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一書了解港英為何打擊勞校

讀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一書了解港英為何打擊勞校

我家住屯門，每次乘輕鐵往元朗總會定神看達德書院遺址，看着眼前的馬禮遜樓，思索馬禮遜與鴉片商人的關係，他是否真的没有沾上毒品交易。坐在座位上思考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要深入了解達德書院，在公共圖書館借來“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一書，這書也有助了解港英打擊勞工子弟學校一事。

《香港達德學院》第149頁，引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1978）的報告：1946年12月，一名視學官到達德學院查訪，發現圖書館裏幾乎全是共產主義的書籍，牆壁上張貼的都是宣揚共產主義的文章。1947年敎育司的報告，指達德學院除了政治學課程可能有些偏見，很少發現師生有從事政治活動的跡象。

1945年香港重光後，百廢待興，學位嚴重不足，港英借助民間力量來解決兒童失學問題，工會熱烈響應參加辦學，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應運而生。港英更特別放寬衞生規則，准許工會在住宅及工會會所內開辦學校，對勞校更給予經濟援助，每名學生每月補助3元，全數每月約5000元[1]。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發展，中共將國內幹部撤到香港，部份安排在敎育界，旺角勞校校長鄒劍卿（1914-2005）、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1922-？）都是中共黨員，巢湘鈴更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共黨員，電車勞校校長梁力濤（？-2008）曾隨中共打游擊抗日。

1948年，國共內戰的形勢明朗化，中共將會取得政權。英國對香港未來的地位開始感到憂慮，剛到任的港督葛量洪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需要過分憂慮，他們制造的麻煩不會真正威脅到香港的安全，因國民政府没有強大到足以挑戰英國。不過，要是一個強大而極端反西方、反英和反香港的政府在中國掌權，情况就完全改變。葛量洪面對這個形勢，選擇不挑起事端，但也不會忍受不合理的要求[2]。1946年國民黨因九龍城寨治權問題，與英國出現爭論，醖釀領導一場反英運動。葛量洪是否總結這件事件經驗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需要過分憂慮，他們制造的麻煩不會真正威脅到香港的安全”。日後的歷史亦證明葛量洪對國民黨的判斷正碓。

《香港達德學院》第150頁指：1948年下半年，英國決定要鞏固在香港的管治地位，並因應中共即將建政作好政治和軍事的準備，開始加強限制和鎮壓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的活動，減弱中共的力量，修改出入境、結社、辦學、僱傭、活動等條例[3]。

中共港澳城委的報告指：港英藉口發展勞校，籌募100萬元建築校舍，提出擬成立“中央委員會”，由羅文錦律師（1893-1959）、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代表政府管理，代替現有的工會、敎會、勞工司、敎育司聯合構成的校管理委員會[4]。勞工司主張接收勞校，敎育司、勞工顧間碧架（？）則主張加強統制一二年後再管，完全由敎會去辦，最後同意等何明華由英國回來再作定。工會計劃利用政府內部的矛盾，支持敎會，爭取敎育司，分化勞工司[5]。中共認為何明華返英，須10月始返香港，態度暫時不積極[6]。

8月，“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敎會）常務顧問施玉麒（George Samuel Zimmern，1904-1979，？）大律師宣佈己籌得9萬元，敎育司答允撥款15萬元，談話中表示敎育不分黨派階級，工會（中共）贊成先興建校舍，由勞敎會擴大籌募，但將來爭取參加“中央委員會”，一面使現有的管理委員會繼續存在，暫時繼續堅持收容勞工子弟為主[7]。

中共決定利用9月25日，港英批准勞校賣花籌款際，擴大號召發動群眾，應付港英的進攻。確定目標：1.擴大工人福利事業，首先是勞校抓緊英國改良政策；2.敎育群眾認識港英統治政策，發動力量迫港英就範；3.擴大影響，爭取中間工會、學校、社會人士甚至英資上層，個別國民黨校參加；4.鞏固工會，發展力量[8]。

