歷史要追溯到1642年,英皇查理一世與下議院的衝突白熱化。查理闖入下院,企圖逮捕五名下院議員,想不到下院議長抗命,拒絕供出五人藏身之所。從此便展開了長達十年的內戰,而查理早在1649年已被國會成立的法庭,以叛國和暴君之罪,被判處死刑了。暴君的血,奠定了立法權凌駕行政權的憲政法統。
從前歐洲,大家都承認國王天然擁有行政權,但是,在國家立法及徵稅上,還是往往要徵詢國民(其實只是貴族們)。英國則更早就確立議會傳統。國王的天然傾向,當然最好是做秦始皇式的絕對君主,盡量貶低議會。但歐洲不同於中華帝國,歐洲尚有很強大的貴族階級,國王如果做得過分,會被視為暴君,這時貴族就會造反,一如1642年的英國內戰,並以國會勝利告終。這不只是立法權戰勝王權,而且確立了國會至高無上的原則。
如果暴君可以處死,英女皇不能進入下議院,那麼香港的議員在立法會趕走非法政府的狗仔隊,實不為過。
只有帝制,或者殖民地,才會出現民選立法會議員被行政機關侵凌甚至逮捕的情況。1907年,俄國沙皇命令逮捕55個社會民主黨議員,不管法律上已經保障了議員享有免於逮捕的特權。80年後,1987年的香港,那時泛民發起要求1988年實行直選,但被港英否決。李柱銘當時是功能組別議員,他批評港英是跛腳鴨,所以不敢落實直選。這時布政司霍德在立法局演說,大發雷霆,警告大家:我們不是跛腳鴨,而是老虎,看誰敢來挑戰老子?!這種老子教訓兒子,行政機關侮辱立法議員,這種官威,正是殖民政制的靈魂。融化在基本法中,便化成《行政主導》四個字了。於是,一個芝麻小官,都居然可以DQ立法會參選人。
更令人寒心的是,那些假民主派,在這個時刻,居然忘記憲政基本原則,去附和非法政府的非法行徑,落井下石對付自己黨友!
卅年過去了,一度贊成港獨的劉慧卿,經歷了創立前線 - 加入民主黨 – 做民主黨主席 – 退休的全部歷程,然後,她的民主事業,就以譴責許智峯告終。這類民主黨大姐,口頭上欽羨英國民主憲政,原來只是葉公好龍!
許智峯,你有錯失,但沒有罪。有罪的,是那個非法政府,以及你的黨領導人。他們代表的是已經死亡的一代和已經死亡的舊香港。一個偉大時代和真正自由的新香港和新神州一定要來臨的,許智峯,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吧。
後記:
香港若干泛民,言必三權分立,且崇拜美國模式。其實,即使立法權與行政權分立,英國模式也很不同於美國模式。像美國那種剛性分立,令行政權過大,其實不利於民主。而不少香港泛民,對此毫無反省,悲乎。當年美國的所謂國父們,主流是大地主大奴隸主,所以他們居然連人民權利這個頂頂重要的寶貝,也忘記寫在憲法草稿上!則這些國父代表誰,豈不清楚。


2018年4月24日 星期二

集體談判權與罷工



集體談判權與罷工

何謂集體談判權
國際勞工組織第九十八號公約《組織權利和集體談判公約》指出集體談判的基本性質,即是以「集體協議用來約束就業條件和其他就業條款。」但該公約没有為集體談判權寫下定義。而第九十一號公約《集體協議建議書》,將集體協議定義為「有關勞動與就業條件的書面協議,其締約雙方:一方為一名僱主,一個僱主團體或一個或幾個僱主組織;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另一方為一個或幾個勞動者代表組織,或在沒有此類組織的情況下,由有關勞動者根據本國法律或條例正式選出並委任的代表。」建議書第三條進一步指出,集體協議對簽署各方及他們所代表的各個方面都具有約束力,而與集體協議相違背的僱傭合約中的有關規定應視為無效,並應自動由集體協議中的有關規定所取代。然而僱傭合約中對工人更為有利的條款,不應視為與集體協議抵觸。[1]

