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力一詞的歷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筆記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是最早解釋“苦力”一詞來源中文書，直指是來自英語。該書原文：“這‘苦力’兩個字，本來是一句外國話Coolie，是扛抬搬運等小工之通稱。廣東人依著外國音，這麼叫叫，日子久了，便成了一個名詞，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國話了。”
苦力是英文Coolie的音譯，普通話拼音為kǔlì，粵語俗稱為“咕喱”，讀音為gülëy，葡文發音為Koolie，應是廣東話音譯。
苦力廣意上是指從事體力勞動以賺取工資維生的廉價勞工，狹意上是指在碼頭負責貨物裝卸的工人。
1841年5月港英出版的《香港政府憲報》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第二號公佈的人口統計數字，港島人口有7450人，其中有村落居民4350人，水上居民2000人，商販800人，工人300人。工人中有130人是洋務工人，其餘為苦力和工匠。原文當中苦力的英文是用Coolie一詞，按當時港英的職業分類，所謂苦力不光指是指在碼頭、貨倉、煤站、貨船、其他場所以肩挑背扛從事笨重體力的搬運工人，還包括出賣勞力的非技術性工人，如挑夫、清道夫、糞夫、及人力車夫等也屬這一類別，他們主要以勞力來賺取金錢。四十年代初以前港英聘用的一般工人，工作證上工種一欄寫上Coolie一詞，四十年代尾改用LABOURER一詞，後再改為WORKMAN一詞，中文則是“工人”。
十八世紀的英文報刊已出現Coolie一詞。1895年孫中山策動廣州起義，聘用了400名苦力當革命戰士，港英上呈倫敦的《包德利備忘錄》報告這一件事，原文用“coolies”來指這批苦力，可見Coolie一詞是官方行文用語之一。
1920年的《華字日報》已見使用“咕喱”一詞來稱謂苦力。
Coolie一詞來源有多種說法，未有定論。最早見於德國博物學家及物理學家恩格爾貝特•肯普弗（Engelbert Kämpfer，1651-1716）博士於1727年以Coolies一詞來形容在日本長崎為荷蘭貨船卸貨的碼頭工人。恩格爾貝特•肯普弗抵達日本前曾到過伊朗和印度。
Coolie一詞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中期，可能起源於印度語，Kholees或印地語Kolis，指印度北部身份卑微的拉其普特人（Rajput）。印度南部泰米爾語有Kuli（கூலி）一詞，字面意思是指工資。Coolie一詞來源亦可以追溯到印度西部古吉拉特語（Gujurati，ગુજરાતી），字面意思指擔任短工。烏爾都語qulī （क़ुलीقلی）字面意思是在日間工作的工人。以上的印度語，雖然讀音與Coolie近似，但與苦力的真正解釋仍然有距離，表示其來源可能來自印度以外地方。
Coolie一詞來源另一個可能性是來自伊朗，從縮短的阿拉伯語ghilam一詞而來，字面意思是僕人。土耳其語有QUL一詞，字面意思是奴隸。或突厥語裏的köle、kul等詞，字面意思都是奴隸。
Coolie一詞在美洲加勒比地區是指亞洲裔的體力勞動者，而且帶有貶意，尤其是在印度更是不禮貎的用語。在蘇里南（Suriname），前英屬圭亞那（Guyana）和特立尼達島（Trinidad Island）Coolie一詞是表示那人是印度裔。
在印尼，KULI一詞現在是指一位長期工作的建築工人。在俚語中，施工人員經常被稱為“kuproy”，字面意思是項目苦力。
在馬來語中，Coolie一詞是指一位亞洲奴隸。
在泰國，Coolie一詞仍然保留了其原有的意義，指體力勞動者。泰國總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曾於2005年9月公開發言，使用Coolie一詞來表達對興建新國際機場的工人辛勤工作的感謝，因而激怒了泰國勞工團體，紛紛表示對他信的用詞不滿。
在南非，Coolie一詞最經常用來指印度人，或者是非洲人和印度人結婚後的下一代，是一個極侮辱性用語。
現在的印地語Coolie一詞是指在酒店大堂，火車站和汽車站的行李搬運工人，亦是一個帶有侮辱性的用語。
在埃塞俄比亞，Cooli一詞是指搬運重物的人，亦是一個有侮辱性的用語。
在荷蘭語中的koelie一詞，是指一位工人很辛苦地工作，一般沒有特別的種族含意，但它是一個對種族有侮辱性的用語。
在電影《桂河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中，Coolie一詞多次出現，意思是指從屬或奴隸，或者被當作奴隸使用。
電影《甘地傳》Gandhi中，Coolie一詞被用作侮辱一個種族。
從歷史上來看，苦力是指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亞洲奴隸或體力勞動者，他們來自中國南部、印度、菲律賓和印尼等地。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五十七回
