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9日 星期六

香港1939年的婦女節



香港1939年的婦女節

前言
據報章資料顯示,香港於1937年第一次大肆公開慶祝三八婦女節,翌年第二次公開慶祝三八婦女節,1939年是第三次,本文記述第三次的情況。
1939年2月,在港的中國婦女慰勞抗戰自衛將士總會香港分會(簡稱婦慰會)、香港婦女兵災籌賑協會(簡稱婦兵會)、新生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香港分會(簡稱新生會)、香港基督敎女青年會(簡稱女青)以及婦女界知名人士組成香港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籌委會,負責人有國民政府(簡稱國府)立法院委員王孝英(1899-1990)、婦慰會何艾齡(何崎姿,1904-2007)、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戰時兒童保育會(簡稱兒童保育會)廖夢醒(1904-1988)、新生會胡木蘭(1909-1992)、女青總幹事單德馨(1893-1980)[1]和麗澤女子中學(簡稱麗澤)副校長葉若昭[2](?)等。
三八節前夕香港學生賑濟會(簡稱學賑會)組織了十幾隊宣傳隊,分別到女工較多的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英美煙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馮強橡膠廠、康元制罐廠、陶化大同制罐廠和保安防毒面具廠等進行宣傳。[3]學賑會還出版《三八節特刊》。
是日數萬名婦女分別在港九各區地舉行大規模集會,隆重紀念三八婦女節卅周年。重頭戲在利舞台演出大廳,2000餘名各界婦女代表聆聽國民黨元老宋慶齡的演講。在宋慶齡和另一元老何香凝的共同推動下,各界婦女團體領袖一致決定:把香港婦女四聯會擴展成為香港婦女救國大聯合會,使之成為團結、領導各婦女團體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統一組織。
當日早上,利舞台隆重舉行紀念三八婦女節卅周年大會,來賓約四五千人,全院上下3層座無虛設。主席團主席為女青會長何玉瑛(1898-?),司儀為養中女子中學(簡稱養中)校長鄧少蘇(?)。出席者有宋慶齡、何香凝、何玉瑛、鄧少蘇、何艾齡、胡木蘭、廖夢醒、何寶芳(何瑞金,?)、馬鳳岐(?)、伍豔莊(?)、富商陳永安(?)夫人吳衛津(1886-1970)及婦慰會、兵災會、新生會、女青、兒童保育會、婦女策進會、合一堂、華南婦女節制會、南華體育會、學賑會、東蓮覺苑、青年同樂社、晨鐘體育社、港九婦女服務團、巾國華光團、洋務工會、嶺南大學女生同學會及香港各工廠、各女校代表和各界女同胞代表等。
利舞台內禮堂上正中懸掛孫中山遺像,左右伴以國民黨黨旗和中華民國國黨,台前陳列鮮花。
大會於9時宣布開會,出席者全體肅立,首先唱中華民國國歌,然後全體向黨國旗和孫中山遺像行致敬禮,接着由主席恭讀總理遺囑,後為陣亡將士及罹難同胞默哀3分鐘。大會由何玉瑛致開會詞,接續由何香凝演講,然後由何玉瑛報告大會工作原則大綱。接着唱《婦女節歌》,後由宋慶齡頒發徵文奬品和授旗。最後是遊藝助慶,先是獨幕劇,然後是廣東戲劇團的《中華兒女》,表演完畢拍照散會。[4]
何玉瑛在開會詞提議世界各國婦女應努力的三點:
1. 擁護公理;
2.提倡和平;
3.克已服務。
宋慶齡代表美法賣物賑濟會贈旗予婦慰會、兵災會、新生會、兒童保育會和女青等,以表揚它們在籌款上的貢獻。旗以紅緞製成,有「努力救國」等字。
大會繼續由何香凝頒奬給三八徵文比賽得主,第一名為真光中學(簡稱真光)黃寶珍(?)、第二名為養中羅靖嬋(?)、第三名為真光何焯榴(?)、第四名養中陳紹民(?)、第五名為真光譚瑞芳(?)、第六名為陶淑中學鍾鳯英(?)、第七名為尊得中學譚蕙卿(?)、第八名為真光黃蕙英(?)、第九名為麗澤周敬超(?)和第十名為何文田陶秀女子中學(簡稱陶秀)屈萍梅(?)等。奬品由宋慶齡等送出。
大會通過致電向國府主席林森(1868-1943),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1887-1975)致敬,並決定把香港婦女四聯會擴展成為香港婦女聯席會(又名香港婦女救國大聯合會),使之成為團結、領導香港各婦女團體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統一組織。[5]
除了利舞台的大會外,鴨脷洲婦女於早上10時,在足球場舉行大會,主席為余鳯亭(?),中學教師陳曼雲(1906-1976)演講。九龍區於下午七時在東樂戲院[6]舉行大會,主席為陶秀副校長蘇若惠(?),由何艾齡主講。下午7時,銅鑼灣區在聖馬利亞堂(St Mary's Church)舉行大會,由梁淑德(?)主持。各校並組織宣傳隊到各工廠演講。[7]
國際婦女聯合紀念大會於5時半在中環花園道梅夫人婦女會(梅夫人公益會,Helena May Institute for Women)舉行,出席者有:主席史美(?)夫人XXX(?)、宋慶齡、何艾齡、湯臣(?)夫人XXX(?)、奧維利蘭(?)夫人XXX(?)等300餘人。首先由主席宣佈開會紀念理由,繼由何艾齡講三八節的意義。[8]

國民黨與抗日
近年不少人撰文將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割裂,看了上文利舞台大會奏中華民國國歌,可會反思自己的不全面的論述。當他們有機會翻看五十代前絶大部份社團都有掛中華民國國旗和孫中山像,可會重新思考自己的論述。
婦慰會、婦兵會、兵災會、新生會和兒童保育會都是國民黨下的組織在香港支部,再看大會組織者與國民黨的關係,宋慶齡和何香凝在黨內地位不輕,廖夢醒是何香凝的女兒,胡木蘭的父親胡漢民也是國民黨元老,可說是官二代。從此可見當時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力。與國府有關係的,王孝英和何艾齡都曾在國府教育部工作、何寶芳是前國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夫人、馬鳳岐是廣東省長吳鐵城夫人、吳衛津丈夫陳永安曾任香山縣長。何香凝和伍朝樞在香港長大,何寶芳又是立法局議員何啟長女,何艾齡是香港大佬何東長女。可見國民黨和國府在港的上層人脈關係。當時日軍正向華南推進,黨國權貴紛紛到香港避難,大部份住在半山自置物業。歷來香港地產能興旺與國內政局有直接關係,民國成立初期清遺老南下避難也自置物業,廣東軍閥賊退也避難香港自置物業。直至現今香港地產市道都與中國資本有極大關係。

