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殤紀念日看地盤意外數據

工殤紀念日看地盤意外數據

──讀《築景思城》筆記

何佩然著：《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0；公共圖書館藏有，可外借。

近年香港各方面的史書紛紛出版，有關二十年代的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已必是內容之一，認真的面對歷史事實。何佩然的《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更有十九世紀建造工會的資料，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建造業工潮的資料。書中有多個統計表，以數據反映當時工人的生活情況，其中一個是工傷統計數字，又有文字談工業安全。近年我們工人階級都在4月28日的工殤紀念日進行活動，悼念為香港繁榮而犠牲的工友，讀這些文字，或有助我們制訂奮鬥目標。

以下圖片資料來自：何佩然著：《築景思城──香港建造業發展史（1840-2010）》，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完）

龍少爺

25.04.2014

若有興趣進一步研討交流，請發電郵到本人電郵地址： leungpolung@gmail.com，傳真： 8265 1467。

麵包糖菓餅業食品職工會史

麵包糖菓餅業食品職工會史

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麵包餅業工人没有自己的組織，工人列為洋務工人，加入洋工人組織的“協進工會”。

協進工會於1920年成立，成員包括洋務、西廚和在外藉人士做家務的工人和保姆等，還包括製造麵包工人在內，成員遍佈省港澳。

1922年，麵包工人與香港各業工人發動總罷工，支持海員罷工。

省港大罷工期間，1926年5月24日，香港洋務職工會、中華洋務、協進工會、洗衣、敘藝、潔淨、花卉、工務、義和、同樂、清淨、郵局等12個洋務工會組成“西業工人聯合會”，選舉李錦池（？）等13人為執行委員。

1927年，港英封閉協進工會。

1937年11月，洋務工會成立，餅業工人譚揚（？）、陸煜垣（？）、鄭君賢（？）、黃學（？）、凌邑（？）、劉安（？）等籌備重組協進工會，每晚在亞洲麵包公司門口討論重組工會事宜，當時餅業工人約200餘人，由於在業工人不多，重組困難[1]。

香港淪陷，餅業工人紛紛離港回內地。

1946年，香港重光，餅業工人復員回港，張九（？）、黃學、麥炳（？）、劉安等14人組織籌委會，籌組“港九糖菓麵包食品協進總工會”，發表告工友書，籌備處設在港島皇后大道東，由於要求加入工會的人數眾多，於是租用銅鑼灣謝斐道68號3樓作會址。1946年7月9日 正式成立“糖麵西化協進總工會”，第一屆主席為張九，副主席為黃紹雄（？），自此餅業工人有了自已的組織[2]。會址在大道東145號2樓。

1948年，工友覺得“西化”兩字不大明確，經過研究改名為“港九糖果餅業工會”[3]。現稱“麵包糖菓餅業食品職工會”，1949年職工登記局批准登記立，編號為118。1965年有會員439人，2006年有會員402人，2009年有會員642人，2010年有會員840人，2011年有會員1256人，2012年有會員1399人，近10年會員都有高增長。

麵包糖菓餅業食品職工會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368-374號百玲大廈2樓

電話：2832 9181/2832 9181

傳真：2834 0586

網址：http://www.service.org.hk/index.htm，

電郵：sfu@service.org.hk

1949年，工會經濟困難，業主迫遷，得到電車勞校校長梁力濤（？-2008）協助，讓出灣仔春園街12號3樓作為會址[4]。

梁力濤（？-2008）是電車勞校校長，曾與友人在灣仔春園街12號3樓開辦“識字班”，後將該處讓給港九糖果餅業工會作為會址。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會員。於2008年以90高齡辭世。

1949年8月，香港物價高漲，工友薪金難以維最低生活，工會開展改善待遇工作，商議決定先在一間廠開始，逐步推廣到港九各廠。馬寶山糖菓餅乾公司工友向資方提出協商，要求改善工作時間和不合理待遇，經過多次商談，雙方都未能達成協議，工人決定罷工，百餘名罷工工人膳食由工會負責，全行工人熱烈支持，在工會領導下，各友會大力支持下，取得勝利。罷工的勝利令工人明白團結的重要性，紛紛加入工會。當時爭得的利益：1.提高工資；2.將每日工時由15小時減至11小時；3.爭取每月3天假期；4.“下欄” 歸工人[5]。

