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1日 星期五

港九牛羊業總工會史(草稿


港九牛羊業總工會史(草稿)
“港九牛羊業總工會”成立於1920年,英文名是Hong Kong & Kowloon Cattle Trade Workers General Union。
1921年3月,港九牛羊業總工會與港九肉行持平總工會、鮮魚行、雞鴨行、飲食行、港九車衣工會、理髮煥然工社等70個工會共同組成工團總會。
1922年,海員工會發動罷工,港九牛羊業總工會、香港電車競進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茶居工會、香港洋務工會等70多間工會表示同情,但未能立即罷工。須到月底工人支取工資,才能採取行動。以上工會共派出7位代表到廣州與海員工會商議籌備一切,並組織“全港同情罷工辦事處”,只提出援助海員的單一要求,並未附加自己的要求條件。
2月28日,港九牛羊業總工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茶居總工會、酒宴總會、駁艇業協進總工會、茶葉集成工會、工親愛燒臘行、雞鴨行等70餘團體没有發聲明、宣言,就是為了支持海員罷工,發洩對港英的不滿,領取工資後,毅然加入同盟罷工行列。
1924年,牛羊業總工會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興建牛羊業總工會義塚。

牛羊業總工會義塚墓誌
本會同人前在港仙遊者,類分葬各環。每遇拜
掃時期輒形不便,心常戚之。爰集同人竭力經
營,於華人永遠墳場覓一吉地;即日興工建築
以為墓塋。實藉 先友呵護之靈得告成功也。
此山坐酉向卯兼乙辛之原,前有綠水以潆洄,
後有青山以環繞。天然圖畫如在目前。將來先
靈安後進起,實基於此矣。爰為詞以誌之曰:
維兩大之生物兮,恒藉氣而成形。
慨人生之已死兮,得歸土而心寧。
憶先友之在世兮,常互相而相型。
幸佳城之奠定兮,合逢時而薦馨。

民國崴紀甲子仲夏牛羊業總工會立石[1]

1925年省大罷工爆發,自6月20-23日,除海員、電車、印務等工會發動罷工外,港九牛羊業總工會、港九車衣工會、聯福工會、理髮、僑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革履、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香港洋務工會、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海陸理貨員工會、港九茶居工業總會、臘味、油業、腳貨管理、同德勞動總工會、理髮煥然工社等,數萬人先後加入罷工行列。
1938年3月,《工商日報》受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1891-1953)委托,徵募雨具及望遠鏡等軍用物資扺抗日軍,港九牛羊業總工會響應捐出600港元,公利雞鴨欄捐出40港元[2]。
1947年2月,港九工會決定組織“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由港九牛羊業總工會、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僑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港九餐室職工總會、市政衞生局職工總會、僑務紡織業總工會、香港鴻順燕窩工會、港九內衣職工總會、僑工息影、香港人力車總工會、港九職工互助社、意誠工社、港九裝修傢俬總工會、中華海總香港分會、商務印書館職工會、九塢遊樂會、海塢業餘俱樂部、海軍船塢覺群俱樂部(香港海軍船塢覺群機業職工會)、水務局聯誼會、百貨商店互助社、博文鑄字聯誼會、港九裝修輪船總工會、港九美髮業總工會、僑港船藝木業工會、僑港玻璃職業工會、革履業、廣樂研究、潔淨外寓、銅鐵工藝社、港九洋衣工會、港九茶行總工會、港九石行總工會、港九旅業職工會、港九報販總工會、香港魚翅職工會、港九車衣工會、僑港煤炭總工會、海陸理貨、港九搭棚同敬工會、港九電鍍業職業、僑港機車鎅木工會、僑港漁船工友總會、港九復群打掙業總工會、港九生草藥業工會、港九敍賢飯店職工總會、香港織造業總工會、金銀器皿、鎚鐵工會、僑港大木運輸工會、港九白鐵業職業工會、港九茶居工業總會、潮州鳯山、清潔灰水、港九藤行平樂總工會等65個工會為發起人,並推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僑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港九餐室職工總會、市政衞生局職工總會、僑務紡織業總工會等7個單位為常務籌備委員兼聲請立案代表人,借用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為籌備處[3]。
1959年,港九牛羊業總工會修改會章重新向政府登記,獲職工登記局批准立案,在職工登記局的注冊年份是1948年,編號為69,2012年有會員139人。
1948年,港九牛羊業總工會為理事長李志剛(?),監事長為吳海常(?),總務為周仲明(?),交際為文明(?)。
1964,1965、1966年等,港九牛羊業總工會發放奬學金給學業成績異的會員子弟,每年支出五六千元。
1965年4月10日,港九牛羊業總工會通告會員公祭,出席者有車費5元,餐費5元,燒肉券一張兩斤。1967,1969,1970,1973有通告[4]。
1965年時,街市牛羊業工人收入固定,每月300-400元,散工每日15元。僱主供膳,没有下欄,不成文習慣,每天可飲3角咖或茶,在收銀櫃抽起,有些有香煙酒水供應。由早上7時至下午5時。下午3時輪休,外出飲茶。屠場工人,無固定收入,以劏每隻牛羊計薪,如果認得欄頭多自然多工開。每月約300餘元。中午11時至12時工作,間中在凌晨5-6時。時間少,工作吃力,是專門技能,外行人不能參與。起缷牛羊生活最困難,已8年没有變動工資[5]。
六十年代時,港九牛羊業總工會已退出工團。主席為許沾(?)。
六十年代,港九牛羊業總工會設有西環第一宿舍,馬頭圍道第二宿舍。會員近千人。
七十年代,港九牛羊業總工會主席為文伙祥(?)。會員2000人。港九牛羊業總工會在孔會休業一天。