中共與抗日
接着的抗日活動中,麗澤學生積極參加,在學賑會內有一定位置,當選執委、捐款部副部長及灣仔段段委會(當時麗澤位於灣仔)總務等,總務相當於是主席。
麗澤創辦於1929年春,葉若昭是創辦人之一,創校時正校設在灣仔鳳凰台,分校則設在九龍佐敦道,學生共有300餘人。嗣後因擴大收生人數,正校遷至堅尼地道,分校遷至德興街。1939年時在廣東省教育廳註冊,1940年再在南京教育部及僑務委員會註冊,嗣後來學者日多,遂租正校左鄰樓宇加以擴充,分校則另租尖沙咀諾士佛台為中學部,學生已達1400餘人。1956年廣東道校址落成並遷入。麗澤在國內註冊,這是當時香港的普遍現象,亦可見中港關係的緊密。
1937學賑會成立女學生團,團員約有250餘人,團長是麗澤的梁歡笑(梁柯平,1923-2011)。梁歡笑是中共黨員,團內還有五六名中共黨員。而麗澤於1938年至1939年間,有兩名中共黨員。可悲的是學賑會在國共爭奪控制權下分裂。[9]。文中提及的陳曼雲是名導演蔡楚生的太太,是中共情報人員。
(完)

龍少爺
22.02.2020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




[1] 《工商日報》1938年3月9日(香港),第3張第1版。
[2] 梁柯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等,2005),第106頁。
[3] 梁柯平:《抗日戰爭時期的香港學運》(香港:各界抗戰活動籌委等,2005),第108頁。
[4] 《華字日報》1939年3月9日(香港),第2張第3頁。劉家泉著:《宋慶齡在香港》(北京:中央黨校,1997),第99頁。《工商日報》1938年3月9日(香港),第3張第1版。
[5] 《華字日報》1939年3月9日(香港),第2張第3頁。《工商日報》1938年3月9日(香港),第3張第1版。《大公報》1938年3月9日(香港),第2張。
[6] 東樂戲院已拆缷重建,位於今彌敦道760號水渠道交界,現為東海大廈、聯合廣場。
[7] 《華字日報》1939年3月9日(香港),第2張第3頁。《工商日報》1938年3月9日(香港),第3張第1版。《大公報》1938年3月9日(香港),第2張。
[8]《工商日報》1938年3月9日(香港),第3張第3版。
[9] 莫世祥:《抗戰初期中共組織在香港的恢復與發展》載《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020年2月3日 星期一

憲法中罷工有關的條文



憲法中罷工有關的條文

國際條約中的罷工條文
今天醫護進行第二階段罷工,罷工的法律保障疑問再起,更大的問題是工會號召罷工,這就是有法律保障的立法罷工嗎?香法律含糊不清,没有準確答案給你的,我們且看世界各國憲法中的不同答案吧。
憲法是國家法律的根基,是制訂其他法律的基礎,所以部份政府的憲法除明確有罷工權外,也會制訂有關法律來保障運用這權的細則,甚至作出規範。
憲法訂明的罷工權可細分為權力、權利和自由等,各政府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差別很大。我們先看香港的條文,然後再看國際條約的條文,接着是各政府相關的條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被稱為小憲法,其中第二十七條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但有關法例卻未能清晰保障罷工權,需要修訂有關法例來保持其一致性,以利日後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也訂明澳門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因没有相關法律條文加以保障,故澳門立法會議員提出有關罷工法的草案,反觀香港連樓梯聲也没有。本文列舉各憲法有關罷工權的條文,讓大家多了解有關問題,加以廣泛討論。
有關罷工權最早的國際文件是,1961年10月歐盟的《歐洲社會憲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當中第六條(4)規定:「在權利衝突的情況下,工人和僱主只要遵守由以前所達成的集體協議所派生出來的義務,就享有採取集體運動的權利,包括罷工的權利。」没有明確訂明罷工是個人權利,又指是「採取集體運動的權利」,即個人未必可以進行罷工。但其成員國的憲法絶大多數也没有明確訂明是個人權利。
五年後,聯合國於1966年12月通過《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第一款(丁)明確訂明工會:「有權罷工,但應按照各個國家的法律行使此項權利。」條文也没有直接說出個人享有罷工權,但同時指明,各締約國可以用法律限制軍人、警察及公務員的罷工權。
而國際勞工組織的所有公約、建議書和宣言,都沒有一項條款訂明有罷工權。只是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結社自由委員會,在涉及罷工權的案件處理過程中,以判例法的形式承認有罷工權,認為在法律規定範圍內的罷工行動,是工人及其組織爲捍衛或增進其經濟和社會利益,可以使用的一種重要手段。1976年生效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二條第一款:「人人有權享受與他人結社的自由,包括組織和參加工會以保護他的利益的權利。」這條文有人理解為有罷工權,但要在工會下間接行使,不是明確的個人罷工權。
1950年7月生效的《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公約》第三條訂明,「一、工人組織及僱主組織均有權制訂它們自己的組織法和規章、充分自由地選舉它們自己的代表、規劃它們自己的行政和活動、並制訂它們自己的計劃。
二、公共當局不得作出任何足以使此項權利受到限制或其合法行使受到阻礙的干涉。」這公約也有人視為有罷工權,但也不是明確的個人罷工權。
而2000年12月的《歐洲聯盟基本人權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二十八條〈集體談判和集體行動的權利〉,訂明「工人和僱主,或工人組織和僱主組織,按照歐盟法律、國家法規和慣例,有在適當級別進行集體談判、簽訂集體協議的權利。在利益衝突不可調節的情況下,有採取集體行動,包括罷工的權利。」到了這文件才具體指出有罷工權。但也不是明確的個人罷工權,明確指是集體行動,不是個人,即野貓式罷工不受保障。