集體談判權的國際立法
英國工業革命為資本家帶來巨大財富,工人階層得來的是貧困,甚至失去健康,於是組織起來以罷工進行抗爭,迫使資方簽下協議,政府却藉自由競爭之名不承認這些協議,更認為工會是非法組織。到了1871年英國頒佈世界上第一部《工會法》,明確表示工人有組織工會的權利。1875年又頒佈《企業主與工人法》,將勞資關係界定為平等,在這基礎上允許工人團體與僱主簽訂集協議。[2]而1845年德國制定《普魯士工商業管理條例》第一三四條規定:確定勞資可以自由制定相互關係協議。在法例容敨下,1872年德國書籍印刷勞資雙方簽訂第一個集體協議,1899年建造業工人也簽訂集體協議,1906年冶業工人接着也簽訂集體協議。1906年總共簽訂了三千份工資協議,1913年增至十三萬五千份,適用於二十一萬八千間企業,覆蓋二百萬工人。[3]1891年德國頒佈《勞動保護法》,確立企業中建立工廠委員會。[4]

到了二十世初,新西蘭、奧地利、荷蘭、德國、法國、芬蘭、瑞士和美國也為集體談判權立法。1904年新西蘭頒佈了較規範的集體協議法。[5]1918年德國頒佈《勞動協約、勞動者及使用人委員會和勞動爭議仲裁法》,對集體談判作出詳細的規定,集體談判開始走向制度化。1921年4月進一步頒佈《勞動協約法(草案)》。早於1907年已簽訂的協議共有5,324份,適用於111,050間工廠,覆蓋九十萬工人。1910年簽訂的協議達8,293份,適用於173,727間工廠,覆蓋人一百三十六萬工人。[6]
二戰後各先進國家的工人組織和集體談判權普遍得到承認,香港的工會紛紛復會進行活動,部份雖與資方簽下集協議,但爭取集體談判權仍未擺上枱面。

集體談判的形式
歐洲多國決定工資的金額是依賴集體談判 ,而集體談判從層面上來看可分為三種:一是企業級談判,如英國主要由資方單方面決工資多少,工人處於被動地位,香港大部部企業都如此;二是行業級談判,如德國工會組織統一而集中,會在行業中進行集體談判,香港建築業各工種亦採用這模式 ,可見工會雖不統一仍可進行,並非如勞工福利局長羅致光所說,工會多不能進行集體談判;三是國家級談判,主要是北歐挪威、瑞典等國,人口少,工會組織發達,集中程度高,自治能力強。工資可由中央級來談判決定基本協議,然後由基層談判確定框架。[7]

為何要罷工
理論上集體談判可化解勞資矛盾,避免罷工的發生,但工會在運作集體談判權時,仍要面對資強勞弱的壓力,所以擁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不應放棄使用罷工這一武器。
罷工是一種公開向強勢資方權威挑戰的集體行動,以整體性的意識形態,統一的目標,團結和集體認同為基礎,用直接的破壞性行動來對抗資,表示對原有制度不滿。
1971年德國制定罷工法律原則:1.採取工業行動是必須是不得已的方法;2.工業行動的目的是為了達成集體協議是合法的;3.應盡量使用和平的方法解決勞資糾紛。即是進行集體談判期問可以用罷工向資方施壓。[8]所以德國工人會於集體談判期間採取短時間的警示式罷工,來向資方發出警告。德國人認為集體談判不是集體乞求,所以會於集體談判間期以罷工向資方施壓。
無論是否擁有集體談判權,工人都是處於弱勢的,資方的強勢不減,只有把工人團結成一股潛在巨大力量,隨時可以發動罷工,才能對抗資方的強勢。
工黨一直以來都支持爭取集體談判權立法,並參與有關活動。
(完)