馬寶山糖菓餅乾公司設在銅纙灣，工人300餘人。在上海設有廠房。

工會除了組織工人爭利益外，還為工人提供文娛康樂活動，培養文化氣息，成立歌劇組、國語班、英文班、乒乓球隊等。發動不少工人參加工人醫所服務工作，參加東頭村、石硤尾大火慰問工作，協助維持時秩序。在發放中國送來的大米時，天氣寒冷，餅業工人仍單衣，友會提議借衣服給他們穿[6]。糖菓餅業工會還建立了女工部[7]。

1950年，工會在旺角亞皆路街建立九龍支會會所。

韓戰期間，美國實施禁運，香港百業蕭條，工會組織成立替工組，協助解決失業工人的職業、生活問題。發動在業工人每月休兩天，給失業工人替工。如不休息，交1天薪金支持失業工人。失業工人可以掛牌吃飯，每餐只收兩毫子菜錢，米由工會免費提供[8]。

1956年暴動中，許多工人奮不顧身保護工會[9]。

1960年，物價不斷高漲，工會徵求工人對工會的意見，經集中研究後，向各商號出加薪要求，得到大多數廠方同意，普遍提高了工人薪金[10]。

1963年，業主收回九龍支會會所，工人提出捐款自置會所，平均每人捐款數十元，於1964年自置深水埗福華街48號A9樓為九龍支部會所[11]。

1967年，反英抗暴期間，工會發出告工友書，號召工人停工1天，各餅家響應工會，停工1天[12]。

1972年，利記公司拆缷改建，對長期服務工人只作像徵式補償，最高3個月工資，最少1個月工資，工人不滿，在工會協助下，團結一致爭取，選出代表向資方提出要求，經過8天談判，工人不受恐嚇分化，爭取到最少3個半月工資，最多7個月工資（連津貼）[13]。

1973年5月7日，馬寶山糖菓餅乾公司突然關廠，全廠工人到工會開會，派代表向資方提出遣散辦法，在工會全力支持下，許多廠號工人前來慰問，資方答應作出較合理補償金，是原定的10倍[14]。

1974年，業主收回春園街重建，工會籌建新會所，於1975年7月購置灣仔洛克道478號8樓為總會會所[15]。

1975年，寶冠酒樓結業，餅業工會與飲食業工會共同努力爭取遣散費，雙方在勞資審裁達成協議，資方拿出約80 萬元作遣散費，餅業工會兩名工人共取得4萬元遣散費[16]。

1982年，工會支持勞校重建。

1985年，工會為工人解決了8宗糾紛，爭取款項超過8萬元[17]。

區議會選舉時，工會向會員介紹候選人，派出助選團，積極參予社會事務。

工會與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一起在洛克道368號2樓工聯港島辦事處共同辦公。

2011年10月，美心西餅為配合業務擴充，位於長沙灣的西餅廠將搬到新建的大埔廠房，並安排長沙灣餅廠員工到大埔工作。美心西餅廠合共有員工約1300人。

40餘名美心西餅的運輸及交收組員工，不滿公司把廠房由長沙灣搬到大埔後的薪金及交通安排，與資方多番商討仍無法就遣散安排達成共識。員工與資方在長沙灣廠房開會，如談判破裂，不排險採取工業行動。

員工不滿新廠房的地點太遠，部份員工居住港島和天水圍，考慮到車程太遠，要求資方遣散，但資方表示只可支付首10年工齡的遣散費，員工對安排感到不滿。

美心發言人表示，有30餘名運輸及交收組員工透過勞工處要求公司遣散，但該公司從無任何遣散需要或安排，會繼續與員工溝通。按紀錄，今日有數十名員工請假，運作一切如常。美心強調，在2月起已與員工介紹新廠房及搬遷安排，亦有28條免費來回廠房穿梭巴士線，並為運輸組的員工提供另一組工作時間選擇等，薪金及福利維持不變。結果為工人爭取到應有權益。