罷工的權力、權利和自由
憲法中的權利一詞,是指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和法律賦予的意志,而普通中文權力一詞解釋,表示有力量的意思 。
1995年《格魯吉亞憲法》第三十三條訂明:「罷工權力得到承認,實現這一權力的程序由法律規定。」
1966年《多米尼亞共和國憲法》,第八條訂明:「承認工人在私人企業有罷工的自由。」深入解讀這條文,没有具體說明公務員有罷工自由,可以說有可以說無。部份國家會在憲法中列明公務員或某些產業工人没有罷工權,龍少接着會專文整理這方面資料。
1982年《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三款,與第五十四款訂明,工人擁有談判與罷工的權利與自由,即有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而集體談判權多由工會代表行使,可以說是有齊勞動三權。
香港《基本法》也訂明,香港居民享有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澳門也是訂明有罷工權利和自由。
1995年《格魯吉亞憲法》訂明:要實現罷工「這一權力的程序由法律規定。」以下憲法也將罷工權與罷工法律連結在一起。
1946年《法蘭西共和國憲法》在序文中訂明:「罷工之權利在法律規定內行使之。」
1947年《義大利共和國憲法》第四十條訂明:「罷工權應在調整此項權利的法律範圍內行使之。」
1978年《西班牙憲法》第二十八條訂明:「承認勞動者爲保衛自身利益舉行罷工的權利。規定行使該權利的法律,將制定爲維持社會基本服務的明確保障措施。」
1946年《巴西聯邦共和國憲法》第一五八條訂明:「罷工權應予以承認,其行使方式以法律規定之。」
《瑞典王國憲法》訂明:「任何工會、僱主和僱主協會均有權採取罷工、閉廠等類似行動。但法律另有規定或爲合約所保證者除外。」
《俄罷斯聯邦憲法》訂明以法律來行使罷工權,第三十七條:「4.承認利用聯邦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個人或集體的勞動爭議權,包括罷工權。」明確有個人罷工權。
憲法是一些原則性的條文,法律依據這些條文按實況加以規範個人、社會和國家本身的權利與義務。如廿三條《國家安全法》未能制定法律,就不能規範市民這方面的權利與義務。《基本法》明確列明有罷工權,而法律則含糊不完全保障罷工權,這是香港法治的缺陷。
以上部份憲法以自由、權利和權力來指明可以罷工,3者的分別在那裏呢,有待法律學者來解釋。而《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三款與第五十四款訂明工人擁有談判與罷工的權利與自由。這與《香港基本法》用詞相同。
權利與義務是一個相對名詞,但權利也有絶對的,大部份憲法只說明有罷工的權利,卻没有說明相對應有的義務。而日本、中國和法國的憲法在勞動權上列出了相應的權利與義務。1946年《日本憲法》第二十七條訂明:「一切國民都有勞動的權利,承擔勞動的義務。」1946年《法蘭西共和國憲法》序言訂明:「任何人有工作之義務,並享有就業之權利,其工作或職業不得因出身、政見或信仰而受妨害。」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二條:「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這些憲法訂明了公民有勞動的權利和義務。
有關憲法上的權利與義務的問題,參閱張慶福主編:《憲法學基本理論》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9),第571-743頁。
此外《泰國憲法》、《新加坡憲法》和《馬來西亞憲法》都有罷工權。日本、南韓和德國等憲法只規定有集體行動權利,没有具體說明有罷工權,大多數人都理解為有罷工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憲法》第九(三)條訂明:所有行業的任何人都有成立組織,及維護與改善其工作與生活條件的權利,任何人試圖限制或損害此種權利的協議都是無效的,或可理解為工會的罷工權得到保障,但限於是與工作和生活條件有關。
1947年《日本國憲法》第二十八條訂明:「勞動者之團結權利、集體交涉及其他集體行動之權利,應受保護。」
1987年《大韓民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訂明:「為提高勞動條件,勞動者有自主團結權,有集體交涉和集體行動權。」
現在全球政府憲法眾多,龍少能力有限,且要依靠中文資料,未能閱讀到全部憲法資料,所見的憲法中没有罷工權的如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民國憲法》、《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奧地利共和國憲法》、《比利時王國憲法》、《捷克斯伐洛克憲法》、《愛爾蘭共和國憲法》、《盧森堡大公國憲法》、《荷蘭王國憲法》、《挪威王國憲法》和《美國憲法》等,英國是没有具體的憲法文件,在此不談。
這11部憲法8部在歐洲,3部在亞洲,1部在北美,拉美和非洲没有,且有4 部是君主立憲國家,即佔三份一。可見所謂民主國家工人的基本權利未必得到保障,為何如此呢!因為民主國家由資產階級掌權,為了利潤必然剝削工人,故無罷工權。
《利比里亞憲法》和《緬甸憲法》則訂明禁止罷工。

勞動、經濟或社會範疇的罷工權
部份憲法將罷工權直接與勞動範疇聯繫,如1983年《巴拿馬共和國憲法》、1979年《秘魯共和國憲法》、1980年《智利共和國憲法》、1982年《洪都拉斯共和國憲法》、1984年《厄瓜多爾共和國憲法》和1986年《尼瓜拉瓜共和國憲法》等。以上都是南美國家。
將罷工權定位為經濟範疇的有:1947年《義大利共和國憲法》,而1975年的《希臘共和國憲法》,勞動及經濟範疇兼有。
將罷工權定位為社會範疇的有:1949年《哥斯達黎加共和國憲法》、1961年《委內瑞拉共和國憲法》、1967年《巴拉圭共和國憲法》、1967年《玻利維亞共和國憲法》。而1975年《薩爾瓦多共和國憲法》,社會及勞動範疇兼有。將罷工權定位為社會範圍的國家全部都是南美洲國家,社會較動盪,罷工多。社會範疇或會涉及政治問題,但不等同可以政治罷工。
將罷工權定位為經濟及社會範疇兼有:1982年《土耳其共和國憲法》、1990年《克羅地亞共和國憲法》、1991年《保加利亞共和國憲法》、1991年《馬其頓共和國憲法》、1991年《斯洛文尼亞共和國憲法》、1992年《斯洛伐克共和國憲法》、1996年《白俄羅斯共和國憲法》和1990年《烏克蘭憲法》等。以上8個地區都是位於歐亞交界。
勞動、經濟及社會範疇兼有:1985年《危地馬拉共和國憲法》,1992年《立陶宛共和國憲法》和1995年《亞美尼亞共和國憲法》等。
職業及經濟範疇兼有:1992年《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憲法》和1995年《亞美尼亞共和國憲法》等。
職業、社會及經濟範疇兼有:1987年《菲律賓共和國憲法》、1991年《羅馬尼亞共和國憲法》和1994年《摩爾多瓦共和國憲法》等。
民事權利和社會保障範疇兼有:1985年《哥倫比亞憲法》。
以上不同範疇的罷工權中,没有訂明政治罷工權。1982年《土耳其共和國憲法》第五十四條明確訂明:「禁止舉行有政治目的的罷工。」簡單地理解,以上國家的政治罷工都是非法的。大部份憲法把罷工權列為公民的一項社會權利。
没有具體指名罷工性質有:《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1960年《塞浦路斯共和國憲法》、1962年《摩納哥公國憲法》、1974年瑞典王國憲法文件《政府組織法》、1982年《葡萄牙共和國憲法》、1987年《海地共和國憲法》、1996年《匈牙利共和國憲法》、1982年《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基本法)》和1982年《葡萄牙共和國憲法》等。
1978年《西班牙憲法》把罷工列為基本權利和公共自由。
憲法罷工權行使主體,其表述為公民、工人、職工、僱員、職員、工作人員或就業人員等,及每個人,甚至是工會。《俄羅斯聯邦憲法》、《阿塞拜疆共和國憲法》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憲法》等行使罷工權是個人和集體都有。罷工權屬個人的話,野貓式罷工則是合法,若否野貓式罷工可能是非法。而公民、工人、職工、僱員、職員、工作人員或就業人員等未必等同個人,所以需要立法來說明,集體是否可以不需要工會來代表,網絡群組是否可以呢,亦需要立法來說明。