龍少爺
25.04.2018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1] 趙小仕等主編:《國際勞工標準與認證》(北京:勞動社會保障,2011),第176-186頁。。
[2] 程延園編著:《勞動關係》(北京:科學,2016),第38頁。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北京:中國政治大學,2016),第066-067頁。
[3]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47-068頁。
[4] 劉元文編著:《職工民主管理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2007),第97-108頁。
[5] 程延園編著:《勞動關係》,第38頁。
[6]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69頁。
[7]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004頁。
[8] 張麗琴著:《歐洲集體談判研究》,第147頁。

2018年4月8日 星期日

集體談判權如何使用

左起龍少爺、港九勞工社團聯合會秘書江日鋒、港九勞工社團聯合會主席林振昇鋒、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理事長方廷浩。




集體談判權如何使用

本文是機場空運員工協會(以下簡稱空運工會)理事長方廷浩的口述整理而成,將他的工運經驗和大家分享,主要集中談集體談判權,冀大家能了解集談判權的運作,一起深入討論,奪回我們失去的集體談權立法,能更好地運用我們的合法權利為工人爭權益。

警示式罷工
方廷浩在啟德時期已加入機場工作,是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Hong Kong Airport Services Ltd. 簡稱 HAS)僱員,不久己是空運工會中堅份子,從事工會工作二十多年。
空運工會於1989年成立,宗旨:
1.將受僱於本港機場空運服務業者之所有僱員完全組織在本會之內;2.謀取及維持公平與合理之工資率、工作時間及其他僱傭條件,及廣泛保障會員之權益。
凡受僱於本港機場空運服務業的任何僱員,願遵守該會章程及一切決議案,由本會會員一人介紹,均可申請加入為會員。
該會於2004年有會員970人,2006年有927人,2009年為1,178人,2012年為1,344人,2016年為1,268人。
HAS於1995年成立,初期是國泰航空公司與港龍航空(今國泰港龍航空)的聯營公司,國泰航空持有七成股權,2008年轉為國泰全資擁有。
十年前的2008年年尾,在這年近歲晚的時刻,HAS突然取銷花紅,約減了一個月底薪,令員工人心惶惶,空運工會聯同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HAS分會(今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以下簡稱地勤工會)要求與資方商這事討,公司表現若即若離。
兩間工會分屬不同集團工會,空運工會是港九勞工社團聯會屬會,地勤工會是香港工會聯合會屬會,兩工會聯合一致代表工人向資方爭取權益。
當年(1997)機場搬遷時,不少公司都答允給予員工一千元左右的車資津貼,在同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及2003年沙士疫症打擊下,令全港員工薪酬福利停滯不前,機場更為嚴重。
事發前,HAS剛兼併了港龍航空屬下另一地勤公司香港國際機場服務公司,HAS原有二千員工,香港國際機場服務公司則有一千員工,合併後共有三千名員工。
11月中HAS發佈通告,宣佈將會取銷相等於1個月底薪的表現獎金,但雙糧則不受影響。HAS員工視該奬金為第十四個月糧,令原HAS員工深受影響,認為表現獎金雖並非在合約上列明,但即使在以往沙士及經濟差時,亦可獲得13.5及13.75個月底薪,認為公司是趁機削減員工福利,加上香港國際機場服務公司的員工以往並無有關表現獎金制,現時反而可額外獲發八千至一萬四千元的轉約酬金。