鳴謝：本文搜集資料期間，獲勞工子弟中學辦公室單主任提供有關梁力濤校長的資料，謹此致謝！

（完）

龍少爺

8.1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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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第151頁。

[2]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3]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4]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5]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6]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第151頁。

[7] 香港工會聯合會婦女委員會：《48•08•60──工聯婦女工作60載文集》，香港，香港工會聯合會， 2009，第7頁。

[8]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9]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0]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1]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2]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3]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4]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5]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6]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17] 老工人：《餅業工會光輝的四十年》，載：《牛奶飲品食品業職工會•港九糖菓餅業工會聯合會慶祝成立四十週年特刊》，香港，1986。

港九牛羊業總工會史（草稿

港九牛羊業總工會史（草稿）

“港九牛羊業總工會”成立於1920年，英文名是Hong Kong & Kowloon Cattle Trade Workers General Union。

1921年3月，港九牛羊業總工會與港九肉行持平總工會、鮮魚行、雞鴨行、飲食行、港九車衣工會、理髮煥然工社等70個工會共同組成工團總會。

1922年，海員工會發動罷工，港九牛羊業總工會、香港電車競進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茶居工會、香港洋務工會等70多間工會表示同情，但未能立即罷工。須到月底工人支取工資，才能採取行動。以上工會共派出7位代表到廣州與海員工會商議籌備一切，並組織“全港同情罷工辦事處”，只提出援助海員的單一要求，並未附加自己的要求條件。

2月28日，港九牛羊業總工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茶居總工會、酒宴總會、駁艇業協進總工會、茶葉集成工會、工親愛燒臘行、雞鴨行等70餘團體没有發聲明、宣言，就是為了支持海員罷工，發洩對港英的不滿，領取工資後，毅然加入同盟罷工行列。

1924年，牛羊業總工會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興建牛羊業總工會義塚。

牛羊業總工會義塚墓誌

本會同人前在港仙遊者，類分葬各環。每遇拜

掃時期輒形不便，心常戚之。爰集同人竭力經

營，於華人永遠墳場覓一吉地；即日興工建築

以為墓塋。實藉　先友呵護之靈得告成功也。

此山坐酉向卯兼乙辛之原，前有綠水以潆洄，

後有青山以環繞。天然圖畫如在目前。將來先

靈安後進起，實基於此矣。爰為詞以誌之曰：

維兩大之生物兮，恒藉氣而成形。

慨人生之已死兮，得歸土而心寧。

憶先友之在世兮，常互相而相型。

幸佳城之奠定兮，合逢時而薦馨。

民國崴紀甲子仲夏牛羊業總工會立石[1]

1925年省大罷工爆發，自6月20-23日，除海員、電車、印務等工會發動罷工外，港九牛羊業總工會、港九車衣工會、聯福工會、理髮、僑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革履、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香港洋務工會、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海陸理貨員工會、港九茶居工業總會、臘味、油業、腳貨管理、同德勞動總工會、理髮煥然工社等，數萬人先後加入罷工行列。

1938年3月，《工商日報》受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1891-1953）委托，徵募雨具及望遠鏡等軍用物資扺抗日軍，港九牛羊業總工會響應捐出600港元，公利雞鴨欄捐出40港元[2]。