結語
大多數人籠統地說極權國家禁止罷工,但從以上資料所,大部份極權政府憲法是有罷工權的,實際上卻不能行使。
罷工權的權利屬性是具有社會權性質的生存權,而不是政治權利和自由。因其涉及生存權,當罷工權行使而導致私法義務的違反,應該豁免當事人的法律責任,如罷工糾察隊阻止工人進廠引致的經濟損失,這也需要立法加以說明。
憲法具有當地經濟、社會和文化成分,也反映當地人的道德取向。故部份國家訂明限制對經濟和社會有嚴重影響的罷工,龍少會在接着來的文章加以介紹。
《法國人權宣言》第二條:「一切政治結社的目的都在於維護人類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自由、財產、安全與反抗壓迫。」罷工就是反抗壓迫,要對僱主或政府的要害予以嚴重打擊,如果加以限制,罷工就不能發揮應有的力量,談不上是權力。
若以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來看憲法,就能明白為何民主國家不清晰確立罷工權,因議會由資產階級所操控,不能容忍工人階級的權力影響自己的無限利益。如上世紀八十人代英煤礦工人罷工,執政者修訂法律加以打擊工會,所以民主國家的主權在民是花言巧語,若左翼支持議會至上明顯是自掘墳墓。正如列寧論述憲法的本質時指出:「憲法的實質在於:國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關於選舉代議機關的選舉權以及代議機關的權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現了階級鬥爭中各種力量的實際對比關係。」[1]
綜合世界各國的罷工法,罷工必須得到過半數工人贊成,且事前通知有關機構和負責人,才可以有法律免責權,也就是合法罷工。1984年英國煤礦工人大罷工,執政的戴卓爾夫人就在這次罷工,是否得到多數工人同意上大做文章,制定有關法例打壓工會,工會也因這些問題被法庭判罸款,有關這宗罷工衍生的問題和影響頗大和深遠,稍後將會專文闡述。

參考資料
1.  韓亞光著:《新中國憲法視野中的罷工權問題研究》(北京:知識產權,2015),第7頁。
2.  張峻峰主編:《國外企業經濟性罷工處理機制研究》(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1)。
3.  錢箭星著:《當代發達國家勞資關係研究》(上海:上海人民,2017)。
4.  姜士林等主編:《世界憲法全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7)。
5.  鄒瑜著:《法學大辭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
6.  張慶福主編:《憲法學基本理論》下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1999),第518頁。
7.  張世信主編:《憲法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8.  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著,黎冷、潘嵩譯:《法學導論》Law Science Introduction: A Veery Short Introduction(台北:台灣實業文化有限公司,2004),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9.  張乃維著:《國際法上人權與保障問題》(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10.       閆海著:〈罷工權的法理分析與規範設計〉,載吳志攀主編:《經濟法學家(2003)》(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11.   《聯合國公約與宣言檢索系統》,網址:https://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index.shtml。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和《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完)

龍少爺
25.11.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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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寧著:〈社會革命黨人怎樣總結革命,革命又怎樣給社會革命黨人作了總結〉,載《列寧全集》第十七卷,第309頁。。


2020年1月27日 星期一

從清檔案談漢奸一詞



從清檔案談漢奸一詞
──鴉片戰爭筆記之六

漢奸一詞源流
中國的叛國者按價值判斷程度的不同,分別有漢奸、通敵和附敵者等名稱。叛國者不僅存在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法國有法奸,比利時有比奸。有學者認為「在代表國家的權力機構撤離之後,人民在自保的前提下,國家的形象與意義對他們而言,是很迷糊的,」所以甘願當漢奸。[1]有關漢奸的論述參閱美國學者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1937-2006)的〈漢奸──戰時上海的通敵與鋤奸活動〉,[2]及前報章總編輯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鄭書尚介了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頒佈的《處理漢奸案件條例》中,有關漢奸身分的說明,書中對香港日治時被指為漢奸的部份人作出深入分析,參閱該書有利對本文有多角度思考。[3]
漢奸一詞最早見於元朝胡震(?)的《周易衍義》卷六:「子突欲去衛朔而反遇四國之毒吝也。然志在輔正,於義何咎?李固欲去漢姦,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這裏漢姦一詞通漢奸一詞,直至清都有如此用法。李固(94-147)是東漢時的太尉,桓帝(132-168)時死於獄中。這裏漢奸一詞是指漢朝政權的奸臣,與通敵無關。這時中國人尚未有漢族的概念,至元才初步出現,清滿漢之分逐漸浮現。順治(1638-1661)開始以奸宄、奸人和奸民等指稱抗清人士鄭成功(1624-1662)等漢人,有強烈的滿族意識。[4]
姦、奸兩字查《說文解字》原來古代只有姦字,姦字與奸字共通。有淫、亂、邪、惡、詐和偽等含意。
1690年(康熙廿九年)貴州巡撫田雯(1635-1704)在《黔書》中說:「苗盜之患,多起於漢姦,或為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為之補救彌縫之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復製」。這是最早見諸文字,以滿族意識指責漢人的反叛行為的用詞。有趣的是田雯是漢人,竟使用此詞,或許他已進入了滿漢一家的思維,自覺不是漢人而是清朝人。雍正(1678-1735)處理苗人土地問題時,指「然士官之感於恣肆者,大率皆漢奸指使者。」他在推行滿漢一家而著的《大義覺迷錄》中,嘲笑湖南某儒生是「苗疆內多年漢奸。」[5]
乾隆(1711-1799)用漢奸一詞大駡西南民族反滿時協助他們的漢人,嘉慶(1760-1820)時的文件中漢奸一詞屢屢出現。[6]道光時朝臣上奏使用漢奸一詞,他回覆發出指示也用上漢奸一詞。[7]
洪任輝事件中,主角英商洪任輝(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1720-?)只會說漢語,不能寫中文,便邀請四川商人劉亞匾(?)代其寫狀紙。因洪任輝的行動被視為對抗清政府,劉亞匾的簡單行為便被視為協助狀告朝廷命官,即站在敵對一方,因而被認為是漢奸而掉了腦袋。[8]