當時最低薪的搬運員工月薪只得6,800元,故取消表現獎金對他們影響甚大,以在HAS工作了10年的盧先生為例,入職時底薪7,120元,累積至今加薪不足1,000元,現在新入職工友底薪更只有約6,500元,可見十年以來工資大倒退。他指交通津貼五年前取銷了,每天的30元交通費亦要自付。身為家庭支柱的他原打算把獎金作為兩名子女的書簿費,故寄望公司會發放全額獎金。一向以來員工都會以這奬金作為繳稅之用,因而徬徨不安。
兩工會於12月27日早上10時,在勞工處安排下與資方舉行談判,兩工會派出11名代表,公司派出董事及總經理藍寶生等出席。經過近3小時首輪談判,暫時破裂收場。資方只願意額外動用一百五十萬元,即每名員工獲發放750元一筆過獎金,工會代表拂袖而去,兩工會批評資方不尊重員工,認為發於金額如「施捨」般,即時宣佈於下午1時至4時作警示式罷工3小時。
宣佈罷工消後,員工即時一呼百應準備罷工,到了1時零1分全部員工立即停止工作,到了4時零1分,全部工友立即復工。顯示工人在工會領導下團結一起,行動一致。這次行動只有3小時,故亦不可算是正式罷工。
罷工後近千名員工分別走出到停機坪集會抗議,不時叫口號及呼籲其他正在工作的工人加入,其他公司車輛駛過時亦有響號支持。HAS部份貨車要改由主管級人員駕駛,但被罷工工友高聲喝倒彩。地牢的行李處理部門員工等均響應了罷工,接載航班機組人員的巴士車隊亦加入罷工行列,國泰空姐及機長在國泰城等了逾1小時,仍未有車載往飛機。四百名主要負責駕駛梯車的司機及貨運起落架操作員聚集,貨物搬運工作一度暫停。機場航班及旅客服務大受影響,大批行李暫放在停機坪,令數以萬計旅客未能即時領回行李,機場陷入半癱瘓狀態。由於HAS的工作量佔機場地勤服務逾半,服務約50間航空公司,故影響範圍廣泛,有抵港旅客在機上等候20分鐘仍未能下機乘搭接駁巴士。客運大樓的行李等候區各輸送帶均有逾百名旅客等候領取行李,有旅客等了逾兩小時才能領回行李,部份抵港旅客鼓譟。時值聖誕節旅遊出入境高峰期,導致83班航班延誤,其中36班抵港航班的行李,須延遲才能運抵行李認領大堂,另有47班離港航班延誤起飛。機場管理局(簡稱機管局)則啟動機場緊急應變中心,並聯繫HAS向怡中機場地勤服務及明捷航空服務兩家公司,提供 緊急協助處理行李,機管局更調派一百名員工應付。罷工結束後,晚上7時機場運作才陸續恢復正常。兩工會向受罷工影響的旅客致歉。罷工期間,約10多名警員到場戒備。當機管局調來的人上崗位工作時,罷工將完結,他們工作了一會兒,罷工工人復工返回工作崗位,他們則要下崗讓罷工工人復工,機管局的人可謂空忙了一會。
按兩工會2009年會員人數計算,空運工會有會員1,178人,地勤工會有會員645人,合計總數為1,823人,而HAS有員工三千人,即罷工者最少佔公司員工六成,尚未計算不是工會會員的罷工者。
在工人團結一致顯力量下,罷工剛完結,公司立即決定與兩工會代表於是日4時半展開第二輪談判,資方會上作進一步讓步,答允發放14日底薪給員工,即每人約有三四千元獎金,公司總共約支出一千萬元,以化解工潮。不過兩工會仍對資方新方案感不滿,決定暫時「袋住先」,繼續為工人爭取利益。向公司提出反建議,要求公司在14日獎金方案上,把餘下的16日底薪押後及分期發放。公司未有即時答允,要延至下月5日雙方再次談判,兩工會承諾會議前不會再發動罷工,按工會運作程序舉行員工大會,向工友匯報談判情況,並諮詢意見。
遠至1922年的海員大罷工,中經七十年代的地鐵罷工,及近日的葵涌碼頭罷工等,工潮期間,工會不停向工人匯報談判情況,發動工人表態,以決定進一步行動。罷工雖由個別工會領袖出面指揮行動,但當中的決定是得到工人的認同,參與制定決策,並不是個別領頭人說了算。
空運工會批評公司曾表示,於今年有錢賺並無虧損的情況下,藉詞未來形勢嚴峻,堅持不發放表現獎金,認為公司為「賺到盡」而犧牲員工。
2009年1月5日,勞資雙方在葵涌勞工處進行商談,由深夜開始一直馬拉松式商談了十五六個小時。兩會派出四五名代表。結果公司願意給18日底薪,另加一千元。勞聯立法會議員李鳯英和工聯會的梁富華經與國泰高層接觸後,建議兩工會接受公司建議。兩工會有如賭仔般,認為得些好意需回手,決定接受公司建議,開大會向工友交代一切。從此公司主動不定期與兩工會會談,等同給予兩工會集體談判權的地位。集體談判權一直操作暢順,雙方溝通良好。
當年國泰空中服務員罷工的談判,也是在深夜開始馬拉松式的商談,九巴罷駛也如此,資方總愛用此方法考驗工人的精力和體力。