港九牛羊業總工會 
電話: 2544 3733
地址:香港中環歌賦街33號經富中心6樓A座
(完)

龍少爺
02.09.2012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傳真: 8265 1467。





[1] 鄧家宙編著,陳覺聰校點:《香港華名人墓誌銘(港島篇)》,香港,香港史學會,2012,第305-306頁。
[2] 《天光報》,1938年3月17日,香港,第4版。
[3]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5冊,台北,1984,增訂版,第272頁。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198頁。
[4] 《華僑日報》,1965年4月10日,香港,第7張。1967,1969,1970,1973各年。
[5] 《華僑日報》,1965年12月15日,香港,第7張第1頁。

2014年4月5日 星期六

讀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一書了解港英為何打擊勞校


讀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一書了解港英為何打擊勞校

我家住屯門,每次乘輕鐵往元朗總會定神看達德書院遺址,看着眼前的馬禮遜樓,思索馬禮遜與鴉片商人的關係,他是否真的没有沾上毒品交易。坐在座位上思考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要深入了解達德書院,在公共圖書館借來“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一書,這書也有助了解港英打擊勞工子弟學校一事。
《香港達德學院》第149頁,引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1978)的報告:1946年12月,一名視學官到達德學院查訪,發現圖書館裏幾乎全是共產主義的書籍,牆壁上張貼的都是宣揚共產主義的文章。1947年敎育司的報告,指達德學院除了政治學課程可能有些偏見,很少發現師生有從事政治活動的跡象。
1945年香港重光後,百廢待興,學位嚴重不足,港英借助民間力量來解決兒童失學問題,工會熱烈響應參加辦學,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應運而生。港英更特別放寬衞生規則,准許工會在住宅及工會會所內開辦學校,對勞校更給予經濟援助,每名學生每月補助3元,全數每月約5000元[1]。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發展,中共將國內幹部撤到香港,部份安排在敎育界,旺角勞校校長鄒劍卿(1914-2005)、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1922-?)都是中共黨員,巢湘鈴更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共黨員,電車勞校校長梁力濤(?-2008)曾隨中共打游擊抗日。
1948年,國共內戰的形勢明朗化,中共將會取得政權。英國對香港未來的地位開始感到憂慮,剛到任的港督葛量洪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需要過分憂慮,他們制造的麻煩不會真正威脅到香港的安全,因國民政府没有強大到足以挑戰英國。不過,要是一個強大而極端反西方、反英和反香港的政府在中國掌權,情况就完全改變。葛量洪面對這個形勢,選擇不挑起事端,但也不會忍受不合理的要求[2]。1946年國民黨因九龍城寨治權問題,與英國出現爭論,醖釀領導一場反英運動。葛量洪是否總結這件事件經驗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需要過分憂慮,他們制造的麻煩不會真正威脅到香港的安全”。日後的歷史亦證明葛量洪對國民黨的判斷正碓。
《香港達德學院》第150頁指:1948年下半年,英國決定要鞏固在香港的管治地位,並因應中共即將建政作好政治和軍事的準備,開始加強限制和鎮壓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的活動,減弱中共的力量,修改出入境、結社、辦學、僱傭、活動等條例[3]。
中共港澳城委的報告指:港英藉口發展勞校,籌募100萬元建築校舍,提出擬成立“中央委員會”,由羅文錦律師(1893-1959)、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代表政府管理,代替現有的工會、敎會、勞工司、敎育司聯合構成的校管理委員會[4]。勞工司主張接收勞校,敎育司、勞工顧間碧架(?)則主張加強統制一二年後再管,完全由敎會去辦,最後同意等何明華由英國回來再作定。工會計劃利用政府內部的矛盾,支持敎會,爭取敎育司,分化勞工司[5]。中共認為何明華返英,須10月始返香港,態度暫時不積極[6]。
8月,“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敎會)常務顧問施玉麒(George Samuel Zimmern,1904-1979,?)大律師宣佈己籌得9萬元,敎育司答允撥款15萬元,談話中表示敎育不分黨派階級,工會(中共)贊成先興建校舍,由勞敎會擴大籌募,但將來爭取參加“中央委員會”,一面使現有的管理委員會繼續存在,暫時繼續堅持收容勞工子弟為主[7]。
中共決定利用9月25日,港英批准勞校賣花籌款際,擴大號召發動群眾,應付港英的進攻。確定目標:1.擴大工人福利事業,首先是勞校抓緊英國改良政策;2.敎育群眾認識港英統治政策,發動力量迫港英就範;3.擴大影響,爭取中間工會、學校、社會人士甚至英資上層,個別國民黨校參加;4.鞏固工會,發展力量[8]。