清官員文件中的漢奸一詞
1839年2月24日,欽差大臣林則徐(1785-1850)自北京南下途至江西泰和縣,向廣東布政司和按察司發出《密拏漢奸札》,命他們秘密拘捕漢奸。文中指參與鴉片貿易的人是漢奸,共列出約17人的名單,內有在官府內工作兵丁、武弁、司差、府差、縣丞和運司差等人。[9]
同年林則徐上奏指,怡和老闆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1784-1843)「與漢奸積累串通」,用奸販一詞來稱謂渣甸。[10]後在批稟中指鴉片「在館眾夷之所密存,往時與漢奸勾結售私,」[11]接着他再發出《諭洋商責令夷人呈繳煙土稿》說:「本大臣奉命來粵,首辦漢奸。」[12]他所稱謂的漢奸應是指與外商做生意的人,不是通敵者。
1840年1-2底,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1781-1841)率部,在九龍長沙灣海邊掃蕩鴉片煙販,焚燒他們船艇及寮屋,拘捕穿英人衣服的華人10名。這些煙販向英人出售食物,購入鴉片。被捕者全被判刑,[13]奏折內文以奸民或奸徒來稱謂這些煙販,而題目則以漢奸一詞稱謂穿英人衣服鞋者。
1840年4-5月廣東按察使祁宿藻(? -1853)、鴻臚寺卿黃爵滋(1793-1853)和閩浙總督鄧廷楨(1776-1846)等上奏,以漢奸一詞稱謂帶領英船到福建的華人。[14]
同年9-10月在蘇浙的欽差大臣伊里布(1772-1843),奏折中以漢奸一詞稱謂被捕兩名漢人,他們原籍江南海州人,早年已在英船工作,曾隨船到英,今乘英船隨英軍回國,因入城探消息被捕。這時中英已處局部作戰狀態,其行為是剌探軍情,正合今通用漢奸一詞的定義。[15]香港淪陷前,有日人收集香港地形資料被捕,因而驅逐出境。
1840年11月26日,新任欽差大臣琦善(1786-1854)南下途中至山東時,接到澳門同知送來英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的諮文。立即以廣東充斥漢奸,使其一言一行全部被英所知悉為藉口,撇開粵官員,另派鮈鵬(?)等3名親信暗中到虎門與英全權公使佐治•懿律(George Elliot,1784-1863)直接聯絡。鮑鵬曾在廣州任買辦,能說英語,與義律相識,亦曾販賣鴉片被通緝潛逃到山東。[16]其實鮑鵬正是琦善口中的漢奸,不明琦善為何會用他。
1841年1-2伊里布上奏,稱接濟英軍食物者為漢奸,要嚴拿。[17]這時琦善另一上奏文件稱英軍僱用的華人嚮導為漢奸。[18]
《南京條約》簽訂後一段時間內的奏折少見漢奸一詞,直至1848年兩廣總徐廣縉(1797-1869)上奏重審漢奸麥慶培案。朝廷則命徐廣縉和兩江總督暗查漢奸,徐廣縉命下屬查辦。[19]入城問題相持不下,徐廣縉將1名潛遞書信給英人者正法。[20]
1883年中法戰爭期間也見使用漢奸一詞,雲貴總督岑毓英(1829-1889)上奏說:「彼族今日乃無舉動,惟招來漢奸多名令季姓管帶。」此外廣西布政司徐延旭(?-1884) 據傳聞作出報告說:「漢奸為其廣招沿海匪數千有餘,眾利其重餉,無不樂從。」甲午戰爭後幫辦軍務宋慶(1820-1902)的報告指日軍在:「田莊台之役重用漢奸探誘我前後軍」。另一軍官指日軍派漢奸潛入內地,託名貿易以賄收買人心。光緒時談西學也被指責是漢奸。1900年義和團時,慈禧一派指基督徒是教民漢奸,將反對義和團進攻使館的大臣以漢奸罪被殺,滿人大臣則指為滿人漢奸,開始將漢奸一詞與列強入侵掛勾。[21]
文學家包世臣(1775一1855)於192年寫的《庚辰雜著》中指英國人嗾使廣東十三行商人(洋商),建議斷絶外貿,中國商人則到海外貿易「關撤則洋商罷,夷目無漢奸為謀主,自必馴貼。」[22]
1903年反清革命派發表〈漢奸辨〉一文,指一直以來漢奸一詞十分含糊,以漢人立場出發點,指吳三桂、曾國藩和李鴻章等漢人清官是漢奸,他們為虎作倀傷害了人民利益。1907年的〈驅滿酋必先殺漢奸論〉指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保皇派都是漢奸,開始建構漢族概念。[23]