原文：“惲來當了兩個月苦力之後，一天，公司船到了，他便走到碼頭上去等著，代人搬運行李，好賺幾文工錢。到了碼頭，看見一個鹹水妹。
這鹹水妹……碰見惲來，便把兩個大皮包交給他。問他這裏那一家客棧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著你走。”
客棧為了主爭取生意，派員工到碼頭守候客輪靠岸，主動為乘客提供搬運行李服務，帶旅客回自已所屬的客棧。客棧行業工會有義安公社和方言工會，義安公社會員全是客家人，現稱“香港梅州聯會”。義安公社早期純粹是一個工人組織，只限於“客行”職工加入，約有七、八十人，目的是爭取改善生活、謀福利、保障工作條件，打擊碼頭惡勢力活動。
原文：“惲來道：‘我住在苦力館（小工總會也，粵言）。每天兩毫子租錢，已經欠了3天租了。’”
苦力館俗稱“咕喱館”，當時從事苦力工作須要先加入苦力館。在中上環交界有一處地方老一輩稱為“三十間”或“卅間”，範圍約為卑利街至水池巷、荷李活道對上、堅道對落，因以前這裏曾有30間小石屋而得名。翻看1899年中區地圖，這30間石屋位於光漢台花園，與當時周遭的大屋相比，確是顯眼的地標。小石屋早已清拆，但人們仍習慣以“三十間”稱呼這一帶。據說這30間石屋是苦力館；另一說是太古買辦莫仕揚（1820-1870）在該處一口氣買了30間樓而得名。
開埠初期南下來港當苦力的人無親人照應，因而衍生苦力館為他們提供住宿和工作機會。苦力館環境十分擠迫，但却是一個不用日曬雨淋的棲身之所。苦力館內有公用廚房，起居飲食要分工合作，有人負責買米，有人負責買柴、買菜等。每間苦力館有4至50名長工駐館候聘[1]。投靠苦力館的人要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竹片上反轉掛於牆上，稱“掛牌”﹔苦力每天回館開工，把竹牌“掛正”外露名字，讓苦力頭點名。苦力館24小時分四工（更）營業，每工4元，日薪計算，如果苦力急需用錢，大可馬不停蹄不眠不休的連開幾日工。苦力館如遇人手短缺，盡起自已苦力館的掛牌苦力仍不足應付所需時，工頭便會往碼頭區招請臨時散工。香港比較具規模的苦力館有“大記”、“發記”、“榮記”。
住在三十間的多為海陸豐和潮汕人，潮汕和海陸豐人士每年農曆七月例必舉行盂蘭超幽盛會，至今仍盛行不輟。士丹頓街62號還存在“中區卅間街坊盂蘭會”。
中環商業區需要大量苦力拉人力車、抬轎、搬運，所以海陸豐和潮州人集中在光漢台開設苦力館，至六十年代才逐漸式微。
當苦力主要是潮州和東莞人，不同鄉藉的苦各據地盤，經常為爭工作機會大打出手，但甚少傷及人命，只是打“拳頭架”，不會騷擾“街外人”。重光後，中西區有10多個碼頭，最為人熟識的三角碼頭是潮汕人地盤，平安碼碩是東莞人的地盤，這兩個碼頭的苦力勢不兩立，經常為爭地盤互相毆鬥，有時甚至動用隨身攜帶的開工用具“鐵鈎”作為攻擊武器。餘下的寶德碼碩、同安碼頭等，苦力為了共同利益，互不侵犯，打鬥較少。三角碼頭苦力必須追隨一名“大佬”，即幫會頭目，工資由大佬分配，大佬的工資高出苦力1倍，當有人意圖侵入地盤時，大佬便負責出頭處理[2]。根據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十九世紀初香港三合會會員達1.5萬-2萬人，認為所有苦力館幾乎都是三合會的聚會處。當時三合會帶有濃厚鄉誼色彩。
三角碼頭又名永樂街碼頭，位於永樂街以西，德輔道西9號以北，該處有塊三角位的地皮，所以人稱“三角碼頭”。另三角碼頭廣義是指沿著西營盤海邊，從西港城向西轉彎開始一直伸延至屈地街。
碼頭苦力都是赤裸上身，肩搭白布，口咬木籤,
腰插鐵鈎。肩上托貨物，搬米的苦力有時會一口氣托兩三包，重達百多二百磅 ，還要走過一條寬不足兩呎的木板上岸。竅門就是過橋時動作要一氣呵成，千萬不可以中途停步，而且還要順著木板上下擺動的節奏來平衡身體。至於隨身的白布除了用來抹汗以外，還可以舖在肩胛上有助減輕勞損。鐵鈎則用來鈎起麻包袋，是一件很重要的借力工具。而木籤則是計算工作量的憑記，因為苦力的工資是以件工計算，每搬一袋貨物管倉員便會收下1支木籤，收工時只要數收了多少枝木籤，證明搬了多少袋貨物，來計算工資多少。
那時候社會制度，法治還不是很健全，自然衍生各式各樣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搬米是一盤大生意，誰能控制到這行業，中間的“油水”可謂十分豐厚。由此之故，三角碼頭的風起雲湧都是源自一個中心問題──黑幫爭地盤。而苦力的互相廝殺都是黑幫背後操控，指揮。此外，鄉派的因素也加深了箇中的矛盾。在三角碼頭裏以潮州幫最人強馬壯，其次是東莞幫，福建幫等。在那個絕對是弱肉強食的世界裏，你若不拉幫結派根本生存不了，這也解釋了為甚麼三角碼頭鄉里，鄉音、鄉情的凝聚力如此強烈的緣故。
隨著社會進步，三角碼頭在1976被淘汰，取而代之是信德中心及港澳碼頭，西區走廊等。
有關香港苦力的面貎可到中環天星碼頭香港海事博物館參觀有關文物介紹。
（完）
龍少爺
01.0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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