中共估計此公開合法福利改良運動將會得到群眾的支持，提出“10•3”作口號，首先在內打通幹部思想，確立目的，發動全港工會配合[9]。

8月22日，勞敎會公開號召，由15間工會組成賣花委員會，各工會派出積極分子成立“工作人員會議”，利用中西報刊積極宣佈[10]。

9月1日，勞敎會舉行二週年紀念大會及記者學校招待會，爭取羅文錦公開廣播，以施玉麒、勞工司等名義印發通訊、街報，製備漫畫標語[11]。

9月9日，勞敎會招待港英福利顧問錢氐（秦氐），藉以擴大合法號召[12]。

9月15日，各工會分別舉行月光晚會、幹部會，月光晚會有2000餘人出席[13]。

9月18日，經過醖釀成熟，先在工廠號召工友自己買名譽花，爭取廠長帶頭買，進一步推動廠外買名譽花，組織賣花隊，掀起賣花熱潮。工人群眾說：“工人賣花破天荒”、“工人也會辦校出錢，應該大家一齊又賣又買”、“我們工會也要辦學校”。初期各工會領花15朵，後來部份工會領花多達1000朵，《華僑報》、《華南報》發表社論評論，中西各報均有特寫[14]。

9月25日，賣花隊深入港九新界賣花，籌得7萬5千多元[15]。參加單位94個，學校81間，學生3000餘人，工會賣花隊及工作人員約2000餘人，工友賣者花達2萬餘人，平常工人是不會買花的。工會賣花共籌得4萬餘元，全場賣花優勝者勞校、女青年會、二塢、電車等工會，成為3年來最廣泛、最熱烈、參加人數最多的活動。這次活動，中共認為糾正了過去不走群眾路線經驗思想[16]。據《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是次籌款籌得7萬5千多元，而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是次籌款籌得8萬5千餘元，這個數值有待進一步核實，暫以《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為準。

勞教會將籌得款項再開辦紅磡、西營盤第二街2號西營盤勞工子弟學校，灣仔道政府職工子弟學校、油麻地政府職工子弟學校等4間勞校，接辦摩托車工會辦理的摩托車勞校[17]，勞校增至12間，香港5間，九龍7間，學生2043人，總班數達63班，學生有2043人。資助工會辦識字班4間，學生250人，共有敎員98人，五六歲以上小學生400人[18]。

10月27日，港英向左派團體進攻，立法局會議上，代律政司提請首讀通過《1913年教育法例修正案》，修訂第九節乙項，授權敎育司禁止學校採取不適宜之敎科書[19]。

11月30日，葛量洪發電報給殖民地大臣，指中共滲入學校的情况越來嚴重，不但向青年人進行政治宣傳，更招募他們到華南參與中共組織和戰鬥。提出要求允許港英修訂敎育條例，予敎育司有更大的權力拒絶或取消學校的註冊。特別強調，這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唯一方法，並且得到行政局的全力支持，文中亦提到修訂其他條例，以應付以後的危機[20]。

葛量洪指中共滲入學校，向青年人進行政治宣傳，更招募他們到華南參與中共組織和戰鬥，完全正確，據現已公佈資料顯示，中共建政初期，國內幹部不足，大批香港人北上廣州，在各單位工作。從中國人身份來看，這個行動完全没有問題，國民政府時期，香港人也曾北上出任政府職務。但葛量洪是英國人，殖民地總督，當然不容許這種情况出現，因為這樣會影響英國在香港利益的。

1個星期後，葛量洪收到殖民地大臣的覆電，批准關於修改敎育條例的修訂，其他修訂則稍後處理[21]。

英國外交部知悉港英的計劃後，致函殖民地部，轉達英國駐南京大使的忠告。南京大使認為修訂條例一事應知會國民政府，而且強調此舉是為了捍衛民主而為打擊民主[22]。

殖民地部接納了駐南京大使的忠告，並轉逹給葛量洪，作為處理修訂條例時必須向公眾交代的信息[23]。

12月22日，港英急不及待在立法局首讀《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條例是對1913年制訂的《敎育條例》的修訂，律政司提出修訂的“目的與理由”，與葛量洪11月30日電文如出一轍[24]。