漢奸的具體情況
1840年時兩廣總督祁摃(1777-1844)等上奏,指新安(今寶安)距香港較近,漢奸尤多,要求及早拘捕。[24]同年9-10月奕山上奏指出,「香港一帶,漢奸聚而未散,以夷船為護符,借以走私。」[25]
啟蒙思想家魏源(1794-1857)在〈道光洋艘征撫記〉也說香港「漢奸海盜藪聚其間。」[26]文人余含英(?)在〈上梁中丞平夷•第四〉指,「逆夷盤踞,全藉漢奸為之羽翼,彼漢奸是我民也。」點出漢奸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建議「欲剿逆夷,須散漢奸,欲散漢奸,須絶買辦。」面對香港有漢奸萬餘人,番禺有二千人,中山(香山)、東莞、新安、新寧和梅縣(嘉應州)等有六七千人,人數如此多,建議用招撫策反政策。[27]
魏源和余含英實質指香港華人和與歐美商人交往的人都是漢奸。湘軍王之春(1842-1906)的《清朝柔遠記》亦有相似觀點。[28]
10-11月奕山上奏具體指出,英招集的漢奸首領有:盧亞景(?)、鄧亞蘇(?)、何亞蘇(?)和石玉勝(?)等。招回了黎進福(?)等一千餘人,安置在虎門,石福(?)又招回石玉勝等二百餘人,並帶船和炮回來,以示將功贖罪。[29]
1842年7-8月奕山上奏名單中香港漢奸有,以盧景亞(處景)為首惡,尚有鄧阿蘇(?)、何亞蘇(?)和石玉勝(?)等人,他們設立了聯義堂和忠心堂,有十多個支部。奕山曾招撫盧景亞、石玉勝和黎進福(?)等一千餘人,後又招撫了朱泗水(?),是英人的幕僚。這些漢奸也互相毆鬥。東莞和新安居民則組織團練以維持治安。[30]
1841年12月祁摃上奏報告招集蜑家漁民漢奸一事,已有三千餘人,安置在虎門外,令其立功。1842年1-2月奕山等上奏亦有談此事,繼續說英在香港招集了漢奸六百人,每人給安家費30銀元,月給工資10元。[31]
1842年10-11月在江浙的揚威將軍奕經(1791-1853)上奏,指8月時杭州將軍耆英(1787-1858)曾上奏指現正議和,要求釋放被俘英軍和漢奸,故釋放了60名被捕漢奸,內有1名幼童,送回原藉。[32]幼童也是漢奸是否誇大了。
同年中署理山東巡撫麟慶(1791-1846)上奏,指真正漢奸有其表面特徵,髮辮剪齊,手臂或臉上剌有蟲形或蝴蝶形圖案,身上佩配有英文小型腰牌為憑據。朝廷竟據此下令各地方政府,據此特徵來辨別真假漢奸。半個月後盛京將軍禧恩(?-1852)上奏的調查結果,指出有髮辮剪齊,手臂或臉上剌有圖案的人,原被英擄去被迫做勞工的人,因他們不願屈從故被加上如此特徵,令他們無法回去。並加以簡單分析,指真正漢奸應該隠藏身分,為應注意毫無形迹的人,細心調查方能找出真正的漢奸,尤其要注意進入內地的沿海居民。[33]此說有點似《水滸傳》塲景,可見奏折的滲水情況嚴重。
1842年1月在奕經上奏說,童生黨漢奸向官員提出擊破英人的方法,現將他們押往黃河以北禁錮觀察。[34]明清的科舉制度,凡是習舉業的讀書人不管年齡大小,未考取生員(秀才)資格之前,都稱爲童生或儒童。
2月監察御史松年(?)上奏建議派到沿海緝捕漢奸,朝廷即命各地官員預防及緝捕漢奸,負責漕運的也要嚴防漢奸。[35]可見漢奸已令清風聲鶴唳,四面楚歌,實情是否如此,且看下文繼續闡述。
6-7月湖廣道御史呂賢基(1803-1853)上奏,建議查拿為害居民的香港英人及漢奸,指新安人受他們騷擾十分憤怒,香港漢奸以盧景為首惡,他會說英語下有漢奸船數十艘,有槍炮等武裝,設立了聯義堂和忠心堂,四出搶掠。朝廷即日命奕山查拿為害居民之香港英人及漢奸。[36]盧景即上上奕山所說的盧亞景,下文詳細介紹。
而1841年8-9月英佔領廣州爆發的三元里抗英事件,民眾發出的《盡忠報國全粵粵義民申論英夷告示》(《廣東義民斥告英夷說帖》)指:「爾勾通無君無父之徒,作為漢奸,從中作亂。……爾所用漢奸,皆我天朝犯法之徒,或殺人逃走,或舞文弄弊。平日極無本事,天朝所棄不用者,爾乃重用之。」站在滿漢共同利益上看問題。[37]以上所指都是為歐美人工作的人是漢奸。
按奕經所提供的漢奸供詞,他們行為正是現行普遍理解的通敵行為,文中亦將英國翻譯德國牧師郭士立(郭實獵,德文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列為漢奸。[38]至此,可見清末漢奸一詞没有具體內容,隨行文者喜好而用。

英國與漢奸
1835年鴻臚寺卿黃爵茲(1793-1873)上奏建議「檄知該夷國王,嗣後夷船不准裝載此物(鴉片),如違照漢奸治罪。」有官員指販運鴉片是港腳商所為,英王是不知情的,林則徐同意這一論論調,在其致英王書中有此論調。[39]
中英處理平民手法大相逕庭,英軍的告示是面對平民的,「此示仰定邑城莊諸岙士民知悉。」[40]「此示仰英漢軍民各色人等知悉。」[41]「願民眾共知。」[42]不是命令式。
英人亦觀察到滿漢矛盾,英全權代表律勞卑(納鼻夏,William John Napier, 1786-1834)指漢人想和外商進行貿易,滿人總督因不理解而反對加以禁止。應提醒直指滿人他們是入侵者,要順從民意以保皇位,回復清初開放全國所有口岸通商的情況。[43]
義律的副手指出:「香港與中國沿海的眾多島嶼毫無二致……僅有的居民都有遷徙的習慣,主要以漁業為生……我花了很大力氣才吸引到首批100名勞工從澳門和廣州前來此地。」那些上層華人對新政權有懷疑。[44]
《南京條約》第九條:「凡系中國人,前在英人所據之邑居住者,或與英人有來往者,或有跟隨及侍候英國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禦旨,譽錄天下,恩准全然免罪;且凡系中國人,為英國事被拿監禁受難者,亦加恩釋放。」即是釋放和赦免所有漢奸。
清思想家龔自珍(1792-1841)的兒子龔孝拱(?)為英國工作,是英公使的隨從,曾在會上對恭親王奕訴(1833-1898)百般刁難,恭親王奕訴責難他,指他的家受皇恩,為何為虎作倀,他反諷說,我父才華横溢不能晉身翰林,我則潦倒一生,不得不到外國人手下討飯吃,何曾受皇恩。奕訴百無言以對。據說英法聯軍入圓明園由他帶路,並搶先入內搶掠,滿載而歸。[45]
華人一方面接受港英的太平紳士銜,另一方面又接受清政府的官銜,吃兩家茶禮。
第一任港督砵甸乍(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曾就清在港有治理華人權利表示憂慮,恐令一些曾為英軍提供物資的人,可能會遭以漢奸罪名起訴,建議把港島華人分為原居民和暫住者兩類。中英就此問題爭論多時,直至砵甸乍離任尚未有結果。接任的德庇時(戴維斯,John Francis Davis,1795-1890)在處理新安書吏在香港仔販賣牌照的糾紛上,巧妙地取得了在港島治理華人的權利。[46]
時移世易,香港重光後,港英以涉嫌通敵罪名起訴與日軍合作的人,逮捕了三四十人,黃佐治(?-1946)等被判處死。[47]另港英又於1946年3月30日宣佈特赦附敵分子,規定倘其無涉及殘暴行為,則不會對其提出刑事起訴。凡作為線人,而其所作所為直接引起敵人對被告密者施以殘暴對待或殺害,則不在特赦之列。[48]
法官在黃佐治一案的判詞中說:「汝之罪名為通敵賣國,即為漢奸,……本法庭今日宣判汝之罪名,更有一重大意義,蓋可以表示本港公道正義恢復也。」[49]以英政權身分指漢人是漢奸。
被指是奸細的情況在英也有發生,如翻譯郭士立是德國人,因《南京條約》中英文版部份內容有異,令英未能取得更大利益,因而被指是奸細,不知中文應用德奸或英奸一詞,那個較貼切切。[50]