中共估計此公開合法福利改良運動將會得到群眾的支持,提出“10•3”作口號,首先在內打通幹部思想,確立目的,發動全港工會配合[9]。
8月22日,勞敎會公開號召,由15間工會組成賣花委員會,各工會派出積極分子成立“工作人員會議”,利用中西報刊積極宣佈[10]。
9月1日,勞敎會舉行二週年紀念大會及記者學校招待會,爭取羅文錦公開廣播,以施玉麒、勞工司等名義印發通訊、街報,製備漫畫標語[11]。
9月9日,勞敎會招待港英福利顧問錢氐(秦氐),藉以擴大合法號召[12]。
9月15日,各工會分別舉行月光晚會、幹部會,月光晚會有2000餘人出席[13]。
9月18日,經過醖釀成熟,先在工廠號召工友自己買名譽花,爭取廠長帶頭買,進一步推動廠外買名譽花,組織賣花隊,掀起賣花熱潮。工人群眾說:“工人賣花破天荒”、“工人也會辦校出錢,應該大家一齊又賣又買”、“我們工會也要辦學校”。初期各工會領花15朵,後來部份工會領花多達1000朵,《華僑報》、《華南報》發表社論評論,中西各報均有特寫[14]。
9月25日,賣花隊深入港九新界賣花,籌得7萬5千多元[15]。參加單位94個,學校81間,學生3000餘人,工會賣花隊及工作人員約2000餘人,工友賣者花達2萬餘人,平常工人是不會買花的。工會賣花共籌得4萬餘元,全場賣花優勝者勞校、女青年會、二塢、電車等工會,成為3年來最廣泛、最熱烈、參加人數最多的活動。這次活動,中共認為糾正了過去不走群眾路線經驗思想[16]。據《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是次籌款籌得7萬5千多元,而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是次籌款籌得8萬5千餘元,這個數值有待進一步核實,暫以《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為準。
勞教會將籌得款項再開辦紅磡、西營盤第二街2號西營盤勞工子弟學校,灣仔道政府職工子弟學校、油麻地政府職工子弟學校等4間勞校,接辦摩托車工會辦理的摩托車勞校[17],勞校增至12間,香港5間,九龍7間,學生2043人,總班數達63班,學生有2043人。資助工會辦識字班4間,學生250人,共有敎員98人,五六歲以上小學生400人[18]。
10月27日,港英向左派團體進攻,立法局會議上,代律政司提請首讀通過《1913年教育法例修正案》,修訂第九節乙項,授權敎育司禁止學校採取不適宜之敎科書[19]。
11月30日,葛量洪發電報給殖民地大臣,指中共滲入學校的情况越來嚴重,不但向青年人進行政治宣傳,更招募他們到華南參與中共組織和戰鬥。提出要求允許港英修訂敎育條例,予敎育司有更大的權力拒絶或取消學校的註冊。特別強調,這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唯一方法,並且得到行政局的全力支持,文中亦提到修訂其他條例,以應付以後的危機[20]。
葛量洪指中共滲入學校,向青年人進行政治宣傳,更招募他們到華南參與中共組織和戰鬥,完全正確,據現已公佈資料顯示,中共建政初期,國內幹部不足,大批香港人北上廣州,在各單位工作。從中國人身份來看,這個行動完全没有問題,國民政府時期,香港人也曾北上出任政府職務。但葛量洪是英國人,殖民地總督,當然不容許這種情况出現,因為這樣會影響英國在香港利益的。
1個星期後,葛量洪收到殖民地大臣的覆電,批准關於修改敎育條例的修訂,其他修訂則稍後處理[21]。
英國外交部知悉港英的計劃後,致函殖民地部,轉達英國駐南京大使的忠告。南京大使認為修訂條例一事應知會國民政府,而且強調此舉是為了捍衛民主而為打擊民主[22]。
殖民地部接納了駐南京大使的忠告,並轉逹給葛量洪,作為處理修訂條例時必須向公眾交代的信息[23]。
12月22日,港英急不及待在立法局首讀《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條例是對1913年制訂的《敎育條例》的修訂,律政司提出修訂的“目的與理由”,與葛量洪11月30日電文如出一轍[24]。
12月28日,行政局討論處理達德學院方案,行政局同意在《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生效後,立即致函達德書院院長,要求就政治介入學校的狀况提出解釋[25]。
12月29日,立法局二三讀通過《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法例立即生效。
1949年1月20日,港英發出公函指控達德學院利用學校干犯3大罪行。1.作為灌輸政治的場所;2.作為政治人物的聚集地;3.作為政治通訊及出版的中心。要求院長提出理由解釋“達德學院為何不應該被取消註冊資格”[26]。葛量洪向殖民地部提交的報告,指達德學院的學生忠實追隨中共的路線,情感上強烈反蔣、反美,在向中共輸送兵員方面着重要和積極作用[27]。
2月23日,達德學被取消註冊資格。
3月4日,達德學院宣佈停辦。中共香港分局冷靜安排各方面善後工作,部份敎職員和學生撤往解放區,或派往遊擊區工作及學習。中共没有強烈反應,低調處理,《華商報》只作出1篇評論表示遺憾,《文滙報》作出評論更加溫和,連讉責的語氣欠奉[28]。
5月,港英打算解散勞校。工人、家長、教師、學生等開展聲勢浩大的護校運動,並得到社會人士的廣泛支持,發動10萬人簽名,終於得以保留規較大的旺角勞校、摩托車勞校、紅磡勞校、電車勞校、筲箕灣勞校等5間。7月,勞教會舉辦了勞校成績展覽會,進行宣傳,向社會人士展示了勞校的教學成果,深受社會人士的讚譽,參觀者達到900餘人[29]。