1947年2月，港九工會決定組織“港九工團聯合總會”，由港九牛羊業總工會、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僑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港九餐室職工總會、市政衞生局職工總會、僑務紡織業總工會、香港鴻順燕窩工會、港九內衣職工總會、僑工息影、香港人力車總工會、港九職工互助社、意誠工社、港九裝修傢俬總工會、中華海總香港分會、商務印書館職工會、九塢遊樂會、海塢業餘俱樂部、海軍船塢覺群俱樂部（香港海軍船塢覺群機業職工會）、水務局聯誼會、百貨商店互助社、博文鑄字聯誼會、港九裝修輪船總工會、港九美髮業總工會、僑港船藝木業工會、僑港玻璃職業工會、革履業、廣樂研究、潔淨外寓、銅鐵工藝社、港九洋衣工會、港九茶行總工會、港九石行總工會、港九旅業職工會、港九報販總工會、香港魚翅職工會、港九車衣工會、僑港煤炭總工會、海陸理貨、港九搭棚同敬工會、港九電鍍業職業、僑港機車鎅木工會、僑港漁船工友總會、港九復群打掙業總工會、港九生草藥業工會、港九敍賢飯店職工總會、香港織造業總工會、金銀器皿、鎚鐵工會、僑港大木運輸工會、港九白鐵業職業工會、港九茶居工業總會、潮州鳯山、清潔灰水、港九藤行平樂總工會等65個工會為發起人，並推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僑港集賢起落貨總工會、港九酒樓茶室總工會、港九餐室職工總會、市政衞生局職工總會、僑務紡織業總工會等7個單位為常務籌備委員兼聲請立案代表人，借用中華內河輪船總工會為籌備處^[3]。

1959年，港九牛羊業總工會修改會章重新向政府登記，獲職工登記局批准立案，在職工登記局的注冊年份是1948年，編號為69，2012年有會員139人。

1948年，港九牛羊業總工會為理事長李志剛（？），監事長為吳海常（？），總務為周仲明（？），交際為文明（？）。

1964，1965、1966年等，港九牛羊業總工會發放奬學金給學業成績異的會員子弟，每年支出五六千元。

1965年4月10日，港九牛羊業總工會通告會員公祭，出席者有車費5元，餐費5元，燒肉券一張兩斤。1967，1969，1970，1973有通告^[4]。

1965年時，街市牛羊業工人收入固定，每月300-400元，散工每日15元。僱主供膳，没有下欄，不成文習慣，每天可飲3角咖或茶，在收銀櫃抽起，有些有香煙酒水供應。由早上7時至下午5時。下午3時輪休，外出飲茶。屠場工人，無固定收入，以劏每隻牛羊計薪，如果認得欄頭多自然多工開。每月約300餘元。中午11時至12時工作，間中在凌晨5-6時。時間少，工作吃力，是專門技能，外行人不能參與。起缷牛羊生活最困難，已8年没有變動工資^[5]。

六十年代時，港九牛羊業總工會已退出工團。主席為許沾（？）。

六十年代，港九牛羊業總工會設有西環第一宿舍，馬頭圍道第二宿舍。會員近千人。

七十年代，港九牛羊業總工會主席為文伙祥（？）。會員2000人。港九牛羊業總工會在孔會休業一天。

港九牛羊業總工會 

電話： 2544 3733

地址：香港中環歌賦街33號經富中心6樓A座

（完）

龍少爺

02.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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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鄧家宙編著，陳覺聰校點：《香港華名人墓誌銘（港島篇）》，香港，香港史學會，2012，第305-306頁。

[2] 《天光報》，1938年3月17日，香港，第4版。

[3] 中國勞工運動史續編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5冊，台北，1984，增訂版，第272頁。周奕：《香港工運史》，香港，利訊出版社，2009，第198頁。

[4] 《華僑日報》，1965年4月10日，香港，第7張。1967，1969，1970，1973各年。

[5] 《華僑日報》，1965年12月15日，香港，第7張第1頁。

讀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一書了解港英為何打擊勞校

讀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一書了解港英為何打擊勞校

我家住屯門，每次乘輕鐵往元朗總會定神看達德書院遺址，看着眼前的馬禮遜樓，思索馬禮遜與鴉片商人的關係，他是否真的没有沾上毒品交易。坐在座位上思考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要深入了解達德書院，在公共圖書館借來“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追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一書，這書也有助了解港英打擊勞工子弟學校一事。

《香港達德學院》第149頁，引港督葛量洪（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1899-1978）的報告：1946年12月，一名視學官到達德學院查訪，發現圖書館裏幾乎全是共產主義的書籍，牆壁上張貼的都是宣揚共產主義的文章。1947年敎育司的報告，指達德學院除了政治學課程可能有些偏見，很少發現師生有從事政治活動的跡象。