清的民族矛盾
中國歷朝以漢人掌政為主體,清入主中原,漢人已有推翻清的活動,如辛亥革命的理論家把明覆亡看成是中國的亡國,以漢族民族主義作為推翻清的動員力量。[51]因此主政的滿人對漢人多方提防,加深政權內滿漢不和,存在內部民族和階級矛盾,又不停對少數民族用兵。而漢人又南北不和,各地不同族群的互鬥。
清初漢人以狹隘華夷思想抗清,雍正因而親自制定《大義覺迷錄》,來消除內部華夷之別及滿漢矛盾。乾隆擴大了疆界後,內部民族和族群矛盾因而複雜化。
在民族矛盾下,清採取高壓手段解決問題,使矛盾更尖銳化。部份漢人不承認清政權,所以不願對清效忠,所以在鴉片戰爭中支援英軍,自覺不是漢奸行為。因此清末知識分子把政府和國家分拆開來,並用種族觀念來充當國家,鼓動漢人反清。
太平天國干王洪仁玕(1922-1964)的第一份佈告,呼籲漢人「正宜遵中國,攘北狄(指滿人),以洗二百載之蒙羞」,宣告明亡後,我們「口其言語……家其倫類,毒受那滿洲狗之淫污」。[52]可見滿漢民族矛盾之深,因而這運動是狹隘民族矛盾,大於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鬥爭。
王韜在〈香港略論〉一文指:香港「博胡林(薄扶林)……相傳自明季避亂至此。」南明桂王和耿精忠部「遺民無所歸,遠避鋒鏑,偷息此間。」[53]這些明遺民或可以不算是清的臣民,他們助英的行為,怎可以稱之為漢奸呢。
為英人提供物資、情報以蜑家人為多。他們一直以來遭漢人歧視,被邊緣化,不能在陸上居住、讀書,及和漢人通婚等,[54]直至民國都是如此。有論者指粵人好內鬥且多以海為生的蜑家人,故倭寇易入侵。[55]可見清官對蜑家人的偏見。
蜑家[56]是香港原居民之一,亦寫作蛋家,是百越民族的分支,以艇為家,從事漁業或水上運輸工作,清以前已在香港定居,聚居香港各港灣,如香港仔、筲箕灣、新界大埔、西貢、沙頭角、青山灣、大澳、長洲等。[57]港英第一份人口調查列明居住船上者有二千人,他們應是蜑家人。
上文說的盧亞景(Lo King,?)為廣州黃埔蜑家人,又名盧亞貴(Lo Aqui,?)、斯文景,被清點名漢奸,一度為清招撫,後再投向港英,他最終都没有回到清這一邊。香港開埠後經營黃賭毒及收黑錢等致富,與譚亞財(?)一起建議興建上環文武廟,1855年地產風潮中破產。[58]他會說英語,有船舶數十艘,且有槍炮等武器,成立聯義堂和忠心堂,四出搶掠。[59]
英法聯軍戰役時,港商李陞(?-1900)曾資助英軍十萬元作軍費,中法戰爭時又暗中資助法軍佔據越南。[60]英法聯軍之役中法軍北上沿途,亦得到當地人的支援,有法軍在回憶錄中批評說:「對一個没有道德觀念的民族來說,政府的問題與個人物質利益無關」。[61]
中國的傳統社會階級,以士為貴,重農輕商,商人地位最低。在香港則不同,以李陞和盧亞景為例,商人地位受重視,社會以金錢衡量個人地位,重視追求利潤與財富,不計較社會道德。再從歷史來自,買辦的身分具有雙重性,一方面為外商服務,另一方面自辦企業,希望中國能富強起來。[62]
縱觀明清對外的歷史,荷蘭學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1946-?) 認為中國掌政者害怕遭國內人民反對比國外入侵者更甚。[63]
港人所謂漢奸行為,可從德國哲學家馬克西米利安•卡爾•艾米爾•韋伯(德文Maximilian Emil Weber,1864-1920)的理論得到一些合理性,他指出:被統治者服從統治者的支配有暴力、經濟等因素,但是,「除了這些以外,通常還需要一個更深層的因素──對正當性的信仰。」每個權力體系「都會試圖建立並培養人們對其正當性的信仰。」[64]港人正是對清政權没有正當性的信任,才會投向英國。
漢奸問題是人民內部問題,中共導師毛澤東(1893-1976)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指出:「人民內部的問題是是非問題,不是敵我問題。那麼敵我是不是也是是非問題?也是是非問題。但是性質不同的一類是非問題。我們普遍說,就叫做敵我問題(我們說的習慣說法,兩個比較更清楚)。一類就是對抗性的矛盾,敵我矛盾,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就是非對抗性矛盾。」[65]人民內部矛盾既不是對抗性矛盾,所以要採取團結手段。而奕山等不以團結手段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就上戰場,怎能不敗。

虛報奸情
清奏折中對漢奸的活動嚴重誇張,坊間謠傳沙角之戰英登陸部隊大半是漢奸,約兩千餘人。也有附會者指琦善遣散林則徐的水勇大部份淪為漢奸。奕經指乍浦失守因漢奸在城內放火響應,琦善也是如此說。民國武育幹(?)的《鴉片戰爭史》,認為漢奸是中國戰敗四大因素之一。[66]
奕山南下廣州,認為廣東人才是真正的敵人,廣東兵全部都是賊黨。上奏說:「粵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內。」「防民甚於防寇。」意指廣東人是漢奸。由於奕山不信任廣東人,故他不調動廣東兵上戰場,另到福建招募水勇到廣州作戰。當奕山的官兵擒捕到所謂漢奸時,不問情情將他們殺死,加深廣東人對奕山的不滿。而英軍所俘的鄉勇全部都予以釋放,間中會幫助鄉民剿匪,禁止搶掠,以收買人心。在此消彼長下,奕山重賞殺敵亦没有人效命。[67]清與廣東人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與英軍則是敵我矛盾。
奕經在浙江反攻失敗後,在奏折中指:漕光以東,到處漢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來。最可惡的是,他們與犬羊一般的夷人站在一起,每逢打仗之際,百姓男婦,毫無畏懼,從旁指點嬉戲,竟不知是何肺腑。[68]
鎮江副都統海齡(?-1842)以漢奸罪拘捕13人立即正法,《草間日記》指是市民出城避戰,被他錯殺死百餘人,婦孺呼寃不絶。海齡死後也曾謠言滿天,最後才確定殉國。[69]這就是中政治,小道消息經常於一個重要位置,直至現在仍是如此。
1860年太平軍攻陷蘇州後,欽差大臣何桂清(1816-1862)上奏,指面對潰兵又恐奸細混雜其中。[70]戰爭中收集潰兵再上戰場是必定動作,否則兵源何來,而提防奸細並不只是在收集潰兵時,而是在日常工作上,看來何桂清已成驚弓之鳥,處於風聲鶴唳心理狀態中,又是不能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一例。