集體談判權以外
運用談體談判權,空運工會只就員工權益問題提出要求,事前必定發動會員就有關問題發表意見,整理為有理有據的議案,提交討論。絶不會談論公司內政和人事問題,務求達致互惠互利。HAS在集體談判權機制下,勞資關係日趨向好。
除了集體談判權之外,尚有多種勞資協商形式,政府內部和所屬機構由高層到低層,都設有評議會,或稱JCC(Joint Consultative Committee),遍佈各部門,作為諮詢機構,主要由工會代表勞方出席。而和記黃埔有限公司等私人公司則設有評議會,工人可選派代表出席,但不是工會代表,這些公司多不承認工會地位,會議全程由資方操控。方浩廷縱觀香港各大財團,認為英資財團在勞資協商問題上較有善意,華資財團次一級,美資財團表現不理想。
1997年搬機場時混亂情況已見當日報刊,這些報道稍少提及工人方面的情況。工人到新機場上班即遇上搭車困難、無法找地方食飯和缺乏食水供應等問題。空運工會立即與公司商討如何解決,公司安排早晚兩班車接載工友上下班,又增設微波爐和飲水機等設備,員工得以安心工作。自此公司對工會印象改觀,認同工會表現對公司有利,空運工會會員日多(見前文所列數字)。
有了與公司溝通的途徑,空運工會仍運用多種途徑為工人爭權益。機場員工除了是公司僱員外,其權益亦受機管局的政策影響,空運工會於2005年1月29日致函立法會和港府,就港府建議將機管局部份私營化提出意見。認為機管局私營化涉及重大的公眾利益,且對近五萬名現職機場員工的職業權益有深遠的影響,政府宜謹慎行事。建議首先應該確保私營化不會對機場員工的職位、工資福利和工作安全造成負面影響。
機管局內有工會20多間公司,局方設有管勞溝通機制,空運工會在機制內有代表地位,公司遇到與機管局有關難題時,或會透過空運工會向機管局表達意見。空運工會本着只談與工人有關的事情,會樂意轉達意見。
在工人的交通問題上,空運工會曾為此舉辦簽名活動,要求龍運及城巴的E線巴士再度提供即日回程優惠,與及所有於晚上12時在機場開出的尾班E線巴士,延遲5分鐘開出,以配合員工下班時間,方便員工趕尾班車。
公司有時會透過工會向員工發放新計劃草案,冀能收集員工意見,這些計劃只要不是單向的為公司宣傳的行動,無論其內容對員工是利是弊,工會都向員工詳細分析利害,發動所有員工表達意見,整理為詳細完整報告交給公司。