12月28日，行政局討論處理達德學院方案，行政局同意在《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生效後，立即致函達德書院院長，要求就政治介入學校的狀况提出解釋[25]。

12月29日，立法局二三讀通過《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法例立即生效。

1949年1月20日，港英發出公函指控達德學院利用學校干犯3大罪行。1.作為灌輸政治的場所；2.作為政治人物的聚集地；3.作為政治通訊及出版的中心。要求院長提出理由解釋“達德學院為何不應該被取消註冊資格”[26]。葛量洪向殖民地部提交的報告，指達德學院的學生忠實追隨中共的路線，情感上強烈反蔣、反美，在向中共輸送兵員方面着重要和積極作用[27]。

2月23日，達德學被取消註冊資格。

3月4日，達德學院宣佈停辦。中共香港分局冷靜安排各方面善後工作，部份敎職員和學生撤往解放區，或派往遊擊區工作及學習。中共没有強烈反應，低調處理，《華商報》只作出1篇評論表示遺憾，《文滙報》作出評論更加溫和，連讉責的語氣欠奉[28]。

5月，港英打算解散勞校。工人、家長、教師、學生等開展聲勢浩大的護校運動，並得到社會人士的廣泛支持，發動10萬人簽名，終於得以保留規較大的旺角勞校、摩托車勞校、紅磡勞校、電車勞校、筲箕灣勞校等5間。7月，勞教會舉辦了勞校成績展覽會，進行宣傳，向社會人士展示了勞校的教學成果，深受社會人士的讚譽，參觀者達到900餘人[29]。

8月13日晚，勞校管委會與工人代表在會督府舉行聯席會議，工人代表一致反對敎育司的新建議，同意何明華提出完整保留5校的建議，敎育司不派代表，3校實存名改，停辦4校，學生轉官校的折中方案。但何明華、施玉騏、及校管委會其他外籍管理員却不支折中方案，堅持必須接納敎育司新方案，聲言這是行政局的最後決定，不能再爭，工人代表感覺無望，表示不滿，決不同意。認為何明華、施玉騏一反過去採取協商方式，解決問題的慣例，而單方面堅持接納敎育司的方案，和行政局決定[30]。

8月18日晚，何明華、施玉騏約見張振南，建議即迅組織“臨時委員會”，管理保留下來的5間勞校，建立副校長制度，副校長人選由工人提名，勞校管委會聘請，被解散的敎職員，何明華、施玉騏答允盡力設法請敎育司安置，7校學生保證能轉入新官校。轉逹敎育司邀請勞敎會1人為敎育局委員[31]。

勞校的成立可以說是港英和左派工會的相互合作的成果，而親國民黨的工會却得不港英的支持，只能零星地開辦學校，因國民黨當時是中國的執政黨，曾試圖收回香港，發起反英暴動，港英着眼防國民黨滲透，更甚於中共。時移世易中共掌政在望，港英打擊勞校，防止中共滲透。

（完）

龍少爺

05.04.2014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傳真： 8265 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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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匯報》， 1949年6月17日。

[2]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49-15頁，引葛量洪著：Via Port。

[3]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0頁。

[4]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5]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5頁。

[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7]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9]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254頁。

[10]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1]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2]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3]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4]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5] 《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載：《星島日報》，1949年6月21日。

[1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7]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26頁，引：《星島日報》， 1948年5月8日。第426頁，引：《星島日報》，1948年11月21日。

[1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9]《華僑日報》，1948年10月27日。

[20]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葛量洪電報，30.11.1948，CO537/3729。

[21]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覆電，7.12.1948，CO537/3729。

[22]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覆電，16.12.1948，CO537/3729。

[23]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致葛量洪，23.12.1948，CO537/3729。

[24]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

[25]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引：葛量洪，1949年4月2日，CO537/4815。

[26]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引：1949年1月20日，CO537/4815。

[27]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4頁，引：葛量洪，1949年4月2日，CO537/5780。

[28]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6-159頁。

[29]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26-127頁，引：《星島報》，1949年6月24日。

[30] 《勞工敎育促進會為勞校事件聲明》，載：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30-431頁，引：《華南報》，1949年8月10日。

[31] 《星島日報》，1949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