結論
清末中國尚未有國家觀念,試以共同體來論述這問題。共同體是指公眾福祉、共同的益處或福利。當時中國可算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由清政府領導,漢人雖生活在這共同體內,卻不認同清領導地位,故有以上的漢奸行為。
據當時一位英國軍醫憶述,香港居民「似乎勤奮而溫順……從各方面看,他們似乎總體上性格很平和;對於改受英國統治,看不出他們有明顯的贊同或厭惡。」而香港大佬周壽臣(1861-1959)更自誇,他的祖先曾協助義律張貼告示,宣佈香港成為自由港。周壽臣先後為清和港英效力。
從以上資料所見,漢奸一詞有極大政治派系成分。江西道監察御史許以恪(?)上奏,竟說伍怡和(伍秉鑑,1769-1843)掌盤辦事之次孫被雷擊斃大快人心。[71]身為高官有如此無理性心態,在官方文如此駡人,清怎不亡國。
有關漢奸的自述可看作家胡蘭成(1906-1981)的回憶,而巴黎淪陷市民與德軍的生活如何,可參閱緹拉•瑪潔歐著(Tilar J. Mazzeo),吳緯疆譯:《烽火巴黎眾生相──麗池酒店內上演的諜報密謀與生死愛欲》The Hôtel on Place vendôme : Life death and Betrayl at the Hôtel Ritzz on Paris(新北:八旗文化,2016),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英]艾倫•萊丁(Alan Riding)著,莊重黎譯:《盛會不歇──最屈辱的年代、最璀璨的時光、納粹統治下的巴黎文化生活》Ad the Sow Went On: Cultural Life in Nazi-Occupied Paris(台北:麥田出版,2018),香港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對比以上資料,這些人是否法奸,各自下判斷。
(完)

整理本文時參考了大量網上資料:如《維基》、《雅虎》、《百度》、《搜狐》、等,上百條資料,若未能在註解列出,請見諒。

龍少爺
08.0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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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39-43頁。
[2] 魏斐德著:〈漢奸──戰時上海的通敵與鋤奸活動〉,載魏斐德著:《講述中國歷史》(北京:東方,2008)下冊,第443-483頁。
[3]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39-43頁。
[4]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68-76頁。
[5]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68-79頁。
[6]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83頁。
[7]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72-273頁。
[8] 羅三洋著:《古代絲綢之路的絶唱》(北京:台海,2018),第142-143頁。
[9]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公牘》(北京:中華,1963),第47-50頁。楊國楨著:《林則徐傳》(北京:人民,1981),第144-145頁。
[10]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Ⅰ(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93頁。
[11]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公牘》(北京:中華,1963),第68-69頁。
[12] 中山大學歷史系編:《林則徐集•公牘》(北京:中華,1963),第56-58頁。此文件發出日期有異,尚在根查中。
[13]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6-49頁。
[14]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91頁。
[15]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12-414頁。
[16] 楊國楨著:《林則徐傳》(北京:人民,1981),第294頁。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17-218頁。夏燮著:《中西紀事》(長沙:岳麓書社,1988),第87頁。
[17]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734頁。
[18]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Ⅱ(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734頁。
[19]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Ⅶ(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875、883、887、897-898頁。
[20]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Ⅶ(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938-939。
[21]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83-86頁。
[22] 羅三洋著:《古代絲綢之路的絶唱》(北京:台海,2018),第445頁。
[23] 王柯著:《消失的「國民」》(香港:中文大學,2017),第86-88頁。
[24]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Ⅲ(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68-569頁。
[25]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17-218頁。
[26]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17頁。
[27]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31-234頁。
[28]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39頁。
[29]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304-305頁。
[30]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811-812頁。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27-229頁。
[31]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25-426、591頁。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第221頁。
[32]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315-317、412-413頁。
[33]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0、150-151頁。
[34]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89-490頁。
[35]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62-64、105-106
、140頁。
[36]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29、630頁。
[37]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7頁。
[38]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133-138、222頁。
[39] 馬世嘉著:《破譯邊疆與破解帝國》(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第355頁。
[40]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431-432頁。
[41]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81-582、676-677、頁。
[42]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Ⅵ(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581-582頁。
[43] 胡演譯:《英國檔案有關鴉片戰爭資料選譯》上冊(北京:中華,1993),第15-23頁。
[44] 韋爾許著:《香港史》(香港:商務,2015),第129頁。
[45] 聶作平著:《天朝》,(北京:中國友詛,2012),第54-55頁。
[46] 丁新豹:〈歷史的轉折〉,載王賡武主編:《新編香港史》,上冊(香港:三聯,2017增訂版),第080-084頁。
[47]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43頁。
[48]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182頁。
[49] 鄭明仁著:《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香港:練習文化,2017),第173頁。
[50] 關詩珮著:《譯者與學者》(香港:牛津,2017),第97-126頁。
[51] 葛兆光著:《何謂中國》(香港:牛津,2014),第78-79頁。
[52] 普拉特著:《太平天國之秋》(新台市:衛城出版, 2003),第96頁。
[53] 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增訂本),第39-40頁。
[54] 有關蜑家人遭漢人歧視的問題,請參閱孔誥烽著:〈千年的壓迫 千年的抵抗〉,載羅永生主編:《誰的城市》(香港:牛津,1997),第113-140頁。
[55] 范中義等著:《明代倭寇史略》(北京:中華,2004),第34-35頁。
[56] 有關蜑家的歷史參閱林惠祥著:《中國民族史》,上冊(台北:台灣商務,1983),第138-144頁。
[57] 施志明著:《本土論俗》(香港:中華,2016),第154-161頁。
[58] 鄭宏泰等著 :《白手興家》(香港:中華,2016),第13頁。鄭宏泰等主編:《荷里活道》(香港:中華,2018),第204-242頁。
[59] 余含英撰:〈上梁中丞平夷•第四〉,載馬金科主編:《早期香港史研究資料選輯》,上冊(香港:三聯,2018增訂本8),第267-268頁。
[60] 馮邦彥著:《香港華資財團》,香港,三聯,1997,第25頁。
[61] 貝齊亞著:《中國之役》(上海:中西書局,2011),第67頁。
[62] 張曉暉:〈買辦的企業家精神〉,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中文大學歷史系合編:《買辦與近代中國》(香港:三聯,2009),第64頁。
[63] 包樂史著:《看得見的城市》(台北:蔚藍文化,2015),第041頁。
[64] 雷頤著:《面對現代性挑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12),第078頁。
[65] 毛澤東著:〈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北京,人民,1969),第327-329頁。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稿),載《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網址: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70227AA.htm。
[66] 王鼎傑著:《當天朝遭遇帝國》(重慶:重慶大學,2010),第290-293頁。
[67] 姚薇元著:《鴉片戰爭史實考、中國史學鬥概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第96頁。端木賜香著:《那一次,我們挨打了》(太原:山西,2007),第259頁。
[68] 端木賜香著:《那一次,我們挨打了》(太原:山西,2007),第303頁。
[69] 黃波著:《被打斷的轉型》(南京:江蘇人民,2011),第006-008頁。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Ⅴ(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721頁。
[70] 齊思和等編:《第二次鴉片戰爭》四(上海:上海人民,1978),第376-379頁。
[71] 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Ⅳ(天津:天津古籍,1992),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