1945年香港重光後，百廢待興，學位嚴重不足，港英借助民間力量來解決兒童失學問題，工會熱烈響應參加辦學，勞工子弟學校（簡稱勞校）應運而生。港英更特別放寬衞生規則，准許工會在住宅及工會會所內開辦學校，對勞校更給予經濟援助，每名學生每月補助3元，全數每月約5000元[1]。

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發展，中共將國內幹部撤到香港，部份安排在敎育界，旺角勞校校長鄒劍卿（1914-2005）、紅磡勞校校長巢湘鈴（1922-？）都是中共黨員，巢湘鈴更是香港土生土長的中共黨員，電車勞校校長梁力濤（？-2008）曾隨中共打游擊抗日。

1948年，國共內戰的形勢明朗化，中共將會取得政權。英國對香港未來的地位開始感到憂慮，剛到任的港督葛量洪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需要過分憂慮，他們制造的麻煩不會真正威脅到香港的安全，因國民政府没有強大到足以挑戰英國。不過，要是一個強大而極端反西方、反英和反香港的政府在中國掌權，情况就完全改變。葛量洪面對這個形勢，選擇不挑起事端，但也不會忍受不合理的要求[2]。1946年國民黨因九龍城寨治權問題，與英國出現爭論，醖釀領導一場反英運動。葛量洪是否總結這件事件經驗認為，“國民黨在香港的顛覆活動並不需要過分憂慮，他們制造的麻煩不會真正威脅到香港的安全”。日後的歷史亦證明葛量洪對國民黨的判斷正碓。

《香港達德學院》第150頁指：1948年下半年，英國決定要鞏固在香港的管治地位，並因應中共即將建政作好政治和軍事的準備，開始加強限制和鎮壓中共和左翼民主人士的活動，減弱中共的力量，修改出入境、結社、辦學、僱傭、活動等條例[3]。

中共港澳城委的報告指：港英藉口發展勞校，籌募100萬元建築校舍，提出擬成立“中央委員會”，由羅文錦律師（1893-1959）、聖公會港澳教區會督何明華（Ronald Owen Hall，1895-1975）代表政府管理，代替現有的工會、敎會、勞工司、敎育司聯合構成的校管理委員會[4]。勞工司主張接收勞校，敎育司、勞工顧間碧架（？）則主張加強統制一二年後再管，完全由敎會去辦，最後同意等何明華由英國回來再作定。工會計劃利用政府內部的矛盾，支持敎會，爭取敎育司，分化勞工司[5]。中共認為何明華返英，須10月始返香港，態度暫時不積極[6]。

8月，“港九勞工教育促進會”（簡稱勞敎會）常務顧問施玉麒（George Samuel Zimmern，1904-1979，？）大律師宣佈己籌得9萬元，敎育司答允撥款15萬元，談話中表示敎育不分黨派階級，工會（中共）贊成先興建校舍，由勞敎會擴大籌募，但將來爭取參加“中央委員會”，一面使現有的管理委員會繼續存在，暫時繼續堅持收容勞工子弟為主[7]。

中共決定利用9月25日，港英批准勞校賣花籌款際，擴大號召發動群眾，應付港英的進攻。確定目標：1.擴大工人福利事業，首先是勞校抓緊英國改良政策；2.敎育群眾認識港英統治政策，發動力量迫港英就範；3.擴大影響，爭取中間工會、學校、社會人士甚至英資上層，個別國民黨校參加；4.鞏固工會，發展力量[8]。

中共估計此公開合法福利改良運動將會得到群眾的支持，提出“10•3”作口號，首先在內打通幹部思想，確立目的，發動全港工會配合[9]。

8月22日，勞敎會公開號召，由15間工會組成賣花委員會，各工會派出積極分子成立“工作人員會議”，利用中西報刊積極宣佈[10]。

9月1日，勞敎會舉行二週年紀念大會及記者學校招待會，爭取羅文錦公開廣播，以施玉麒、勞工司等名義印發通訊、街報，製備漫畫標語[11]。

9月9日，勞敎會招待港英福利顧問錢氐（秦氐），藉以擴大合法號召[12]。

9月15日，各工會分別舉行月光晚會、幹部會，月光晚會有2000餘人出席[13]。

9月18日，經過醖釀成熟，先在工廠號召工友自己買名譽花，爭取廠長帶頭買，進一步推動廠外買名譽花，組織賣花隊，掀起賣花熱潮。工人群眾說：“工人賣花破天荒”、“工人也會辦校出錢，應該大家一齊又賣又買”、“我們工會也要辦學校”。初期各工會領花15朵，後來部份工會領花多達1000朵，《華僑報》、《華南報》發表社論評論，中西各報均有特寫[14]。

