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5日 星期三

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


香港托派早期工運幹部──區芳

近年出席多個學生組織的有關工運討論會,學生對工會組者有點景仰,二十年代中共全力推動工人運動,鄧中夏、張國燾、毛澤東等被國民黨工人幹部譏為“長衫客”,國民黨的工人幹部則多是工人出身,穿工人服裝“短打”。中共有名的油畫《毛主席去安源》,毛澤東正是穿長衫手持油紙傘,就是如此衣着進入煤礦找工人談心,經過一段時間後,他們紛紛脫下長衫改穿短打,與工人混一片。當年在香港有一位同備有長衫客的知識,短打客的工作能耐的工人幹部──區芳。
區芳(?-1931)廣東南海人,一位兼有實幹家和理論家兩種能力的領袖,被稱為“怪傑”。區芳面黑如炭,不修邊幅,長滿刺人胡子,披頭散髮,不洗澡,能吃苦耐勞。有豐富群眾工作經驗,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1],署名高峰翻譯金果爾著《西方革命史》,新宇宙書店於1929年出版,當時在社會上有相當影響。
區芳於1925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是年秋加入共青團,因工作努力,得到中共兩廣區委的特別信,兩個月後轉為中共黨員[2],先後出任中共廣州中山大學黨支委、書記[3]
1926年,區芳大學畢業,被中共兩廣區委委任為香港共青團市委書記[4]。當時正值省港大罷工,香港黨團成員大部份都在廣州,團兩廣區委改組,取消廣州地委,廣州地委劃分為4個部委,由區委直接指揮,香港屬於罷工部委[5]。按《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工作報告》內容没有“市委”一詞,再參閱19267月中共擴大會議通過的“組織問題議決議案”,指明香港等地的支部增加時,應於區委或地委下加置部委,也没有“市委”一詞[6]。本文的資料來自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劉平梅的《中國托派黨史》。這個職務的名稱尚要進一步考據。
1926年,區芳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имени Сунь Ятсена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加入托派。
1927117,區芳出席莫斯科紅場的十月革命節十周年紀念遊行,與中國留學生梁幹喬(1903-1946)等路過主席台時,在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н1878-1953)等蘇共高層面前,突然打出“執行列寧遺囑、撤銷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布旗、高呼“擁護托洛茨基”的口號,當場與斯大林派發生毆鬥[7]
12月,蘇共開除托洛茨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1879-1940出黨,全國開展大規模的肅托運動。1928年上半年,區芳等托派被遣返回國。區芳等出國前己是中共黨員或團員,在黨內或團內擔任過重要職務。那時中共尚未開展肅托運動,他們回國後,被委派工作。區芳過去曾從事香港共青團工作,對香港情況熟悉,中共就派他去香港做工人運動[8]
區芳在香港太古船塢(位於今太古城)當工人的“師爺”,深得工人敬仰。區芳在香港工作幾個月,就吸收了不少工人加入中共。區芳並把曾參加省港罷工的工人團聚起來,這些工人在區芳的影響下,不少人參加了托派[9]。區芳又到其他支部及活動分子中去活動,中共粵省委計劃召集支部會議公開討論區芳的問題,開除區芳黨藉,嗣因黨員召集不齊,改為找黨員談話[10]192912月時,中共太古船塢支部成員共有10人,其中3人受托派影響[11]。可見區芳工作的成績。
區芳除了在香港從事托派活動外,還與各地托派聯絡,醖釀成立托派組織。192811月,區芳等在中共內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以托洛茨基的政綱為基本政策,企求繼續留在中共內秘密活動。會議成立中央機關“全國總幹事會”,幹事長為史唐(?),區芳任候補委員,下轄3個地區組織:華北區、華南區、江浙區。區芳負責華南區宣傳工作,在武漢、香港、蘇州、廣州、北京和哈爾濱等地建立支部,出版《我們的話》。[12]
不久,區芳調到上海,承擔全國總幹事會的主要工作,《我們的話》的編輯、發行、刻板、油印以及大半文章的撰寫都是由區芳負責[13]
起初,區芳在楊樹浦電燈廠做工、添煤,發展了20餘名工人,奠定托派在滬東的工作基礎、後來,轉到報館做印刷工人,又發展了數名印刷工人,並使托派在報館的力量超過中共。此後,區芳又去拉板車,在滬西紡紗工人中做聯絡工作。最後在上海藝術大學社會系敎授,任托派上海藝術大學支部書記[14]
1929813,中共發出《中央通告第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號召全黨與托派鬥爭[15]
193012月,區芳被國民政府逮捕,判刑10個月[16]1931年夏病逝上海漕河涇獄中[17]
19315月,托派在上海召開統一大會,出席代表共有10人,內有香港工人4人(鄭超麟曾說2人),大會為了尊重區芳,選區芳為中央執委[18]
19311130,《火花》第1卷發表化勞他的《追悼我們的死者──區芳同志》[19]
(完)

龍少爺
17.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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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28頁。
[2]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28頁。
[3]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5頁。
[4]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5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
[5] 《共產主義青年團廣東區委工作報告》,載:廣東省檔案館、中共廣東省黨史研究委員會公室編:《廣東區黨、團研究史料(1921-1926)》,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第372-373頁。
[6] 《組織問題議決議案》,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第183頁。
[7]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4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2-43
[8]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頁。
[9]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0-51頁。
[10]《香港黨的組織狀況》1929914,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7頁。
[11]《香港黨的支部組織情況》,19291217,載: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中共廣東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編:《中共廣東省組織史資料》,第2輯,廣州,1986,第49-52頁。
[12] ﹝美﹞盛岳、奚博銓、丁則勤譯、陳慶華校:《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第173頁。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1-頁。
[13]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2-43
[14]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7-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51-53頁。
[15] 《中央通告第44號──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5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1992;,第405-411頁。
[16]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95,403-4047頁。
[17]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95,403頁。
[18] 唐寶林:《中國托派史》,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第26-31頁。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127
[19] 劉平梅編著:《中國托派黨史》,香港,新苗出版社,2005,第4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