機場工作苦況
機場工作艱苦多,上下班交通時間長,天氣惡劣。夏季氣温若是37度,跑道上加上飛機的廢氣,温度可能高達50度。冬季在空曠的跑道上,寒風剌骨,經常日曬雨淋下工作。
警示式罷工前兩年機場員工遭凍薪或減薪,甚至被削減福利和津貼,使員工收入大幅減少。而到了2008年客運和空運量都大幅增加一倍,大大加重員工的工作壓力。
空運工會於2007年進行有關機場員工職業狀況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53%受訪機場員工每天需用超過三小時來上下班,而且工作量大,令31%員工每天睡眠少於5小時;57%對現職感到不滿,一有機會便會轉工;大部份員工更表明,若明年加薪安排不符合預期,將積極考慮轉工,或以消極態度工作;33%認為明年加薪6%以上才算合理。空運工會指明年機場會可能爆發離職潮,影響機場運作安全。
空運工會指現時航空業復甦,通脹升溫,員工要求加薪七成十分合理。公司也應適當發放獎金,增加員工交通津貼及增添人手。但近期卻聽聞有公司準備削減這些津貼,而一些新招聘員工已經沒有這項津貼,要求有關公司不應削減車資津貼。加上車費昂貴,僱主不應再削減這些福利。現時不少公司都有可觀盈利,更希望這些公司能調整員工薪酬,使員工能分享經濟成果。
空運工會指以前機場在啟德時,員工可以有更多時間加班以增加收入,現在機場在赤臘角,員工每天上下班都要耗費三小時乘車,根本沒有時間加班,如果公司再削減車資津貼,將嚴重影響員工收入。
機場充斥低薪工人,當中有從事清潔、飲食、零售、行李處理及地勤等服務範疇的工人,時薪由至十多元至三十多元不等,多數依靠加班費以維持生計。然而在金融海嘯衝擊下,各商家均扣減加班費以平衡開支,但員工工時卻未有因此縮短,有如無償加班,令他們損失慘重。調查顯示近五成受訪者每週工時介乎53至72小時,超過一成人須每週工作73小時以上,即每天工作十一小時以上。
任職地勤九年的楊先生透露,過去數年來累積加薪幅度不高,現時他每月收入約為九千元,但每日要使用48元作交通費,非常吃力。新入職的合約行李貨物裝卸員,若沒有加班額外收入,月薪連津貼只有七千多元,難以吸引新人入行,呼籲企業加薪吸新血。據政府資料顯示,2008年月入中位數是一萬零六百元,楊先生加了班的總收入,距中位數尚有千多元的差距。
2010年時航空業形勢大好,空運工會於2010年3月以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調查,超過七成受訪者認為合理加薪應為4至6%。調查中有近八成半受訪者支持最低工資水準應定於時薪30至35元,確保各員工有一定的 基本工資。空運工會亦建議機管局日後招標時加入門檻性條款,如規定員工工作量與人數比例,減低超時工作的情況;招標參考指標則增加安全工作紀錄及勞資關係紀錄兩項,可令營辦商更重視工業安全及勞資關係。
同年工聯會下屬的7間機場員工工會: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香港航空業總工會、香港機場地勤服務職工會、空運貨站職工會、航空貨運及速遞業工會、機場餐飲業僱員工會及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 HAECO)分會等,聯合要求加薪不少於7%,讓機場六萬名員工能分享經濟復甦成果。機場僱主聯會一直以來都在壓低工資。
公司為了解決招聘困難的問題,曾以一萬元介紹新人奬金為奬勵,現為七千,條件要做滿一年。HAS的工作以純體力勞動為主,無須特別技能。機場曾於一年內請新人一萬六八千人,結果是年離職的為一萬七千人,離職的比入職的多。
於2014年的過去3年,HAS員工先後有3人因過勞致死,而於2013年共有65 宗工人因工受傷而需休息超過14日的個案,即平均每月有5宗,當中一名工友在工作期間突然昏迷,送院後不治。這些工傷事件發生後,空運工會主動向勞工處備案,要求關注工傷事件。工傷日多除了工作環境外,機器陳舊,維修不善等也是因素,公司就此問題與兩工會進行商談,冀能改善。