9月25日，賣花隊深入港九新界賣花，籌得7萬5千多元[15]。參加單位94個，學校81間，學生3000餘人，工會賣花隊及工作人員約2000餘人，工友賣者花達2萬餘人，平常工人是不會買花的。工會賣花共籌得4萬餘元，全場賣花優勝者勞校、女青年會、二塢、電車等工會，成為3年來最廣泛、最熱烈、參加人數最多的活動。這次活動，中共認為糾正了過去不走群眾路線經驗思想[16]。據《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是次籌款籌得7萬5千多元，而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是次籌款籌得8萬5千餘元，這個數值有待進一步核實，暫以《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為準。

勞教會將籌得款項再開辦紅磡、西營盤第二街2號西營盤勞工子弟學校，灣仔道政府職工子弟學校、油麻地政府職工子弟學校等4間勞校，接辦摩托車工會辦理的摩托車勞校[17]，勞校增至12間，香港5間，九龍7間，學生2043人，總班數達63班，學生有2043人。資助工會辦識字班4間，學生250人，共有敎員98人，五六歲以上小學生400人[18]。

10月27日，港英向左派團體進攻，立法局會議上，代律政司提請首讀通過《1913年教育法例修正案》，修訂第九節乙項，授權敎育司禁止學校採取不適宜之敎科書[19]。

11月30日，葛量洪發電報給殖民地大臣，指中共滲入學校的情况越來嚴重，不但向青年人進行政治宣傳，更招募他們到華南參與中共組織和戰鬥。提出要求允許港英修訂敎育條例，予敎育司有更大的權力拒絶或取消學校的註冊。特別強調，這是解決上述問題的唯一方法，並且得到行政局的全力支持，文中亦提到修訂其他條例，以應付以後的危機[20]。

葛量洪指中共滲入學校，向青年人進行政治宣傳，更招募他們到華南參與中共組織和戰鬥，完全正確，據現已公佈資料顯示，中共建政初期，國內幹部不足，大批香港人北上廣州，在各單位工作。從中國人身份來看，這個行動完全没有問題，國民政府時期，香港人也曾北上出任政府職務。但葛量洪是英國人，殖民地總督，當然不容許這種情况出現，因為這樣會影響英國在香港利益的。

1個星期後，葛量洪收到殖民地大臣的覆電，批准關於修改敎育條例的修訂，其他修訂則稍後處理[21]。

英國外交部知悉港英的計劃後，致函殖民地部，轉達英國駐南京大使的忠告。南京大使認為修訂條例一事應知會國民政府，而且強調此舉是為了捍衛民主而為打擊民主[22]。

殖民地部接納了駐南京大使的忠告，並轉逹給葛量洪，作為處理修訂條例時必須向公眾交代的信息[23]。

12月22日，港英急不及待在立法局首讀《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條例是對1913年制訂的《敎育條例》的修訂，律政司提出修訂的“目的與理由”，與葛量洪11月30日電文如出一轍[24]。

12月28日，行政局討論處理達德學院方案，行政局同意在《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生效後，立即致函達德書院院長，要求就政治介入學校的狀况提出解釋[25]。

12月29日，立法局二三讀通過《1948年敎育條例（修訂）（第二）》，法例立即生效。

1949年1月20日，港英發出公函指控達德學院利用學校干犯3大罪行。1.作為灌輸政治的場所；2.作為政治人物的聚集地；3.作為政治通訊及出版的中心。要求院長提出理由解釋“達德學院為何不應該被取消註冊資格”[26]。葛量洪向殖民地部提交的報告，指達德學院的學生忠實追隨中共的路線，情感上強烈反蔣、反美，在向中共輸送兵員方面着重要和積極作用[27]。