8月13日晚,勞校管委會與工人代表在會督府舉行聯席會議,工人代表一致反對敎育司的新建議,同意何明華提出完整保留5校的建議,敎育司不派代表,3校實存名改,停辦4校,學生轉官校的折中方案。但何明華、施玉騏、及校管委會其他外籍管理員却不支折中方案,堅持必須接納敎育司新方案,聲言這是行政局的最後決定,不能再爭,工人代表感覺無望,表示不滿,決不同意。認為何明華、施玉騏一反過去採取協商方式,解決問題的慣例,而單方面堅持接納敎育司的方案,和行政局決定[30]。
8月18日晚,何明華、施玉騏約見張振南,建議即迅組織“臨時委員會”,管理保留下來的5間勞校,建立副校長制度,副校長人選由工人提名,勞校管委會聘請,被解散的敎職員,何明華、施玉騏答允盡力設法請敎育司安置,7校學生保證能轉入新官校。轉逹敎育司邀請勞敎會1人為敎育局委員[31]。
勞校的成立可以說是港英和左派工會的相互合作的成果,而親國民黨的工會却得不港英的支持,只能零星地開辦學校,因國民黨當時是中國的執政黨,曾試圖收回香港,發起反英暴動,港英着眼防國民黨滲透,更甚於中共。時移世易中共掌政在望,港英打擊勞校,防止中共滲透。
(完)

龍少爺
05.04.2014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傳真: 8265 1467。





[1] 《文匯報》, 1949年6月17日。
[2]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49-15頁,引葛量洪著:Via Port。
[3]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0頁。
[4]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5]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5頁。
[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7]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9]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254頁。
[10]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1]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2]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3]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4]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5] 《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載:《星島日報》,1949年6月21日。
[1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7]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26頁,引:《星島日報》, 1948年5月8日。第426頁,引:《星島日報》,1948年11月21日。
[1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9]《華僑日報》,1948年10月27日。
[20]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葛量洪電報,30.11.1948,CO537/3729。
[21]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覆電,7.12.1948,CO537/3729。
[22]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覆電,16.12.1948,CO537/3729。
[23]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致葛量洪,23.12.1948,CO537/3729。
[24]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
[25]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引:葛量洪,1949年4月2日,CO537/4815。
[26]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引:1949年1月20日,CO537/4815。
[27]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4頁,引:葛量洪,1949年4月2日,CO537/5780。
[28]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6-159頁。
[29]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26-127頁,引:《星島報》,1949年6月24日。
[30] 《勞工敎育促進會為勞校事件聲明》,載: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30-431頁,引:《華南報》,1949年8月10日。
[31] 《星島日報》,1949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