晒馬
方廷浩初期與公司接觸時,某次談話中,公司要員問方廷浩:「你哋有多少人!」
方廷浩好吋的回答說:「你要多少人的名單!我立即攞俾你睇!」
只有工會得工友的鼎力支持,領導人就會如此吋的,也只有能夠把工人團結在工會內的領導人才能如此吋,也就是說只有在工人團一致支持下才吋得起來,這是他們長期組織工作的成果。香港消防處救護員會屈奇安曾對筆者說,數人頭我從未輸過,剛過世的政府第一標準工會領袖黃華興,也曾多次晒馬人數眾多以壓制令管方低頭。
罷工不是口號,是一次重要的晒馬行為,空運工會雖有集體談弮權,但仍時刻為罷工作出準備,但不會輕言罷工。
方廷浩認為工會是一個平台,力量來自工人,要誘導工人多利用這個平台,工會才會壯大有力量。工會利用其法律付予的地位,以有理有節,為工人爭取本身應有的合法權益。工會不是三合會,不能單純地以人多勢眾來討利益。
空運工會不時向新人介紹工會歷史和作用,招募他們入會。空運工會注重工會幹部年青化,但年青人較少把時間放在工會上,會多花時間在自己的家庭上,這是一個正常的理現象。另一方面,將近退休的工友,家庭較穏定,兒女亦長大,則會多花間在工會上。工會一方面鼓動年青人出席工會活動,準備接班,另一面留下將退休的工友繼續在工會上發揮作用,而不礙年青人接班。

工時問題
 現在機場員工底薪仍偏低,大部份人仍要大量加班才能夠賺取足夠的生活費。工時方面基本上是5天工作,每週工時48小時。實際情況各公司不同,同時都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HAS員工每月加班10至100小時,平均為五六十小時。
2008年10月開始,HAS大幅縮減員工超時工作時數,員工薪金因而減少一至二千元。某員工加入HAS已17年,底薪約為一萬二千元,過去平均每月獲安排超時工作60小時,連同814元的輪班津貼,每月能額外獲得四千元收入,金融海嘯爆發後,每月只獲安排20小時的加班工作,收入已減少逾一成。到了2009年部份年資淺的員工,底薪只有6,700元,超時補水佔月入三至四成,單靠底薪根本無法養家。
在加班問題上,中台都有立法管制加班時數,但加班問題仍然嚴重。綜合以上工時情況,筆者認為只有能爭取到增加底薪情況下減工時,才能徹底解決長工時問題,減少工人因過勞致殘的情況。
於法定假期上班是輪班工作的服務性行業常見的情況,法例容許資方安排補假便可以,但在機場各類員工中,被資方要求在法定假期上班,但事後沒有得到補假的情況十分普遍。HAS司機和搬運工人分3班輪流工作,共約數百人。他們一直以來都要在法定假日上班,但管理層沒有指定那日補假,2005年8月空運工會要求管理層盡快改善放假混亂的安排。據悉機場內需要輪班工作的各類地勤人員多達四五萬人,編更情況亦與HAS相類似動。同年國泰航空3,300餘名月薪空中服務員,一直未能享受法定假期。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批評資方違法,按法例追討最長可追溯六年,即國泰欠每名空姐72日假期,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去信要求管理層解決。另外,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也正追討法定假日,部份半職英航空姐每年只獲15日假期,未能按法例享有每年最少12日法定假期及7日年假,即每年最少要放假19日。
本文資料除方廷浩口述外,還參考了當日報刊,當年《香港年報》,及大量網上資料:如《搜狐》、《星島日報》、《明報》、《文匯報》、《東方日報》和《蘋果日報》等,資料上百條,不設註解列出,請見諒。
(完)

龍少爺
04.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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