2月23日，達德學被取消註冊資格。

3月4日，達德學院宣佈停辦。中共香港分局冷靜安排各方面善後工作，部份敎職員和學生撤往解放區，或派往遊擊區工作及學習。中共没有強烈反應，低調處理，《華商報》只作出1篇評論表示遺憾，《文滙報》作出評論更加溫和，連讉責的語氣欠奉[28]。

5月，港英打算解散勞校。工人、家長、教師、學生等開展聲勢浩大的護校運動，並得到社會人士的廣泛支持，發動10萬人簽名，終於得以保留規較大的旺角勞校、摩托車勞校、紅磡勞校、電車勞校、筲箕灣勞校等5間。7月，勞教會舉辦了勞校成績展覽會，進行宣傳，向社會人士展示了勞校的教學成果，深受社會人士的讚譽，參觀者達到900餘人[29]。

8月13日晚，勞校管委會與工人代表在會督府舉行聯席會議，工人代表一致反對敎育司的新建議，同意何明華提出完整保留5校的建議，敎育司不派代表，3校實存名改，停辦4校，學生轉官校的折中方案。但何明華、施玉騏、及校管委會其他外籍管理員却不支折中方案，堅持必須接納敎育司新方案，聲言這是行政局的最後決定，不能再爭，工人代表感覺無望，表示不滿，決不同意。認為何明華、施玉騏一反過去採取協商方式，解決問題的慣例，而單方面堅持接納敎育司的方案，和行政局決定[30]。

8月18日晚，何明華、施玉騏約見張振南，建議即迅組織“臨時委員會”，管理保留下來的5間勞校，建立副校長制度，副校長人選由工人提名，勞校管委會聘請，被解散的敎職員，何明華、施玉騏答允盡力設法請敎育司安置，7校學生保證能轉入新官校。轉逹敎育司邀請勞敎會1人為敎育局委員[31]。

勞校的成立可以說是港英和左派工會的相互合作的成果，而親國民黨的工會却得不港英的支持，只能零星地開辦學校，因國民黨當時是中國的執政黨，曾試圖收回香港，發起反英暴動，港英着眼防國民黨滲透，更甚於中共。時移世易中共掌政在望，港英打擊勞校，防止中共滲透。

（完）

龍少爺

05.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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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匯報》， 1949年6月17日。

[2]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49-15頁，引葛量洪著：Via Port。

[3]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0頁。

[4]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5] 港粵城委黨：《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5頁。

[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7]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頁。

[9]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3-254頁。

[10]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1]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2]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3]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4]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5] 《勞校管委會致港督上訴書》，載：《星島日報》，1949年6月21日。

[16]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7]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26頁，引：《星島日報》， 1948年5月8日。第426頁，引：《星島日報》，1948年11月21日。

[18] 港粵城委：《香港分局城委致中央及統戰部電──8至10月工運報告及今後策略》，1948年11月6日，載：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件匯集（1947.5-1949.3）》，廣州，1989，第254頁。

[19]《華僑日報》，1948年10月27日。

[20]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葛量洪電報，30.11.1948，CO537/3729。

[21]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覆電，7.12.1948，CO537/3729。

[22]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覆電，16.12.1948，CO537/3729。

[23]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1頁，引：殖民大臣致葛量洪，23.12.1948，CO537/3729。

[24]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

[25]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引：葛量洪，1949年4月2日，CO537/4815。

[26]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2頁，引：1949年1月20日，CO537/4815。

[27]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4頁，引：葛量洪，1949年4月2日，CO537/5780。

[28] 劉智鵬：《香港達德學院──中國知識子的求與命運》，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1，第156-159頁。

[29] 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126-127頁，引：《星島報》，1949年6月24日。

[30] 《勞工敎育促進會為勞校事件聲明》，載：方駿、麥肖玲、熊賢君編著：《香港早期報紙敎育資料選萃》，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第430-431頁，引：《華南報》，1949年8月10日。

[31] 《星島日報》，1949年8月22日。